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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whisper (心字已成灰), 信区: Wuhan 标题: “我理解你为什么要呆在武汉” 发信站: 珞珈山水 (Sat Jun 6 08:40:55 2009), 站内 www.changjiangtimes.com· 2009-6-6 0:27:00· 来源 : 长江商报　　“德中同行”德方总监阿克曼来汉邀请方方赴德交流　接受本报专访　　　　　昨日，“德中同行”项目总监、歌德学院(中国)总院长、著名汉学家阿克曼先生来汉筹备武汉站活动的准备工作。自2007年开始，德中两国政府共同举办“德中同行”活动，已先后在南京、重庆、广州举行过，今年5月21日走进辽宁沈阳，9月20日将走进第五站——武汉。目前，德方已经与我省和武汉市共同确定了整个活动的框架和时间表，并选定了重要活动之一的“德国大道”的场地，相关的文化和科学机构之间也建立起了联系。　　阿克曼介绍说，“德中同行”并不同于其他国家与中国联合举办的“文化年”，它不仅仅是文化活动，还包括经济、科技、教育、体育等方面的活动。结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城市化进程给社会带来了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问题，这便成为活动的主题——“城市的可持续性发展”。相比其他城市，武汉站活动具有不少特色，如强调“武汉与水”的主题，重在教育和艺术交流领域，并会以对话的形式深化两国之间的互相理解等。　　在“德中同行”活动框架内，德中两国学者将围绕两种不同的文化举行对话，艺术家将同台献艺。届时，武汉市民将会有机会体验德国在经济、科教、文化等领域里的灵感与创新。而在家门口举办的“德中大道”活动最终把活动推向高潮，将会吸引广大武汉市民，在德国啤酒、香肠和流行音乐中享受德国式生活方式和饮食文化带来的乐趣。　　昨日，在武汉光明万丽酒店，本报记者见到了阿克曼，并就中德文化交流、武汉城市发展、中国当代文学等话题对他进行了独家专访。　　独家专访》》》　　最根本的中国可能没变化多少　　“互相理解不是理想主义，而是非常实在的东西。遇到问题，一个国家或民族解决不了，假如我们没有互相理解、合作的能力，那么就失去了在地球上存活的条件。” 　　长江商报：您最早是1976年来武汉的吧？　　阿克曼：对，那是1976年夏天。那时候外国人还不能在中国国土上自由旅行，唯一能破例的就是我们这些留学生。记得当时天气很炎热，武汉人家里没空调，都把床搬到马路上睡觉，一大早汽车就从床与床的间隙中挤过去，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82年到1985年我在上海工作时也来过几次，感觉这座城市发展很快。这些年我感觉中国的城市面临同样的一个问题，它们越来越像了，相同的地方越来越多。武汉是一个有历史文化的城市，应该想想该如何在发展中保有自己独特的气氛和生活方式。　　长江商报：作为长期在华从事中德文化交流的使者，您觉得所做的工作哪些方面存在困惑或阻碍？　　阿克曼：我在中国有30年的历史，从中国封闭到开放的各种时期基本都经历过。改革开放30年了，中德之间的真正理解还是很少。比如西藏问题，各自理解还是很浅薄。我不说谁的立场对错问题，也并不赞成西方媒体有时候过分批评中国，但从现象来讲，尽管有网络、电视，好像什么都可以知道，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就互相理解了。真正的理解是你明白他与你的不同，但不同并不妨碍你们的交流。我总觉得文化交流还需要漫长的路要走。我们希望“德中同行”能稍稍推进点这种互相理解、互相尊重的过程。　　长江商报：“德中同行”活动的一大主题是“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德国在这方面有什么经验和教训？　　阿克曼：我很希望中国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能避免我们曾经犯下的错误，可很遗憾的是它依然在重复着我们走过的路。比如说市内高速公路系统并不会成功，这种公路越建得多，道路就越堵塞，我们现在都拆掉了，可中国每个城市还在加速建这类公路。我觉得中国城市有个很大的危机就是，城市只是市民工作、起居、唱卡拉ok的地方，市民们很难有自己属于城市和城市也属于自己的这种感觉。　　“我看《中国不高兴》时有个感觉，就是它用的语言是戈培尔的语气，所以我对此很敏感。” 　　长江商报：您以前写过《门里门外》，是关于中国的书么？现在还在写么？　　阿克曼：那本书只是把我1970年代在中国留学的经历写了出来，现在看来彻底过时了。不过，从有些方面来看，最根本的中国可能没变化多少，比如中国家庭观念、价值观、道德观、心理、思维方式等方面没有多大变化，当然物质上、经济上倒是发展很快，变化很大。我后来没时间写书了，只写些文章，但我希望以后可以把我多年在中国的见闻和经验续写出来。　　长江商报：您翻译过不少中国文学作品，与中国当代作家有些交往，在您看来，中国现当代文学是怎样的状态？　　阿克曼：我与一些中国作家有来往，有的还成为了朋友，他们用特殊的眼光看世界影响了我。我对中国的理解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文学里得来的。文学不仅是事实、数据，也包括担心、害怕、希望等方面的东西。文学是我的爱好，并不是我的工作，不然我没法生活（笑）。文学在中国1980年代是探讨过去、现在、未来的论坛，是政治的工具，承担了很多与文学无关的功能。进入1990年代后，网络代替了文学，中国人的自由度大了，不是一定要用文学表达了，而且文化市场化了，好多我认识的作家转行去写电视剧了。总的来讲，中国文学没有像1980年代所希望的那样发展到世界一流水平。当然，中国也有好的作家，但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应该很少。　　长江商报：听说您这段时间看了《中国不高兴》这本畅销书，能谈谈您怎么看待书中的观点么？　　阿克曼：我觉得这本书有意思的并不是观念和内容，因为其中比较激烈的民族主义观点不只是在中国有，在世界其他国家里也有。我比较不喜欢这本书所用的口气，那种煽动性的东西。中国根本不需要以这种单纯的反西方的方式来找到自己的路。我也不赞同盲目模仿西方的这种80年代的中国心态对中国有利或对西方有利的观点，也不同意用很简单的煽动性的论点来对待中西方关系问题。　　“我在意大利呆过6年，有时候我觉得最接近中国人的西方人是意大利人。” 　　长江商报：歌德曾说：“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感到他们和我们是同类人。”在1990年代的一项全球公民文化研究结果表明德国与中国居民具有价值观选择上的接近性。您怎么看中德两国人之间的相似性呢？　　阿克曼：这种比较很有趣。歌德的这番话有些理想化，他对中国了解得特别少，也没去过中国，把自己的理想投射到中国人身上了，这在西方很普遍。一直到1970年代，不少西方人向往中国，以为中国就是个理想的乌托邦，可真正到了中国才发现不是这样，感觉很绝望。这也是一种互相理解的过程。反过来，1980年代好多中国人以为全盘西方化才能解决所有中国问题，把中国变成一个好地方。其实实际永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我不知道中国人和德国人有多少相同的地方，我就认识两个民族特别爱在饭桌上谈吃饭，一个是意大利人，一个是中国人。中国人和意大利人在外面都一样，最要吃苦的是吃饭问题。当然，这种比喻是我开玩笑时说的（笑）。　　手记》》》　　“我不是汉学家，我是个小官僚” 　　阿克曼，现年63岁，照说已进入花甲之年，但如果仅从外表来看，你绝对猜不出他的实际年龄。他个头很高大，眼睛极有神。他最初是学古汉语的，1970年代来北京留学时，虽看不懂当时的《人民日报》，但读得懂中国古代的诗词歌赋。　　这次采访完全用不着翻译，这是让我觉得特爽的一件事儿。提问前赶紧奉承下他：“听说您是著名的汉学家啊！”话音刚落，他笑着接过去说：“我不是汉学家，我是个小官僚！”　至于自己怎么官僚了，没有往下细说。他还有另一重身份，那就是中国人的女婿。对汉语的精通源于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嗜好，中国女作家、音乐家刘索拉间接成为了他的媒人，为他娶来了一位中国媳妇。　　1970年代，作为一个对社会主义国家充满美好幻想的热血青年，阿克曼学了在欧洲根本没市场的汉学，又选择了来中国留学；参加工作之后，他一直致力于中国与德国之间的文化交流；2007年，他主导的“德中同行”在中国大城市中开演了，如今断断续续地在中国生活工作了近20年。从他讲述自己的经历中，我越来越证实了一点：这个德国老头除了很有个人主见外，身上至今还保留着浓厚的理想主义的色彩。　　和他聊天是愉快的，因为他一开口就滔滔不绝，甚至你会发现他比你还能驾驭好某个话题，时不时说出些精辟的论点。听他与作家方方的聊天对谈，同样让人受益匪浅。谈话间，阿克曼还特意给方方接下来的德国“探险”之旅打气，关心地问她：“你在那边住一个多月，吃不好怎么办？”方方笑答：“我在箱子里放几包武汉热干面，临时救急。”一时间，周围人全都笑了。　　◇链接　　“德中同行”活动为国家级文化项目，是由德国总统克勒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共同监护的德中经济、教育、文化、科技交流活动，由德国外交部主办。活动的目标是增进德中双方的相互理解与信任，开拓德中合作新领域，塑造和维护一个积极的、富于创新的、面向未来的德国形象。　　本组稿件　本报记者　卢欢　采写　　　对话》》》　　对话背景：方方是此次“德中同行”作家交流活动中唯一一位被邀请到德国去交流的作家。她将于6月10日抵达德国德累斯顿住上一个多月。此次远行正式拉开了“德中同行”双向行的序幕。昨日，阿克曼与方方对谈时，鼓励她克服环境变化的障碍，时常写写博客，让大家了解她的异国经历。　　对话嘉宾：阿克曼，“德中同行”项目总监、歌德学院(中国)总院长。　　方方，著名作家、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　　危机：中国城市只是工作、起居、唱卡拉OK的地方？　　◇谈顾斌炮轰事件　　阿克曼：顾斌（注：德国著名汉学家）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一下子文学都热闹起来，中国作家应该感谢他呀！（笑）我觉得他说的没什么意思，可是中国人反应这么激烈就有意思了。　　方方：他有点偏激而已，这些话是比较情绪化的。中国人也显得自卫过度，其实可以不用介意。真正好的作家付之一笑，都无所谓。　　◇谈城市历史建筑　　方方：我们这些文化人只能喊喊叫叫，呼唤保护城市记忆和老百姓的生活记忆，保留老建筑；不要把城市的每一片山、水都开发成旅游区，都拿去赚钱，其实做市民休憩的场所就好。　　阿克曼：我觉得很多管理者把城市看作一个机器，随便什么零件都可以换。但实际上城市是个活物，人性的东西。你们能这么呼唤，我觉得就是因为艺术家对城市的活力有敏感，把活力破坏的话，这个城市就没有天赋了。　　方方：是的，像一个慕尼黑的老太太在武汉生活了13年，八十多岁了还大老远跑回来就是为了看她小时候住的房子。城市老建筑与无数人的情感关联，与无数的城市事件关联。　　阿克曼：每栋房子都有它的记忆，都是活的东西，要不然你干脆把城市变成一个只有高楼、公路、卡拉ok的地方。中国的城市越发展，就越不人性化了。北京市从城市规划来讲唯一成功的地方是“798”，但它是艺术家自己弄成的，东德人盖的，所以就成功了。前年，“798”搞50周年庆祝活动，找回来两个当初造工厂的德国工程师。那时候还是由于斯大林时代的原因，东德自己不能盖这样的房子，所以工程师就跑到中国来实现理想。　　方方：我们这边“武”字头的工厂厂房是当时苏联、捷克盖的，非常有特色，质量也很好。我都去看了，像武锅、武钢的车间都非常漂亮！可它们要拆，我们一大堆作家、艺术家、建筑家就呼吁希望能保留一部分，把它改成公共设施。可是没有用，我估计现在都拆得差不多了，没人听我们的。　　◇谈武汉　　阿克曼：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你为什么要呆在武汉生活了。这个城市还是有特别的气氛。武汉有自己的历史，有大江大湖，有诸多自己的特色，不完全是南方的城市，也不完全是北方的城市。　　方方：对。冬天很冷，夏天又很热。武汉在国中心嘛，从武汉出发在全国范围内自驾游是最方便的。 -- 她走得那么突然，像是蓦然消失在空气中；似科幻小说中那种踏进第四空间的人，咖啡还在冒烟，香烟吸剩一半，人忽然无影无踪，永远不再出现。 ※ 来源:·珞珈山水 bbs.whu.edu.cn·[FROM: 119.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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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whisper (心字已成灰), 信区: Wuhan
标  题: “我理解你为什么要呆在武汉”
发信站: 珞珈山水 (Sat Jun  6 08:40:55 2009), 站内

     www.changjiangtimes.com·   2009-6-6 0:27:00· 来源 : 长江商报

　　“德中同行”德方总监阿克曼来汉邀请方方赴德交流　接受本报专访　
　　
　　昨日，“德中同行”项目总监、歌德学院(中国)总院长、著名汉学家阿克曼先生来汉筹备武汉站活动的准备工作。自2007年开始，德中两国政府共同举办“德中同行”活动，已先后在南京、重庆、广州举行过，今年5月21日走进辽宁沈阳，9月20日将走进第五站——武汉。目前，德方已经与我省和武汉市共同确定了整个活动的框架和时间表，并选定了重要活动之一的“德国大道”的场地，相关的文化和科学机构之间也建立起了联系。
　　阿克曼介绍说，“德中同行”并不同于其他国家与中国联合举办的“文化年”，它不仅仅是文化活动，还包括经济、科技、教育、体育等方面的活动。结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城市化进程给社会带来了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问题，这便成为活动的主题——“城市的可持续性发展”。相比其他城市，武汉站活动具有不少特色，如强调“武汉与水”的主题，重在教育和艺术交流领域，并会以对话的形式深化两国之间的互相理解等。
　　在“德中同行”活动框架内，德中两国学者将围绕两种不同的文化举行对话，艺术家将同台献艺。届时，武汉市民将会有机会体验德国在经济、科教、文化等领域里的灵感与创新。而在家门口举办的“德中大道”活动最终把活动推向高潮，将会吸引广大武汉市民，在德国啤酒、香肠和流行音乐中享受德国式生活方式和饮食文化带来的乐趣。
　　昨日，在武汉光明万丽酒店，本报记者见到了阿克曼，并就中德文化交流、武汉城市发展、中国当代文学等话题对他进行了独家专访。

　　独家专访》》》
　　最根本的中国可能没变化多少

　　“互相理解不是理想主义，而是非常实在的东西。遇到问题，一个国家或民族解决不了，假如我们没有互相理解、合作的能力，那么就失去了在地球上存活的条件。”
　　长江商报：您最早是1976年来武汉的吧？
　　阿克曼：对，那是1976年夏天。那时候外国人还不能在中国国土上自由旅行，唯一能破例的就是我们这些留学生。记得当时天气很炎热，武汉人家里没空调，都把床搬到马路上睡觉，一大早汽车就从床与床的间隙中挤过去，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82年到1985年我在上海工作时也来过几次，感觉这座城市发展很快。这些年我感觉中国的城市面临同样的一个问题，它们越来越像了，相同的地方越来越多。武汉是一个有历史文化的城市，应该想想该如何在发展中保有自己独特的气氛和生活方式。
　　长江商报：作为长期在华从事中德文化交流的使者，您觉得所做的工作哪些方面存在困惑或阻碍？
　　阿克曼：我在中国有30年的历史，从中国封闭到开放的各种时期基本都经历过。改革开放30年了，中德之间的真正理解还是很少。比如西藏问题，各自理解还是很浅薄。我不说谁的立场对错问题，也并不赞成西方媒体有时候过分批评中国，但从现象来讲，尽管有网络、电视，好像什么都可以知道，但这并不表示我们就互相理解了。真正的理解是你明白他与你的不同，但不同并不妨碍你们的交流。我总觉得文化交流还需要漫长的路要走。我们希望“德中同行”能稍稍推进点这种互相理解、互相尊重的过程。
　　长江商报：“德中同行”活动的一大主题是“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德国在这方面有什么经验和教训？
　　阿克曼：我很希望中国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能避免我们曾经犯下的错误，可很遗憾的是它依然在重复着我们走过的路。比如说市内高速公路系统并不会成功，这种公路越建得多，道路就越堵塞，我们现在都拆掉了，可中国每个城市还在加速建这类公路。我觉得中国城市有个很大的危机就是，城市只是市民工作、起居、唱卡拉ok的地方，市民们很难有自己属于城市和城市也属于自己的这种感觉。
　　“我看《中国不高兴》时有个感觉，就是它用的语言是戈培尔的语气，所以我对此很敏感。”
　　长江商报：您以前写过《门里门外》，是关于中国的书么？现在还在写么？
　　阿克曼：那本书只是把我1970年代在中国留学的经历写了出来，现在看来彻底过时了。不过，从有些方面来看，最根本的中国可能没变化多少，比如中国家庭观念、价值观、道德观、心理、思维方式等方面没有多大变化，当然物质上、经济上倒是发展很快，变化很大。我后来没时间写书了，只写些文章，但我希望以后可以把我多年在中国的见闻和经验续写出来。
　　长江商报：您翻译过不少中国文学作品，与中国当代作家有些交往，在您看来，中国现当代文学是怎样的状态？
　　阿克曼：我与一些中国作家有来往，有的还成为了朋友，他们用特殊的眼光看世界影响了我。我对中国的理解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文学里得来的。文学不仅是事实、数据，也包括担心、害怕、希望等方面的东西。文学是我的爱好，并不是我的工作，不然我没法生活（笑）。文学在中国1980年代是探讨过去、现在、未来的论坛，是政治的工具，承担了很多与文学无关的功能。进入1990年代后，网络代替了文学，中国人的自由度大了，不是一定要用文学表达了，而且文化市场化了，好多我认识的作家转行去写电视剧了。总的来讲，中国文学没有像1980年代所希望的那样发展到世界一流水平。当然，中国也有好的作家，但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应该很少。
　　长江商报：听说您这段时间看了《中国不高兴》这本畅销书，能谈谈您怎么看待书中的观点么？
　　阿克曼：我觉得这本书有意思的并不是观念和内容，因为其中比较激烈的民族主义观点不只是在中国有，在世界其他国家里也有。我比较不喜欢这本书所用的口气，那种煽动性的东西。中国根本不需要以这种单纯的反西方的方式来找到自己的路。我也不赞同盲目模仿西方的这种80年代的中国心态对中国有利或对西方有利的观点，也不同意用很简单的煽动性的论点来对待中西方关系问题。
　　“我在意大利呆过6年，有时候我觉得最接近中国人的西方人是意大利人。”
　　长江商报：歌德曾说：“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感到他们和我们是同类人。”在1990年代的一项全球公民文化研究结果表明德国与中国居民具有价值观选择上的接近性。您怎么看中德两国人之间的相似性呢？
　　阿克曼：这种比较很有趣。歌德的这番话有些理想化，他对中国了解得特别少，也没去过中国，把自己的理想投射到中国人身上了，这在西方很普遍。一直到1970年代，不少西方人向往中国，以为中国就是个理想的乌托邦，可真正到了中国才发现不是这样，感觉很绝望。这也是一种互相理解的过程。反过来，1980年代好多中国人以为全盘西方化才能解决所有中国问题，把中国变成一个好地方。其实实际永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我不知道中国人和德国人有多少相同的地方，我就认识两个民族特别爱在饭桌上谈吃饭，一个是意大利人，一个是中国人。中国人和意大利人在外面都一样，最要吃苦的是吃饭问题。当然，这种比喻是我开玩笑时说的（笑）。

　　手记》》》
　　“我不是汉学家，我是个小官僚”

　　阿克曼，现年63岁，照说已进入花甲之年，但如果仅从外表来看，你绝对猜不出他的实际年龄。他个头很高大，眼睛极有神。他最初是学古汉语的，1970年代来北京留学时，虽看不懂当时的《人民日报》，但读得懂中国古代的诗词歌赋。
　　这次采访完全用不着翻译，这是让我觉得特爽的一件事儿。提问前赶紧奉承下他：“听说您是著名的汉学家啊！”话音刚落，他笑着接过去说：“我不是汉学家，我是个小官僚！”　至于自己怎么官僚了，没有往下细说。他还有另一重身份，那就是中国人的女婿。对汉语的精通源于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嗜好，中国女作家、音乐家刘索拉间接成为了他的媒人，为他娶来了一位中国媳妇。
　　1970年代，作为一个对社会主义国家充满美好幻想的热血青年，阿克曼学了在欧洲根本没市场的汉学，又选择了来中国留学；参加工作之后，他一直致力于中国与德国之间的文化交流；2007年，他主导的“德中同行”在中国大城市中开演了，如今断断续续地在中国生活工作了近20年。从他讲述自己的经历中，我越来越证实了一点：这个德国老头除了很有个人主见外，身上至今还保留着浓厚的理想主义的色彩。
　　和他聊天是愉快的，因为他一开口就滔滔不绝，甚至你会发现他比你还能驾驭好某个话题，时不时说出些精辟的论点。听他与作家方方的聊天对谈，同样让人受益匪浅。谈话间，阿克曼还特意给方方接下来的德国“探险”之旅打气，关心地问她：“你在那边住一个多月，吃不好怎么办？”方方笑答：“我在箱子里放几包武汉热干面，临时救急。”一时间，周围人全都笑了。

　　◇链接

　　“德中同行”活动为国家级文化项目，是由德国总统克勒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共同监护的德中经济、教育、文化、科技交流活动，由德国外交部主办。活动的目标是增进德中双方的相互理解与信任，开拓德中合作新领域，塑造和维护一个积极的、富于创新的、面向未来的德国形象。
　　本组稿件　本报记者　卢欢　采写　

　　对话》》》

　　对话背景：方方是此次“德中同行”作家交流活动中唯一一位被邀请到德国去交流的作家。她将于6月10日抵达德国德累斯顿住上一个多月。此次远行正式拉开了“德中同行”双向行的序幕。昨日，阿克曼与方方对谈时，鼓励她克服环境变化的障碍，时常写写博客，让大家了解她的异国经历。
　　对话嘉宾：阿克曼，“德中同行”项目总监、歌德学院(中国)总院长。
　　方方，著名作家、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
　　危机：中国城市只是工作、起居、唱卡拉OK的地方？

　　◇谈顾斌炮轰事件

　　阿克曼：顾斌（注：德国著名汉学家）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一下子文学都热闹起来，中国作家应该感谢他呀！（笑）我觉得他说的没什么意思，可是中国人反应这么激烈就有意思了。
　　方方：他有点偏激而已，这些话是比较情绪化的。中国人也显得自卫过度，其实可以不用介意。真正好的作家付之一笑，都无所谓。

　　◇谈城市历史建筑

　　方方：我们这些文化人只能喊喊叫叫，呼唤保护城市记忆和老百姓的生活记忆，保留老建筑；不要把城市的每一片山、水都开发成旅游区，都拿去赚钱，其实做市民休憩的场所就好。
　　阿克曼：我觉得很多管理者把城市看作一个机器，随便什么零件都可以换。但实际上城市是个活物，人性的东西。你们能这么呼唤，我觉得就是因为艺术家对城市的活力有敏感，把活力破坏的话，这个城市就没有天赋了。
　　方方：是的，像一个慕尼黑的老太太在武汉生活了13年，八十多岁了还大老远跑回来就是为了看她小时候住的房子。城市老建筑与无数人的情感关联，与无数的城市事件关联。
　　阿克曼：每栋房子都有它的记忆，都是活的东西，要不然你干脆把城市变成一个只有高楼、公路、卡拉ok的地方。中国的城市越发展，就越不人性化了。北京市从城市规划来讲唯一成功的地方是“798”，但它是艺术家自己弄成的，东德人盖的，所以就成功了。前年，“798”搞50周年庆祝活动，找回来两个当初造工厂的德国工程师。那时候还是由于斯大林时代的原因，东德自己不能盖这样的房子，所以工程师就跑到中国来实现理想。
　　方方：我们这边“武”字头的工厂厂房是当时苏联、捷克盖的，非常有特色，质量也很好。我都去看了，像武锅、武钢的车间都非常漂亮！可它们要拆，我们一大堆作家、艺术家、建筑家就呼吁希望能保留一部分，把它改成公共设施。可是没有用，我估计现在都拆得差不多了，没人听我们的。

　　◇谈武汉

　　阿克曼：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你为什么要呆在武汉生活了。这个城市还是有特别的气氛。武汉有自己的历史，有大江大湖，有诸多自己的特色，不完全是南方的城市，也不完全是北方的城市。
　　方方：对。冬天很冷，夏天又很热。武汉在国中心嘛，从武汉出发在全国范围内自驾游是最方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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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走得那么突然，像是蓦然消失在空气中；似科幻小说中那种踏进第四空间的人，咖啡还在冒烟，香烟吸剩一半，人忽然无影无踪，永远不再出现。

※ 来源:·珞珈山水 bbs.whu.edu.cn·[FROM: 119.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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