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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tigerger (武二郎), 信区: Reader 标题: 下一个《英格力士》？发信站: BBS 珞珈山水站 (Sat Nov 4 09:49:02 2006) 这篇小说是一个应该算是我一个朋友写的。原文发表在中国学术论坛上。我觉得写的非常不错，大家看看。美好年代作者：高岭（邮箱zhlhlgl@sina.com）老师说：“人生就像黑板上的正弦函数，起起伏伏，从零上升，到达最高点后下落，如此反复，就这样曲折地向前进。”想起这件事的时候我退回到时间的零界点上，看到通往学校的道路上有一片不太茂密的槐树林，道路笔直地从其间穿过，放学后，很多个飞盘在那里盘旋，如果有一个飞到我的附近，我就纵身跃起抓住，向着大喊的人扔回去，然后加入到这个游戏中，直到太阳落山夜幕降临。飞盘在树丛间穿梭往来，碰到树枝来回反弹，发出砰砰的声音。有的女孩子放学路过，捂着脑袋飞快地跑，如果看到冲着她们飞过去的飞盘，就发出阵阵尖叫。这样的事情通常发生在夏天。夏天快要来临的时候，槐树上结满成串的花朵，道路上弥漫着清香，太阳从树枝间照下来，反射出乳白色的光斑。我和别人一样爬上树去，坐在树枝上吃槐花。远远看上去像是蹲着一树猴子。有一天，就是在吃槐花的时候，一只天蓝色的飞盘从右侧飞过来，眼看就到了我的耳朵上，我迅急伸手抓住，冲着树下喊：“我操！谁冲你大爷扔的？” “小孩！给姐姐扔下来。”一个女的！抬着白脸蛋。 “凭什么？飞盘是你的吗？”一看是个女孩我来了劲，冲着大鸿把飞盘扔过去。大鸿在马路对面的树上。女孩又转向大鸿说：“哎！给我扔下来！” 大鸿说：“不行！又不是你扔给我的。”说完又冲我扔回来。我没接住。被那女孩捡到了。她抬头看着我，一扭头走了。我和大鸿齐声喊道：“大姐姐，你慢走，小心碰上二百五！”听到话她忽然回头笑了一下，冲我们吐着舌头做了个鬼脸。 “盘挺大的啊！”大鸿从树枝上攀援着转到我这边的树上。 “什么？什么盘大？”我问他。 “屁股啊！”他压低声音说：“那女的有奶，你发现没？” “你真流氓！”我后悔刚才没看女孩的胸部。过了一阵，大鸿突然问我：“你有没有对象？”我说：“没有。有你能不知道？”他耸着肩膀大笑了半天。我问他：“你有吗？”他说：“当然，你怎么还没找对象？马上就要上初中了。”我说：“我大姐还没对象呢！” “张海燕都换了好几个了，你得赶快抓紧，上了初中还没对象像什么话！量米得趁早，晚了就成二水货了”说完他冲着树下路过的女孩子打了个细长的口哨。我看了一眼那个女孩，头上带着一件海棠花发卡，穿着浅黄色的长褶裙。大鸿说：“这个米就不错！” 我说：“张海燕真的换了好几个？几个？谁？” “李小钢、王海、李亿群那个王八蛋。” “我操！没看出来。”我一边说话，一边扒开槐花察看里面有否小虫。“你呢，你的米是谁？” “以后再跟你说。星期天我带你去开开眼。”说完他冲我笑了笑：“我从没带别人去过！” “什么地方？” “先不告诉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说完我们俩像荡秋千一样辗转下来，向家走去。我们住沙街小区，我家住3号楼，他家住4号楼。我们的身后跟着一群小孩，也刚从树上出溜下来。快到家的时候我问大鸿：“你和你对象都干了啥？”他一个箭步窜到了马路前面，冲着我喊：“干了也不告诉你。”我猜他什么也没干。快要到升初中的毕业考试了，学校加了自习课。放学后不许回家，要在教室里自习四十分钟。那段时间百无聊赖，不知李建军从哪里搞来一本很厚的小说，大家争相传阅。有一天上数学课，我拿到了那本书，书名叫《哪吒闹海》，一看进去就再也不能撒手。到第二节数学课时，我仍然埋着头看，双手把书放在课桌下的膝盖上。突然，教室里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嗡嗡翁的说话声戛然而止。我感到气氛不大对。抬头时数学老师已经站到我眼前。她一把夺过我手中的书，放在眼前看了一眼，大声说：“高岭，我还以为你课堂知识学得好，在读课外书呢！一直没敢打扰你。原来在看闲书。哎呀！你看得那么投入，聚精会神，还真把我给骗了。”她举起手中的书绕了一圈：“大家看一看，啊？《哪吒闹海》！”同学们发出一阵哄笑。我低着头，脸涨得通红。数学老师叫王爱花，梳一个剪发头，是孔东方的二姨。她用右手掐了我的胳膊一下说：“站起来——好看吗？”我不说话。她又掐了一下说：“好看吗？你说不说？”我低声说了句“好看！” “噢？高岭说这本书很好看。”她环顾四周对着大家说。同学们又发出一阵哄笑。 “书是谁的？”她用手指敲了我一个粟凿，紧跟着又敲了一个。 “借的。”我轻轻发出“啊呀啊呀”的声音表示脑袋很疼。 “跟谁借的，本事挺大啊！”敲了一个粟凿。我看到李建军脸涨得通红，脑袋伏在课桌上。胆小鬼！ “跟邻居借的。” “没收了。就那么好看！就那么爱看！”敲了两个粟凿。 “以后不看了。” “站着听课吧！”说完她拿着书走回讲台上继续讲课。我心急如焚，故事情节老在脑子里打转。心里捉摸着怎么把书要回来。下课了，我走上讲台，对王爱花说：“王老师，书能还我吗？” “老师先替你保管，等毕业考试完了再还给你。”语气没有商量余地。红岭湾小学是一个四面环绕建筑、中间露着长方形操场的地方。操场上铺着红色的方砖，冬天的时候砖上有一层薄薄的冰层，在那层波平如镜的冰层里，影印着我的童年生活，有些透明和凉快。校门就开在南楼的正中下部，看上去就像在那幢楼的一楼凿了一个口子。每天，很多小孩从那里进进出出，忍受着不尽的煎熬。门房里有三个老头，每个都凶神恶煞，我一辈子都不曾见过一个地方聚集了那么多坏蛋。这三个老家伙最大的爱好是把迟到的学生关在门房的里间。那是一个没有窗户，黑咕隆咚，伸手不见五指的牢房。其中有一个老头，被大家称作“眼镜”，手指患有一种奇怪的病症，指甲全部卷曲生长，又厚又长，常常把刚入学的小孩吓哭。学校里最霸道的孩子王见了他们也直打哆嗦。快到毕业考试时，我心想：“老子可算要离开这个鬼地方了。”然而眼前有一件事情令我十分头疼。王爱花没收了《哪吒闹海》，不知道后面的情节发展如何，我觉得活着简直没有意思。李建军对我说书他不要了，他说我没把他招出来他很感激。我看了他一眼，这家伙有一对小眼睛、大眉毛，脸蛋白白净净。他爸爸是一个内科医生，所以他经常拿着玻璃注射器在学校玩，对这女生的屁股蛋假装打针。我伏在三楼的铁栏杆上，冲着楼下的小孩唾了一口唾沫。一个小男孩正在跳皮筋，他抬起头来问“谁唾的？” 我说：“你大爷。”然后吸了口气又唾了一口。跳皮筋的小孩 “嗖”的躲进了楼檐下。李建军也唾了一口。铃声响了，接下来是语文课。课上到半截，教室门被推开了，走进来一个个子瘦高、头发黑白相间的老头。我们班主任马大头以前所未有的谦和口吻说：“张校长，您有什么事？” “你们班的纪律有问题啊！五年级的同学冲着二年级的小同学吐口水，成何体统？”说完这些话他扭头道：“进来，是谁吐得你们，你指出来。” 我操！那个小屁孩找上门来了。我把头藏在语文课本后面，扭头看了一眼李建军。他也把头埋在了课本后。那个小孩直接指着我的位置说：“就是他！”这小子怎么认得这么准！校长把我和马大头叫到他的办公室，我们俩并排站着挨了一顿训。校长说这件事情很严重，非得有一个比较满意的处理结果。他说：“马老师，你说吧，怎么办？” “李校长，我对班里的学生管教不严，我失职。这一次我一定严肃纪律，让同学们对校风校纪提高一个认识，把您的关心和意见传达下去。” “改革开放都快十年啦，怎么学校里还有这种事情发生，这说明我们的工作做的还不够细致、不够深入。嗯！回去以后一人写一份书面检查，回头由你交给我。”李校长呷了一口茶，扭头看着我，又冲马大头说：“马老师，这孩子学习成绩怎么样？” “学习成绩是很好的，就是调皮点。”听到马大头这么说我心里后悔死了，居然害得给我说好话的老师替我背黑锅。 “噢！成绩好就更得注意德育教育，不能把一个聪明的孩子毁了吗？——以后要注意文明礼貌！大同学就更不能欺负小同学啦。犯了错误要改，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吗！” “嗯!”我看了看马大头，他瞪了我一眼。我们从校长办公室出来，校长和马大头走在我后面。我听到校长说：“我也是没办法，那孩子他爸是局教育处侯处长。你说这孩子吐谁不好，非吐他呢？”接着我又被马大头叫到他的办公室。王爱花看到我立刻站了起来，他对马大头说：“啊啊啊，又是高岭，昨天就在我的课上看闲书——今天又干什么坏事了？”我低着头不说话。马大头扭头看着我：“你还在课上看闲书？”我怨恨地看了王爱花一眼。 “哎呀！你还敢瞪我。——马老师你看，他还瞪我！你再瞪一眼？” 这时候，马大头忽然用他的大手冲我后脑勺拍了一巴掌，嘴里说：“把你能的！” “马老师。我错了。” “下午把检查交到我这儿来。回去吧！” 听到这话我一溜烟跑回了教室。教室里乱哄哄的，大家都在打闹。看到我后面没跟着老师，安静了一霎那的教室又复归喧闹。坐在前排的燕珍扭头说：“老师没打你吧？” “没有，叫我写检查！检查不会背一辈子吧？” “不会！咱们才多大，还没有个人档案。再说你这点事算什么！我家里有一本写了很多检查的笔记本，是我哥抄的。借给你用一下。” “真的！那我放学后跟你去拿。”我们俩相视而笑。王建国在桌子底下用脚踢我，一脸坏笑。我冲他“去”了一声。看得出同学们都很开心，因为这节课没有老师，可以随心所欲的说话。下课铃声响了。大家早已把课桌书包都收拾好，所有的人一跃而起，“哗啦”一声从教室里蜂拥而出。走廊和楼梯上涌动着叽叽喳喳的学生，不一时操场上就排起了整齐的队伍。大家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列队回家。一出校门我就把红领巾摘了下来，这个“牵牛绳”是我最痛恨的童年遗物，一想到它就恨得牙痒痒。大鸿和史君正在俱乐部的白色石柱下等我。我对他们说我要去秋沟街，让他们先走。他们走了以后，燕珍从派出所外的街道走过来，她边走边看，发现了我，我迎上去。她低低地对我说：“我走前面，你跟着，别说话，注意别跟得太紧。”看来她比我有社会经验。我们俩一前一后往她家移动。秋沟往里走是钛矿生产区。这种材料是用来制作飞行器的，要从很深的地下岩石中挖掘，打到地下的通道每天都往上运很多无烟煤、白垩石，所有的东西都运往很远的地方掩埋。这段地方灰黑灰黑的，从地面到楼房，从树木到人，到处都披着一层煤灰。下水道的铁盖不知道被谁偷去卖了，空气里有一股酸辣的味道，就是后来在中学里闻到的亚硝酸的那种味。下水道里漂流着一层油腻腻、表面像蜘蛛肚皮一样的液体。人们就像一群灰毛怪物。真不知燕珍是怎么在这个鬼地方长大的。她们家住在秋沟12号楼4单元2层。我在楼下等着她。她很快从楼道里跑出来，手里拿着一个绿皮日记本，她又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个河北鸭梨递给我，然后跑了回去。至始至终一句话也没说，动作飞快。这娘们真够意思！我想对她说我长大了要给他在别处盖一处房子，可惜没来得及。燕珍梳着一个很短的朝天辨，个子娇小。我们俩的友谊是在上课时说闲话时建立起来的。她喜欢给我讲他哥哥惹了她被父母教训的事情，不厌其烦地跟我讲其中的细节。她喜欢问我父母的事，我很少讲给她听。我的父母从不偏袒我，如果和哥哥闹矛盾，通常是各打五十大板。回家以后我饭都没顾得上吃就迅速抄了一篇检查，并且做了一些改动，结合了一下现实问题。我觉得燕珍的哥哥是个天才，知道什么叫有备无患。在这些方面我还不具备未雨绸缪、深谋远虑的思想能力。可惜这个日记本要还给人家，否则可以解救多少难兄难弟啊！吃过午饭后，我来到槐树林里。天气有一些阴，树枝在风中晃来晃去，空中偶尔漂浮着一两片槐树叶子和几朵槐花。槐花是一种漂亮的白色小花朵，成串地结。城市里到处都是槐树和梧桐树，但我们喜欢到槐树林里。大泓和史君正坐在一棵歪脖子树上，他们冲我打了个口哨。沿着粗裂的树干还依次坐着二鸿、蛤蟆、小五、红军。我爬上树去。坐在这里的人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都是一个班。我至今仍然想不明白为什么要在五年级的时候分班，不知道是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小学都如此。我从书包里掏出那个笔记本给他们。大家惊羡不已，不知道还有这种东西。我得意地笑起来，说：“燕珍她哥的。好吧？” “不错不错！”大家纷纷附和。大鸿说：“燕珍她哥在中学排名第二，外号‘老二’。中学除了黄毛就数老二最厉害，下来是毛驴和小二小。” “那‘板牙’排老几？”红军插话。 “他连前十也进不去。根本排不上号！” “我操！板牙连前十都进不了。他没上初中以前是老大呀！”蛤蟆瞪起两只大眼珠。我说：“在小学凶顶个屁！你知道菜根吗？” “知道，‘四菜’嘛！” “‘四菜’要是到中学去，没人敢说自己油。谁要敢趁就是死路一条。” 小五突然说：“你们看你们看你们看，谁？” 我们看到王老师的二女儿从马路远处走过来。这女的跟他妈一样个子很高，比我们高一级，上初中了。她好像穿着高跟鞋，挺胸抬头，走路一扭一扭的。大家目不转睛的盯着她。走到近处的时候她的脚踩到了沥青路上的一个小坑，脚脖子一崴身体来了个趔趄。我们在树上哈哈哈地笑起来。她忽然抬起头来生气地说——居然用普通话：“笑屁呢！”大家笑得更起劲了。联想到他妈欺负了我们整整四年，心里升起一股无边的快意。槐花开始往地上落了，这说明天气就要变得炎热无比。我们在树上又待了一会儿，陆续又上来几个人。我往书包里装了些槐花。过了一会儿，大家懒洋洋地往学校走去。这段路上有很多瓦房，规则地排列着。房子外的墙面上刷着白灰，白灰上写着“男女都一样，只生一个好。”之类的标语。在道路的尽头有一座电影院，大人们叫它俱乐部。路在这里一分为二，然后再二而合一。电影院远远看上去就像电视里美国白宫的形象，两边是望不到头的槐树林和梧桐树林，也是希腊式石柱，三角形的顶，只是没那么白。在电影院的巨大雨檐上蹲着三尊长方形大喇叭，每天，放学后，我们从那里经过就会听到马季和赵炎的相声《吹牛》。我记得我第一次经过那里的时候，坐在露天的木椅上听了好长时间山西梆子和相声（相声和山西梆子交叉播）。贴电影海报的玻璃橱窗里有很多艳丽的人像，男的都绷着脸，手里握着刀叉剑戟；女的一律浓妆艳抹，一脸诡谲。电影票一律三角钱一张，但据说很快要涨成五角钱了。我们大摇大摆地从电影院门前走过。何小平正带着一帮小孩在废弃的锅炉房里抽烟，烟一股股地冒出来，就像是锅炉正烧着。到达学校后我迅速把日记本还给了燕珍。我把书包里的槐花用手捧出来，放到她的课桌里。白色的小花铺满了屉斗，香喷喷的。燕珍跳起来，她十分喜欢这个。陈雁嚷嚷着问她要，她抓了一小把给她。星期天，大鸿如约来找我。他带我坐1路公车到了人民公园。我看到蒙河岸边的柳树已经垂到了河滩上，有一些人正在河滩的玉米地里劳作。一条黑乎乎的溪水在很宽的河床上流淌着。此时正值黄昏，人民公园在一座山丘上俯瞰着市政大道，从远处望就像一只张开双翅的蝙蝠。那里的半山腰上有一片郁郁葱葱的松林，山顶有一座显眼的尖塔，一条人工瀑布从塔的下方直落下来。马路上有不少人，电影院刚刚散场。我感到有些好奇，不知道大鸿为什么带我来逛公园，说心里话我兴致不高，因为已经黄昏时分，肚子有些饿。大鸿在小卖部里买了两包糖花生。我心情略有好转。大鸿带着我一路到了那片松林里，没有在其他地方逗留，从西向东一直走到了公园的尽头。我建议我们去山上的动物区去看老虎和狮子，大鸿却说好看的在树林里。他脸上兴奋的表情打动了我。我们在一片草丛里埋伏下来，一边吃花生一边等待。不一会儿，小路上传来脚步声。一对青年男女进入视线。我有些知道是要看什么了，但到底会怎么样却又不清楚，心情莫名地紧张起来。我们一动不动，坐在路边的草丛里，看着那对情侣坐在一棵比较隐蔽的松树下。很快，他们俩就搂在了一起，耳鬓厮磨，卿卿我我。我感到脸上火辣辣的，胸口扑通直跳。那个男的穿了一件风衣，他忽然把一只胳膊脱出来，然后那个女的钻进了他的衣服里。我操！什么都看不见了，光看到那件衣服来回蠕动着。我心里暗暗着急，却又不敢出声。小鸡鸡紧紧地顶着裤子，肿胀难当。我扭头看了看大鸿，这家伙两眼直勾勾盯着前方，面红耳赤，呼哧带喘的。我“扑嗤”笑了出来。他举起手对着我“嘘”了一声。我不再出声，我们俩认认真真地看起来…… “这女的真他妈欠操！”大鸿低声咕哝。我好奇地问他：“你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 “小华发现的，他告诉的我。” “小华这小子怎么没告我。咦？这小子怎么运气这么好，他看了多久了？” “不知道。嘘……又有人来了。” “我操！今天运气不错！哈哈哈哈”我压低嗓子笑起来。大鸿脖子里挂着一个有桃形坠子的项链，外圈里边套着一个内圈，可以任意转动，十分精致。我从他脖子里摘下来把玩。我说送给我吧，他说早就承诺给他二姐了。刚来的一对钻进了上面斜坡的草丛里，天色已经暗下来。我们俩慢慢挪动身子，找到一个有利的位置。我瞪大眼睛，看到一幕直叫人心跳的风景。这时候，那个女的突然对着男的耳朵说了几句话，男的转过身来，对着我们藏身的方向喊道：“找死呢！滚！” “你才找死呢？”我大声回了一句。那家伙没提裤子，不敢过来。说完我们起身快跑，像一股风，边跑边笑。路边的草丛里探出不少头来。快到期末考试的时候，学校组织毕业班的学生体检。这件事情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可资想象的空间。我们相约到公共浴室去仔细地洗了澡，探讨了一下关于体检的诸多事宜。有人说体检要脱得光不溜求，还要检查睾丸（我们叫蛋）的发育情况。说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大家有一些发疯，不知道女生是不是也要脱得一丝不挂。这一天是个大晴天，学校外的小食摊上摆上了新近出现的小红果。上午八点钟，老师带我们来到了位于学校后的一个封闭的四合院内。这里有几棵高不见顶的大树，郁郁葱葱。整个院子光斑点点，幽暗静谧。在院子的中央有一口水井，水井的旁边有一口大瓮，瓮的右侧是一个带偏顶的走廊。走廊的木柱上刻有许多小兽的浮雕。有的窗棂已经被改造成宽大的玻璃窗，映衬着屋里的百褶落地窗帘。听说这里过去是学校的仓库，如今是区计划生育委员会所在地。我记得有一年冬天，在电影院的礼堂开省计生委大会，学校的学生和老师在凛冽的寒风里敲了一下午的鼓，拍了一下午的衩儿。那时候我站在电影院门前的大台阶上不知道操了多少遍计划生育委员会。如今来到了这个地方，不知道里面都有些什么鬼怪。我四处张望一番，发现女生和男生已经被老师分开集合。男生在院子的左侧，女生在院子的右侧。这时候年级组长（十班的班主任语文老师）对我们说：“先检查女生，后检查男生。大家先等一等。”学生堆里发出一阵笑声。老师说：“笑什么？检查身体也笑。没检查过吗？”很多学生跟着起哄：“没检查过。”然后又是一声哄笑。女生们已经陆续走进西厢房，房子里什么声音也没有。看护我们的男老师点着一支烟去上厕所了。这时候七班的韩剑悄悄地挪到西厢房的窗沿下，趴在那里看了一会儿。所有的人都默不做声，盯着眼前的一幕。不到两分钟，韩剑猫下身子挪了回来。靠近人群的时候他激动地说：“我看见二班王晓红的奶头了，黑乎乎的，这么大！”他用手比划着。人群有一些骚动，老师回来后，很快又平静下来。王晓红是个胖女孩，夏天的时候她的胸部为所有男生和女生提供了关于早熟和性特征的想象。上体育课的时候，孔东方曾经对着正在接力跑的王晓红喊“一二一”，结果被体育老师痛揍了一顿。他说这件事情发生在其他女孩子身上情况就不一样。他说王晓红的胸前掉着两个大水袋子，晃晃荡荡的，极富节奏感。我很想到窗户上去看看王晓红的奶头到底有多黑、多大。我想别人也在这么想。女生们终于检查完毕，轮到男生进去了。她们稀稀拉拉地从西厢房走出来，说说笑笑，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尴尬事。我看了一眼燕珍，她冲我笑了一下。房子里很空旷，有四个白大褂，分坐在东西南北四个角，三女一男。左边有一个量体重和身高的仪器，右边测量血压和血液，还要打两针预防针。我记得大概就是这些。所有的人都脱光了上身，留一个内裤。这么做仅仅是为了测量身高和体重，并没有一双毛茸茸的大手使劲捏我们的蛋，传言是假的。我怀疑韩剑并没有看到王晓红的奶头。即便是看到了也不可能看清。屋子里光线昏暗，充斥着一股令人作呕的霉味。韩剑的手势太夸张了，把奶说成了奶头。我对母亲的乳头有一些记忆，既没有那么大，也没有那么黑。那之后在校园里碰到王晓红，我有一些晕眩。毕业考试终于结束了。我心里十分兴奋，再也不用天天早晨系那条该死的红领巾啦！在学校里不系红领巾要扣班级的积分。我常常误了起床的时间，不止一次忘记系红领巾，经常在上学的路上半途而返，跑回家里系那条该死的东西，跑得太急，曾经撞翻过别人的自行车，乱跑的小孩，在冬天的路上滑倒，不一而足。天气异常的闷热，我们整天都待在槐树上，在树荫里乘凉、闲聊，从一棵树上转移到另一棵树上，嬉戏、打闹，没完没了地叫唤。路过的邻居们都说这群孩子都快成猴子了。除了晚上回家睡觉，我们总是待在树上，连吃饭有时候也在。中午的时候，有人轮流值日，拿着饭盒到每一个人家里去取饭。回来以后大家吃大锅饭，这种吃法很香，饭量都长了不少。快到开学的时候，很多人的个子撺了一大截，大鸿和我的嘴唇上都长出了毛胡须。树上有休息睡觉的地方，有吃饭的地方，有排便的地方，还有储藏室。每一个人都能轻易地从一棵树上攀援到另一棵树上，再转移到自己要去的地方。有的树与树的间距太大，不能直接过去，但总能从另外的树上转过去。没有特殊的事情，谁也不愿意到树下去。可口的槐花早就谢光了，但树枝间仍然有一股清香的味道。附近的孩子都想到树上来玩，但没有大鸿的许可是不行的，他是这里的大王。有一天，一群苹果园的孩子想在槐树林占领一片地盘，他们由小李钟带领。我们向他们发出了警告。这些家伙居然冲我们扔石头！我们呼啸着迅速向储藏室冲过去，很快，大家的手里都多了一截十分趁手的槐木棒子，还有许多从建筑工地上搬来的石子。仅仅七八分钟，就把一伙入侵者打得落荒而逃。树下的孩子大多数时候在玩飞盘，这种游戏通常是男孩子玩，飞盘在树底下飞来飞去。有时候我来了兴致，冲树下的小孩叫道：“哎，把飞盘扔上来。”就在树上与他们玩一会儿。树下的草丛里有一些木制的长椅，很多人坐在椅子里搞对象。我们悄无声息地移到椅子的上方屏息观看。但椅子里的人总是很规矩，完全没有在人民公园里的情景令人心跳。小华、我和大鸿懒洋洋地看着二鸿、蛤蟆、小五、红军等几个在那里津津有味的神态，觉得索然无趣，不知不觉地总是睡着。我们像几个爱打哈欠的狒狒，暑假一眨眼就在槐树上睡过去一个月。听说成绩单下来了，我们去学校看考分。到了学校以后，我径直来到马大头的办公室。一群学生正围在老师的办公桌上查询自己的分数，叽叽喳喳吵个不停。我看到我们班同学李晓霞，她穿了一件浅绿色的长裙，白色的背心。背心的领口敞开着，脖子里挂着一个项链，有一个桃形的坠子。我的语文成绩81分，数学成绩100分，还算差强人意。我领了毕业证去找数学老师王爱花。她也在同一间办公室。我对她说：“王老师，我的书能还我了吗？”她一脸疑惑地问：“什么书？”居然想赖账！ “就是我上课时被你没收的《哪吒闹海》。” “噢！你看老师这记性，好的，老师给你找找。”说完她打开办公桌的抽屉开始翻找，找了半天没找着。我得意地看着她。数学老师的年龄并不大，但是我老觉得他和我妈年龄差不多。她说：“老师明明把书放在抽屉里的，看来被别的老师拿去了。” 我说：“肯定是被你妹妹拿去了，我见她在教室里看过！”王爱花生病休息的时候经常让她妹妹来看着我们，算是代工。她妹妹那段时间正怀着孩子，有一个天大的肚子。她总是坐在讲台后的椅子上，斜靠着椅背吃零食。有一次，她边吃零食边看《哪吒闹海》。我记得很清楚。书还是没有找着。这时候我看到燕珍进来了，我们俩给了对方一个眼神。她今天穿的是一件粉红色的连衣裙，我觉得很漂亮。王爱花被我逼得实在没办法了，把她家的住址抄在一个小纸条上给了我，要我第二天去拿——我认定那本书在她妹妹手里。我从办公室里出来，远远地看到燕珍正在爬竿旁的滑梯上坐着，走过去。她抬起头来对我说：“你跟王老师说什么呢？” 我说：“她把我的《哪吒闹海》弄丢了。我明天去她们家取” “那你就不依不饶的啊？你就不能原谅老师？你数学成绩好，还不是她教的！” 听到这话我也觉得自己有些过分。我说：“那怎么办？” “要是真丢了，你还要老师给你买本新的呀？” 我更无地自容了，把那个纸条随手丢掉。我说：“那我不要了，明天不去了。” “你考了多少分？” “语文81，数学100。你呢？” “语文95，数学94。” “你的语文怎么这么差？你是不是偏科呀？” “听说上初中后要重新分班，咱俩不一定能分到一个班。”听到这话，燕珍忽然不说话了。我又说：“不分到一个班也能碰上，你可以到槐树林来找我。” “嗯！”她点了一下头。已经到正午，我们俩分手了。回家的路上我老觉得有一件什么事情没弄对。走到电影院拐角的时候猛拍了一下脑门：“哎呀！李晓霞脖子里的项链是大鸿的呀。我操！”原来大鸿的对象是李晓霞，我心里五味翻腾，心急火烧地匆匆赶往大鸿家，可惜这小子不在。我看了看他二姐的脖子，并没有看到那串项链。我想到槐树林去，又觉得还是回家好。妈妈正等着我的成绩单。夜里，我躺在床上，想到上了初中再也不能和燕珍说话，心情很忧郁。接下来的日子，我们整天都在树上生活，几乎成了一群名副其实的猴子。我们从家里找来木板，铁钉、榔头、铁丝、钳子等物品，在最大的那棵歪脖子树上作了一个简易的有顶的房子，这样就可以在下雨的时候也待在树上。大人们以为我们发了疯，有一天，他们联合起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互相通了气）对我们进行了一次围剿，收效甚微。大家收敛了不少，定时回家吃饭和睡觉，只是偶尔中午在树上进餐。槐树上的槐籽已经长得很大了，一串串地吊在枝头。这是一味中药，可以卖钱。书上说槐树花蕾干燥后之为槐米，果实称之为槐角，其味苦，性微寒，有凉血、止血的功效，可治痔疮、肠风、大便出血、跌打损伤、瘀血肿痛，痈肿疱疡等症。槐籽入药有明目黑发、补脑益寿的药用价值。我们经常组织一帮小孩采摘槐角，储存在储藏室里，干了以后拿到药材公司的收购站去卖。大人们不知道我们每个人手里都有一点钱。树上藏着钱、食物、水、健力宝、香烟、啤酒和武器。大家十分热爱这个领地，无论有什么事都要到树上来商量。在这个暑假，又有七八个小孩加入到我们的群体来。小李钟曾经带着他哥哥大李钟和一帮小孩又来攻打过一次，这一次我们用早已准备好的弹弓给他们吃了苦头。弹弓是用槐树枝和李建军他爸医院的输液橡胶管做的，威力巨大！有一天傍晚，大鸿终于把李晓霞带到槐树林来了。第一次有女孩来这个城堡，我们用火腿和啤酒庆祝了一番。然而随着假期的结束和新的中学生活的临近，所有的人都有些意兴阑珊。有一天，我们正在树上玩水枪的时候忽然下起了太阳雨。我们躲在树上的小房子里，快到中午饭的时辰了，大家都想早点回家。很多人聚在树底下避雨，有不少人是在槐树林里散步的情侣。我看到一个女孩儿，有点眼熟，雨打湿了她的连衣裙，衣服湿漉漉的搭在她纤长的身子上，玲珑凸伏，凹凸有致。她的胸脯起伏不定，看上去饱满而富有弹性，不时地有一些水滴滴答答地往下流。我盯着那里看起来，我就在她头顶的斜上方。李建军、大鸿、小华、二鸿正在房子里滚猪。他们经常杀猪般的嚎叫，这引得那个女孩往上看了一眼，正与我四目相对。我当时的样子看来并不雅观：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坐在一根树枝上，斜靠着支树屋的栅栏，手里拿着一根嫩树枝，衔在嘴里嚼，眼睛直勾勾的顶着人家的乳房看，大概还有些面色潮红，嘻皮笑脸。就在她抬起头来看到我的瞬间，我忽然想起她是谁了。就是前一阵子把飞盘飞到我手里的那个女的，脸蛋白皙，面含诡谲，看样子她的年龄比我们大不少。不知怎么的，我感觉到一阵前所未有的害羞，脸上像撒了辣椒面火烧火燎的。可能是出于行为定势，我没有把眼睛挪开，我们俩就这么天上地下的对视着。她忽然笑了一下，然后扭头去看马路上的行人。这一笑叫我顿时愁肠百结，激动不已。当我刚刚回过神来的时候，雨停了，树下的人群一散而尽。我诅咒了半天老天爷。太阳雨就这样，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从那之后的几天里，我整天伏在树上盯着地面看，希望看到那个女孩，但再也没有看到。我生平头一次陷入了强烈的单相思，整日恍惚不定，不知所以。开学的日子终于还是到来了。母亲给我买了一个新书包和一双新球鞋。大鸿的爸爸退休了，在社区的商店里开了一个照相馆。李建军用针头扎了邻居家的孩子，让他爸揍了一顿。小华的鸡鸡上长出几根卷曲的黑毛，他很害怕，洗澡的时候询问我们，这时候大鸿才发现自己也长了几根。我没有长，我有些羡慕他们。但只有我和大鸿的嘴唇上长出了细细的绒毛。听说桥头街的刘家凌把板牙打了，我和大鸿迅速与他取得了联系，也把他叫到树上来了。蛤蟆的爸妈终于离婚了，他跟了他妈，他爸是个气功教练，跟一个学生好上了。大鸿建议我跟张海燕搞对象，我说：“她都几水货了，还能要吗？”他说：“又没被人操过。”我说：“没操过也不行。”这就是那个暑假最后几天我所能记起来的事。开学的日子我起得很早。正在吃饭的时候大鸿在楼下喊我。我们俩来到槐树林。蛤蟆、小五、红军和小华正在歪脖子树下等着。我们一行六人并排着向中学走去。中学比小学远一些，坐落在北角的路口。这条道路在电影院的左侧，过了电影院左转就会有一条坑坑洼洼但十分宽阔的道路，在道路的尽头竖立着一道正方形水泥大门，门上有四个银光闪闪的大字“第四中学”。这几个字用铁架支得很高，因此就照得很远。小学的时候我对它有些印象，大概也就是这些。我小的时候脸蛋圆润，皮肤白皙，是个漂亮的小男孩。父母从来不过问我的学习，因为我数学总考100分，他们觉得语文并不重要。“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句格言在我读书的时候正大行其道。老师们不太喜欢我，因为我身边总是聚集着一群调皮捣蛋货。我从来不和老师喜欢的那种拍须告密者来往，“道不同，不相与谋。”小学的数学老师都比较恨我，因为我经常在课堂上当众指出她们讲课的错误，那时候我不知道人情世故，还以为帮了老师忙。我走在通向中学的道路上，内心有一些激动，有一种想要在新的天地里大干一番的冲动。这条道路看着短，走着长，坑洼不平加上刚下过雨，还真有些坎坷。小五和小华勾肩搭背，左顾右盼。路上有很多大孩子，也是三五成群。中学的女孩子都比较好看，她们打扮入时，个个花枝招展。路上有一排工人宿舍楼，是属于煤矿生产队的。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楼房整齐划一，窗户都是弧顶。据说这是旧俄时期的建筑风格，是抗日战争结束后建起来的。在楼房和宽阔无边的马路当间，有两排叫不上名字的树。这种树个子不高，叶子像人张开的手掌和鸭蹼的混合体，看上去像针叶，仔细看又属于阔叶。在树枝上还有许多粉红色的棉花一样飘逸的花，像有色的小型的云彩。有人说这种乔木来自遥远的美洲大陆，花朵有毒。在我看来它是一种华而不实的树种，远不能跟槐树相比。树林里的钉鞋匠过去做过木匠，他说槐树的花、根、干、果实，都有用。槐树木材很优良，心材黄褐色，边材白色，质地较硬，纹理直而富有弹性，能耐水湿和腐蚀，是造屋、建筑、制作家俱、车辆、造船、雕刻、农具的重要用材。槐花和槐的果实能制成染料染布，槐豆能制酱油、醋等。槐叶可作槐叶饼，即槐叶冷淘，是一种凉食，用面与槐叶、水等调和，切成饼、条、丝等形状，煮熟，用凉水汀过后食用。这一天是1990年9月1日，天气晴朗，有2―3级西北风。我进入市立第四中学，等待命运的安排。在乱哄哄的操场上，一个带着黑边眼镜的老头站到了主席台上。他手里拿着一个扬声器，对着眼底下的人群大声喊：“同学们！请你们按原来的班级列队等候。原来的各班班长负责组织自己班里的同学在操场列队，从我的左手开始，1班在左，2班在右，以此类推。同学们！请你们保持纪律，请你们按原来的班级列队等候。”很快，乱作一锅粥的操场顿时恢复了秩序。我在队伍里来回寻找，没有发现燕珍，于是四处张望。我看到王晓丽后问她：“燕珍没跟你在一块儿吗？”她故作惊讶地说：“你不知道啊？燕珍不来四中，她们家迁到兴隆区去了。他爸把她转到市一中了。”我操！听到这个消息我好一阵缓不过神来，觉得天旋地转，生活好像一下子掉入了万丈深渊，瞧着贴着磨光砖的教学楼，只觉得脑袋嗡嗡直叫。同学们都很兴奋，每一个人都穿戴整齐，脸上洋溢着愚蠢而幸福的表情。这时候，拿着扬声器的老头又开始讲话：“同学们，下面请教导处张主任宣读欢迎新同学致词。”底下爆发出一阵浪声般的掌声。从记事起，大家就在讲话前和讲话后鼓掌。这时候主席台的女儿墙后面出现一个黑黑的脑袋尖，大家听到一个中年妇女的声音从扬声器里发出来。同学们都踮起脚尖，竭力想看看教导处主任的尊容，无奈她老人家实在太矮，因此那份深情的欢迎词也就失去了并貌的可能。我呆呆地看着操场尽头的一排高低杠和双杠，心灰意冷。操场的背后是一片山麓缓缓的斜坡，那片斜坡上寸草不生，一阵风刮过来，杨起一些细密的黄土，嚯嚯呀呀地扑面而来，罩住了操场上所有的人，有一股“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架势。教导主任的讲话很快结束了，接下来是刘书记（戴黑边眼镜的人）宣读初一年级每个班的新生姓名。他说：“我点到哪个班，哪个班的班主任就到操场前面来，听到名字的学生到老师跟前站好，然后由你们的老师带回自己教室里。”大家眯着眼睛，竖起耳朵，捕捉自己的名字。这时候，右侧教学楼的三楼过道上突然出现几个跑动的人，有一个穿黄军装的家伙拼命逃窜，身后有三个人在追他，一个赤手空拳，一个手提铁锹，一个拎着脸盆。所有的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吸引了过去，整个学校顿时寂静无声。逃窜的家伙跑到了过道尽头，用手握着脑袋高声尖叫，随后赶到的人则是一顿拳脚相加。脸盆和铁锹以及栏杆相碰，乒乓作响。我看到铁锹一次次地冲着被打的人身上砸去，那家伙忽然大叫一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翻阅铁栏杆，纵身从三楼跳下。人群整齐地发出一声“嗡”，个别女孩子被这架势吓得尖叫，来送孩子的家长则抱住了自家的孩子。 “赶快叫救护车！体育老师把楼上的学生堵住！”扬声器发出一声大吼。刚刚站到操场前面的初一１班的老师茫然的等待着自己的学生。这时候，令人惊异的一幕发生了：从三楼跳下来的“黄军装”居然站了起来，摇摇晃晃地走起路来，看样子想要到什么地方去。人群又传出一声整齐的“吁――”，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几位老师迅速过去扶住了他。操场上没有铺砖，大风从山坡上刮来一层宣厚的黄土，具有很好的减压性。事情很快过去了，继续分班。我懵然无畏地站在队伍里，脑子一片空白，队伍里不时有人走出去。过了好一会儿，站在身后的王晓丽提醒我：“高岭！你怎么还站着，你被分到154班了。”我懒洋洋地往操场前方的旗杆处走过去。那里已经聚集了一群人，有一个女老师站在正中，手里举着一份名单。我觉得有些不对，用手擦了擦眼角，定睛看了看。我操！完了完了完了。老师居然是她，居然是……那个槐树林里的“大胸脯”。我扭身就走，在校园里溜达起来，举棋不定，一直到了中午放学。我在校门口等着。大鸿、小华、红军很快出来了。我想听一听他们上午都在新班里干了什么，但他们根本没说。大家很快谈论起上午的打架事件。“黄军装”就是大名鼎鼎的毛驴，在中学是排在四大金刚里的老三。我们不能想象这样的大人物居然被人打得跳了楼，大家不住地感慨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看来要在中学称王称霸要冒很大的风险。这使得大伙有些灰心丧气。在小学的时候怎么会想到打架打到跳楼这样的境界。放学的路上有很多初二初三的学生，他们看上去已经像小青年了。男男女女，说说笑笑。看着这些已经不再是小孩的人，我感到有些惶惑和不能自持的恐惧，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没有什么力量在这样一个更大的环境中立足。我想到我的新班主任，更是不寒而栗。不去上学是不可能的，非但父母不答应，就连自己也害怕脱离组织。一个人在街上游走有什么乐趣？我问了问他们，每个班的老师都做了相同的几件事：念名单核对学生；告诉大家收69元的书费和学杂费；排列座位；宣布班干部和各科委员名单；打扫卫生。我跟大家讲了班主任的事，他们哈哈哈地笑起来，都说下午要去看看我的老师什么样。这群混蛋！吃过中午饭后，我照例到了槐树林。我的衣服里揣着69块钱。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我终于想通了，去是死，不去也是死，还是去的好。有几个人已经在树上围成一团。我听到他们还在谈论上午的事，这件事情给大家来了个下马威。看来中学是个是非之地。我坐在一个劈叉上，心里忽悠忽悠的，捉摸着下午的遭遇：也许老师认不出我。我来到学校里，走进154班的教室。154在北楼一层的正中，门前有一个水泥糊的乒乓球台。左边是153，右边是155。王海峰也在这个班，他热情地给我指出一个教室后排的空位置，我想了想坐下来。我环顾了一下四周，何建华和王建国也在这个班，但没有一个树上的兄弟。有很多人我都没见过，大家互相之间都很陌生，就像是他们并没有先于我而在上午见过面。教室有前后两个门，窗户有一个小格没有装玻璃，不时地从那里刮进一股黄土面。从窗户望出去，会看到一排高大的白杨树和立在操场正前方的旗杆。与上午一样，整个学校微风细扬，黄土弥漫，朦朦胧胧。教室里一直都很安静，同学之间彼此陌生，还没有扯闲话的氛围。大家都在静静等待。上课的铃声骤然响起。门“吱呀”一声响了，从转动了45°角的门扇后闪进一件红衣服。我下意识地低下头，伏在课桌上偷眼观察进来的人。看清来人后，又是一阵头晕目眩。我扭头看了看教室左侧的后门，心里产生一股想逃跑的念头。这时候，教室里忽然响起一声“起立”，不知道哪个混蛋喊的，吓得我“嗖”地站了起来。“红衣服”清脆地说：“同学们好！”大家齐声回应：“老师好！”这一套跟小学一样啊！刚刚坐下的时候，“红衣服”说：“高岭同学来了没有？”头一个就冲我来，我硬着头皮站起来，感到浑身上下烫得慌，像是被烧火棍捅了屁眼。学生们齐声转头来看我，眼神像对着一个八角怪物。 “你就是高岭啊！你上午怎么没有来报到？” “我，我上午听错名字，走错班了。” “噢！我是你的班主任，叫我陈老师。以后你担任数学课代表，负责收发作业。你坐到第三排来，其他的同学往后移。”我挪到这一组的第三排。“红衣服”接着说：“同学们把学杂费交到我这里来。交完学费后，班干部和课代表去后勤处领课本。好了，开始。每一组的第一个同学收自己所在的组，交到我这里来。” 谢天谢地！看来她没有认出我。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心情一下子好起来。这一下午很快过去了，老师并没有显露任何不悦的痕迹，她的确完全不记得我了。中学取消了音乐课和美术课，添加了英语课、生物课和政治课、地理和历史课；数学被分为代数和几何；其他和小学一样，有劳动课和体育课。我找了一条细尼龙塑料带子把新发的课本捆扎起来，打了个十字好拎回家中。道路上有一条细煤灰面，没有人在树上嬉戏，大家都早早回家交差去了。我在树上的房子里坐了一会儿。燕珍真的没有来四中读书，我挨个班找同学问了一遍，杳无音信。生活像是要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需要每个人做出抉择，连大人也被牵扯进来了。我盯着树下的草地和柏油路面，一群刚从井下出来的工人浩浩荡荡的走过来，每一个都漆黑一团。他们嘻嘻哈哈的边走边开玩笑，好像在说荤话。我想起了“满意”。满意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工人，有一次小华的哥哥把他领到了树上。小华的哥哥给我们介绍他叫“满意”时，大家有些纳闷。大华说：“有一次他乡下的老婆来矿上找他，晚上正在房子里办事，老婆把屁股往起一拱说：‘满意吗？’他说‘满意’，结果被听房的工友听到了，从那以后就叫他‘满意’。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办事到底是怎么回事？事怎么办？听房？听什么？大华真有学问！我一直想弄清楚这些问题。我和大鸿去了几次人民公园，但这件事不知为何变得十分无趣，好像从来就没有什么可看的。我发现越是想弄清楚的事，越是旁敲侧击地探寻就越弄不明白，离真相越远。我本来觉得关于女孩子的事情可以问问燕珍，我想她不至于因此而和我翻脸，可她转学不在了。天空正在转暗，从树梢的间隙里射进一片黄昏的斑影，有的落在树枝上，有的穿向更远的地方，形成一种光影迷离的温暖氛围。我靠在树干上，翘起二郎腿打了个盹。树上的槐角已经变得很干脆，经常自己崩裂，发出“喀吧”的声响。坐在树枝上，我感到迫近的秋天有一些细冷和破碎。一整风吹过来，树叶发出簌簌的声音，一浪浪向槐树林的边缘震荡。新的班主任端庄大方，脸色严肃温和。我想起她第一次在树枝下问我和大鸿要飞盘的情形，那时她冲着我们扮了个鬼脸，就站在我眼前的这块平地上，就像是刚刚发生。上课的时候，燕珍老是扭回头来和我说闲话，她喜欢吃奶糖，喜欢分给我一个，喜欢在做早操时利用“踢腿运动”踢我的屁股。现在，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啦。我拎起扎成一捆的书往家走。道路两旁的平房已经被拆除，正在施工，似乎一夜之间就立起了很多六七层的居民楼。我看着眼前的路面，还是那条破路，有一些杨树叶子落下来，很多卖东西的小贩聚在小田修鞋店门前打牌。在河边的人行道上，有一排露天台球桌。大鸿的二姐从对面走过来——她已经上了职业高中——看来要去树林里找弟弟。我对她说树林里没有人，我们一起向沙街小区走，她身上有一股暖和的奶腥气。她说中学背后的公共厕所有一个不易发现的大坑，叫我尿急的时候千万回学校上厕所，有人掉进去糊了一身的大小便。她又说大鸿不听话，刚刚被她爸爸揍了一顿，让我们少到树上去。她说：“树上到底有什么呀？你们整天爬在上面？”我没有回答她。吃晚饭的时候，爸爸半开玩笑地问：“高岭同学，今天在中学上的第一课都学到了什么呀？” “狗急跳墙！”我没好气地回答。 “嘿嘿嘿……”爸爸笑起来。 “看这孩子，都没个人样了！”妈妈在一边插话。夜里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很多猴子（猿人）在草地上、树丛和山沟里慢腾腾地生活着，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们从一个地域向另一个地域迁徙，寻找可口的食物和水源。途中经过了茂密的森林、参天的大树、高大的山脉和湿漉漉的沼泽。夜里，大家点起篝火取暖、驱逐野兽。天空时而昏暗，时而明亮。一会儿天空乌云密布，大雨瓢泼，雷鸣电闪；一会儿成群的梅花鹿和羚羊在山麓觅食，阳光从缓缓起伏的草地上平扫过来，阴影和亮地交相辉映。最后，大家走到了一个悬崖边上，眼前的世界漫无边际，在悬崖的下边是大片的果林和蜿蜒流淌的河水，一些小兽在草地上晒太阳。我们纵身跳了下去，落地后发现是一个寸草不生、没有铺砖的操场。没有人对这个地方感兴趣。很快，我们又来到了槐树林，呼啸着爬上树去。我和大鸿发现一根树枝在颤动，我们俩埋伏下来观看。原来是小学的语文老师和数学老师在干坏事。我觉得热得慌，下身肿胀、酸楚、无以名状的难过……一阵洪流过闸的感觉穿遍全身，啊——！我醒过来，湿乎乎地出了一身汗。房间里漆黑一片，旁边传来哥哥的鼾声。窗外不时传来一阵汽车行走的声音，发动机混合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形成一种分贝复杂的啸声。我想着刚才的梦境，脑子里浮现出燕珍的影子，想着想着它变成了班主任，模模糊糊地又睡了过去。星期天我去买商店买了一幅锁扣、一把锁。我把它们装在可以开合的课桌上，这样就可以把书本全部放在学校教室，锁住，省得整天用书包背着。语文老师是个中年男子，听说这家伙没有老婆，但人很可亲，课讲的一般。英语老师姓张，是个戴着一幅硕大眼镜的女老师，个子不高，衣服也硕大，神情十分高傲。我记得她第一次上课就首先教大家学习问候语：她说good morning students，我们就说good morning teacher；她说good afternoon students，我们就说good afternoon teacher。我在练习本上记下来：古的毛宁斯丢的恩特，古的毛宁替车儿；古的阿佛特诺斯丢的恩特，古的阿佛特诺替车儿。这个方法很快被同学们学了去，整个初一一年大家都是这么学习英语的，初二一开始就学习了音标，但这是后来的事情了。政治老师也是个女的，叫李冬梅，长得十分漂亮，长发及臀，身材高挑，举止贤淑，从不打人。同学们都很喜欢她，她是隔壁153班的班主任。生物老师教过我哥哥，叫黄钧，是四中四大天王老师之首，素以打人凶狠闻名，学生们都叫他“皇军”。这个混蛋从第一节课就规定学生在上生物课之前提前3分钟回教室预习功课，每次讲课前都要提问，谁不能回答正确就打手板。他居然把竹板放到花椒、辣椒、红油里熬，打在手上疼如针刺，几小时后青肿，半个月不消。整个一个“戴笠”啊！地理老师是个老女人，没什么特点，兢兢业业，可能是感觉到工作不了几年了，于是每次下课铃声响过之后她都充耳不闻，照常讲课到下一堂课铃声响过另一个老师推门进来，这时候她说下课了，同学们就疯了似的冲出去上厕所。历史老师是个新毕业的大学生，男的，人高马大，留着一头烫发，讲课跑题跑得很凶。体育课安排在周二上午第四节和周四下午第一节，老师姓王，住在苹果园，经常在上学的路上相遇，也在槐树上见过她。小华和红军分到了一个班——147班，他们班主任外号“大头”，过去也听说过，我们班的语文老师也教他们。大鸿很倒霉，他分到了黄钧做班主任的151班了。他们的教室都在二楼，我在一楼。蛤蟆和小五分别到了149和157班。放学后我们依旧一起回家，有时候也在树上讨论一下各自班里的情况。学校的油条大部分与我们有联系，初一年级也没什么有分量的人物。但我们班来了一个外校生，平时很跋扈，韩剑他们都围着他转。据说他的两个哥哥在矿区无人敢惹，是两个老油条。我们商量着首先得把这个家伙镇住，否则我没法在班里做人，我们在学校也没法混。张海燕也分到了我们班。他与我们在小学的三到四年级是同班的，五年级时她去了6班，我在1班。他比我们大一岁，因为学习成绩差，所以成了留级生。张海燕长得十分漂亮，有一幅白嫩的脸蛋，眼睛黑大，鼻子挺拔，下巴尖尖。在小学的时候，数她会打扮。很多男生都喜欢她。大概是因为原来认识，她对我很热情，但她家住在苹果园，因此我对她不大热情。我觉得她是个破鞋，破鞋通常对异性比较热情。我想问一下她是否真的搞过对象，但没有问。听说她爸爸是个警察，专管地皮无赖的。张海燕整天换衣服，几乎一天一换，女孩子们都羡慕她。这让我很反感，也不知道她从哪来得那么多衣服。大鸿让我把她叫到树上玩，他们都对她很有兴趣。星期二的最后一节课是体育课。王老师的一贯做法是先跑两圈，然后男女分开活动：男孩子踢足球，女孩子打排球。老师也搅在女孩堆里玩排球——其实就是一群人把排球往头上乱推，连球网都没有。天气已经转凉了，大家跑得浑身是汗。我一个人坐在操场的边上休息，老师也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女生们开始嚷嚷起来，他们聚成一堆对着男生喊叫，要他们把滚到男生手里的排球归还。男生们都忘乎所以地玩起排球来，他们争先恐后地把快要落地的球打得很高，女生们够也够不着。不时地有人冲着索要排球的女生“噢噢”的乱叫。我捡了一块石子冲着他们扔过去，对着那帮人喊：“把球还给人家！”石子正好打在“外校生”的脸上。他转过来，说：“谁打的？”我说：“你大爷！” 韩剑和李雪峰赶忙打圆场：“算了算了，高岭不是故意的，都是一个班的，别闹矛盾。” “你刚才说什么？你是谁大爷？你再说一遍？” “你大爷！” “我操！你他妈再说一遍？”那家伙冲着我走过来，韩剑拉着他。 “你大爷你大爷你大爷。” 李雪峰走过来说：“我是体育委员，看我面子算了。” “你一个破数学委员横什么——你躲开！你老子今天非教训一下……” “干啥呢？”王老师的声音打断了“外校生”的话。她走过来，夹在我们俩中间，对着我的屁股踢了一脚，对着“外校生”的屁股踢了一脚，说：“刚来没几天就盛不下了？——把球还给女生！” 下课后“外校生”走到我跟前，冷冷地说：“你等着，咱们下午见。”韩剑向我透漏“外校生”要叫人在学校对付我。我没有放在心上，他是矿区的，我想不至于在四中闹事。我下午照例到学校去上课。第一节课是劳动课，老师要求拿毛衣针线，说是要教大家织毛衣。我在树林里逗留了一会儿，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有一团黑色的旧毛线，两根铝制的银针。树上没有人，我一个人向学校走去。拐过电影院以后，看到了王建国，他正在和王海听单放机，一人耳朵里塞着一个耳塞。我冲他们打了招呼。学校的门口聚集了不少学生，下午上课前校门1：50开，所以每天有很多人都要在门外等待。我看到“外校生”和两个大孩子站在工人宿舍楼边的一堆圆木上，他们盯着我。我心里有些害怕，但是又不能示弱。我径直走路。他们几个走过来。其中一个带着学生帽的对我说：“过来！你。”我走过去：“有什么事？”旁边一个穿这蓝军装灯笼裤的家伙手冲着我的脸扇过来，嘴里说着：“趁逼呀！让你趁！”我赶忙往边上躲。“外校生”趁机踢了我一脚。另一个家伙拔出我的毛衣针，对着我身上乱戳。他们不时地对我骂上几句。一瞬间，校门口的学生全部围了过来。很快，有几个树上的兄弟发现了我，他们拨开人群冲进来，与我共同御敌。但这几个家伙比我们个大，大家有些招架不住。这时候，从圆木的另一侧爬上来几个人，我一看是大鸿和油葫芦等人，他们手里拿着半头砖，冲着几个人猛砸。他们一看架势，停止了抵抗。我把毛衣针抢回来，我们把他们围在里边一顿乱踹，直到他们不再说话。我对着“外校生”踢了几脚，嘴里骂着：“操你妈的！操你妈的！”这时候校门开了，很多学生看架已打完，一哄而散。我们骂骂咧咧的走进了学校。大鸿哈哈哈地笑着给我介绍油葫芦，他拍了拍我的脊背。我给他上了一支：“银象”。初中都有自习课，下午第二节课后可以休息半小时，通常要打扫卫生。这时候我通常在抓紧时间做作业，好在自习课以前有机会溜掉，如果溜不掉，也可以自在的玩。放学后我从不把作业拿回家去做。大鸿他们经常在自习课的时候跑到树上去玩。我去的少。正在我蒙头写作业的时候，乱哄哄的教室里忽然安静下来。我抬头看了看。门口进来五六个人。“外校生”又带人找上门来了。我操！这下跑不了了。这一次我结结实实地挨了打，双方几乎没有说一句话。他们的人把门堵住了，没有人去通风报信。班里的女生正在擦玻璃，她们惊异地看着眼前的一幕，仿佛从来没有见过。小李钟正好领着一帮人路过，他们在窗户外边看着，嘻嘻哈哈笑个不停，不时地尖叫。人丢大啦！第二天上午，这一仗很快挽回了。我们去了更多的人，我到教室里把“外校生”叫到了操场后的山坡上，先痛揍了他一顿，又让他领着挨个找到了其他人。有两个是初二的，一个是初三的，剩下三个是初一的，也是秋沟的人。我挨个扇了他们每人十个巴掌，打的手都疼了，右手五指发麻。“外校生”鼻青脸肿的上了一上午课，我心想这事也许还过不去，听说他的大哥和二哥在矿区那边很吃得开。果然，这小子中午放学时对我说：“高岭，咱们下午坡上见，谁不来谁是杂种。”韩剑叫我小心点，最好不要来上课了。看样子这家伙要来猛的，不知道他会叫多人。我迅速和大鸿取得联系。我们召集人马在树上开了一个会，确定了下午的行动方案。我叫小华通知了初二的刘家凌，大鸿找了小二小，并且照会了小李钟一派，叫他们下午不要插手。史君又临时加工了几根槐树木棒。为了保险起见，小五又把事情告诉了他二哥。如果对方来社会上的，我们也来。这件事情关系到我们今后在中学的声誉和地位。我心里直打鼓，中午连饭都没吃几口。吃过饭后我匆匆赶到了槐树林，那里已经聚集了一群人。大家手里都捏着燃着的银象牌香烟，互相说着信心十足的话，斗志昂扬。看来今天这一驾非打不可了。除了树上的兄弟，此时还聚集了刘家凌找来的红旗区的七八个人。不一时，小二小带着一个鸭舌帽出现了，他身后跟着八九个人，都是初三年级的，大鸿把我介绍给他们，我从衣服里抽出“银象”招呼他们。小二小拍着我的肩膀说：“谁呀？敢动大鸿的哥们，放心！待会儿保准打得那家伙尿裤子。”我点了点头。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从树上跳下来，准备出发。这时候从马路上走过来两个高大的身影，是小五的二哥，另一个我不认识。他远远地冲我们打了个手势：叫我们先走，他们在后面跟着，这件事他们不准备插手，除非对方有社会上的人来。所有的人都配备了槐树棒子，有的人腰里还别了弹弓，裤子里揣着石子。我走在人群的前方，大鸿和小五分在左右，史君断后。路上有不少孩子看到这一幕都聚集在我们身后跟着，女孩子们则远远地躲着。队伍很快就变得浩浩荡荡，首尾相望不见。整个北角的街上都异常活跃。我远远看见“小李钟”一伙已经等在学校门口的水泥平台上，他们想看戏。到了校门口时，队伍分成两支。油葫芦身边站着四五个人，在校门口等我们会合。我率领一部分人从左边走，大鸿率领一部分人从右边走，两路包抄向学校后的山坡走去。拐过街角我看到了山坡上的人，不过区区十几二十个，我有些失望，对手的实力与我的估计相差太远。大家已经把藏在袖筒里的槐树棒子都握在了手里。我听到大鸿方向的人已经喊着向敌人冲过去，马上大喝一声：“上！”一群人挥舞着手中的木棒向山坡的中间地带冲过去。操场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对方的人马见这阵势早已乱了方寸，在原地茫然地瞪眼等着。当我们冲到了他们面前时，在我和大鸿的手势下，所有的人都静下来。我们没有动手。敌人已经失去了抵抗的勇气。此刻，擒贼只需擒王。我们的人把“外校生”带来的人团团包围起来。这帮人像一群小鸡似的被围在中间，连大气都不出。 “外校生”瑟瑟地走到我跟前，尴尬的笑了笑说：“岭哥，这是个误会！” 我说：“谁是你哥，你叫谁呢？” “不是，你，你不是我哥，你是我大爷。” “你大爷！”我大声说。 “去你妈的大爷！”蛤蟆从身后踢了他一脚，嘴里大骂。顺手给了旁边一个穿黑夹克的小子一个耳光，“你也想打呀？” 我对“外校生”说：“你上午说坡上见，你准备怎么样？是不是要打我啊？你打我吧！” “不，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 “少罗嗦，要打就快点。快打！——你不打我是吧？那我可要打你啦！”说完话，我“啪”地给了“外校生”一个耳光。韩剑和王明走过来，说：“算了，高岭，都是一个班的。”他放低声音对我耳语：“李力青的他哥来了。”我推了他一把：“来了又怎么样？”我回头看了看，果然有几个人在厕所那边站着，他们和小五的二哥一起走过来。人群里闪出一条路。 “算了算了算了。都是自家兄弟，有什么可打的。”小五的二哥发了话：“互相都挨了打，谁也不吃亏。挨打又不是什么好事，到此为止吧。大家互相握个手，认识一下。”他和李力青的大哥认识，是水暖组的工友。由于上头的人物相互认识，下面的人很快变得一团和气，消除了芥蒂和误会。事情闹大了也不好收场。就这样，一场风波过去了。可谓皆大欢喜。后来刘家凌建议把李力青也叫到树上，我没有同意。回到教室以后，张海燕跑到我的座位旁问：“你叫人打李力青了？” 我对她说：“你的数学作业怎么还没交？陈老师可是让我催你呢！” “讨厌！你还打架呢！你是个油条。” “你才是油条呢。你是个女油条！” “老师来了，别吵了！”坐在我左手的罗颖对我们说。张海燕坐回自己的座位上去，她边走边扭头冲着我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对我来说，数学作业是肯定要收的，这是陈老师布置的任务。陈老师的任务比天都大。张海燕总是拖作业，每次都是她和郭答完不成。想想她和郭答一个水平，我真不想带她到树上。都上初一了，郭答还整天桶着两道鼻涕。放学回家的路上，张海燕在前面走着。我靠上前去，猛不防被后面的蛤蟆推了一把，一下子撞到了她身上。张海燕发出“啊”的一声尖叫，他扭回头来看是我，说：“讨厌！干吗呀你高岭？”我对她说：“郭答呢？”她说：“我怎么知道，你找他干吗？放学了你还追着收作业啊？”我说：“不干吗！你们俩没在一起呀？”她忽然明白过来：“你们才在一起呢！你真讨厌，我不理你了。”我嘿嘿嘿地笑起来，笑得肚子直疼。我对张海燕说：“你不是一直想到槐树上看看吗，今天去怎么样？”她说：“今天我奶奶过生日，改天吧！” “你的数学作业做完了没有？明天可是最后期限了。” “哎呀，你就不能不提作业呀？就你喜欢给老师当小兵。” “哎哎，你老不交作业哪能行，你还想蹲班啊？” “德性！当个数学课代表了不起啊？你才想蹲班呢！有打人的班干部吗？你要再惹姐姐，我就把你打架的事儿告诉陈老师。” “告吧。陈老师才不信你呢。” “你看她信不信，哼！”说完，她伸过细长的手指在我的胳膊上拧了一下。哎呦！疼死我了。蛤蟆在身后喊：“张海燕，建筑工地见！”张海燕破口大骂：“见你姐姐干吗？癞蛤蟆！”说完生气地急急走了。我对蛤蟆说：“你说这个干吗？她都生气了”转而又对他说：“不会是真的吧？”蛤蟆故作神秘地说：“有可能。”我操！天气已经完全转凉了，很多人已经穿上了毛衣。我们在树上待的时间减少了。树叶已经掉得差不多了，枝干逐渐地裸露出来，槐树林变得光秃秃的，从电影院和沙街两个方向都可以一览无余。整个树林显得空旷而达远。电影院里放起了镭射录像，画报上整天写着港台产的枪战片名。小学的时候学校每年都要组织学生集体看电影，票费很便宜，5分钱。不知道中学有没有这样的事情。集体看电影的时候，诺大的放映大厅黑咕隆咚。大家都不安分守己。没有人踏踏实实看电影。到处都有走来走去的男孩子，有的学生抽着烟，在别的班级里乱坐，捣一阵乱又离开。不时地有老师拿着手电筒来回巡逻。听说红河中学有一个女孩子就在电影院被人摁在椅子下强奸了，不知道是否属实。总之，当好几百号学生归拢到一个黑暗不祥的环境中时，每个人的内心总有些躁动不安。已经上了半个多学期的课，生活基本上波澜不惊。我每天都把数学老师布置的各项任务完成。自从隔开的座位并拢成同桌以后，我天天和罗颖讲话。罗颖梳着一个马尾辫，身材消瘦，皮肤白皙。她平时总是冷冰冰的，对所有人都爱搭不理。她的眼睛尤其大，嘴唇稍显厚，可能是由于瘦的缘故。她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姐姐在读高中，妹妹刚上小学。不知道他们家的计划生育是怎么做的？她们家也住在苹果园。放学后，她就和张海燕搭伴回家。我很讨厌英语老师。别的班都不用每节课对着老师讲“古的毛宁替车儿；古的阿佛特诺替车儿。”唯独我们每天喊。并且姓张的老师总是一幅盛气凌人的样子，好像这帮不可救药的孩子天天耽误她的宝贵时间似的。地理老师我很喜欢，她长了一副南方人面孔，眼睛深陷，颧骨和眉骨突出，嘴唇很厚，年纪大约在四十岁左右。她也喜欢我，我看过不少地理杂志，上课时总是回答问题。大鸿已经变得老实了不少，他被“皇军”打了不知道多少次，已经很少逃课了。期中考试过后，我把张海燕带到树上去了。那天是星期三，天气灰暗，树上有一些风，添上飘动着一些变幻不定的云彩，一会儿变成马，一会儿变成鹿。在此之前，我已经和她说好，她答应了。我说：“树上的兄弟想见见你，你不是想去吗？再说你们也都认识。”她说：“谁认识你们这帮人呀！”张海燕发育得很好，夏天的时候，可以看得到胸部已经有了两个制高点。很多高年级的老油条经常在路上截他，有几个被她爸爸抓到派出所教训以后不来了。树上的兄弟们都说他是个破鞋，因此十分想把他弄到手。破鞋的意思就是你想沾她便宜的话她不怎么在意。这个逻辑是小华推导出来的。弄到手的意思就是让他成为树上的一员，这样就可以和他朝夕相处，说不定能沾些便宜。那时候和一只破鞋有一些牵挂是很快乐的事情，我想大家想的也就是这些。我们打架的时候骁勇无比，但在两件事情上有一种后天的恐惧症：一是只要面对老师人人都心虚；一是在性意识上强烈而自卑。我记得在小学五年级以前大家都不喜欢和女孩子玩，但这种情形很快改变了。有人说张海燕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被王海等人分别带到拆迁后的平房里干过。我不大相信。在我看来，这件事情不仅难办，而且谁也不会。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到底怎么干？有一段时间这个问题搞得我迷儿吧唧的。我见过张海燕和她的爸爸妈妈在大街上散步，一家三口手挽着手，她居中。那时候我正在树上的房子里犯迷糊，看到这样的情形后觉得不可思议，仿佛看到了爱尔兰都柏林的贵族家庭。为了让她准时完成数学作业，我给张海燕写了一张纸条：“你真漂亮！也很聪明！努力学习肯定全班第一。”这件事做得相当成功。从那以后她整天在放学后缠着我给他补习数学，没事的时候就背单词，说要学习超过我。为此她把留了多年的长发剪得很短，说是要从头做起。我对她说：“你可以叫少林寺啦！”她说：“叫少林寺怎么了？我就叫少林寺。”我学着春节晚会里的宋丹丹说：“一个女孩子家家，叫个少林寺，长大了咋做人呀？”她听了后，哈哈哈地笑起来。那天我们到达槐树林的时候，有一群孩子正在树下玩飞盘。在马路边的土地上，还有一些拍元宝的孩子。元宝是用烟盒子叠的，有正方形和三角形两种。我对这类游戏很有兴趣，我想蹲下来玩一会儿，但小五和小华在树上喊我。他们看到了张海燕，声音变得很古怪，就像吃草时舌头上扎了针刺的小绵羊。我们俩顺着树干往上爬，树干上有一些凹凸，正好利用，但张海燕深怕树皮划了她的衣服，让这件事情变得很难。于是我不得不蹲下来，让她踩着我的肩膀。她踩着我的肩膀却不敢站起来，所以看上去就是摞着两只青蛙。上面的人哈哈哈地笑起来。他们说：“高岭，屏气，蹬腿。”我腰上使劲，腿筋用力，站立起来。张海燕被小五和蛤蟆抓住双手，两脚蹬树，噌噌两下上了树。我拍了拍肩上的土，对张海燕说：“你可真沉！”她嘻嘻地笑了几声，有些不好意思。张海燕穿了一件红色的羊绒衫，蓝色的牛仔裤，运动鞋。我看着她在槐树上站着，被一整风吹得头发飞扬，慌张的钻进了那个破房子。我爬上树去，一屁股坐在了树枝上，我发现李晓霞也在，不知道她怎么从家里出来的。她母亲有一次在树林里给别人做媒，听到了她在树上房子里的笑声，意症了半天，发现天上的女儿后，当场坐在地上哭起来，从此严禁她放学后出家门。大鸿正在忙碌着把准备好的羊肉切成小块。他有一排大牙齿，笑起来像一只恐龙。小华和红军正在另一支树枝上叉腿坐着，我对着他俩说：“小心把蛋磕坏哦！”这时候张海燕扭头道：“什么蛋？给我玩玩嘛！”我们憋了一阵，哈哈哈地笑起来。蛤蟆冲着他们喊：“快把蛋给人家。”大家笑得更厉害了！张海燕大概猜到了一些端倪，一脸疑惑，但很快红透了脖子。我转到另一棵树上，发现放在储藏室里的铁丝不够，今天来的人多，因此要烤很多羊肉串。我和小五商量了一下，下了树冲电影院的方向走去。老二正在斜坡的台阶上招揽生意，这家伙有一幅新疆人的面孔，扣了一个西瓜帽整天卷着舌头喊“羊肉串，羊肉串，新疆羊肉串”。看到小五和我他正了一下歪帽子，说：“你们两个混蛋小鬼干什么？”小五指着他的鼻涕说：“先把面条吃了。”他“哧”的吸了吸鼻涕，笑起来。我说：“来两串。”“两串？不卖！”“不卖！凭什么？你是不卖给我们，还是谁都不卖？”“算了算了，给你们烤两串。”“这还差不多。快烤！”老二用袖子扇起火来，他一边扇，一边猫着腰用嘴“噗噗”地吹。我站到他的右侧，小五绕到他身后从纸盒子里抓了一把铁丝。我们俩拿着铁丝回到树上。张海燕和李晓霞正在窗口趴着遥望远处。火已经点起来了，在一个铁盆里。碳是从生产煤球的厂子里偷的。大家很快围成一圈，拿着啤酒喝起来。每个人的手上都捏着一支“银象”，左右两个耳朵上分别别一支。二鸿到另一棵树上去取来了健力宝，他、李晓霞和张海燕和饮料，其他的人喝啤酒。天渐渐的暗了下来，我们又在房子里点上了蜡烛。看得出来女孩子对这样的聚会尤其喜欢，她们忽然变得不爱说话了，腼腆地吃着肉串，睁大眼睛听着我们的谈话。从树梢的缝隙里可以看到半个月亮，星光点点滴滴地透漏下来。我忽然想起了燕珍，要是她也在该多好啊！树上的女孩子渐渐多了起来。刘家凌的对象是秋沟的，小五也经常叫班上的女孩来这里，她们经常带自己的伙伴来。张海燕天天都要抄我的作业，我总是叮嘱她要小心，别尽照原文抄。快要到第一个学期的期中考试了。这时候已是冬天，天气变得很冷。终于下雪了！所有的人都穿了板儿鞋。板儿鞋是夏天穿的，就是通常说的条绒塑料平底鞋，也有平绒的。夏天，穿着这种鞋在干热的水泥地上天天走，会把底儿磨得很平滑，尤其适合在雪地上打滑。一大清早已经有人在电影院门前的水泥斜坡上开始打滑了。清晨的空气里藏着小冰粒，哈出的气也快要结了冰。我笑着看了看光秃秃的树干，离过年还有一个多月，春天一到大家就又会回到树上去了。水泥斜坡的两侧是很宽的台阶，每天有很多人在这个地方上上下下。我在斜坡上滑了几次，急匆匆地向学校走去。第一节课是数学课，陈嘉老师要发作业本，我得提前到她的办公室去取。数学老师的办公室在行政楼的三楼。中学和小学不同，各科老师集中，分门别类；而不是一个年级一个办公室。办公室一看就是过去的教室改的，前面还有一张漫着水汽的黑板。冬天的办公室里有暖气，玻璃和黑板上总是有一层水汽。教师的墙角有一盆君子兰。这里的老师大部分都是女的，因此我每次进来都有些面红耳赤。坐在陈嘉对面的刘老师总是说：“这孩子真腼腆，胆子怎么这么小。”这时候我总是看一眼陈老师，她的脸上不动声色。我走到办公室外，喊了一声：“报告！”里面传来一声“进来”。我推门走进去，顿时感到暖洋洋的。陈老师正坐在椅子上盯着办公桌看，她梳了一个很高的马尾辫，穿着一件红色的束腰皮衣，情绪不高。窗户的对面是实验楼，刚刚粉刷一新，看上去很漂亮。我走到她的办公桌前，拿起作业本要走。这时候陈嘉对我说：“高岭，你先别走。”我停下来，扭头看着她。她用手指敲着桌面上的玻璃，说：“你把你的作业本和张海燕的作业本打开。”我照办了。她又说：“你仔细看一看你们俩的作业，你和她还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我已经面红耳赤，不知所措，就那么站着。 “你别那样斜着脑袋看我。你说说，你这是害她还是帮她呢？” “害她。”我嗫嗫地说。 “知道害她你还让她抄。好家伙！我昨天才发现，仔细看了看，都快两个月了。你们俩做的还真隐秘。你帮她写作业，你能帮她考试吗？你还是数学课代表呢，你倒是挺会关心同学嘛！你让她抄作业，将来她学习不好耽误了前程，这个责任谁负？” “她每次都不交作业，我也没办法。” “那你是说是因为我逼你收作业你才让她抄的啦？” “不是。我以后不让她抄了。” “还有，你和她什么关系，怎么她偏偏抄你的作业，一个女孩子怎么不找女孩，非找你呢？你们俩什么关系。” 听到这话我的脸突然变得滚烫无比，估计红透了。她这是故意的！ “你老脸红干吗呀高岭？我原来可是打死也不相信你会脸红的。” 听到这句话我终于醒悟了。这个娘们根本就记得在树林里发生的事，她这一直是暗藏杀机呀！我觉得有些害怕，不知道以后她会给我穿什么小鞋。电视剧里说女人都很小气、记仇，得理不饶人。正在这当间，她说：“行了，你先回去吧！告诉张海燕让他下午下了第二节课来办公室。”我“哎”了一声掉头就走。“哎哎，把作业本拿上呀！”噢！操场上很多学生在打雪仗，相互追逐，嬉笑。教室里已经坐满了人，马上就要上课了。大家一哄而上寻找自己的作业本。我走到张海燕的座位旁小声对她说：“陈老师叫你下午第二节课后去办公室，抄作业的事被发现了。”她“哼”了一声，不慌不忙地说：“没事，早料到了。”我操！居然处乱不惊。让我担了半天心。这时候郭答正在后门的窗玻璃上放哨，他转回头来大声说：“老师来了！老师来了！”教室里顿时安静下来。这节课讲的是二次方程式的解法，不少人对二次方程都有些摸不着头脑。因此陈老师经常讲一点，就考一点。她在课堂上出一些题目，让大家撕一页纸快速解。我总是第一个完成。我把解题的纸拿到讲台上去交给她。这时候，老师的手正在讲台后面扣痒痒，正好抓着自己的腹股沟。她看到我，脸涨得通红，生气地说：“做完了？”我赶紧放下纸回到座位上。心里头有一些莫名奇妙的得意。当所有人的纸条都交上去以后，老师开始批改。她忽然大声叫道：“郭答！你给我站起来！”这一声大喝吓得教室里里鸦雀无声。郭答连忙站了起来。他的眼睛非常大，此刻又有些红，战战兢兢地看着老师。 “你这叫解的什么？你这叫解题吗？老师费劲巴拉地讲了一节课就得到你这样的回报啊？你听课了吗？你看看你设的这是什么？设的都是什么？你给我重设一遍！”陈嘉走到最后一排，她发现郭答的个子特别高，说：“低下头，抬着头干什么？”然后抬起腿使劲踩郭答的脚。唉！这节课的后半段又成了郭答的结巴训练课。下课后，她临走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想起她在树下那副鬼样子和那个雨天的情形，现在是冬天，看不大到她的胸部。我很纳闷，不知道那个树下的女孩子怎么一下子成了老师。操场上的黄土都冻实了，就像是板结的盐碱地，走在上面像石头，摔一跤不仅疼得要命，而且扶地的手会被石子划破，青肿不已。刚刚下过雪，女生们都小心翼翼地点着脚尖走路，陈老师也不例外。她左手拿着教科书夹板，右手空着，两只胳膊在空中来回挥舞，掌握着平衡，就那样回到了办公楼。她的腿在雪地里显得细而长，两只高跟鞋奔奔跳跳。张海燕走到我跟前，说：“陈老师怎么说你的？”我说：“打了一顿！估计你也一样。”她生气地说：“胡说！陈老师不打女生，打也是打你这样的小油条。”我对她说：“信不信由你，你等着瞧。”罗颖走过来说：“走吧，别理他！”我说：“好的！”罗颖转头对我说：“谁跟你说了，讨厌！”我嘻嘻地笑起来。她们俩手挽着手走出教室。电影院的门前已经聚集了上百号的学生，一律板儿鞋。大家三五成群，或者十几个一堆，不停地在那道坡上往下滑。有的单个来，有的连成一串排着队来，整个场面非常有秩序，形成一个首尾相接的队伍。有的人蹲着，有的人侧身站着，到了坡顶的边上加速小跑，或者蹲着任其自然下滑。这样滑冰通常要蹲着。蹲着要求在加速过后于运动中下蹲，有一定难度。大多数人开始滑都是站着：斜侧身，右脚前，左脚后。学会蹲着滑就可以加速到很快，人一下蹲就会消除摔倒的危险。在较大的斜坡上滑冰十分类似于高山滑雪，只是有些短，用板儿鞋代替了滑雪板。从坡顶往下滑的时候有一种飞翔的快感，可谓心旷神怡。最令人兴奋的是串糖葫芦，有一个人当龙头，后面连接十几二十个人一起往下滑，大家高声尖叫，场面蔚为壮观。龙头通常蹲着，后面的人则站着，后一个人扶着前一个人得肩或腰，这样如果有人滑倒的话就可以摞到前面，不会产生突然性的摔倒。树上的兄弟几乎全部到齐了。我异常兴奋，迅速地加入到游戏中去。不到一会儿，我们的龙就成了最长的，大鸿当龙头，我排龙颈，刘家凌、小五、史君和小华在后，然后是蛤蟆、李建军、二鸿、红军、小皮、吴洪刚……很多人都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前后相连，浩浩荡荡。电影院的喇叭里放着刘兰芳的评书《杨家将》。六点半的电影马上就要开演了，人们陆陆续续的从东西南三条路上聚拢过来。很多人不知道斜坡已经被压得很硬滑，从这里走，摔到不少。我们山呼海啸地往下冲，嘴里高声喊叫着“让开让开”，不时地撞倒前面的人，经常闹得人仰马翻。没多久，不知道从哪里冒出四五个带着鸭舌帽的家伙，十分面生，却不遵守规矩，自行插队滑雪。很快与我们的人发生了冲突。当二鸿与其中一个大个子吵起来以后，一场战争不可避免的爆发了。我们人多势众，所以很多平时不敢打架的兄弟也胆子大起来，加入到战斗中。大家你一拳、我一脚，不到五分钟就把那几个人打得落荒而逃。很多来看电影的人在一边围观，觉得有趣。有一些小孩子在旁边扫出来的平地上弹玻璃球。我已经不弹玻璃球了，有时候，看到更小的孩子玩手很痒。槐树林被雪覆盖着，一条条树枝白晃晃的在空中抖动。风一吹就有雪花撒下来。这时候如果有很多人站在树下，就会有人用脚使劲蹬树干，然后迅速躲开，没躲开的人就成了个雪人。中午的游戏结束了，大家一路小跑，边跑边滑，回家吃饭。路边的平房沉浸在雪景中，有几条狗在来回游荡。下午，我来到学校，教室里已经有很多人了。不少人正在座位上温习功课，这天是星期六，马上到了周末，所有人心情都不错。学校里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星期一——走向深渊；星期二—— 路漫漫；星期三——夜茫茫；星期四——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星期五————归心似箭；星期六——胜利大逃亡；星期天——开国大典。大家已经归心似箭，马上面临大逃亡。我手里抓着一些捏好的小雪球，走到王晓曼的身后，她正扶在桌面上看书。我把手里的小雪球从她的后脖领放进去。啊呀！她跳了起来大声说：“讨厌！谁干的？”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径直走到自己的座位旁。第一节课是历史课，第二节课是政治课。这两门课都比较简单，也不太重要。学生们已经没心思听课了。教室里乱哄哄的。下了第二节课后就放学了，星期六不上自习课。张海燕去了办公室。我留了个心眼，没走。过了一阵她回来了，眼睛红红的。居然坐在座位上哭起来。我心里有些发毛，走到她旁边。她抬起头来大声道：“陈老师太恶毒了！我从没见过这样的老师。”我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闭口不说。难不成老师还真打她了。不会吧？张海燕穿着一件女式的束腰黄军大棉袄，脸蛋白皙，眼含泪珠，楚楚动人。她生气地踢了我一脚，说再也不抄我的作业啦。听到这样的话我隐隐感到有些不快。这时候，大鸿在门口喊我，她冲张海燕打了招呼。我们一起来到操场的东北角，小五和红军正在等着。小五看中156班的一个小米，大家都想见见。她们班还没有放学，我们在窗户上趴着瞧了瞧。女孩坐在靠墙的第三排，身子很瘦，但眼睛异常大，看上去有些邋遢，但又有点动人心魄的地方。我对小五说：“小五，这个米不怎么样嘛！”他说：“有一天我在楼道拐角处和他撞了个满怀，马上就脸红了，你不知道当时他有多好看！”我们来到校门外，在门口等着。这时候有一群女工人起着自行车路过，等她们走远后我们冲着她们的背影高声尖叫了几声。工人宿舍楼后的烟囱正冒着阵阵白烟，在空中形成一条蛇形的线路。天气有一些冷，我们双手插在袖筒里，双脚不住地来回踏地。有一个穿着蓝夹克的学生骑着一辆变速车从学校里出来。我对他大声喊道：“过来。”那家伙返回来。我说：“下来，玩会儿你的车。”大鸿骑着车，我坐在横梁上，小五和红军坐在后坐上，我们在宽阔的马路上来回往返，惹得不少人驻足观看。由于马路上太滑，“蓝夹克”生怕我们摔倒砸坏他的自行车，于是一路在后面小跑跟着，跑得气喘吁吁。“停停停”小五小声叫喊：“出来了。”我们把自行车还给“蓝夹克”。大鸿拍着他的肩膀说：“有事到树上来找我。”“是槐树林吗？”“对。” 一群学生从学校的铁门走出来。我们迅速靠了上去。小五要找的女孩儿跟一个穿绿色登山服的女孩子走在一起，旁边还有一个梳齐耳短发的胖女孩。由于一瘦一胖，看上去有些滑稽。大鸿猛地推了小五一把，他跌跌撞撞地撞在了女孩身上，转回头来说：“谁推的？干吗呢？”然后对女孩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旁边的小胖子嘴里嘀咕：“谁知道你是不是故意的。”我迅速插上去，挤到两个女孩子中间。我对小胖子说：“是我推的他。他确实不是故意的。——你好！我叫高岭。”小胖子白了我一眼，说：“我见过你们，在树上。”我说：“我们那是在采摘中药。”“胡说，你们是在捣乱。”小胖子白白嫩嫩，像个洋娃娃。小五已经和那个女孩搭上了话。我发现穿绿色登山服的女孩用手悄悄地拉小胖子的衣襟，脚下的步子也在加快。我转到她身侧，她躲了躲。我又往她身上靠，她又躲了躲。我干脆挤了她一下，她又往边上躲了躲，脸变得通红。这时候扭头说：“陈黎，我先走了。”然后加快步子向电影院方向跑去。小五已经和那个女孩搭上腔，她叫陈黎。小胖子却没有走，她在秋沟的路上转了方向。我们在通往铁路的岔口上分了手，向电影院方向走去。电影院的录像厅正在播放《楚留香》，每天三集。天色已经向晚，斜坡上仍然有不少人在打滑。我们在那里玩了半个小时，各自回家。我摔了一跤，裤子的膝盖磨了两个大窟窿，露出了棉裤，被妈妈打了一顿。她说考试不拿前三名，有我好瞧的。星期一大清早我到了学校，跑到157班打听了一下。“绿色登山服”叫柴莺，是平房那边的女孩儿。中午放学后，我一个人来到电影院左叉路口拐角处，蹲伏着静静等待。人一个又一个的过去。我心里有些激动，盘算着之后的对话。柴莺出现了。我一个箭步冲过去，挡在她的面前。她显然被吓了一跳，差点就叫出声来。看清是我后，她低着头想绕过去。她绕左边，我堵左边；她饶右边，我堵右边。双方僵持了一会儿，她说：“让我过去。”我说：“答应我一件事就让你过去。” “凭什么？”她说。 “不凭什么，你要不答应，我就不让你过去。” “那你说吧！” “下午放学后，到槐树林来。——你叫柴莺？” “你怎么知道的？——我不去。” “不行！你不去就不让你回家吃中午饭。” “你让开。” “不！” “你再不让开我对你不客气了！” “哎呀！那你就别对我客气了。” 刚说完这句话。她突然一个箭步窜到我右侧，左手抓胸，右脚使绊，一发力让我来了个后闪腰。她用右手扶着我的腰，只要胳膊一松我就会应声倒地。我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羞耻感，挣脱出来悻悻地让开。柴莺居然笑了，然后从我身侧走了过去。我望着她的背影，直到她消失在槐树林的深处——在毛茬茬的丛林中一件绿色的衣服渐隐渐逝……这件事情我对谁也没有说。我有些想不通，精神大挫。她可是个“炉柴棒”呀！第二天中午，小五给我一张纸条：“我下午在槐树林等你，我昨天去了。——柴莺”落款是柴莺，我有些丈二和尚，心情旋即变得激动无比。小五说：“动作不慢呀！”我笑着说：“量米吗！免不了被量。” “这年头，米都上称了。” “嗨！” 下午第一节课是体育课。李力青与王义发生了口角，我加入进去。王义上课坐在我右侧，与我关系很股。我对李力青说：“你敢动王义，就是动我。”这小子有些不服气，他最近和157班一帮新近崛起的油条混在一起，其中有何小平的一帮人，看来还想跟我们打一架。放学后我摆脱了大鸿和小五，一个人来到槐树林。他们相约去河边打台球去了，我没去。路上的雪已经融化了一半，由于路面坑洼不平，加上从郊区刮来的黄土和矿区飞来的煤灰，北角大街上泥泞一片，走去路来霹雳啪唧。我把裤腿挽起来，像一个涉禽般躲闪前行，总算到了槐树林。电影院门前的“高山滑雪场”已经消失，有一些破细的小河道在那里流淌。老二又支起了卖羊肉串的铁皮烤台，正在哈着气搓手。这个混蛋有一把气枪，经常打来麻雀烧烤。槐角已经掉光了，有一些乌鸦在工人宿舍楼的上空盘旋，成群的麻雀在树上叽叽喳喳，寻觅食物。我靠在一个旧公共汽车改装的小卖部门前，盯着路上的行人。这时候体育老师王圆圆戴着一个毛茸茸的大帽子走过来，她看到我说：“高岭，不回家干吗呢？”我说：“等人呢，王老师。”她“噢”了一声走了过去。她有一对相当大的屁股，在我看来很不好看。我等了很长时间，仍然不见柴莺的踪影。这时候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两条狗，一条狗的身下伸着一根红通通的肉棍，一抖一抖，很快爬上了另一条狗的背上。我操！居然光天化日下干起了那种事。我蹲在台阶上，目不转睛地看着，直到结束。冬天夜长日短，天慢慢地暗了下来，路上的人已经十分稀少。我猜想时间已经过了七点，于是决定回家。就在我走了几百米的路程之后，我听到身后有一个人的脚步声，若即若离。我一回头发现柴莺正跟在身后。她走到我的身边，说：“我早就来了，就在树林里。”我正要说话她又说：“你要是愿意的话，以后天天送我回家。我家在苹果园11号楼。”我说：“行！”她说：“你不要和我说话，免得被人家看出来。”这时候她忽然憋不住地笑起来，仿佛笑得很痛。我心中十分高兴，满口应允下来——她大概是在笑纳两只狗的事情。我仔细地看了看眼前这个人，觉得越看越好看。从此后，我每天放学后都远远跟在柴莺身后送她回家，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雷打不动，风雨无阻。陈老师搬到水花街区了，听说她在那里租了一个房子。水花街在苹果园的西边，比我们住的地方都要远。每天放学后，他就骑着一辆捷安特自行车穿过槐树林，这时候我通常躲在树上，我常常在房子里远远的望她。我觉得自己有些不可救药，夜里经常作稀奇古怪的梦。我每天照样远远地跟随柴莺回家，这件事情的内涵仿佛只属于两个人。临近期末考试的时候，在槐树林里，有一天我和柴莺说话的时候正好被陈老师撞到。她说：“高扬，老师要去粮店买粮，你能帮老师的忙吗？”我跟了上去。她让我坐在后座上，一路狂奔向沙街粮店。老师骑自行车的时候有些疯，这使我想起她在树下完飞盘的样子。她问我那个女生是谁，我说是小学同学。我心中十分慌张，我想老师感到了这点。从那以后，陈老师隔三差五的在放学后支使我做一些琐碎的事情。她通常拿一张信纸撕成两半，条理清晰地写上要买办的东西，再给我拿一些钱。没多久，她已经不再去粮店，交给我全权处理。我成了老师的免费长工。我经常骑着她的自行车，叫上几个班里的同学去买粮食、土豆、冬储大白菜、河北鸭梨……每一次她都要嘱咐我：“骑车路上小心，注意安全。” 有一天，老师叫我和他一起去买洗衣机。她和我把洗衣机抬到楼上后，叫我把客厅里的地方腾出来。我抱着一大堆的杂物往阳台上移，不知道被什么兜住了脑袋，眼前黑乎乎的，脚下又不能动。老师过来帮我把蒙住脑袋的东西拿开。我问她：“什么呀挂的？”她忽然脸红了，手背在身后一个劲地往卧室退。我笑着说：“老师，你家的阳台上还暗藏杀机呀！”她忽然“哈哈哈”地笑起来。她说：“高扬！你太不老实了！”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有一段时间我有意躲避老师，我不想给她干活。大鸿他们说我快成了老师的马屁精了。柴莺也抱怨说我经常放学后不知踪影。我对他们一律解释为“公干”。没多久我的名字变成了“公干”。早晨，大鸿会在楼下对着我们家的窗户喊“公干，上学去啦！”放学后，在校门口，小屋和红军看到我说：“公干，今天有何公干？”在槐树林里，我总能听到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的“公——干”。这时候我就大声喊道：“哎！谁叫你大爷呢？”这件事情不知道怎么传到了陈嘉的耳朵里。有一天，陈嘉把我叫到办公室，笑嘻嘻地说：“高扬，听说你现在有一个十分响亮的名头啊？是什么，跟老师讲讲。”我说：“陈老师，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您应该抓一抓班里的学习，大家最近没有紧张起来啊！”她说：“那你就更应该发挥你的特长了，帮老师抓一抓，公干吗？”说完自己笑起来。我问大鸿说世界上有这样的老师吗。他说有，就是你们老师。期末考试来临了，老师组织了几次测试，题目比较简单，班里考得不错。我发现老师的状况有一些异常，他频繁地更换衣服，就像王晓曼一样。李雪峰说他看到老师在公园里搞对象，不知道是否属实。听到这消息我心里酸楚楚的。我认为有几个女的是不能搞对象的——燕珍、张海燕、陈嘉、王晓曼、柴莺……她们应该等我长大，统统把她们娶回家，每人都给我生一堆孩子，年迈之际就围在一起打打闹闹。那时候我老得像个鬼，流着哈拉子对着自己的孙子说：“狗日的，可聪明啦！”就像老家村头的赊成老汉。考试果真一下子就结束了。所有的人都把成绩、学校、课本、老师忘了个一干二净。人就是这样，无法超越眼前的表象。开学的时候，每个人都无可挽回的认为人生将在学校里度过；放假的时候，又无比兴奋地认为人生是一个长假。电影院门前的冰层一直保留着，每天都有很多孩子在那里打滑。人民公园的松林里没有偷情的年轻人了，天气很冷，浇灭了人们的激情。过年的时候，电影院的大礼堂演出晚会，大鸿搞来一些票。李晓霞去叫来了柴莺和张海燕，我们去观看。由于所有的票都是由工会赠送给工人的，因此门口根本就没有人把门，两千多人的大厅活活挤进去三千多人。暖气片漏了气，因此人山人海、嗡嗡呀呀的大厅里弥漫着蒸锅一样的水汽，人们挤作一堆，看上去放映大厅就像煮着一锅粥。很快，与往常一样，发生了打架事件。我们在厕所的门洞里看到了一幕：几个老油条命令一个带皮帽的家伙爬到了厕所的地面上，地面上有一层粘稠的尿液，散发着刺鼻的陈年臭味。不太平整的水泥地面因为尿液的腐蚀而层层剥蚀，呈现出火成岩的形状。我十分清晰地记得“皮帽”跪在地上时抬起的脸，那张脸上布满了绝望和祈求的神情。在厕所里外密密麻麻的围了很多人，大家津津有味地看着眼前的一幕，直到结束。我和大鸿从电影院出来时，天已经很黑了，三个女的正在右侧的平台围栏上坐着等我们。看到我们出来，张海燕大声喊：“唉！在这儿呢！”他穿着一件棉军大衣，是女式束腰的。这在我们眼里很罕见，因此看上去她十分漂亮。她们正在嗑瓜子，一起冲着露台下的过道上吐瓜子皮。之后我们到了槐树林，大家在树林的木椅上坐了一会儿，天气太冷了，柴莺提议到树上去烤火。我们一溜烟上了树。大鸿先上树，我在下面托，他在上面拉，把几个女的抬上去。房子里有一些从河滩的废弃仓库里捡来的麻袋，我和大鸿把麻袋铺在木板上，请女孩子们坐下。我到东北角的大树上取锅。那棵树上有一个大洞，是储藏室。我闻到树洞里有股奇怪的味道，用手电一照，发现一支死去的麻雀和卷成一盘的灰纹蛇。根据经验，蛇是无毒的，正在冬眠。我用木棍把那条蛇和死麻雀挑了出来。麻雀已经死去，发出了少许臭味。我顺手在另一个凿出来的小洞里摸了摸，盐巴和干辣椒面都在。我爬到树梢上，从一个斗大的喜鹊窝里掏出一把单刃刀。我从树枝上辗转反侧，像一只长臂猿一样转回到歪脖子树上。大鸿正在树枝上劈腿坐着抽烟，对着天空吐烟圈。几个女孩子席地而坐，地上有一些干枯的槐树枝。我把手里的树枝挑高，悄悄地移到了木房子的窗户里，里面发出一阵尖叫。我哈哈哈地笑起来。大声说道：“怕什么，一条冬眠的蛇嘛！”说完我走进房子，突然被一个麻袋罩在了头上。几个女孩子一哄而上，把我撂倒在地。“操！”我嘴里大喊一声。不知道被谁的手攥住了小鸡鸡。上帝哪！ “看你敢不敢吓人了？” “再叫你搞突然袭击？” “咦？什么？——啊！” 那只手猛地松开，不知去向。阿弥陀佛！由于来得突然，说话的声音混杂不清，我不知道到底是谁抓住了我。接下来我开始支锅，柴莺和张海燕依旧不停地说话，莫非是李晓霞，但声音又不像她。我心里琢磨着这件事，蛇已经被大泓剥皮切块串到了铁丝上，火已经着起来。大家围坐在火盆周围边烤火便烤肉。蛇肉的油很多，很快嗞呲地响起来，直往下滴油。女的开始不愿意吃，她们说蛇肉不能吃，但很快就改变了主意。电视剧里说：“女人就是这么善变”。言之凿凿。没几分钟，一条蛇就成了我们下肚的晚餐。房子里点着蜡烛，生着盆火。大家围坐一团，度过了温暖而浪漫的时光。关于那个寒假，我能够记得起的事情也就是这一件。过年的时候，父亲已就买了很多花炮，但是我突然对这一切失去了兴趣。我们到大鸿的姐夫家去熬了一个年夜。他大姐和姐夫穿着棉猴大衣到哈尔冰看冰灯去了。那个地方有一家天主教堂改成的养老院，很多老头老太太在门口自演自唱山西梆子，叮叮咚咚地吵了半夜。平房的过道上有一排高大的槐树，李建军的奶奶就在山坡上的三层楼上住。在楼房的右侧有一座二层的公共厕所，厕所的旁边有无数灰毛老鼠来回走动，旁若无人。我记得我在去厕所的路上摔了一跤，被一个老奶奶扶住了。就是在沙发上吃苹果的当间，电视里发出了新年钟声，主持人在舞台上给我们拜了个年，由此我成为一个十三岁的少年。对于这个转折我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过了初一过初五，然后再过正月十五。一晃就开学了。初中的时候，每天中午上课以前唱一首歌，这件事情由文艺委员王晓曼组织。王晓曼的父亲是区上的干部。她很胖，很白，像一个富家小姐。有一次我对王晓曼说：“你真胖！”她戴着一幅塑料框眼镜，生气地说：“你才胖呢！”我说：“你们家人一定也胖，你姐胖吗？”她迅速而坚定地回答：“我姐姐可瘦了！从小就比我瘦！”我说：“那一定是你从小把好吃的都抢着吃光了，你姐吃不上。”说到这里我哈哈哈地笑起来，一旁的罗颖也笑起来。罗颖说：“高扬，你太坏了！你怎么尽挖苦人家王晓曼？” 除了个别独生子女，坐在这个教室里的孩子都是家里的老小，头上都顶着一帮哥哥姐姐。我见过王义的姐姐来找他，十分漂亮。不知道王晓曼的姐姐怎么样，如果不太胖的话，应该姿色还可以。时间不紧不慢地流淌，很快到了夏天，我们已经把不少物资搬运到了树上，放学后，槐树林总有几十号人马在玩耍。黄昏时分大家都聚集到树林里玩飞盘。吃过晚饭后，陆续有人来到树上乘凉，一直到深夜。天天如此。大鸿对我说他和李晓霞亲嘴了，他说：“亲嘴的滋味可真舒服，就和掉到天上一样。” 我没有掉到天上过，不知道那是什么滋味，我很想试一试，但我没有胆子，也不知道找谁做这件事。我想柴莺是可以商量的。我整天为这件事情做着准备。有一天午后，大鸿和史君神秘兮兮地来到我家里。史君从裤兜里掏出一副扑克牌，他说：“高扬，好东西呀！快看！”我瞅了一眼，说：“不就是一个穿这游泳衣的女的嘛！”他们俩激动得不得了，拉着我就往公共厕所跑。厕所在平房区，到达那里的时候正是人们午睡的时间。一个人也没有，四周静悄悄的，空气里弥漫着热浪。大鸿点着一支“银象”，史君从扑克牌里抽出那张扑克牌。只见大鸿把烟头对着扑克牌慢慢地烤，神奇的一幕发生了，扑克女郎身上的泳衣居然消失殆尽，露出了两个丰满的乳房，女人的私处也一览无余。她大叉双腿，臀部上翘，整个腹股沟明朗地显露出来。一撮黑色的阴毛贴在她的小腹上，能够看得清那个部位的样子，红红的，翻出来两片小肉片，中间显然有个小眼，我猜那就是人们说的逼。一整天我的双眼酸涩，脑袋晕沉，眼前总是晃动着女人的那个部位。很多污浊的词语在我的耳朵里飘来飘去：逼、生殖器、鸡巴、操……我觉得自己快要变成个十足的流氓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告诫自己别想，但总是不行。我想象扑克牌上的女郎就是张海燕、陈嘉、柴莺、燕珍、体育老师，每一个都与我发生了严重的关系。每一次都是他们主动勾引我，我是被迫与他们干的。一段时间我常常在课堂上莫名其妙的勃起，硬邦邦地顶着裤子，下课后急匆匆地去厕所撒尿。我觉得生活像是在遭罪，不知道是不是永远要这样。脑子里产生了一种恐惧的情绪，希望自己快点长大，娶个老婆做个好人。同桌的罗颍忽然变得脾气古怪，不再和周围的同学讲话，连每天和她放学后一起回家的张海燕也整天受她的气。我常常放学后在北角大街上看到一帮女孩子围着安慰她，好像大家欠她的钱似的。上自习的时候我也不太爱和她说话了，但她却越长越漂亮，虽有些潜移默化，但已经十分明了。很多学校的男生经常跑到窗户上扒着看她，在放学的路上冲着她吹口哨。虽然放学后大多数时候天都亮着，但陈老师还是叮嘱女生们放学后结伴回家。这说明不仅仅是我进入了一个危险的年龄中。有一天中午，我来到学校时已经打起了上课铃声，当我跑进教室的时候异常地安静，黑板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把权力交出来；长得像头猪还当文艺委员，凭什么；王晓曼是反革命；把你在铁路上和外校男生发生的是交代清楚；我们要求更换文艺课代表；打倒王晓曼；凭什么由你的破锣嗓子领唱；你有什么资格当副班长…… 全部是声讨王晓曼的话语。我觉得有些不知所措，班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事先一点都没觉察。参加的人很多，看来这件事情的组织者酝酿已久，并且发动了不少群众。王晓曼正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头伏在课桌上抽泣，仿佛已经伤心到了极点。女生群体中发生了严重的内讧，并且是反对派倒戈一方大占优势。她们要扳倒王晓曼，重新分配权力，建立一个新的班级政权。教室里气氛凝重，除了王晓曼细细的啜泣声，能听到长长的呼吸声。这一节课是语文课，王老师迅速回到办公室与陈嘉取得联系，语文课临时与周记课对调，举行全班临时紧急磋商和班委选举。除了王晓曼，其余的班干部纹丝未动。王晓曼不仅丢掉了副班长的职位，而且丢掉了文艺委员的头衔，从此沦为平民百姓。崔晓维当选为新的文艺委员，从此后每天中午上课前的五分钟就由她来领大家唱一首歌。我猜这次事件就是崔晓维组织发动的，她小学的时候是校舞蹈队的，长着一张成年女性的风尘脸蛋，平时喜欢拉帮结伙。整个下午王晓曼都在哭泣，她双眼通红，全身颤抖，看样子痛不欲生。我记得冬天的时候我老是把小雪球往她的后脖颈子里放，那时她总是高声尖叫。我猜她知道是我放的，但没有追究。教室的玻璃窗被太阳晒着，空气中漂浮着一条条灰尘带。教学楼后的水洼里传来了阵阵的蛙叫，乌瓦乌瓦的。天气已经炎热无比，阳光漂浮在粉尘上，恍恍惚惚地笼罩着教室，所有的学生都在打盹。在我看来，中学是一个冬天哈气、夏天瞌睡的年代。学习知识只是不打哈欠、不打盹时的副业，要是考上中专或高中，完全是意外收获。我没有想过在这个年代里发生权力斗争。王晓曼很绝望，但她依旧天天来上学。她和张海燕成了好朋友，开始了比较确切的孤独生活。她从没到树上来过，但我却记得她一直是树上的一分子。我常常想见她那胖乎乎的身子在树枝上来回窜跳的样子，像一个胖鸽子。这个城市里生活着好多鸽子，家养的野生的都有。它们整日在灰蒙蒙的天空中盘旋、翱翔，降落在楼顶、阳台、地面上，却从不往树上落。崔晓维后来留了级，这件事情在中学很有光彩——她爸爸认识学校的校长；在小学留级就不是这样，基本上相当于丢大人、现大眼。等她走了以后已经没有文艺课代表的职位。听说崔晓维留级到了162班，有一天上课的时候坐在她身后的一个男生假装弯腰捡铅笔，用手抚摸她的光脚丫子，被巡逻的班主任发现，痛打一顿，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早恋可是很危险的呀！那个夏天我听着教学楼后的蛙鸣整日打哈欠。青蛙从不知道休息。每天下午，我来到学校，在斜坡旁的水管子上喝一顿凉水，抹一把脸，然后到教室里打哈欠，掉着脖子瞌睡。我一辈子都没有那么多觉睡，那么多哈欠打。我常常坐在坐椅上，脑袋下垂，脖子和脑袋形成一个问号。操场上的沙粒隔一会儿就往教室里扑一次。这些沙砾都很快，割破了很多同学的衬衣和皮肤。玻璃窗上挂着很厚的塑料帘子，沉重而叮当作响。青蛙在黄昏时分就停止了叫声，这时候我抬起脸来问一问旁边的罗颍：“几点了？”她就说：“四点了都！”我抹一抹嘴角的口水，站起身来去厕所，放完水后回来和她说闲话。小五已经和陈黎搞上了，整天放学后把她带到树上玩。大鸿和李晓霞的情况大概有些进展，但这小子开始闭口不言他们之间的事。陈老师依旧把我当长工，整天指派我干这干那。中学的课程和小学一样，没什么难的，轻松就能拿满分。有时我坐在电影院门前的石阶上，想着自己的生活，十分沮丧。有一天，体育馆门前的广场上来了一群杂技演员。这些人唱着歌支起帐篷，搭建舞台，住了下来。他们带着刀、叉、剑、戟、猴子、狗、小白鼠、棕熊、眼镜蛇、长不大的小人儿、可以在上面跳得很高的蹦床、带扶手的滑板、脑袋只有拳头大的怪人、会吐火的演员、吃刀者，用作游戏的赌博机。无数孩子在黄昏时分从四面八方的道路上聚集到这里，用五角钱买一张门票，进去观看各种吓人的表演。通常有一个面目苍老但不足一米的侏儒在卖票，他坐在一把高足椅上，对着顾客露出了两排巨大的牙齿，笑着介绍节目。我第一次看到那张巨大的蹦床时，有一群孩子正在上面上下翻腾，有的跳得很高，几乎快够到云彩了。还有很多踩着滑板在平地上风驰电掣的男孩。他们右脚踏在滑板上，双手握手柄掌控方向，左腿蹬地，在水泥平地上疾走如飞。帐篷里面有杂技表演：熊走钢丝；猴子骑独轮车；蛇盘老鼠；刀穿手臂；喉咙顶枪头；吞剑……放学后很多人都不再到树上去玩耍，纷纷聚拢到体育馆观看奇怪的表演，听耸人听闻的故事。那里的赌博机招来了其他地区的青年。他们整天蹲在地上摆弄会发声和转动的机器，通过买注来输赢。开始时每个人都称自己赢了钱，但没过多久所有的人都发现自己从来没有赢过一分钱。有一些油条曾经来捣乱，收费，但很快被公安局的人抓了起来。每到中午或晚上吃饭的时候，就会有很多母亲来这里寻找自己的孩子，用手揪着他们的耳朵抓回家去。有一些矿区的工人曾经对帐篷发动袭击，但被拿着刀剑的猴子和棕熊打得一败涂地。大人们联名向政府请愿，要求赶走这帮老侉，但政府宣布他们是合法经营。就这样，马戏团在体育馆的广场下留了下来，直到槐树上空荡荡地只留下我一个人。我从家里找来了斧头、扳手、钳子，去五金店买了铁钉、卷尺，请求“满意”从矿上偷来了钢丝、尼龙绳和滚珠钢轮，并且从修鞋匠那里借来了工锯和刨头，百般请求后又从陈老师的办公室借到了大号量角器和三角板。在修鞋匠那里我学会了使用所有的工具，并且把滚轮装上了轴承，轴承上是木板，木板和一个直立可以转动的把柄连接。很快，树上的储藏室里出现了五副槐木滑板。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拿着它们在柏油马路上试了试，没多久就掌握了熟练的滑行动作。之后我开始另一项工作。我把钢丝和尼龙绳交叉缠绕在许多平行的树枝上，形成一个巨大的空中蹦床。我发现绳索太松，弹力不够，于是用五号钢丝把蹦床四周的树枝向外拉，然后再把外面一层的树枝向外拉，如此反复。很快，蹦床变得十分坚固、紧凑。那一天，我站在尼龙绳结成的蹦床上，轻轻一跳，看到了整个城市和远处的村庄。有一些蜘蛛网一样的道路从四周的村庄通向城市，在那些道路上有一些货车和牲口来回移动，人就像若隐若现的黑点。很快，树上的兄弟都回来了。他们疯狂喊叫，在蹦床上上下翻腾，在通向电影院的道路上往返滑行，通宵达旦地在这里玩耍。没有多久，老侉们带着它们的帐篷和动物离开了，唱着歌到下一个城市去赚钱。这时候，槐树已经开了花。我们从蹦床上跳起来，张着嘴伸长脖子衔那些高处的槐花吃。树下依旧有很多挥舞飞盘的孩子，放学后是一派繁荣的景象。有一天傍晚，张海在蹦床上玩。他没命地往高蹦，高得快要离开地球而去。他说他看到了西山上的平地，他要看看山后的风景。这时候忽然刮起了一阵强烈的西北风，把空中的张海吹到了地上。他抱着脑袋乌娃大叫，痛得站不起来。从此很多大人都严禁自己的孩子到树上来玩，树上很快只剩下原来的兄弟。张海屁股着地，摔断了盆骨。这件事情使我们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从医院回来后，父母对我挥舞起拳头，我夺门而逃，一路狂奔到了槐树林。我爬上树去，坐在树上的房子里，环顾四周，感到惶惑不安，没有多久就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被一阵奇怪的声音惊醒。树上有各种各样的昆虫在夜里蜕化，时常能听到悉碎的声响。我睁开眼，月光从天上垂落下来，穿过树叶的缝隙和枝干，影影绰绰地落在树林里。声音从树下方的左侧传来，好像是两个人在争斗。我慢慢地向事发地点移动，爬到了他们头顶的树枝上。有一张脸仰面朝天，正对着我。我吓得差点大惊失色，喊出声来。那张脸属于我的同桌罗颖。他的两只眼睛大得惊人，直耿耿地瞪着我。转瞬，我发现她并看不到我，只是在仰面看天。夜色已经很深，我在槐树上伏着，借着月光看清了下面的人，那个压在上面的人是罗颖的父亲。我在学校的家长会上见过他，我还记得她和她父亲一起去大鸿父亲的杂货店买东西时的情形——和睦的家庭。我双腿有些发颤，伏在树上一动也不敢动，犹如芒刺在背。直到下面的挣扎变成无助的喘息和呻吟。这种声音十分奇怪，好像两个人正忍受着难尽的煎熬，几乎要哭出声来……我度过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来到教室，我发现罗颖坐在座位上，和往常一样默不作声。我默默地观察她，有点心虚，像一个贼。眼前的人脸色苍白，身体消瘦，目光迟缓，和平常没有什么两样。她突然转过头来，死命地盯着我，然后笑着和右侧的张海燕讲话。她的行为十分古怪，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有一天入团的学生要求带户口簿来登记建档，团支部书记李玉翻开了她家的户口簿。很多女生聚集在“鲤鱼”的周围，她们叽叽喳喳，好像发现了天大的事情，原来罗颖的父亲不姓罗，姓王。有的人说她是捡来的孩子，有的人说她爸爸暴毙母亲带着她改了嫁。“鲤鱼”对着大家“嘘”了一生，她说：“大家不要再议论这件事情，小心被罗颖听到。”随着这句话的结束教室里传出一声炸雷般的嘶吼。罗颖从门口冲进来，一把抓起户口簿夺门而出。从此所有的人都对此事三缄其口。然而傻子都看得出来大家都小心翼翼的对付罗颖。我想这使她感到很不自在。另外，那天夜里发生的事情也折磨着我，很长时间在我的肚子里上窜下跳。我曾经多次潜伏在树上等待，但再也没有听到那动人心魄的声音。我开始在学校里注意罗颖，我观察她的一举一动，查看她的数学作业，偷看她的日记本和作文。我注意她的细小行为，捉摸她的心理变化，熟悉她身体的味道。我知道她每个月“倒霉”的日子，发现她喜欢用“尼罗河”香皂，那几天的时候就和张海燕搀着胳膊走路，路过电影院的汽车房小卖部时买两个强力面包。夏天的时候她穿淡蓝色内裤，但不带胸罩，这一点和王晓曼不同。陈嘉把头发剪短了，与我记忆中那个树下的女孩子作了童真的诀别。柴莺逐渐和我疏远了。陈黎叫我去找她玩，但我再也提不起兴趣了。大鸿找来的裸体扑克牌在我手中存留了一段时间后不知道流落到谁的手里了。画面已经快被烤焦了，大家仍然乐此不疲。我的脑袋里晃荡着一些乳房和大腿，每一个夜晚都陷入无边的想象。据说中学一年级的日子马上面临结束了。哦！郭答面临一次大考。每天上自习的时候，郭答就揪着脑袋背课本。他坐在教室最后一排，是一个哨兵。大鸿已经长得很高，体魄强健，孔武有力。我就不是这样，虽然长高了一点，但一摸一把骨头。有一天，上体育课的时候，王老师教我们做引体向上。她穿着一件十分光亮的黑色蹬腿紧身裤，在单杠上为我们做演示——手握横杠，双臂弯曲，身体一伸一缩，上下浮动。嘴里不停的说：“大家注意我的腰腹，腰腹的挺动和用力是非常重要的。”我往她的小腹上瞧了瞧，在两腿和小腹的相交地带有一条厚厚的长条形凸起镶嵌在腹股沟里。李雪峰对我说：“高扬，王老师肯定来月经了！她带着月经带。”我觉得很有道理，但又不大能肯定。好半天我脑子里捉摸着“月经”这个词，想象女人们在厕所里弯下腰换月经带的样子，想象月经带的材料、质地、防渗性能。大鸿说月经是一些粘稠的红色液体，闻起来像下水道的味道。我慢慢移动位置，尽量靠近老师的所在，伸长鼻子嗅了嗅，闻到一股甜甜的奶腥气。天气很热，大家穿得很少。我穿着一件蓝布短裤，身上是一件黑色的背心。这时候轮到我做了，我跃身抓住了头顶的单杠，开始努力向上挺。我发现我的臂力不够，因此挣扎了半天也没有完成。王老师走到我跟前，她说：“用腰腹力量，试着摆动身体，腰部有节奏地前挺。”不愧是老师！我按照她说的方法很快就掌握了引体向上的技巧。我的身体在空中有节奏的晃动着，兴奋地做着引体向上，这可是男生的专业啊！老师离我很近，她抬头看着我，脸上洋溢着笑容。我使劲一挺，小鸡鸡重重地从老师的脸上一抹而上。我意识到情况不对头，马上脸红，继而装作累了跳下来休息。我看了看老师，脸红但不恼怒。她对其他人说：“大家先自由练习吧！有什么困难叫老师。”然后到南楼的阴影下休息。生活就是这样，老开我的玩笑。我依旧每天下午打瞌睡和哈欠，在青蛙停止叫声的时候问一问罗颖时间，然后开始漫长的等待。时间仿佛被加了无数次平方，永远也听不到期末的消息。星期六的下午，放学后我和大鸿、小五相约来到树林里。这两个家伙蹲在树上，眼睛盯着马路。我说：“瞧你们哥俩，量米都快量得精神失常了！”没多会儿陈黎和李晓霞出现在电影院前的大路上。小五大声对我说：“高扬，‘世上无难米，只怕量米人”，瞧上哪个上呀！老这么旱着不是事儿呀！”我说：“你哥就愿意旱着，旱灾总比洪灾好。” 这时何小平带着一群娃娃兵从路上走过来，他们手里拿着很多洋牌，在地上拍起来，噼噼啪啪溅起一些尘土。我感到口干舌燥，攀援着向西北角的大槐树爬过去。草地上的椅子上有一些老头老太太闭眼打盹。我在他们的头顶走来走去，到达了目的地。我从树顶的一个树洞里摸出一罐健力宝，伸着脖子喝起来。下树的时候我发现有一处树皮有些松动。我轻轻地抠了抠，打开一个小门。树下四处无人。我探头看了看，里面不深，放着一些钱夹子和塑料袋。我伸手进去拿了一个皮夹子，是空的。我又拿了一个，还是空的。我翻了翻剩下的东西，有两个皮夹子里有几张毛票，还有一些身份证，几张公车月票。在一个塑料袋里装着一些奶油色的塑封小袋子，里面装着一些卷起来的白色气球。我拿出一个，展开吹了吹，发现前面有一个奶头。我想起小时候二牛从家里拿出来的一盒“避孕套”，皱了皱眉头把它们放了回去。最底层有一张照片，在一棵白杨树下靠着一个穿天蓝色衬裙的女孩。我盯着她看了看，她正对我微笑。此时天色正蓝，阳光浓厚，树叶和树枝间小风翻卷，不停地有小鸟在树林里叫唤。我回到歪脖子树上。李晓霞和大鸿、小五和陈黎正靠在房子的木栏杆上凭栏远眺，看样子不甚幸福！他们抓住了一只通体透黑的甲壳虫，正在指指点点，相互探讨。这时候，在通往电影院的道路上跑过来一个人。我们很快认出来是史君，他捂着右半张脸，边跑边回头看。我们迅速冲下树去，奔着电影院的方向跑过去。 “谁呀？”我们大声喊道。 “红二炮。”史君大声回答。操！ “几个人？” “三个！” “我操！找死呢！”大鸿先跑到了史君跟前，顺手在地上抄起一块半砖头。又问道：“在哪儿呢？” “红楼食堂！大概还在。”史君放下捂在脸上的手，露出一张青紫色的面庞。女孩子们这时候气喘吁吁的跑过来。陈黎摸着史君的脸说：“呀！史君，你被人打了？”她们不停地问怎么了，感觉的情况不太妙，跟在我们身后向红楼食堂走去。有些孩子们看出了端倪，一路尾随而至。在电影院的拐角我看到了李建军，我让他去找小五和红军，赶快到红楼食堂来。李建军从水泥地上跳起来，呼啸而去……再走几步就看到红二炮正和几个小孩在食堂大门右侧的花坛边上蹲着抽烟。看到我们，几个人从花坛上站起来。大鸿把手中的砖头冲他们扔过去。嘴里说道：“一、二、三，给老子站住！”几个人显然愣了一阵，我们已冲到了他们身前。大鸿说：“谁是红二炮？”其中一个穿黑色衬衣的诺诺地说：“我！”“啪”的一记耳光——“就是你呀！趁逼！”这时候那个傻逼大声道：“我哥是苹果园的大炮！”我笑着说：“你哥的炮有多粗？”围观的人哄地笑起来。那家伙说：“我们不知道史君是槐树林的！” “现在知道了吧？”大鸿蹬了眼前的人一脚。又伸手去扇他，躲过去了。 “操！让你躲？让你躲？”大鸿边说边打他。转过身来说：“干吗呀？”我们七手八脚地对着另外几个人打起来。很快把他们逼到了墙角。红二炮从裤兜里掏出两包“银象”，我一把扔到地上，“谁稀罕你的破烟！”这时候，李建军、小五、红军、蛤蟆跑了过来。他们老远就大声嚷嚷：“别让他们跑了。”随着他们的走近，很快形成了围攻之势。末了，我站在一块石板上对着人群大声道：“苹果园的记住了，谁要是敢动树上的人，今天的人就是下场！” 我看到路边的杨树下停着一辆二六自行车，车旁站着一个人，是我的办主任陈嘉——一扭头赶紧跳了下来。她远远地蹬着我，目光如炬，默不作声，推着自行车走了。我觉得脸色发烫，不知所以。星期一放学后我随老师来到了她在水花街租的房子里，老师让我坐在卧室里，她去洗头发。卧室大概有8平米左右，在朝阳的墙面有一台电视机。我一边喝水，一边看电视。房间里散发出一股淡淡的苹果香味。窗外不停地传来知了的叫声。四周都是六层的楼房和数十丈高的杨柳树，一些梳着短发的中老年妇女正在河边说说笑笑。我听着厨房传来的流水声，心里想想着老师会怎么对付我。事实上我并没有十分直接地参与打架，但我最后时分那顿土匪的发言惹怒了老师。她要管教我。就这个问题而言，我想得不是十分清楚。到此为止，我是一个涉世不深、体毛稀疏、听老师家长话的孩子。我坐在蓝漆皮椅子上，并垄双腿观看电视。这时候厨房传来老师的声音：“高扬，过来。” 我走到厨房。老师正低着头。她用右手扶着耷拉下来的头发，左手握着发根，水正滴滴答答地往下滴。她穿着一件粉色的二股巾背心，猫着腰在脸盆架前站着。从房门的空间通道看过去，她的背心耷拉下来,从宽松的入口印出一道深深的黑暗的乳沟。我走过去，不禁盯着那里发起呆来。我有些目眩头晕，仿佛回到了一年前那个炙热的午后，仿佛这幢宿舍楼变成了一棵宽阔的槐树。我清楚地记得老师的背心里没有胸罩。那件宽敞的背心旨在抵挡胸前背后的凉风，就像码头工人的装束。两个垂下来的乳房掉在那件背心里，在我的视线中呼呼悠悠地灌出一股凉风。我眨了眨眼睛，走进了老师的厨房。那里的气氛凉爽清晰，散发着浓烈的香水味道。老师说：“高扬，你把我的头发拧住！”我照办了。我有一些先天的知觉，能够揣摩别人的心思和需要。我用手扶住老师的额头，左手轻轻拧她的头发，水哗哗哗地落到了水池里。我第一次看到了一对成熟的乳房，白皙的屋顶顶着一片圆圆的黑斑，在黑斑的顶部有一对粉黑色乳头。厨房的窗口很小，朝西，此时正有一些金黄色的晚照。白色的墙壁和淡蓝色的玻璃弥漫着一层朦胧的暖色。脸盆里正向上冒着热气。整个屋子像一个通向梦境的狭窄而黯淡的通道。这时候，我右手抓住老师的头发根部，老师用双手拧发稍。水淅淅沥沥地流了一地。这时候老师忽然厉声道：“看什么？”我忙扭转头去。她重重地在我裸露的胳膊上拧了一把，说：“叫你学坏！” 她在拧头发的时候胳膊抬高，宽大的背心可以从领口看到腰围以下。她叫我继续帮她拧头发。水滴不时地溅到我的光脚丫子上，我来回躲闪着，绕着她的身体转动。这时候她说：“郭答的数学成绩太差，你辅导辅导他吧？”我一听连忙说：“不行，我最近学习也很吃力，尤其是英语，连背单词的时间都不够用。” “那就有时间到街上去打架呀？” “我哪儿到街上打架去了，我那天没打，就是最后说了几句话。”一脚踩到老师的脚上，她“呀”地叫了一声。“你别老绕着我转圈呀，我的头发快成麻花了。”我停下来，把老师的头发解开。他的头发浓密粗厚、洗水过后乌亮细致、条条缕缕。我摸着老师的头发，站在她的身后编麻花辫，像一个宫廷御侍。老师夸我的手很巧，从小就不安分守己，为了我能走上正确道路，她要不断地纠正我。因此她把家里所有的劳动都分配给我，在学校里像使唤伙计一样派遣我。最后我把一截笤帚尾巴往老师眼前一放：“给，编得可好？”“嗯！”这时候老师睁开闭着的眼睛，在我胳膊上轻轻的拧了一下。然后我们俩坐在一对旧沙发上吃河北鸭梨。天渐渐的暗了下来，她看了看手表，对我说：“好，回家去吧！”我起身离开她的房间，从黑暗的楼梯间下来，穿过苹果园小区一路到了槐树林。市政工人把蹦床拆除了，说是人在这里蹦蹦跳跳，吓坏了每年夏天来这里避暑的候鸟，影响了生态平衡。我静静地蹲伏在树上的房子里，等待。没有人出现。我爬到树顶，环顾四周，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灰色的烟雾中，远处的村庄则黑暗不详。一些蚊虫凶狠地向我扑来，我撤离了。新发现的树洞里经常会出现一些新的物品：各种型号的钱夹、香烟、证件、精致的小刀、还有一把青铜匕首。这是一个赃物储存室。除了我，树上的人并没有发现它。照片上的女孩子有一股忧郁而祥和的神情，像中国的蒙娜丽莎。我希望见到她。每隔几天我都会到树上悄悄地等待，这件事情像一个不能了结的心愿，时时催促着我。期末考试来临了，这时候正是六月底，天气把道路烤得像龟裂的龟背。从北角大街的路口向秋沟小区放眼一望，就会感到眼睛辛辣，嗓子干燥、呼吸困难和五内具焚。和红军与小五向中学走去的途中，我想起了燕珍，我想看看她，但不知道去哪里找。监考的老师都是从别的中学调来的，每个教室里放置两个，前面一个，后面一个。考试科目的顺序依次是数学、地理、历史、政治、语文、生物、外语。前后三天，地理和历史一起考。我的考号是1680，在第四考场，就是147班的教室——小华和红军所在的班。我发现李建军也在这个班，他对坐在我前排的一个男生说：“同学，我们换换座位吧？”然后坐到了我的前面。三天考试下来，每一次都抄袭我的卷子。最后一天考外语，我做完试卷后与他交换，然后帮他做，我们两个一起交了试卷，飞快地跑出教室。这时候监考的胖子追了出来，他“哎哎哎”的叫了几声，示意我们站住。他拿着两张卷子说：“这两张卷子是谁的？”我一看情形不对，低着头说：“老师，我们刚才换了卷子对答案，我们错了。”胖老师看了看我们俩，又低头看了看手上的卷子。摇着头说：“唉！去吧！” 外面是一个大晴天，天空又高又远。我抬头看到很多事情在暑假等待我们。总而言之，一切都是惊心动魄的。老师给我布置的暑假作业是每个礼拜四去学校的办公室给郭答补课。郭答数学考了27分，他的父亲找到了陈老师，他说：“陈老师，可要好好教我这孩子呀，可不能耽误了孩子的前程呀！”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正好在数学办公室拿暑假作业集。我看到老师瞪着一双大眼，不知所措。郭答的爸爸又高又帅，有一股英雄气概。站在他面前，老师的气势有些逊色。后来，老师说：“高扬，老师每个礼拜四在学校值班，你来给郭答补课，我看着你们，你回头告诉他，省得你整天在街上打架。” 我说“李玉适合给他补课，叫李玉帮助他吧！” “为什么？让你给同学做点贡献就这么难？” “不是，不是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吗！” “那你给贺建华补吧？” “不不不，我还是负责郭答好了。” “对了，待会儿你跟我去粮店买粮。” 我说：“哦！陈老师，谁给贺建华补课？” “王晓曼！” 我说：“她数学不行，叫罗颖给贺建华补吧？” “也是，你回头告诉他们。” “每周四都来吗？” “嗯！” 我从老师的抽屉里拿出她的钥匙，抱着暑假作业回到教室传达老师的指示。学校里已经空空荡荡，很多学生已经提前离开了学校，这是初一后半学期的最后一天，空气中飞着一些小蚊虫，看到黄色的衣服纷纷着陆。放学后我独自一人来到学校外工人宿舍楼的自行车库，我找到老师的自行车推着回到学校门口。校门上的四个银色大字此时显得黯淡无光。老师出来后，她骑上自行车，我坐在后座上，我们直奔沙街粮店。她跨上自行车的动作十分不雅，在我看来有些龌龊。老师双手握把，推着自行车小跑两步，然后左脚踏脚板，右腿一个临空180度大横跨上了自行车。那个180度后上式大横跨看上去酷似野狗撒尿。天气很热，老师的身上散发出一些香皂和汗腺的混合味道，我对这种味道有些着迷。所以我总是坐在老师身后，她骑我坐。如果反过来，我在前面就不能闻到这种味道。车子很快到了槐树林，我低下头，竖起衬衣领子。这时候树上传来一阵哈哈哈的笑声。大鸿大声喊道：“高扬，你干吗去呀？”小五说：“讨厌，人家有事情吗！”红军说：“什么事情呀？”一群人回答“正经事！”然后“噢噢噢！”一阵起哄。老师加快蹬速，我们飞了过去。由于暑假到了，大家都很兴奋，正聚在树上欢庆胜利。我感到茫然若失，仿佛从万里长征的队伍中掉了队，成了敌方的狗腿子。这时候自行车忽然颠了一下，我一下子扑到了老师的背上，慌不择路地抓住了老师的裤腰。她说：“抓紧点。”我松开手，抓住了后座的铁管。这段道路在居民小区里，经常横着一道道半椭圆形的水泥凸起物，这样汽车和自行车不得不减速，孩子们可以四处乱跑和撒野。很多楼房的四周都有人们自己挖掘的菜窖，上面是一些歪歪扭扭的小房子，密密麻麻地圈成一片。这是个属于孩子的世界。小的时候我们经常在菜窖的屋顶活动，大人们从来不上去。我们后来占领了槐树林，发现树上的世界更加有趣，没有人再到菜窖上玩了，更小的孩子替代了我们。我说：“陈老师，你小时候喜欢玩什么？” 她说：“我们小时候可不像你们现在的孩子，学校里整天发生械斗。” 我认为她这么说是因为嫉妒，女孩子从小就嫉妒男孩子，这是一个积习。比如女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发现男孩子的裆下比她们多一个东西，这使她们有一种天然的逊色感。我理解老师，对此不置可否。我们来到粮店的时候，正是快要下班的光景。很多人在焦急地排队等待。排队的人有一些已经离开，因为粮店不会在下班后继续营业。我小时候有很多理想，其中有飞行员、警察、摩托车手、炮兵、宇航员、公交车司机、街头最狠的油条，但最向往的还是粮店的服务员。在童年的梦中，我常常胸前挂大白褂，在深约一米七八的柜台后傲慢地询问顾客：“多少斤？白面还是大米？哎你接好了呀！——讨厌！”这时候柜台外面来了熟人，他们热情地与我打招呼。于是我优先给他们登记、装粮食，得到了不尽的尊崇和爱戴。啊！真是时过境迁。谁知没几年粮店居然纷纷关闭，威风的服务员纷纷下了岗…… 老师租住的房子是筒子楼，在楼道里有一排用作炒菜和唠家常的天然气罩。楼下左侧有一个公共厕所。我把一袋大米扛上楼后突然感到内中有异，在一个长长的响屁后，匆匆跑到了厕所。陈老师哈哈哈地笑了半天。老师虽然平时严肃认真、一本正经，但遇到开怀大笑的事情就不是这样。她哈哈哈地笑起来，胸脯耸动，大声喘气，极不雅观。水花街的公共厕所都建立在河道上，如果你蹲在那里大小便，会听到遥远而动人的回声。我蹲在厕所里，发现男厕所对面的水泥墙壁上画着一些不堪入目的图画，写着一些粗俗不堪的语言。蹲在这里，你就会幻想一些奇迹发生。这一天的此刻正好夕阳强劲，黄昏浮动。墙壁上有一幅十分生动的图画，我敢说这是我这一辈子见过的最生动的素描。一个没有脑袋的女人臀部外露，双腿大叉，上身右侧旋转露出了半边乳房，右手紧紧地拔着自己的阴唇。在阴唇的四周有一些黑乎乎的不甚规则的毛茬子，阴唇的下部还有一些点点滴滴的液滴。这些液滴正好落在一根竖着的鸡鸡上。旁边有一句话：“人在人上，肉在肉中。”旁边还有几行字：“手拿秘密文件，横跨长江两岸，前面机枪扫射，后面炮火连天。”我盯着这些东西，拉了一泡屎，感觉自己像一个疯子。正在我即将起身的时候，进来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一看就是矿上的工人。这家伙走到右侧的墙脚，伸手在墙壁上摸索半天，从墙上起出一块砖来，然后把脑袋凑上去，静静地开始观察。我看着他，简直不能相信。墙壁的另一面是女厕所，我听到一些淅淅沥沥的撒尿声。大便和小便都落在离此很高的河面上，传来遥远而细微的回声。在我的想象中，这些东西从我的头顶落下来，流到了我的体内，籍此我拥有了这些女人的秘密。在某个月圆之夜或月黑风高夜，我对他们实施了不可饶恕的暴力。我盯着眼前的工人。他用右手掏出了自己那个罪恶的东西，对着墙壁开始犯罪。我悄悄提起裤子，离开了。我回到老师的宿舍对她说：“陈老师，我走了。”匆匆离开了老师的住所。我想告诉老师不要去公共厕所，但是没有讲。槐树林依然有很多人，我老远看到了树上发出来的灯光。我走到树林的时候，大家正在唱一首特别熟悉但从未听过的歌曲。我对大鸿说：“大鸿，我今天见鬼了。”大伙笑着说：“高扬，你今天都见了什么鬼，给同志们讲一讲吗？”我爬到树上，懒懒地躺到一根树枝上，回忆一切是不是真的。这一段时间电视里正在播放一个发生在旧上海的电视剧：一个守旧的老头发现自己的女儿正在和别人谈恋爱，于是千方百计的跟踪、侦查、阻挠，结果在满山红叶中看到了一个动人的场景，老头儿“唉呦呦”地用双手遮住眼睛，跑步下山。在我看来，关于这个电视剧的记忆完全压过了在水花街厕所的遭遇。大家听到这个故事后十分激动，这有些超乎我的预料。很快，我们组织了一次长途偷窥的行动。初中以下的小孩被留在了树上。一行数人来到水花街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下来，厕所里没有灯光。我熟练地把那块砖起了下来，女厕所里有一盏灯，但瓦数很低，光线十分昏暗。砖窟窿里几乎什么也看不见。我们轮流凑上去闭上一只眼睛看，大家小声说这话。忽然女厕所传来一声大喝：“哪个挨千刀的在偷看？” 操！暴露了。我们疯狂向门口冲过去，门外有一个肉墩墩的矮大婶冲了过来，我们像猴子一样迅速攀上旁边的铁栏杆，一溜烟消失殆尽。大家来到另一个厕所，一字排开在厕所里来了个大的，十分扫兴地回了家。老师所住的楼房在西山的山脚下，太阳落山以后格外的黑暗和朦胧。前几天刚刚下了雨，滔滔的蒙河正泛滥着一些黄色的浑水。河面漫过了河床里的庄稼地，把豆角、西红柿以及玉米地刮得片甲不留。郊区的老农正聚集在河岸的栏杆上彼此诉说痛苦。我们疯跑过南桥的时候，发出一连串高兴的笑声。树上的生活重新进入了热闹的季节。油葫芦和刘家凌来得少了，他们去职业高中去求学，暑假的时候要去外地实习，并且找到了其他地区的女孩子，对我们失去了兴趣。小皮、吴洪刚和二鸿又带来很多小孩子，弥补了他们离去的人员缺口。槐树林向四周的边缘扩展了一圈，覆盖了周边的平房和草地，很多近郊的农户在傍晚的时候牵着自家的牛和羊来这里放牧，远远看上去，就像一个乡村地带。不管什么时候，在树林的中心地带，一些孩子散落在树枝上，高高低低，时而密集，时而稀疏。这些孩子忽然闻声而动，像一群猿猴呼啸着从一片树枝转到另一片树枝，或者集体在树上静止不动、大声歌唱。有的时候，通常是傍晚或夜幕初降时，我们移到平房的树枝上闻人家厨房传来的炒菜味道，用槐树枝挑人家的玉米和豆腐皮吃。一些远道而来的金毛松鼠在树上安了家，整天上窜下跳、求偶和储藏食物。每个星期天，平房六排四号家里都会出现一个陌生的女人，主人的老婆这一天不在，因此那个开16个轱辘卡车的司机就风流一下。房子里传来吱吱嘎嘎的声音，在单面玻璃的窗户上爆裂，震的躲在窗户外的孩子心砰砰直跳……大鸿家的小卖部比原来扩大了3倍，沙街小区的外围上了砖砌的围墙和月亮拱门，暴露在马路两侧的自由市场搬进了修建一新的四方形建筑内，社区建立了小型的医疗中心，并且安装了更加明亮的路灯。理发店的女老板改变了发型，在那里卖录像带的南方人已不知去向。星期四，我准时来到学校，走向老师的办公室。这是一间南北通透的大房屋，在四个墙角堆放着很多装粉笔的纸箱和过期的试卷。南墙上凿了三个四方大口子，上面安装着杨木条和长方形玻璃。这些玻璃全部用铁钉和玻璃泥密封起来，屋外刮再大的风也听不到，扬起再多的土也进不来。房屋水泥地的中央有一堆首尾相接的办公桌，老师正坐在那里低头看书，她的背影看上去没有平时那么高大。她知道我来了，但没有回头。老师在学校里保持着很高的威信。平常时候——尤其在教室，她就带着一副黑边塑料框眼镜，不苟言笑。除此之外则另当别论。我看着老师的背影，觉得生活实在荒谬。在我看来，眼前的这个年龄稍长的女孩子并没有我自己成熟，但我却不得不整天在她面前装孙子。由此我经常产生古怪的念头，希望有朝一日老师落到我的手里。有那么一天，我把老师带到荒无人烟的大戈壁，把她四肢伏地绑在一堆剑齿草上。天气酷热难当，她抬着头，伸出老长的舌头接一瓶悬在空中的水壶慢慢滴出的水滴。水滴得很慢，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她就间歇性地伸舌头，精确地算准了水滴的频率和间隔。老师赤身裸体，臀部和腰部上翘，避免木锯一样的大叶子。在她的头顶是一个绿色的军用水壶。水壶设置在一个钟摆装置上，每摆一次滴一滴水。我从远处的大橡树下走过来，蹲下身，老师对着我媚笑起来，我不太喜欢。老师被太阳晒得像一条红色的蜥蜴。这时候，老师说：“高扬，怎么不喊报告？”我走到她的跟前，抬脸笑着说：“不是临时补课吗！办公室里又没别的老师。这种时候来办公室谁喊报告呀！”“难道你平时就是做给其他老师看的吗？”“不是不是。”这时候，办公室的门口传来一声清脆的“报告！”郭答站在门口：身上挂着一件二股巾背心，下身是一件黑色的短裤，脚上一双趿拉板。他的脑袋油光滑亮，看样子不仅吹了风，而且上了定型发胶。陈老师没有回头，说了一声：“进来。”她对我说：“高扬你笑什么？郭答同学就比你强，这种时候怎么了？这种时候才体现一个学生的素质。”这时候郭答已经站到了她面前，并且适时地吸了一下快要掉出来的一截稀鼻涕。我看着老师，她撇了一下嘴角，总算没笑出来。郭答和我坐在老师的对面开始做暑假作业，遇到不会的他问我答。没多久，罗颖与贺建华也来了。她们坐在我们的右侧，也是做暑假作业。这件事情特别的枯燥，因为老师要求我们定量完成，每天做一页，做完以后由她检查，其目的无非是要看看贺建华和郭答是否掌握了该天所做题目的方法。因此我要在几分钟就完成作业后开始漫长的等待和讲解。陈老师完全不是这样，她坐在一个可以转动的摇椅上——不知道从哪里搞来的——翘着二郎腿看杂志，有时候还叫我出去给她买饮料喝，完全不顾师道尊严。她说：“我小学的时候全班第一，中学的时候全班第一，到了大学全年级第一。现在做老师更不能落后。咱们班这次考试均分全年级排名第二，这是不行的，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谦收益，满招损。满足于第二就不在乎第三，满足于第三就不在乎第四第五。人就是这样，稍一松懈就不知道掉到哪里去。” 下课了，其他人都陆续走了，我留下来。陈嘉把皮包里的钥匙往桌上一扔，自顾自去了厕所。我来到校外的车棚，找到老师的自行车。推车来到校门口等待。学校里空空荡荡，顺着办公楼右侧的一段斜坡往上看，会看到远处的山峦和镶嵌在山腰的村庄。天色有些暗，老师从厕所走出来。操场旁边的水泥台上蹲着一排修葺桌椅教室的工人。他们正端着脸盆吃饭，这时候停下来，目不转睛地盯着陈嘉看。这使得老师很不自在，两条腿好像变成了一对两两相接的木棍。她来到校门口，对我说：“学校不是有木工吗？干吗还请外包工？”我把自行车推给她。她说：“今天你骑车，我坐后座上。” “为什么？” “哎呀！老师今天不舒服。” 她忽然生气地说：“凭什么每次都是我骑呀？我是你的老师，还是女同志。以后就你骑。”我一个野狗撒尿飞身上了自行车，老师做到后座上。学校门前的一段路是下坡路，因此自行车自然飞快的俯冲下去。老师抓着我的衣襟，她说：“高扬，骑慢点！”我来了一个紧急刹车，老师嗵地扑到了我后背上。她在我胳膊上掐了一下。自行车慢下来，就像通常那样。前方是电影院，要拐弯了。我感到莫名其妙地紧张。从电影院旁的水泥地上一拐弯，在两排平房的背后与四周生长着密密麻麻的槐树，树枝高大，四通八达。我加快了自行车的速度，自行车从不太平整的道路上一滑而过。有很多孩子正在树下的草地上玩飞盘。老师说：“高扬，停车。我们玩会儿飞盘吧。” 我说：“不行陈老师，我们又没带飞盘。” 她说：“我带了。” 她居然从他的皮包里拿出一个蓝色的飞盘。她举着在我眼前晃了一下说：“停车！” 我抬头看了看，树上没人。自行车停靠在一棵树上。老师飞快跑到草地的另一头，他扬着头对我喊道：“接着！”蓝色的飞盘像一道光冲我飞过来。我伸手接住。老师的手劲很大，飞盘速度飞快。我故意把飞盘仍的又高又远。陈嘉不得不往返折跑，累得气喘吁吁。她跑起路来十分壮烈，双臂左右大摆，小腿后摆得很高，前胸尽量前挺，好像这样就可以跑得更快、更省力。我看着他来回跑动，觉得很滑稽，手就不太听使唤。过了一会儿，陈嘉说：“高扬，你就不能轻点，你是故意累老师呢吧？” 我说：“没有没有，我就是随便扔的。”这时候我就把飞盘扔的十分近。她说：“你扔得这么低，飞都没飞起来，这有什么意思，不玩了。” 我说：“我下回注意，陈老师，再玩会儿吧？” “不玩了，玩也是你玩我。” 这时候树上传来一阵巨大的“哈哈哈”的哄笑。我抬头看到头顶的树上上上下下蹲着几十个人。有一些人被枝叶挡住了身体，有些人则暴露在外。我兀地满脸通红，感到无地自容。老师对这树上喊道：“笑什么？”笑声更大了。老师说：“你们不要笑，我都认得你们，也认得你们的班主任老师。”这一招立竿见影，笑声止住了。我和老师推着自行车走出槐树林。老师说：“你是不是觉得丢人了？” 我说：“没有。” “你特别想到树上去和他们一起玩吧？” “没有。” “跟老师在一起心里别扭，天天想着怎么就摆脱老师是吧？” “没有没有，我恨不得永远做老师的好助手，天天跟老师在一起。”说完我又觉得这句话十分虚伪和奸诈，自己笑起来。老师在我的胳膊上拧了一把，说：“哎，你急什么？胡说八道！” “你以为你整天跟他们在一起能有什么好？你是块读书的料，老师是想你规规矩矩做个好学生。不要以为你比别人聪明，再聪明的人也禁不住自由散漫的性格。我不是说你性格自由散漫，但你有这种倾向。我可记得清楚，去年夏天，你还敢在树上笑我。初一开学报道时我就看见你了，认出我就跑了不来报道。以为我不知道呀！我开始是真想收拾你，后来也真是喜欢你。老师喜欢一个学生可不容易，说出来就更难。你应该争口气，好好学习，将来做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听到没？” “听到了。——陈老师，你以后不要去公共厕所尿尿。” “什么？” “厕所中间的墙上有个窟窿，有人偷看呢！” “噢！老师知道了。” 老师身上有一股迷人的香味，她最近倒霉了。我骑车把老师送回家，像个鬼一样边走边回头，一直到了树林里。树上还有很多人，房子里传来嘻嘻哈哈的打闹声。大鸿和红军坐在地板上。其它依次是小五、小华、史君、二鸿、李建军。大鸿说：“现在大家分头回家吃饭，晚上七点在这里集合。” 我问他：“干吗呀？” “到钱庄村去偷萝卜和红薯——你去吗？” 我生气地说：“废话，我能不去吗？” “那晚上见。” 钱庄村位于中学的北侧。在北角大街的尽头右侧有一排猪舍，顺着猪舍旁的小路往前走二百米左右再左转过一座石头拱桥就到了村头的地盘。夜色下的村庄静悄悄，依稀可辨村头戏台的轮廓。我们没有进村，顺着石头桥的路直走来到了一座丘陵上。远处传来了清晰的狗吠声。运载矿石的火车轰隆轰隆地在夜色中行进。黑夜的空气格外湿润，走在长满野草的小路上感觉有些湿滑。如果是白天，就可以在这里眺望学校的操场和隔着大片工厂的水花街小区；远处，在大片大片的玉米地和松林中间有点点滴滴的红砖瓦房。此刻，除了朦胧的道路和景物，眼前一片灰黑，头顶密密麻麻的星星和半个月亮远远地笼罩着一切。在丘陵的背后是一片开阔的南坡，土地缓缓地向下延伸，一直到一条常年干涸的小河边。地上散发着青草的清香和南瓜的甜味。附近是一片菜园子，周围是枯死的灌木枝围成的栅栏。我示意所有的人都停下来。他们蹲在地上。大鸿伏在地上闻了闻，对我举起右手。我们静静的蹲伏着。不一时，路边传来细碎的声响。一只獾熊伸着鼻子走过来，它的鼻子伸得很长，左右摆动向前探索，身后还跟着两只小的。一只搭着大的的尾巴，另一只搭着它的尾巴。这支队伍歪歪扭扭地向前走，我们悄悄地跟上去。在菜园子的东北角，几只小东西从一个十五公分宽的口子钻了进去。我们紧随其后，也钻进去。菜园子里是胡萝卜和红薯。红薯尚未长大，胡萝卜已经可以食用。由于土地湿润，抓着萝卜缨一用力，即可把萝卜连根拔起。我们坐在宣软的土地上，像一群猴子，手捧着胡萝卜一顿乱吃。临走的时候，每个人都脱下外套，背了一包胡萝卜。半路，天上突然传来几声雷声，我们跳着从路边的南瓜地里摘了些南瓜叶子盖在头上，噼噼啪啪地跑回了槐树林。刚到达树林外的水泥路上时，树下迎面跑出来两个人。走近后，我陡然发现是罗颖和她的父亲。罗颖站在溅满水花的马路上，她发现我们就停下脚步。这时候她的父亲从身后拉着她往前走，她扭头看着我，雨水从她的头发和脸颊上流下来，身体一摆一摆地消逝在黑夜的雨水中。这个情形深深地烙在了我的脑袋里，罗颖和她的继父在雨水中流落向茫茫黑夜…… 小华对我说：“高扬，那不是你们班的女生吗？” 我说：“我同桌。——和他爸。” “她怎么不和你打招呼就跑了？” “谁知道呢？天黑没看见吧？” 我们爬上树，在木头房子里等待。一会儿，雨停了。大家轮流把衣服里的萝卜转移到西北角大槐树的树洞里。此刻已近夜里十一点。我忽然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难过。我对大鸿说：“大鸿，我心里很难过。” 大鸿说：“你为什么难过？” 我说：“我知道一件令人难过的事情，可我对谁也不能说。”说着说着我在树上哭起来。大鸿说：“有什么事情不能说呀！谁欺负你了，告诉我！你别哭。” 我说：“没有人欺负我。但有人肯定受了欺负。” 大鸿说：“那是谁？你别哭了。” 我哭着说：“我不能跟你讲。” 大鸿说：“那就等你能跟我讲的时候再讲吧！” 我说：“好吧！”说完我们结伴回家。晚上，我躺在床上辗转难眠，不时想起上课时和罗颖讲话的情形。她的眼睛十分大，说话的时候就盯住对方一动不动。她有些消瘦，面色很白，冬天的时候穿着粉红色小花棉袄，一直都梳着两根小辫子。她的声音清凉，听起来就像是一个没有经过童声期的大女孩。她的鼻子有些翘，何时何地都十分生动。她是班里的语文课代表，老师经常捧着她的日记本给大家念。上自习的时候我经常侧脸躺在课桌上和她讲话，我们俩的脸上被压出一片红印。我发觉自己是这样一个人：对于过去我很快就会忘记，对于将来我常常未卜先知。因此我是一个生活在纯粹的理想中的人。我的理想常常变成现实。所不同的是，我所预感到的好的理想仍然是其所是，我所预感到的坏的理想成了鲜活的生活。关于童年我是这样理解的：眼前的一切都硕大无比，比如你得了一个褒奖就感到自己未来一片光明，如果犯了错误，那一定是天大的。因此我的感情、感受，以及由此而来的表达和诉情就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魄。初一即将结束，初二即将到来，在这个期间有一段时期叫做暑假。在暑假，我的任务呈现出一种条理性。每周四我准时来到学校，在老师的办公室和郭答共度一天时光，其余的时间则生活在树上。办公室还有老师、罗颖、贺建华。我能够理解自己的生活。我有限地喜欢上了罗颖，这个感情的走向具有泛化的倾向。最初的时候，我和郭答在办公室的西南角一张办公桌上，后来就挪到了东南角。罗颖和贺建华就在东北角。每当我与罗颖共处一个场域时就感到来自丹田的酸性反应，这件事情宣布了我对他的感情具有物理性质，或者说有某种力学上的关联。这种关联呈现出反比的效应。如果我离她越近，身体反应越强烈，离她越远，身体反应随之减弱。这有点像万有引力的原理。有一段时间，我试图给这个反应力推导一个精确的方程式。我把我们的身高，体重，出生年月的乘积作为分子，把我们的距离作为分母，在等号的右边加一个常量α，我用了两组数字求解，最后得出α=根号3。事实上这个数字有相当的魔力，多年以后的罗颖身高正好171公分。星期四我在老师的办公室给郭答讲解二次方程式时，老师就坐在办公桌后面看一本“地球”杂志。这是一本博物杂志，里面有很多稀奇事情。我记得我后来曾经见过一本“环球博览”杂志，与此类似。在那么一个无声的环境中，一本杂志弥足珍贵。我很想看看杂志，而不是对着郭答的鼻涕给他讲题。郭答的父亲是一个卷烟厂厂长，因此他经常能从家里拿出来很多香烟。据他说他小的时候跟着父亲住在厂里的宿舍中，整天闻着收来的烟叶，因此熏坏了鼻腔，得了鼻炎。他说：“其实我不是鼻涕虫。”他想听到我对此表示赞同。但我没好气地说：“你就是鼻涕虫，天下第一鼻涕虫。”这时候郭答抬起脸看着我，脸憋得通红，嘴角抽搐，欲言又止。可以看得出来，他很可爱。我曾经说过，郭答是个卫兵。老师看杂志的时候，双腿并拢，双手把杂志端放在桌面上，像一个严肃的科研工作者。好像她不是在休闲，而是在受罪。所不同的是，老师没有宽边大眼镜，因而又像一个学生。我对老师的想象仅限于此。事实上她看杂志的时候双腿跷在课桌上，嘴里嚼着红薯条，十分不堪。这段时间，在街道的角落里，以及北角大街的两侧出现了很多游戏厅。郭答对我说，他要请我去打游戏。我与他来到了电影院的斜坡下，这里有一个铁皮做的小卖部，里面摆放着一台14英寸的彩色电视机。电视机的旁边有一个塑料外壳的扁平物体，连着两条黑色的圆形电线，电线尽头有一个手柄。郭答说，红斗龙是一款大游戏，他要请我玩的正是这个。当我出现在屏幕上时，我的手里端着冲锋枪，从天而降，郭答紧随其后。在长满绿草的道路旁边，一条蓝色的河流静止不动。敌人及时地从前方的天上空降下来，有的背着黑色的炸药包，有的端着枪弯腰与我们相向而行。他们不仅会对我方开枪，而且会埋伏在掩体后面进行偷袭，在道路的两旁和沟垄的断壁上布置了很多堡垒。从堡垒中伸出的大炮和机枪对着我们不停发射。这时候必须走得很快，在必要的时候弯腰，匍匐，跳下河里。我不仅需要躲避子弹，还要抽空击发消灭敌人。当天空飞来闪着红光的雄鹰时，我要飞到空中，或者呈斜向上45°角不停射击。被击中的雄鹰落在地上，我走过去，于是乎子弹变成了强大的红散弹、巨大的白色气泡弹、激光制导弹。在每一个关口，我都要利用强大的武器不停射击，这样才可以在伤亡较小的情况下打败巨型怪物。我和郭答配合十分默契，在战斗中消磨着美好的暑假时光。游戏厅的老板也叫“老二”。他是一个大罗锅，有两撇小胡子。在与郭答打过几次游戏之后，我觉得我们之间有了一些交情，对他说其实他不是鼻涕虫。我说鼻涕虫是一个特指，说的是一些破衣烂衫、流着鼻涕、脑子有病的人，主要是指脑子有病，他打游戏技术一流，不可能是脑子有病的人。但是我转念又想到他的数学成绩总不及格，又犯了难。对他有关于此的询问就此三缄其口。可是这些不能妨碍我们的友情发展。谁叫他十分可爱呢。我记得刚上中学的时候，有一天上语文课。老师叫大家背诵一段课文。这段课文不仅很短，而且好背得很。不巧的是，老师叫郭答起来背诵。郭答站起来，他明晰地背出了两句话，后来嘴里发出了一系列叽里咕噜的声音。那天天色闷热，空气粘稠。大家都有些心不在焉。老师叫郭答坐下。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一阵诡谲的阴风吹过，老师猛然间醒来。他把郭答叫起来，让郭答重新背过。这一次他从讲台上下来，走到郭答跟前，把一只耳朵凑到他脸前。于是郭答那阵叽里咕噜的语言就被老师听的很清楚。老师反复的让郭答重新一句句的背诵那段不知所云的课文，每听一句就叫郭答“翻译”一下。没有多久，差一点把全班的学生笑死。老师得意地说：“你哼哼唧唧的差点蒙混过去啊郭答！” “你把老师当傻子耍啊郭答！” “你还真有语言天赋啊郭答！” 这就是可爱的郭答。如今我想起和他在办公楼里度过的那段时光，时有时过境迁之感。同样作为被帮教的对象，贺建华和郭答有所不同。贺建华是一个留级生，她爸爸是常驻学校的校警，这也是她所以能够留级的原因。贺建华在办公室里学习的时候总是低着头趴在办公桌上，她有一幅消瘦的身板，梳着很短的头发，就像电视里新文化运动时的女学生的发型。我对她的映像就是笨。在我看来她学习很刻苦，但成绩极差。郭答和她的不同之处在于郭答学习很不刻苦，甚至可以说一点都学不进去。同样的结果带来了不同的前提，所以贺建华是个笨蛋。我自以为无比聪明，就对笨人有一些瞧不上眼。所以我每次在办公室里都要和罗颖讲话，但每次都没有同贺建华讲。我并不知道她由此心生恨意。我曾经说过，在小学时留级相当于丢大人、现大眼。到了中学，时势变得不同。只有那些有背景、关系硬的人家的孩子才能留级。他们可以多学习很多年，以备将来中考之需。对此我相当不以之为然。直到现在，我对取巧的行为总是嗤之以鼻。这是我犯的一个人生错误，在众多错误之中属于严重的一类。星期四的下午，我和郭答从学校出来。我带着他来到槐树林。既然我已经认为郭答是我的朋友，就有必要把他介绍给我的其他朋友。槐树上的房子里有很多人，大鸿、二鸿、红军、小五、小华、史君，还有李晓霞和张海燕。大家对郭答的到来纷纷表示欢迎。郭答把衬衣口袋里的中华烟掏出来给每人上了一支。这种香烟有一个大红盒子，很多地方买不到。据他说很贵，是中央领导抽的。由于大家享受到了中央领导的待遇，所有人都显得十分喜欢这个新人。张海燕把郭答招呼到窗口处，请他欣赏黄昏的风景。我转到那棵神秘槐树上视察了一番，发现最近没有什么新的东西。照片上的女孩子依旧躺在树洞里，安详地与我对视。这是属于我的秘密，属于我的照片。小的时候，我有一个罐头玻璃瓶，里面装满了玻璃球。我把它藏在衣柜的底角，隔一段时间就拿出来数一数。这些花花绿绿的玻璃球是我辛苦赢来的，是我的个人财富。那时的我以为人生的主题就是赢玻璃球，为此魂梦系之。每当冬天来临，我就揣着两个玻璃球向城市的各个角落进发，与所有的玻璃球好手较量，回家时我的口袋里总是鼓鼓囊囊。很多弹球的好手都知道我的大名，喜欢和我一组与别人对抗。人要是无缘无故聚在一起，就需要为这个聚集寻找一个所在。否则大家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到槐树林来。小的时候大家走到一起是为了弹玻璃球；稍大一些以后是为了打架；眼前迫在眉睫的是去偷吃人家地里的东西。电视里的知青说：“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同一个目标走到一起。” 吃过晚饭以后，我来到槐树林。很多人已经在树底下等待。等所有的人到齐以后，我们向钱庄村进发。谁都知道，胡萝卜的成熟期已到，如果再等两天，地里的萝卜就全被庄户收拾回家啦。这一天正直满月，田野和山岗，以及远远近近的房屋显得影影绰绰，不甚明了。很多平时看不到的夜景此刻异常清晰。就连平时懒得叫得狗也吠了几声。正因为黑夜不很寂静，人就显得亢奋异常。仿佛我们的所干不是偷鸡摸狗的勾当，而是在进行一项正义的战斗。郭答跟在我的身旁，高兴的气喘吁吁。他以前没有参加过如此壮观的集体活动，从内心感到无比欢欣。这一段时间没有下雨，空气只有在天黑以后有少许湿意。我们一路过桥翻山，来到位于村头西北角的菜园子。獾熊拱出来的入口有好几处。我们一溜烟从灌木篱笆的底下钻进去。天啊！真是个天堂。菜园子里有西红柿、黄瓜、豆荚、胡萝卜、红薯。黄瓜已经过了旺季，红薯尚没有成熟，豆荚则不能吃，只有胡萝卜是可口的美味。我对这些事情记忆深刻。过了很多年以后，从市场上买回来的萝卜远不如地里的好吃。因为你闻不到菜园子的清香味，因此不能体悟其中的妙处。我想我们之所以喜欢去偷吃人家的萝卜是因为这个东西是长在土里的，不仅好吃，而且有趣。正当所有人都坐在地里，手捧萝卜进食之际，忽然从四面八方照来了无数手电筒的光。随此而来的是“抓小偷”的大呼小叫，很多大人从菜园子外冲进来，手里牵着狗。当事人都有些发懵，并未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我们成了俘虏。一个黑面大汉一把把郭答从地上拎起来，然后又扔到地上。然后把我拎起来，扔到地上。如此反复。他说：“就你们这群狗崽子呀！”每个人都吃了一个大屁蹲，于是裂着嘴、摸着屁股被带出了菜园。由于从菜园子通向村里的道路是蛇形小道，我们只能排成一条逶迤的长线行走，看管我们的村户则伴随两侧。很多已经入夜的人家此刻纷纷打开大门口的明灯，出来观看。街道上很快亮如白昼，聚集起不少人。有的全家老少齐出动，最多的是给人家当了媳妇和妈的妇女。这些人老远就在街道两旁相守张望，看到我们以后议论纷纷，可见这件事情已经传遍全村。我记得有一位大妈从家里跑出来时，胸口的扣子尚未系好，露出半片奶来。还有一伟大爷拄着一截拐杖势如疾风从山上跑下来。有一些不通人事的孩子向我们丢碳块，被大人喝止了。过去，在封建社会里，人们就是这么呼呼呀呀地观看斩首示众的犯人的。有的人遭了殃，接受处罚，有的人就如同中了彩，兴高采烈。如今是一个法制社会，偷萝卜这点小事能大到哪里去，值得大家这么高兴？在非洲的一些部落里至今流传着这样的习俗，如果你偷了邻居的牛或马，就要被砍手，哪只手牵的牛马就砍哪只。执行的这一天万人空巷，像一个狂欢节。我们来到了菜园主人的院子里，黑脸大汉指着右侧的一排兔舍说：“看看，里面都是偷吃红薯的獾熊，你们这些狗崽子就欠和它们一样杀了炼油！”兔舍是砖砌的小房子，朝东一面全部是钢筋焊死的栅栏。里面，一排肥胖的獾熊正在朝我们张望，不知道它们是怎么落的网。我们被关在一个厢房里，女主人拿来一屉馒头。她说：“你们偷吃了庄稼，就要赔，明天一起到谷地里救苗。吃饱了好好睡吧！”厢房里有一个通炕，上面铺着草席和床单，在墙壁上挂着一排镰刀和镢把。黑脸大汉进来说：“你们这帮兔崽子别想跑，门口有两只狼狗，谁要被咬了活该啊。”大家怔了一下，继续埋头啃馒头，经历了刚才的惊吓，还真饿了。这是一种发酵的两面馒头，吃起来很有粘性，味道香甜。郭答突然哭了，他说：“回不了家我爸会急死的，要是被他知道我偷东西不打死我才怪。要是被送到公安局就完了。”缓和的气氛经他一提醒顿时紧张起来。夜不归宿是一个问题，大人问起来怎么办？我对郭答说：“偷吃地里的东西不叫偷，地里的东西很多是公共物品，比如井里的水，山上的红土，地下面的煤矿和钛矿。人们拿去用的时候能说是偷吗？否则全社会都是小偷了。” 红军也说：“你哭什么呀！他们不会怎么我们的。我们就是吃了几个地里的胡萝卜。而且从没偷过东西，就是送到派出所也没有事。” 郭答说：“你们偷过工地上的铁架。” 大鸿说：“我们偷的那都是废铁，废的！我们是帮助工地清理不必要的垃圾。唉？这事你怎么知道的？” 大鸿说：“家里父母问起来，我们都说去龛山后面的红树林里耍时走得太远迷了路，在一个好心的大爷家里过了一夜。” 大家听了纷纷点头赞扬，并表示要彼此作证。紧张的气氛瞬间缓和，我干脆靠在墙根睡着了。人一旦睡着就会忘记自己的处境，做起梦来像往常一样天马行空。我如今记得一个少年时期的梦，想必就是那天做的。我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人只有身处险境才能梦到不可思议之人。这个人其实我认得，是我的小学同窗。我在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一个相好的女同学，就是燕珍。这一点很多人都知道。那个班里总共有24名女同学，如今我能够数得上名字的只有燕珍、陈雁、王晓丽而已。但我读初中的时候离小学时间很近，一定记得很多。其中有一个女生，长得不好看，个子瘦弱矮小，学习成绩极差，来上学的时候总是带着苹果、犁、花生、糖果之类的零食，下课了就躲在课桌后面低着头吃。而且该女生是个碎嘴婆子，整天和几个同类在一起议论别人的事情。她的门牙有两条很深得嗑痕，说明经常嗑瓜子。我对她的排斥可想而知。这个人来到我梦中时，我正在一个环境幽深的山谷里溜达，遇到一些人认识，又遇到一些人不认识。谷地里生满了绿色的植物，从上往下依次是塔松、蒺藜、蒿草、火柴花、苔藓。这些植物掩映在一片葱茏的绿意中，加上从山谷上方斜射下来的阳光，产生了光怪陆离的景象。我走在滴着露水的草地上感到恍恍惚惚，仿佛生为另一个人。我的脚上有一双空鞋，也就是城里人所说的塑料凉鞋。我感到小腿肚子上一片凉爽，嘴巴和鼻孔里散发着花香。有一些树叶正在进行蒸腾反应，可以看得到往树顶散发的氧气和被树叶吸进去的二氧化碳。我走得很快，几乎快步如飞，并且东张西望。我的裤子里有一个东西正憋得难受，我在寻找厕所。在山谷的尽头矗立着我的母校红领湾小学校。它之所以矗立在那里，是因为我需要它。学校有一个可供百人共享的大厕所，就建在环形建筑的东南角，这个厕所的掏粪口暴露在操场的一面，平常用一块水泥板盖着。即便如此，也可以闻到从那里冲出来的闷臭。这种臭味很呛鼻子，很杀眼睛。我从进入小学以后就在那里拉屎撒尿，养成了条件反射，在干净的洗手间里拉不出屎尿来。要是在空旷的山涧野地更是尿道紧锁。洗手间是一个后来的词语，最初听到这个词是在香港的电视连续剧里，那时我以为这是专门用来洗手的房间，未曾想是茅房。我在山村生活的时候，方便的地方叫茅房；到了阳泉变成厕所；如今生活在北京，也开始叫“洗手间”，在饭店内急时就问服务员“洗手间”在哪里。这是一个成长过程，适合追忆。每当上午第二节课下课，红领湾小学的男厕所里就会在北面的粪池上蹲上一排人，在南面的尿池前站立一排人，加起来有百人有余，光听声音就知道场面蔚为壮观。女生厕所是个什么情形，我不知道。我走向母校的大铁门，老远就看到门外两侧的斜墙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红标语。在这排标语的下方墙角里，蹲着一排兜售小吃、铅笔、小刀的小贩。这些小贩没有生意，就靠在墙上晒太阳。此刻我却忘记自己要做什么，于是径直走向北楼的三层，它的最东侧就是五年级一班的教室。在那里，我曾经挨过语文老师的板子、数学老师的凿栗，对楼下的小孩吐口水，和燕珍聊天，与王建军打假，被叫到校长办公室，等等。教室里的学生正在进行大扫除。其后事情就急转直下，我前面提到的那个女生出现了。她当然先于我而存在于教室。我们俩说了一些如今很难回忆起来的话，然后教室突然变得空空荡荡，只剩下我们俩个。也不知道是在谁的提议下，我们决定做一做成年人。说白了就是要干一干成年人干的事。我和她分别属于男的和女的，独处一室，双方又都急于感受一下，可以说条件相当成熟。虽然没有做过这件事，但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会让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愉快。在我看来，她也这么认为。因为她自己脱了裤子，露出那个东西。我虽然没有见过女人的那个地方，但在梦里却看得很逼真，事后又什么都想不起来。她当时脸上出现了一股难以形容的笑意，应该就是淫荡的笑。于是之，我给她一个名字：淫荡的。 “淫荡的”尽量挺起她的胯部，这个动作意味很浅。我站在它的身边，她斜躺在一只板凳上。我们俩脱光了衣服，其目的就是要做成眼前的事。我提着自己的小东西，对着她的那里使劲往里戳，但是不得要领。那个地方看似有一个眼，但干起来实则是一个封闭的堡垒，无论如何都不能进去。“淫荡的”换了一个姿势，她躺在水泥地上，示意我爬上去。结果是我爬上去以后对着她的肚子一阵乱戳。后来我们换了一个地方，到了一个堆满衣物的房间里。事情终归没有做成。“淫荡的”和我都很焦急，我觉得自己那里很胀，可是不得其门而入。这件事就这么没头没脑的结束了。眼前的女孩子虽然淫荡，但长得不漂亮，而且她没有什么与长相无关的魅力。但就是她来到了我的无意识中，或者说（按弗洛伊德的说法）介入了一个少年的性压抑。人要是进入梦里边，做出来的事情就不顾现实的感受。就是这个无名无姓的女生给了我人生第一个春梦。诗曰：“春梦了无痕。”这可不是说着玩的。去过农村的人知道，北方的公鸡很勤奋，一般来说在凌晨四五点的时候都会打鸣，早的要在三点钟。偏巧北方的农村家家都养鸡，钱庄村也不例外。我正睡得香甜，被一阵势如天雷的鸡鸣叫醒，然后听到村庄里外远远近近一片鸡鸣……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养了一只大公鸡。这只公鸡通体雪白，胸肌发达。那时候我穿着开裆裤，它就常常鹐我的小鸡鸡。这时候我放声大哭，奶奶就从房里跑出来把鸡骂跑。虽然是一家人，它总是鹐我，而且准鹐一个地方。时间长了我发现红色、黑色、灰色、红黑相间的公鸡都很温顺，白色的公鸡都很凶恶，见到就绕而避之。此公鸡打鸣的时候通常还在鸡窝里，由于夜深人静，鸡的鸣叫有破天荒的气势。如果是白天，它就站在房顶的飞檐上打鸣。鸡脖子往回缩，然后猛然降低又抬起头，随之把脖子伸向天空，这时候发出的声音由底而高，传向千里之外。我记得这只大公鸡经常强奸它视野范围内的任何母鸡，这一点就超出了我们家的范围，常常殃及邻家的母鸡。通常，它突然从山坡上冲下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钟情的母鸡，两只大爪子抓住母鸡的翅根，随之一阵莫名其妙的扑闪。整个过程快的出人意料，见得多了就又在情理之中。当然，别人家的公鸡也不乐意，但打不过它。它对自家的母鸡就不用费太大力。早晨，母亲把挡鸡窝的木板拿开，大白鸡不慌不忙走出来，母鸡们紧随其后冲向食盆。大白鸡没有食欲，它来到某只母鸡身边，支棱着翅膀对着它快速转圈，然后母鸡就会翘起尾巴等待临幸。但是有一点事情非常值得骄傲，每天夜里，公鸡都要等母鸡们全部进窝后才进去，每天早晨要第一个出来。保护的意味就在其中。我被一阵鸡鸣唤醒，然后发现大家已经坐起来，因为天已经亮了，以为已经是大白天。其实这时候顶多不过四点。我对他们说：“早着呢，再睡会儿吧！” 郭答说：“天都亮了。” 我说：“不知道半夜鸡叫吗？”然后靠在墙边闭上眼睛。不知道过了多久，一阵“咚咚咚”的敲门声传来。门开了，黑脸大汉出现在门口。早晨没有饭，我们被带到了山脊上的谷地里。好几个黑脸大汉，或者说好几个李奎押着我们。一同来的还有主人夫妇和他们6岁的孩子。这小子名叫黑蛋，在路上不停捉一些蚂蚱送给我们。其实这时不过五点，还不到早饭的时间。我在农村生活过，知道在烈日下劳作的辛苦。夏天，人们通常要赶个大早，趁太阳出山以前干活，然后回家吃饭，等到黄昏以后再到地里。我们就赶上了这个时候，要赶个早班。山上的谷子已经半腿来高，抽出了半指长的谷穗。此时的谷穗尚不丰满，迎风而立，摇曳多姿。我们三三两两的散落在谷地中央，用小锄锄地里的野草。这种行为在农业上叫做“救苗”。野草的生存能力远强于谷子，任期疯长会满地野草，谷苗因缺乏养分而枯死。此时正值清晨，太阳刚刚从山顶的地平线上抬起头，人已经感到汗流过脖子和背部时的盐蜇。弯腰扶在地里干一件毫无兴致的工作十分累人。大鸿蹲在地上问郭答要了一支烟。那个胖大婶一把夺走，对着它的屁股踢了一脚说：“小小年纪，抽什么烟？现在的孩子成什么了！” 黑脸大汉扭头道：“就是欠练！” 我们看着大鸿，嘿嘿嘿地笑起来。也就是太阳出来之际，我们往村头赶。大鸿问黑脸大汉：“大叔，我们可以走了吗？” 黑脸大汉说：“不行。”然后瞪了大鸿一眼。没有人再就这个问题问话。虽然过着囚徒的生活，但总还供吃供住。我突然想：要是一辈子都在这里种地也蛮不错的，家里人到处贴寻人启事，电线杆、报纸、电视，这些我都知道，但我不理他们，独自艰苦奋斗，有一天，突然出现在家门口，已然功成名就。一干人回到黑脸大汉的院子里，然后主人吩咐我们进堂屋吃饭。桌子上摆着绿豆稀饭、葱花花卷、凉拌北瓜。饭很快吃完，胖大婶说：“回去吧！以后可不能来地里糟踏庄稼了，你们祸害了我好多豆角和南瓜苗啊！”然后她从偏房里拿出一个簸箕，里面有一些陈年杏干和黑枣。每人抓了两把，然后风尘仆仆地回家。星期四，我准时来到学校。老师的自行车孤零零的站在车棚里。学校正在进行施工，操场上堆满了砂石、水泥、红砖。很多建筑工人正在教学楼的顶层砌砖，他们要在那里加两层，这样一来就可以缓解学生增多的压力。一些学生正在学校背后的临时操场踢足球，像风一样跑来跑去。学校的背后有一个古旧的教堂，正对着老师的办公楼。我从楼道的窗口望过去，一群灰色的麻雀噗啦啦从教堂的鼻子里飞出来，一下子不见了。在教堂的周围，有一圈平房，很多没有分到房子的老师就住在那里。平房的过道里散落着很多临时灶台，上面堆放着锅碗瓢盆、油瓶醋罐。这些东西把教堂围得水泄不通，不知道那里面有些什么古怪。有一个女老师正在弯腰铲锅里的饺子。我伸长鼻子闻了闻，饺子是韭菜鸡蛋馅。这时候我突然听到楼上有动静。一个男人压低嗓子说：“你先下去看看。”转弯后我看到了153班的英语老师，她穿着一个极短的裙子，极透明的黑纱半袖衣服，神色慌张。上了三楼我看到初三年级的体育老师，此人有一个酒糟鼻子，他摸了摸自己的酒糟鼻子，疑惑地看了我一眼。他们干什么了？我心想。办公楼共五层，老师的办公室在四楼。这栋楼在很过去的时候是教学楼，也就是说老师们的办公室都很大，有讲台和黑板。整个年级的数学老师都聚在这个办公室，此外还有一个政治老师，两个生物老师，两个历史老师。我走到办公室门前，轻轻地敲了敲，里面传来老师的声音：“进来。”我推门进去。办公室里弥漫着一股浓浓的松脂味。办公桌和椅子都用松木做成，如今天干地燥，从缝隙里渗出了松油。夏天，老师们每天都要用肥皂水和鞋刷子清理松油，以便于坐下工作。所以房间里还充斥着肥皂的味道。我从裤兜里掏出一块鹅卵石在椅子上来回磨。老师冲我扔来一个粉笔头。她说：“招呼也不跟老师打进来？” 我放下鹅卵石说：“老师好！” 老师从转椅上挪过来，说：“手里拿的什么，让我看看。”我把鹅卵石递过去。这是一块表里如一的鹅黄石，摸起来十分细腻，却很适合磨砺物品，有松油的桌椅一旦被它蹭一蹭，很快平滑如镜，不再粘人。当然，被我坐过的椅子如今看起来像一个未上漆的原木家具，愣头愣脑。老师拿着我的鹅卵石，端详片刻后对着自己的办公桌腿一阵乱蹭，吹了吹木屑，用手摸了摸，大声说：“咦？不粘了！”她瞪大眼睛看着我说：“归我了。”不容我辩解就装进了自己的抽屉。这时候门外响起了敲门声。贺建华的声音传进来：“报告。”进来的还有罗颖。她们俩走到东北角的办公桌前坐下。罗颖说：“怎么又出油了？”她从书包里拿出一块棉纱擦了擦，又拿出一块手巾垫着，就这么坐了下去。我想起那个雨夜的情形，看着眼前的人，简直不敢相信。两个女生坐在那里共同做数学题，不时传来罗颖的抱怨声：“怎么还不会呀？……刚才讲的你忘了？……行行，最后再说一遍。……” 这一天可爱的卫兵郭答始终没有来。我对老师说郭答不会来了，她就说在等会儿吧说不定马上来，就这样呆了一下午。黄昏朦朦胧胧地探进了办公室。老师懒散地跌在转椅中。这把转椅外面包着黑色的漆皮，在经过长时间的摩擦后产生许多褶皱，十分松软。老师大约累了，她的身体仿佛要从椅子里掉下去，双腿把叉，背部低斜，一只手拿着杂志，耷拉在扶手外。我坐在她对面的，没有事做，就盯着老师看。她突然睁开眼，冲我笑了笑。然后伸了个懒腰说：“今天就到这儿吧。”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贺建华和罗颖从座椅上站起来，她们悻悻地走了。我看着老师，她抿了一下嘴唇。我来到自行车库，把老师的脚踏车推出来，站在校门口等待。虽说时间过的异常慢，天却一下子黑下来。空气里飘满了煤灰和一氧化碳，这片天地在黄昏以后基本上是一口黑锅，不管正反面都是锅底黑。此刻，人站在北角大街的路面上只能有限地吸氧，肢体动作十分缓慢。老师从教学楼的木门后走出来时，看上去蹑手蹑脚，她穿了件我从没见过的红色连衣裙，像一个随风飘动的木偶。老师的所骑是一辆二八自行车，她的个子充其量一米六二。人与物形成一个反照。这种自行车十分高大，设有横梁，老师就用野狗撒尿的姿势上车。她有一对很大的屁股蛋，这个屁股长在老师瘦细的身材上十分扎眼，就如同它的乳房一样。我对老师的非分之想仅限于此。经济学中有一种说法叫社会生产边界，就是说你对某一商品的投入扩大，势必对其他商品的生产投入缩水。我在老师的前方时对他的胸部投入扩大，在她的身后时对她的臀部投入扩大。相应地，另一面缩水。这对我来说又有了博弈论的色彩。我既可以在她身前多站一会儿，也可以在她身后多站一会儿，相应地，对她的两个部位的赏析相对加减，如何使之平衡并得到最大满足就是一个难题。老师说：“我们到工人文化宫。” 我想了解一下到那里干吗，就问：“到文化宫做什么？” “你别问了。”我一个野狗撒尿上了车，老师跳到后座上。我是老师的“公干”，继而也是免费长工，然而我内心十分愿意。从学校往俱乐部俯冲下去的道路坑坑洼洼，自行车像是走在一片人工攀岩的墙体上。如我所述，老师有一对大屁股蛋，具有减压功能。我们飞快地冲向了俱乐部，拐弯后穿过槐树林，狂奔向水花街后的工人文化宫。这是一座前苏联风格的灰砖建筑，门前有两个白色保龄球瓶子，门后有一个战士雕塑。在很远的地方，老师叫我停车。她说：“高扬，你远远跟着我，我要到文化宫的乒乓球室见个人，注意保持距离。” 我蹲在文化宫的玻璃窗外，看到老师和一个带眼镜的成年男性站在乒乓球桌旁说话。事实上老师在相亲。这个人个子实在太低，下巴抵在桌面上，不知道是不是蹲着。老师不时向窗外望一眼，看我在不在。如今回想起这件事情我感到莫名其妙，两个人约会干吗到乒乓球室，要知道那里既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更没有看的，完全不浪漫呀！假如是为了避人耳目又究竟是什么原因。没有十分钟，老师从玻璃门后出来，她把红色连衣裙的腰带解下来，扔给我，说：“见鬼了。”这句话是个不好的兆头。暑假刚过一半，天气象个蒸锅，一条十公分宽的腰带却是累赘。我对老师说：“陈老师，你会打乒乓球啊？” 她突然莫名其妙地说：“高扬，你觉得老师差劲吗？” 我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指，想了片刻说：“挺，挺好的！”她的脸就拉到了两米长，比肩真正的驴面。她突然说：“你最近好像和那个陈黎联系不多啊？” 我说：“她很久不来找我了。”之后老师奸笑了一声，挥舞着手臂说“走”。老师说我很复杂，原因是我对她说我和陈黎是普通朋友。她说高扬你可真复杂，还知道“普通朋友”这个词呢。好像我不该知道这个词似的。老师说接下来的日子她要替教外语的张宁老师值班，每星期四以外还有星期天的下午，她说：“你星期天下午也到学校来。” 我问：“郭答他们来吗？” “他们不来，你来就行啦。” 午后，槐树林里有一些明亮的光线。树叶浓密地打在地上，形成影影绰绰的斑点。一些野猫在草地上散步，偶尔刮来一股暖风，把它们细软的毛发吹起来。我倚在歪脖子树上回忆许多黑夜的往事。我的双眼定格在某处树叶纷扬的空间，眼前一片朦胧。世界像是一个立体的物体，又像一块平面的花布，挂在槐树上。这时候日头正中，空气里漂浮着蒸汽。我看到一个粉红色的鬼影匍匐在远处的槐树上，她的四肢像壁虎一样灵巧，抓住了一棵生长在地球上的槐树，就那样向上攀登，仿佛要从地狱里摆脱，登上天堂。我睁开眼睛，感到阳光正直射下来，十分刺目，定睛看了看，一片朦胧。 ※ 修改:·tigerger 於 Nov 4 09:51:48 2006 修改本文·[FROM: 222.20.226.] ※ 来源:·珞珈山水BBS站 http://bbs.whu.edu.cn·[FROM: 222.2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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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tigerger (武二郎), 信区: Reader
标  题: 下一个《英格力士》？
发信站: BBS 珞珈山水站 (Sat Nov  4 09:49:02 2006)

这篇小说是一个应该算是我一个朋友写的。原文发表在中国学术论坛上。我觉得写的非常不错，大家看看。
美好年代

作者：高岭（邮箱zhlhlgl@sina.com）
老师说：“人生就像黑板上的正弦函数，起起伏伏，从零上升，到达最高点后下落，如此反复，就这样曲折地向前进。”想起这件事的时候我退回到时间的零界点上，看到通往学校的道路上有一片不太茂密的槐树林，道路笔直地从其间穿过，放学后，很多个飞盘在那里盘旋，如果有一个飞到我的附近，我就纵身跃起抓住，向着大喊的人扔回去，然后加入到这个游戏中，直到太阳落山夜幕降临。飞盘在树丛间穿梭往来，碰到树枝来回反弹，发出砰砰的声音。有的女孩子放学路过，捂着脑袋飞快地跑，如果看到冲着她们飞过去的飞盘，就发出阵阵尖叫。这样的事情通常发生在夏天。
夏天快要来临的时候，槐树上结满成串的花朵，道路上弥漫着清香，太阳从树枝间照下来，反射出乳白色的光斑。我和别人一样爬上树去，坐在树枝上吃槐花。远远看上去像是蹲着一树猴子。有一天，就是在吃槐花的时候，一只天蓝色的飞盘从右侧飞过来，眼看就到了我的耳朵上，我迅急伸手抓住，冲着树下喊：“我操！谁冲你大爷扔的？”
“小孩！给姐姐扔下来。”一个女的！抬着白脸蛋。
“凭什么？飞盘是你的吗？”一看是个女孩我来了劲，冲着大鸿把飞盘扔过去。大鸿在马路对面的树上。女孩又转向大鸿说：“哎！给我扔下来！”
大鸿说：“不行！又不是你扔给我的。”说完又冲我扔回来。我没接住。被那女孩捡到了。她抬头看着我，一扭头走了。我和大鸿齐声喊道：“大姐姐，你慢走，小心碰上二百五！”听到话她忽然回头笑了一下，冲我们吐着舌头做了个鬼脸。
“盘挺大的啊！”大鸿从树枝上攀援着转到我这边的树上。
“什么？什么盘大？”我问他。
“屁股啊！”他压低声音说：“那女的有奶，你发现没？”
“你真流氓！”我后悔刚才没看女孩的胸部。
过了一阵，大鸿突然问我：“你有没有对象？”我说：“没有。有你能不知道？”他耸着肩膀大笑了半天。我问他：“你有吗？”他说：“当然，你怎么还没找对象？马上就要上初中了。”我说：“我大姐还没对象呢！”
“张海燕都换了好几个了，你得赶快抓紧，上了初中还没对象像什么话！量米得趁早，晚了就成二水货了”说完他冲着树下路过的女孩子打了个细长的口哨。我看了一眼那个女孩，头上带着一件海棠花发卡，穿着浅黄色的长褶裙。大鸿说：“这个米就不错！”
我说：“张海燕真的换了好几个？几个？谁？”
“李小钢、王海、李亿群那个王八蛋。”
“我操！没看出来。”我一边说话，一边扒开槐花察看里面有否小虫。“你呢，你的米是谁？”
“以后再跟你说。星期天我带你去开开眼。”说完他冲我笑了笑：“我从没带别人去过！”
“什么地方？”
“先不告诉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说完我们俩像荡秋千一样辗转下来，向家走去。我们住沙街小区，我家住3号楼，他家住4号楼。我们的身后跟着一群小孩，也刚从树上出溜下来。快到家的时候我问大鸿：“你和你对象都干了啥？”他一个箭步窜到了马路前面，冲着我喊：“干了也不告诉你。”我猜他什么也没干。
快要到升初中的毕业考试了，学校加了自习课。放学后不许回家，要在教室里自习四十分钟。那段时间百无聊赖，不知李建军从哪里搞来一本很厚的小说，大家争相传阅。有一天上数学课，我拿到了那本书，书名叫《哪吒闹海》，一看进去就再也不能撒手。到第二节数学课时，我仍然埋着头看，双手把书放在课桌下的膝盖上。突然，教室里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嗡嗡翁的说话声戛然而止。我感到气氛不大对。抬头时数学老师已经站到我眼前。她一把夺过我手中的书，放在眼前看了一眼，大声说：“高岭，我还以为你课堂知识学得好，在读课外书呢！一直没敢打扰你。原来在看闲书。哎呀！你看得那么投入，聚精会神，还真把我给骗了。”她举起手中的书绕了一圈：“大家看一看，啊？《哪吒闹海》！”同学们发出一阵哄笑。我低着头，脸涨得通红。数学老师叫王爱花，梳一个剪发头，是孔东方的二姨。她用右手掐了我的胳膊一下说：“站起来——好看吗？”我不说话。她又掐了一下说：“好看吗？你说不说？”我低声说了句“好看！”
“噢？高岭说这本书很好看。”她环顾四周对着大家说。同学们又发出一阵哄笑。
“书是谁的？”她用手指敲了我一个粟凿，紧跟着又敲了一个。
“借的。”我轻轻发出“啊呀啊呀”的声音表示脑袋很疼。
“跟谁借的，本事挺大啊！”敲了一个粟凿。
我看到李建军脸涨得通红，脑袋伏在课桌上。胆小鬼！
“跟邻居借的。”
“没收了。就那么好看！就那么爱看！”敲了两个粟凿。
“以后不看了。”
“站着听课吧！”说完她拿着书走回讲台上继续讲课。我心急如焚，故事情节老在脑子里打转。心里捉摸着怎么把书要回来。
下课了，我走上讲台，对王爱花说：“王老师，书能还我吗？”
“老师先替你保管，等毕业考试完了再还给你。”语气没有商量余地。
红岭湾小学是一个四面环绕建筑、中间露着长方形操场的地方。操场上铺着红色的方砖，冬天的时候砖上有一层薄薄的冰层，在那层波平如镜的冰层里，影印着我的童年生活，有些透明和凉快。校门就开在南楼的正中下部，看上去就像在那幢楼的一楼凿了一个口子。每天，很多小孩从那里进进出出，忍受着不尽的煎熬。门房里有三个老头，每个都凶神恶煞，我一辈子都不曾见过一个地方聚集了那么多坏蛋。这三个老家伙最大的爱好是把迟到的学生关在门房的里间。那是一个没有窗户，黑咕隆咚，伸手不见五指的牢房。其中有一个老头，被大家称作“眼镜”，手指患有一种奇怪的病症，指甲全部卷曲生长，又厚又长，常常把刚入学的小孩吓哭。学校里最霸道的孩子王见了他们也直打哆嗦。快到毕业考试时，我心想：“老子可算要离开这个鬼地方了。”然而眼前有一件事情令我十分头疼。王爱花没收了《哪吒闹海》，不知道后面的情节发展如何，我觉得活着简直没有意思。李建军对我说书他不要了，他说我没把他招出来他很感激。我看了他一眼，这家伙有一对小眼睛、大眉毛，脸蛋白白净净。他爸爸是一个内科医生，所以他经常拿着玻璃注射器在学校玩，对这女生的屁股蛋假装打针。我伏在三楼的铁栏杆上，冲着楼下的小孩唾了一口唾沫。一个小男孩正在跳皮筋，他抬起头来问“谁唾的？”
我说：“你大爷。”然后吸了口气又唾了一口。跳皮筋的小孩 “嗖”的躲进了楼檐下。李建军也唾了一口。
铃声响了，接下来是语文课。课上到半截，教室门被推开了，走进来一个个子瘦高、头发黑白相间的老头。我们班主任马大头以前所未有的谦和口吻说：“张校长，您有什么事？”
“你们班的纪律有问题啊！五年级的同学冲着二年级的小同学吐口水，成何体统？”说完这些话他扭头道：“进来，是谁吐得你们，你指出来。”
我操！那个小屁孩找上门来了。我把头藏在语文课本后面，扭头看了一眼李建军。他也把头埋在了课本后。那个小孩直接指着我的位置说：“就是他！”这小子怎么认得这么准！校长把我和马大头叫到他的办公室，我们俩并排站着挨了一顿训。校长说这件事情很严重，非得有一个比较满意的处理结果。他说：“马老师，你说吧，怎么办？”
“李校长，我对班里的学生管教不严，我失职。这一次我一定严肃纪律，让同学们对校风校纪提高一个认识，把您的关心和意见传达下去。”
“改革开放都快十年啦，怎么学校里还有这种事情发生，这说明我们的工作做的还不够细致、不够深入。嗯！回去以后一人写一份书面检查，回头由你交给我。”李校长呷了一口茶，扭头看着我，又冲马大头说：“马老师，这孩子学习成绩怎么样？”
“学习成绩是很好的，就是调皮点。”听到马大头这么说我心里后悔死了，居然害得给我说好话的老师替我背黑锅。
“噢！成绩好就更得注意德育教育，不能把一个聪明的孩子毁了吗？——以后要注意文明礼貌！大同学就更不能欺负小同学啦。犯了错误要改，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吗！”
“嗯!”我看了看马大头，他瞪了我一眼。
我们从校长办公室出来，校长和马大头走在我后面。我听到校长说：“我也是没办法，那孩子他爸是局教育处侯处长。你说这孩子吐谁不好，非吐他呢？”接着我又被马大头叫到他的办公室。王爱花看到我立刻站了起来，他对马大头说：“啊啊啊，又是高岭，昨天就在我的课上看闲书——今天又干什么坏事了？”我低着头不说话。马大头扭头看着我：“你还在课上看闲书？”我怨恨地看了王爱花一眼。
“哎呀！你还敢瞪我。——马老师你看，他还瞪我！你再瞪一眼？”
这时候，马大头忽然用他的大手冲我后脑勺拍了一巴掌，嘴里说：“把你能的！”
“马老师。我错了。”
“下午把检查交到我这儿来。回去吧！”
听到这话我一溜烟跑回了教室。教室里乱哄哄的，大家都在打闹。看到我后面没跟着老师，安静了一霎那的教室又复归喧闹。坐在前排的燕珍扭头说：“老师没打你吧？”
“没有，叫我写检查！检查不会背一辈子吧？”
“不会！咱们才多大，还没有个人档案。再说你这点事算什么！我家里有一本写了很多检查的笔记本，是我哥抄的。借给你用一下。”
“真的！那我放学后跟你去拿。”我们俩相视而笑。王建国在桌子底下用脚踢我，一脸坏笑。我冲他“去”了一声。看得出同学们都很开心，因为这节课没有老师，可以随心所欲的说话。
下课铃声响了。大家早已把课桌书包都收拾好，所有的人一跃而起，“哗啦”一声从教室里蜂拥而出。走廊和楼梯上涌动着叽叽喳喳的学生，不一时操场上就排起了整齐的队伍。大家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列队回家。一出校门我就把红领巾摘了下来，这个“牵牛绳”是我最痛恨的童年遗物，一想到它就恨得牙痒痒。大鸿和史君正在俱乐部的白色石柱下等我。我对他们说我要去秋沟街，让他们先走。他们走了以后，燕珍从派出所外的街道走过来，她边走边看，发现了我，我迎上去。她低低地对我说：“我走前面，你跟着，别说话，注意别跟得太紧。”看来她比我有社会经验。我们俩一前一后往她家移动。秋沟往里走是钛矿生产区。这种材料是用来制作飞行器的，要从很深的地下岩石中挖掘，打到地下的通道每天都往上运很多无烟煤、白垩石，所有的东西都运往很远的地方掩埋。这段地方灰黑灰黑的，从地面到楼房，从树木到人，到处都披着一层煤灰。下水道的铁盖不知道被谁偷去卖了，空气里有一股酸辣的味道，就是后来在中学里闻到的亚硝酸的那种味。下水道里漂流着一层油腻腻、表面像蜘蛛肚皮一样的液体。人们就像一群灰毛怪物。真不知燕珍是怎么在这个鬼地方长大的。她们家住在秋沟12号楼4单元2层。我在楼下等着她。她很快从楼道里跑出来，手里拿着一个绿皮日记本，她又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个河北鸭梨递给我，然后跑了回去。至始至终一句话也没说，动作飞快。这娘们真够意思！我想对她说我长大了要给他在别处盖一处房子，可惜没来得及。燕珍梳着一个很短的朝天辨，个子娇小。我们俩的友谊是在上课时说闲话时建立起来的。她喜欢给我讲他哥哥惹了她被父母教训的事情，不厌其烦地跟我讲其中的细节。她喜欢问我父母的事，我很少讲给她听。我的父母从不偏袒我，如果和哥哥闹矛盾，通常是各打五十大板。
回家以后我饭都没顾得上吃就迅速抄了一篇检查，并且做了一些改动，结合了一下现实问题。我觉得燕珍的哥哥是个天才，知道什么叫有备无患。在这些方面我还不具备未雨绸缪、深谋远虑的思想能力。可惜这个日记本要还给人家，否则可以解救多少难兄难弟啊！吃过午饭后，我来到槐树林里。天气有一些阴，树枝在风中晃来晃去，空中偶尔漂浮着一两片槐树叶子和几朵槐花。槐花是一种漂亮的白色小花朵，成串地结。城市里到处都是槐树和梧桐树，但我们喜欢到槐树林里。大泓和史君正坐在一棵歪脖子树上，他们冲我打了个口哨。沿着粗裂的树干还依次坐着二鸿、蛤蟆、小五、红军。我爬上树去。坐在这里的人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都是一个班。我至今仍然想不明白为什么要在五年级的时候分班，不知道是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小学都如此。我从书包里掏出那个笔记本给他们。大家惊羡不已，不知道还有这种东西。我得意地笑起来，说：“燕珍她哥的。好吧？”
“不错不错！”大家纷纷附和。
大鸿说：“燕珍她哥在中学排名第二，外号‘老二’。中学除了黄毛就数老二最厉害，下来是毛驴和小二小。”
“那‘板牙’排老几？”红军插话。
“他连前十也进不去。根本排不上号！”
“我操！板牙连前十都进不了。他没上初中以前是老大呀！”蛤蟆瞪起两只大眼珠。
我说：“在小学凶顶个屁！你知道菜根吗？”
“知道，‘四菜’嘛！”
“‘四菜’要是到中学去，没人敢说自己油。谁要敢趁就是死路一条。”
小五突然说：“你们看你们看你们看，谁？”
我们看到王老师的二女儿从马路远处走过来。这女的跟他妈一样个子很高，比我们高一级，上初中了。她好像穿着高跟鞋，挺胸抬头，走路一扭一扭的。大家目不转睛的盯着她。走到近处的时候她的脚踩到了沥青路上的一个小坑，脚脖子一崴身体来了个趔趄。我们在树上哈哈哈地笑起来。她忽然抬起头来生气地说——居然用普通话：“笑屁呢！”大家笑得更起劲了。联想到他妈欺负了我们整整四年，心里升起一股无边的快意。
槐花开始往地上落了，这说明天气就要变得炎热无比。我们在树上又待了一会儿，陆续又上来几个人。我往书包里装了些槐花。过了一会儿，大家懒洋洋地往学校走去。这段路上有很多瓦房，规则地排列着。房子外的墙面上刷着白灰，白灰上写着“男女都一样，只生一个好。”之类的标语。在道路的尽头有一座电影院，大人们叫它俱乐部。路在这里一分为二，然后再二而合一。电影院远远看上去就像电视里美国白宫的形象，两边是望不到头的槐树林和梧桐树林，也是希腊式石柱，三角形的顶，只是没那么白。在电影院的巨大雨檐上蹲着三尊长方形大喇叭，每天，放学后，我们从那里经过就会听到马季和赵炎的相声《吹牛》。我记得我第一次经过那里的时候，坐在露天的木椅上听了好长时间山西梆子和相声（相声和山西梆子交叉播）。贴电影海报的玻璃橱窗里有很多艳丽的人像，男的都绷着脸，手里握着刀叉剑戟；女的一律浓妆艳抹，一脸诡谲。电影票一律三角钱一张，但据说很快要涨成五角钱了。我们大摇大摆地从电影院门前走过。何小平正带着一帮小孩在废弃的锅炉房里抽烟，烟一股股地冒出来，就像是锅炉正烧着。到达学校后我迅速把日记本还给了燕珍。我把书包里的槐花用手捧出来，放到她的课桌里。白色的小花铺满了屉斗，香喷喷的。燕珍跳起来，她十分喜欢这个。陈雁嚷嚷着问她要，她抓了一小把给她。
星期天，大鸿如约来找我。他带我坐1路公车到了人民公园。我看到蒙河岸边的柳树已经垂到了河滩上，有一些人正在河滩的玉米地里劳作。一条黑乎乎的溪水在很宽的河床上流淌着。此时正值黄昏，人民公园在一座山丘上俯瞰着市政大道，从远处望就像一只张开双翅的蝙蝠。那里的半山腰上有一片郁郁葱葱的松林，山顶有一座显眼的尖塔，一条人工瀑布从塔的下方直落下来。马路上有不少人，电影院刚刚散场。我感到有些好奇，不知道大鸿为什么带我来逛公园，说心里话我兴致不高，因为已经黄昏时分，肚子有些饿。大鸿在小卖部里买了两包糖花生。我心情略有好转。大鸿带着我一路到了那片松林里，没有在其他地方逗留，从西向东一直走到了公园的尽头。我建议我们去山上的动物区去看老虎和狮子，大鸿却说好看的在树林里。他脸上兴奋的表情打动了我。我们在一片草丛里埋伏下来，一边吃花生一边等待。不一会儿，小路上传来脚步声。一对青年男女进入视线。我有些知道是要看什么了，但到底会怎么样却又不清楚，心情莫名地紧张起来。我们一动不动，坐在路边的草丛里，看着那对情侣坐在一棵比较隐蔽的松树下。很快，他们俩就搂在了一起，耳鬓厮磨，卿卿我我。我感到脸上火辣辣的，胸口扑通直跳。那个男的穿了一件风衣，他忽然把一只胳膊脱出来，然后那个女的钻进了他的衣服里。我操！什么都看不见了，光看到那件衣服来回蠕动着。我心里暗暗着急，却又不敢出声。小鸡鸡紧紧地顶着裤子，肿胀难当。我扭头看了看大鸿，这家伙两眼直勾勾盯着前方，面红耳赤，呼哧带喘的。我“扑嗤”笑了出来。他举起手对着我“嘘”了一声。我不再出声，我们俩认认真真地看起来……
“这女的真他妈欠操！”大鸿低声咕哝。
我好奇地问他：“你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
“小华发现的，他告诉的我。”
“小华这小子怎么没告我。咦？这小子怎么运气这么好，他看了多久了？”
“不知道。嘘……又有人来了。”
“我操！今天运气不错！哈哈哈哈”我压低嗓子笑起来。
大鸿脖子里挂着一个有桃形坠子的项链，外圈里边套着一个内圈，可以任意转动，十分精致。我从他脖子里摘下来把玩。我说送给我吧，他说早就承诺给他二姐了。刚来的一对钻进了上面斜坡的草丛里，天色已经暗下来。我们俩慢慢挪动身子，找到一个有利的位置。我瞪大眼睛，看到一幕直叫人心跳的风景。这时候，那个女的突然对着男的耳朵说了几句话，男的转过身来，对着我们藏身的方向喊道：“找死呢！滚！”
“你才找死呢？”我大声回了一句。那家伙没提裤子，不敢过来。说完我们起身快跑，像一股风，边跑边笑。路边的草丛里探出不少头来。
快到期末考试的时候，学校组织毕业班的学生体检。这件事情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可资想象的空间。我们相约到公共浴室去仔细地洗了澡，探讨了一下关于体检的诸多事宜。有人说体检要脱得光不溜求，还要检查睾丸（我们叫蛋）的发育情况。说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大家有一些发疯，不知道女生是不是也要脱得一丝不挂。这一天是个大晴天，学校外的小食摊上摆上了新近出现的小红果。上午八点钟，老师带我们来到了位于学校后的一个封闭的四合院内。这里有几棵高不见顶的大树，郁郁葱葱。整个院子光斑点点，幽暗静谧。在院子的中央有一口水井，水井的旁边有一口大瓮，瓮的右侧是一个带偏顶的走廊。走廊的木柱上刻有许多小兽的浮雕。有的窗棂已经被改造成宽大的玻璃窗，映衬着屋里的百褶落地窗帘。听说这里过去是学校的仓库，如今是区计划生育委员会所在地。我记得有一年冬天，在电影院的礼堂开省计生委大会，学校的学生和老师在凛冽的寒风里敲了一下午的鼓，拍了一下午的衩儿。那时候我站在电影院门前的大台阶上不知道操了多少遍计划生育委员会。如今来到了这个地方，不知道里面都有些什么鬼怪。我四处张望一番，发现女生和男生已经被老师分开集合。男生在院子的左侧，女生在院子的右侧。这时候年级组长（十班的班主任语文老师）对我们说：“先检查女生，后检查男生。大家先等一等。”学生堆里发出一阵笑声。老师说：“笑什么？检查身体也笑。没检查过吗？”很多学生跟着起哄：“没检查过。”然后又是一声哄笑。女生们已经陆续走进西厢房，房子里什么声音也没有。看护我们的男老师点着一支烟去上厕所了。这时候七班的韩剑悄悄地挪到西厢房的窗沿下，趴在那里看了一会儿。所有的人都默不做声，盯着眼前的一幕。不到两分钟，韩剑猫下身子挪了回来。靠近人群的时候他激动地说：“我看见二班王晓红的奶头了，黑乎乎的，这么大！”他用手比划着。人群有一些骚动，老师回来后，很快又平静下来。王晓红是个胖女孩，夏天的时候她的胸部为所有男生和女生提供了关于早熟和性特征的想象。上体育课的时候，孔东方曾经对着正在接力跑的王晓红喊“一二一”，结果被体育老师痛揍了一顿。他说这件事情发生在其他女孩子身上情况就不一样。他说王晓红的胸前掉着两个大水袋子，晃晃荡荡的，极富节奏感。我很想到窗户上去看看王晓红的奶头到底有多黑、多大。我想别人也在这么想。女生们终于检查完毕，轮到男生进去了。她们稀稀拉拉地从西厢房走出来，说说笑笑，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尴尬事。我看了一眼燕珍，她冲我笑了一下。房子里很空旷，有四个白大褂，分坐在东西南北四个角，三女一男。左边有一个量体重和身高的仪器，右边测量血压和血液，还要打两针预防针。我记得大概就是这些。所有的人都脱光了上身，留一个内裤。这么做仅仅是为了测量身高和体重，并没有一双毛茸茸的大手使劲捏我们的蛋，传言是假的。我怀疑韩剑并没有看到王晓红的奶头。即便是看到了也不可能看清。屋子里光线昏暗，充斥着一股令人作呕的霉味。韩剑的手势太夸张了，把奶说成了奶头。我对母亲的乳头有一些记忆，既没有那么大，也没有那么黑。那之后在校园里碰到王晓红，我有一些晕眩。
毕业考试终于结束了。我心里十分兴奋，再也不用天天早晨系那条该死的红领巾啦！在学校里不系红领巾要扣班级的积分。我常常误了起床的时间，不止一次忘记系红领巾，经常在上学的路上半途而返，跑回家里系那条该死的东西，跑得太急，曾经撞翻过别人的自行车，乱跑的小孩，在冬天的路上滑倒，不一而足。天气异常的闷热，我们整天都待在槐树上，在树荫里乘凉、闲聊，从一棵树上转移到另一棵树上，嬉戏、打闹，没完没了地叫唤。路过的邻居们都说这群孩子都快成猴子了。除了晚上回家睡觉，我们总是待在树上，连吃饭有时候也在。中午的时候，有人轮流值日，拿着饭盒到每一个人家里去取饭。回来以后大家吃大锅饭，这种吃法很香，饭量都长了不少。快到开学的时候，很多人的个子撺了一大截，大鸿和我的嘴唇上都长出了毛胡须。树上有休息睡觉的地方，有吃饭的地方，有排便的地方，还有储藏室。每一个人都能轻易地从一棵树上攀援到另一棵树上，再转移到自己要去的地方。有的树与树的间距太大，不能直接过去，但总能从另外的树上转过去。没有特殊的事情，谁也不愿意到树下去。可口的槐花早就谢光了，但树枝间仍然有一股清香的味道。附近的孩子都想到树上来玩，但没有大鸿的许可是不行的，他是这里的大王。有一天，一群苹果园的孩子想在槐树林占领一片地盘，他们由小李钟带领。我们向他们发出了警告。这些家伙居然冲我们扔石头！我们呼啸着迅速向储藏室冲过去，很快，大家的手里都多了一截十分趁手的槐木棒子，还有许多从建筑工地上搬来的石子。仅仅七八分钟，就把一伙入侵者打得落荒而逃。树下的孩子大多数时候在玩飞盘，这种游戏通常是男孩子玩，飞盘在树底下飞来飞去。有时候我来了兴致，冲树下的小孩叫道：“哎，把飞盘扔上来。”就在树上与他们玩一会儿。树下的草丛里有一些木制的长椅，很多人坐在椅子里搞对象。我们悄无声息地移到椅子的上方屏息观看。但椅子里的人总是很规矩，完全没有在人民公园里的情景令人心跳。小华、我和大鸿懒洋洋地看着二鸿、蛤蟆、小五、红军等几个在那里津津有味的神态，觉得索然无趣，不知不觉地总是睡着。我们像几个爱打哈欠的狒狒，暑假一眨眼就在槐树上睡过去一个月。
听说成绩单下来了，我们去学校看考分。到了学校以后，我径直来到马大头的办公室。一群学生正围在老师的办公桌上查询自己的分数，叽叽喳喳吵个不停。我看到我们班同学李晓霞，她穿了一件浅绿色的长裙，白色的背心。背心的领口敞开着，脖子里挂着一个项链，有一个桃形的坠子。我的语文成绩81分，数学成绩100分，还算差强人意。我领了毕业证去找数学老师王爱花。她也在同一间办公室。我对她说：“王老师，我的书能还我了吗？”她一脸疑惑地问：“什么书？”居然想赖账！
“就是我上课时被你没收的《哪吒闹海》。”
“噢！你看老师这记性，好的，老师给你找找。”说完她打开办公桌的抽屉开始翻找，找了半天没找着。我得意地看着她。数学老师的年龄并不大，但是我老觉得他和我妈年龄差不多。她说：“老师明明把书放在抽屉里的，看来被别的老师拿去了。”
我说：“肯定是被你妹妹拿去了，我见她在教室里看过！”王爱花生病休息的时候经常让她妹妹来看着我们，算是代工。她妹妹那段时间正怀着孩子，有一个天大的肚子。她总是坐在讲台后的椅子上，斜靠着椅背吃零食。有一次，她边吃零食边看《哪吒闹海》。我记得很清楚。书还是没有找着。这时候我看到燕珍进来了，我们俩给了对方一个眼神。她今天穿的是一件粉红色的连衣裙，我觉得很漂亮。王爱花被我逼得实在没办法了，把她家的住址抄在一个小纸条上给了我，要我第二天去拿——我认定那本书在她妹妹手里。我从办公室里出来，远远地看到燕珍正在爬竿旁的滑梯上坐着，走过去。她抬起头来对我说：“你跟王老师说什么呢？”
我说：“她把我的《哪吒闹海》弄丢了。我明天去她们家取”
“那你就不依不饶的啊？你就不能原谅老师？你数学成绩好，还不是她教的！”
听到这话我也觉得自己有些过分。我说：“那怎么办？”
“要是真丢了，你还要老师给你买本新的呀？”
我更无地自容了，把那个纸条随手丢掉。我说：“那我不要了，明天不去了。”
“你考了多少分？”
“语文81，数学100。你呢？”
“语文95，数学94。”
“你的语文怎么这么差？你是不是偏科呀？”
“听说上初中后要重新分班，咱俩不一定能分到一个班。”听到这话，燕珍忽然不说话了。我又说：“不分到一个班也能碰上，你可以到槐树林来找我。”
“嗯！”她点了一下头。已经到正午，我们俩分手了。
回家的路上我老觉得有一件什么事情没弄对。走到电影院拐角的时候猛拍了一下脑门：“哎呀！李晓霞脖子里的项链是大鸿的呀。我操！”原来大鸿的对象是李晓霞，我心里五味翻腾，心急火烧地匆匆赶往大鸿家，可惜这小子不在。我看了看他二姐的脖子，并没有看到那串项链。我想到槐树林去，又觉得还是回家好。妈妈正等着我的成绩单。
夜里，我躺在床上，想到上了初中再也不能和燕珍说话，心情很忧郁。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整天都在树上生活，几乎成了一群名副其实的猴子。我们从家里找来木板，铁钉、榔头、铁丝、钳子等物品，在最大的那棵歪脖子树上作了一个简易的有顶的房子，这样就可以在下雨的时候也待在树上。大人们以为我们发了疯，有一天，他们联合起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互相通了气）对我们进行了一次围剿，收效甚微。大家收敛了不少，定时回家吃饭和睡觉，只是偶尔中午在树上进餐。槐树上的槐籽已经长得很大了，一串串地吊在枝头。这是一味中药，可以卖钱。书上说槐树花蕾干燥后之为槐米，果实称之为槐角，其味苦，性微寒，有凉血、止血的功效，可治痔疮、肠风、大便出血、跌打损伤、瘀血肿痛，痈肿疱疡等症。槐籽入药有明目黑发、补脑益寿的药用价值。我们经常组织一帮小孩采摘槐角，储存在储藏室里，干了以后拿到药材公司的收购站去卖。大人们不知道我们每个人手里都有一点钱。树上藏着钱、食物、水、健力宝、香烟、啤酒和武器。大家十分热爱这个领地，无论有什么事都要到树上来商量。在这个暑假，又有七八个小孩加入到我们的群体来。小李钟曾经带着他哥哥大李钟和一帮小孩又来攻打过一次，这一次我们用早已准备好的弹弓给他们吃了苦头。弹弓是用槐树枝和李建军他爸医院的输液橡胶管做的，威力巨大！有一天傍晚，大鸿终于把李晓霞带到槐树林来了。第一次有女孩来这个城堡，我们用火腿和啤酒庆祝了一番。然而随着假期的结束和新的中学生活的临近，所有的人都有些意兴阑珊。有一天，我们正在树上玩水枪的时候忽然下起了太阳雨。我们躲在树上的小房子里，快到中午饭的时辰了，大家都想早点回家。很多人聚在树底下避雨，有不少人是在槐树林里散步的情侣。我看到一个女孩儿，有点眼熟，雨打湿了她的连衣裙，衣服湿漉漉的搭在她纤长的身子上，玲珑凸伏，凹凸有致。她的胸脯起伏不定，看上去饱满而富有弹性，不时地有一些水滴滴答答地往下流。我盯着那里看起来，我就在她头顶的斜上方。李建军、大鸿、小华、二鸿正在房子里滚猪。他们经常杀猪般的嚎叫，这引得那个女孩往上看了一眼，正与我四目相对。我当时的样子看来并不雅观：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坐在一根树枝上，斜靠着支树屋的栅栏，手里拿着一根嫩树枝，衔在嘴里嚼，眼睛直勾勾的顶着人家的乳房看，大概还有些面色潮红，嘻皮笑脸。就在她抬起头来看到我的瞬间，我忽然想起她是谁了。就是前一阵子把飞盘飞到我手里的那个女的，脸蛋白皙，面含诡谲，看样子她的年龄比我们大不少。不知怎么的，我感觉到一阵前所未有的害羞，脸上像撒了辣椒面火烧火燎的。可能是出于行为定势，我没有把眼睛挪开，我们俩就这么天上地下的对视着。她忽然笑了一下，然后扭头去看马路上的行人。这一笑叫我顿时愁肠百结，激动不已。当我刚刚回过神来的时候，雨停了，树下的人群一散而尽。我诅咒了半天老天爷。太阳雨就这样，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从那之后的几天里，我整天伏在树上盯着地面看，希望看到那个女孩，但再也没有看到。我生平头一次陷入了强烈的单相思，整日恍惚不定，不知所以。
开学的日子终于还是到来了。母亲给我买了一个新书包和一双新球鞋。大鸿的爸爸退休了，在社区的商店里开了一个照相馆。李建军用针头扎了邻居家的孩子，让他爸揍了一顿。小华的鸡鸡上长出几根卷曲的黑毛，他很害怕，洗澡的时候询问我们，这时候大鸿才发现自己也长了几根。我没有长，我有些羡慕他们。但只有我和大鸿的嘴唇上长出了细细的绒毛。听说桥头街的刘家凌把板牙打了，我和大鸿迅速与他取得了联系，也把他叫到树上来了。蛤蟆的爸妈终于离婚了，他跟了他妈，他爸是个气功教练，跟一个学生好上了。大鸿建议我跟张海燕搞对象，我说：“她都几水货了，还能要吗？”他说：“又没被人操过。”我说：“没操过也不行。”这就是那个暑假最后几天我所能记起来的事。
开学的日子我起得很早。正在吃饭的时候大鸿在楼下喊我。我们俩来到槐树林。蛤蟆、小五、红军和小华正在歪脖子树下等着。我们一行六人并排着向中学走去。中学比小学远一些，坐落在北角的路口。这条道路在电影院的左侧，过了电影院左转就会有一条坑坑洼洼但十分宽阔的道路，在道路的尽头竖立着一道正方形水泥大门，门上有四个银光闪闪的大字“第四中学”。这几个字用铁架支得很高，因此就照得很远。小学的时候我对它有些印象，大概也就是这些。我小的时候脸蛋圆润，皮肤白皙，是个漂亮的小男孩。父母从来不过问我的学习，因为我数学总考100分，他们觉得语文并不重要。“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句格言在我读书的时候正大行其道。老师们不太喜欢我，因为我身边总是聚集着一群调皮捣蛋货。我从来不和老师喜欢的那种拍须告密者来往，“道不同，不相与谋。”小学的数学老师都比较恨我，因为我经常在课堂上当众指出她们讲课的错误，那时候我不知道人情世故，还以为帮了老师忙。我走在通向中学的道路上，内心有一些激动，有一种想要在新的天地里大干一番的冲动。这条道路看着短，走着长，坑洼不平加上刚下过雨，还真有些坎坷。小五和小华勾肩搭背，左顾右盼。路上有很多大孩子，也是三五成群。中学的女孩子都比较好看，她们打扮入时，个个花枝招展。路上有一排工人宿舍楼，是属于煤矿生产队的。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楼房整齐划一，窗户都是弧顶。据说这是旧俄时期的建筑风格，是抗日战争结束后建起来的。在楼房和宽阔无边的马路当间，有两排叫不上名字的树。这种树个子不高，叶子像人张开的手掌和鸭蹼的混合体，看上去像针叶，仔细看又属于阔叶。在树枝上还有许多粉红色的棉花一样飘逸的花，像有色的小型的云彩。有人说这种乔木来自遥远的美洲大陆，花朵有毒。在我看来它是一种华而不实的树种，远不能跟槐树相比。树林里的钉鞋匠过去做过木匠，他说槐树的花、根、干、果实，都有用。槐树木材很优良，心材黄褐色，边材白色，质地较硬，纹理直而富有弹性，能耐水湿和腐蚀，是造屋、建筑、制作家俱、车辆、造船、雕刻、农具的重要用材。槐花和槐的果实能制成染料染布，槐豆能制酱油、醋等。槐叶可作槐叶饼，即槐叶冷淘，是一种凉食，用面与槐叶、水等调和，切成饼、条、丝等形状，煮熟，用凉水汀过后食用。
这一天是1990年9月1日，天气晴朗，有2―3级西北风。我进入市立第四中学，等待命运的安排。在乱哄哄的操场上，一个带着黑边眼镜的老头站到了主席台上。他手里拿着一个扬声器，对着眼底下的人群大声喊：“同学们！请你们按原来的班级列队等候。原来的各班班长负责组织自己班里的同学在操场列队，从我的左手开始，1班在左，2班在右，以此类推。同学们！请你们保持纪律，请你们按原来的班级列队等候。”很快，乱作一锅粥的操场顿时恢复了秩序。我在队伍里来回寻找，没有发现燕珍，于是四处张望。我看到王晓丽后问她：“燕珍没跟你在一块儿吗？”她故作惊讶地说：“你不知道啊？燕珍不来四中，她们家迁到兴隆区去了。他爸把她转到市一中了。”我操！听到这个消息我好一阵缓不过神来，觉得天旋地转，生活好像一下子掉入了万丈深渊，瞧着贴着磨光砖的教学楼，只觉得脑袋嗡嗡直叫。同学们都很兴奋，每一个人都穿戴整齐，脸上洋溢着愚蠢而幸福的表情。这时候，拿着扬声器的老头又开始讲话：“同学们，下面请教导处张主任宣读欢迎新同学致词。”底下爆发出一阵浪声般的掌声。从记事起，大家就在讲话前和讲话后鼓掌。这时候主席台的女儿墙后面出现一个黑黑的脑袋尖，大家听到一个中年妇女的声音从扬声器里发出来。同学们都踮起脚尖，竭力想看看教导处主任的尊容，无奈她老人家实在太矮，因此那份深情的欢迎词也就失去了并貌的可能。我呆呆地看着操场尽头的一排高低杠和双杠，心灰意冷。操场的背后是一片山麓缓缓的斜坡，那片斜坡上寸草不生，一阵风刮过来，杨起一些细密的黄土，嚯嚯呀呀地扑面而来，罩住了操场上所有的人，有一股“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架势。教导主任的讲话很快结束了，接下来是刘书记（戴黑边眼镜的人）宣读初一年级每个班的新生姓名。他说：“我点到哪个班，哪个班的班主任就到操场前面来，听到名字的学生到老师跟前站好，然后由你们的老师带回自己教室里。”大家眯着眼睛，竖起耳朵，捕捉自己的名字。这时候，右侧教学楼的三楼过道上突然出现几个跑动的人，有一个穿黄军装的家伙拼命逃窜，身后有三个人在追他，一个赤手空拳，一个手提铁锹，一个拎着脸盆。所有的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吸引了过去，整个学校顿时寂静无声。逃窜的家伙跑到了过道尽头，用手握着脑袋高声尖叫，随后赶到的人则是一顿拳脚相加。脸盆和铁锹以及栏杆相碰，乒乓作响。我看到铁锹一次次地冲着被打的人身上砸去，那家伙忽然大叫一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翻阅铁栏杆，纵身从三楼跳下。人群整齐地发出一声“嗡”，个别女孩子被这架势吓得尖叫，来送孩子的家长则抱住了自家的孩子。
“赶快叫救护车！体育老师把楼上的学生堵住！”扬声器发出一声大吼。刚刚站到操场前面的初一１班的老师茫然的等待着自己的学生。这时候，令人惊异的一幕发生了：从三楼跳下来的“黄军装”居然站了起来，摇摇晃晃地走起路来，看样子想要到什么地方去。人群又传出一声整齐的“吁――”，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几位老师迅速过去扶住了他。操场上没有铺砖，大风从山坡上刮来一层宣厚的黄土，具有很好的减压性。事情很快过去了，继续分班。我懵然无畏地站在队伍里，脑子一片空白，队伍里不时有人走出去。过了好一会儿，站在身后的王晓丽提醒我：“高岭！你怎么还站着，你被分到154班了。”我懒洋洋地往操场前方的旗杆处走过去。那里已经聚集了一群人，有一个女老师站在正中，手里举着一份名单。我觉得有些不对，用手擦了擦眼角，定睛看了看。我操！完了完了完了。老师居然是她，居然是……那个槐树林里的“大胸脯”。我扭身就走，在校园里溜达起来，举棋不定，一直到了中午放学。我在校门口等着。大鸿、小华、红军很快出来了。我想听一听他们上午都在新班里干了什么，但他们根本没说。大家很快谈论起上午的打架事件。“黄军装”就是大名鼎鼎的毛驴，在中学是排在四大金刚里的老三。我们不能想象这样的大人物居然被人打得跳了楼，大家不住地感慨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看来要在中学称王称霸要冒很大的风险。这使得大伙有些灰心丧气。在小学的时候怎么会想到打架打到跳楼这样的境界。放学的路上有很多初二初三的学生，他们看上去已经像小青年了。男男女女，说说笑笑。看着这些已经不再是小孩的人，我感到有些惶惑和不能自持的恐惧，觉得自己还是个孩子，没有什么力量在这样一个更大的环境中立足。我想到我的新班主任，更是不寒而栗。不去上学是不可能的，非但父母不答应，就连自己也害怕脱离组织。一个人在街上游走有什么乐趣？我问了问他们，每个班的老师都做了相同的几件事：念名单核对学生；告诉大家收69元的书费和学杂费；排列座位；宣布班干部和各科委员名单；打扫卫生。我跟大家讲了班主任的事，他们哈哈哈地笑起来，都说下午要去看看我的老师什么样。这群混蛋！
吃过中午饭后，我照例到了槐树林。我的衣服里揣着69块钱。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我终于想通了，去是死，不去也是死，还是去的好。有几个人已经在树上围成一团。我听到他们还在谈论上午的事，这件事情给大家来了个下马威。看来中学是个是非之地。我坐在一个劈叉上，心里忽悠忽悠的，捉摸着下午的遭遇：也许老师认不出我。
我来到学校里，走进154班的教室。154在北楼一层的正中，门前有一个水泥糊的乒乓球台。左边是153，右边是155。王海峰也在这个班，他热情地给我指出一个教室后排的空位置，我想了想坐下来。我环顾了一下四周，何建华和王建国也在这个班，但没有一个树上的兄弟。有很多人我都没见过，大家互相之间都很陌生，就像是他们并没有先于我而在上午见过面。教室有前后两个门，窗户有一个小格没有装玻璃，不时地从那里刮进一股黄土面。从窗户望出去，会看到一排高大的白杨树和立在操场正前方的旗杆。与上午一样，整个学校微风细扬，黄土弥漫，朦朦胧胧。教室里一直都很安静，同学之间彼此陌生，还没有扯闲话的氛围。大家都在静静等待。上课的铃声骤然响起。门“吱呀”一声响了，从转动了45°角的门扇后闪进一件红衣服。我下意识地低下头，伏在课桌上偷眼观察进来的人。看清来人后，又是一阵头晕目眩。我扭头看了看教室左侧的后门，心里产生一股想逃跑的念头。这时候，教室里忽然响起一声“起立”，不知道哪个混蛋喊的，吓得我“嗖”地站了起来。“红衣服”清脆地说：“同学们好！”大家齐声回应：“老师好！”这一套跟小学一样啊！
刚刚坐下的时候，“红衣服”说：“高岭同学来了没有？”头一个就冲我来，
我硬着头皮站起来，感到浑身上下烫得慌，像是被烧火棍捅了屁眼。学生们齐声转头来看我，眼神像对着一个八角怪物。
“你就是高岭啊！你上午怎么没有来报到？”
“我，我上午听错名字，走错班了。”
“噢！我是你的班主任，叫我陈老师。以后你担任数学课代表，负责收发作业。你坐到第三排来，其他的同学往后移。”我挪到这一组的第三排。“红衣服”接着说：“同学们把学杂费交到我这里来。交完学费后，班干部和课代表去后勤处领课本。好了，开始。每一组的第一个同学收自己所在的组，交到我这里来。”
谢天谢地！看来她没有认出我。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心情一下子好起来。这一下午很快过去了，老师并没有显露任何不悦的痕迹，她的确完全不记得我了。中学取消了音乐课和美术课，添加了英语课、生物课和政治课、地理和历史课；数学被分为代数和几何；其他和小学一样，有劳动课和体育课。我找了一条细尼龙塑料带子把新发的课本捆扎起来，打了个十字好拎回家中。道路上有一条细煤灰面，没有人在树上嬉戏，大家都早早回家交差去了。我在树上的房子里坐了一会儿。燕珍真的没有来四中读书，我挨个班找同学问了一遍，杳无音信。生活像是要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需要每个人做出抉择，连大人也被牵扯进来了。我盯着树下的草地和柏油路面，一群刚从井下出来的工人浩浩荡荡的走过来，每一个都漆黑一团。他们嘻嘻哈哈的边走边开玩笑，好像在说荤话。我想起了“满意”。满意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工人，有一次小华的哥哥把他领到了树上。小华的哥哥给我们介绍他叫“满意”时，大家有些纳闷。大华说：“有一次他乡下的老婆来矿上找他，晚上正在房子里办事，老婆把屁股往起一拱说：‘满意吗？’他说‘满意’，结果被听房的工友听到了，从那以后就叫他‘满意’。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办事到底是怎么回事？事怎么办？听房？听什么？大华真有学问！我一直想弄清楚这些问题。我和大鸿去了几次人民公园，但这件事不知为何变得十分无趣，好像从来就没有什么可看的。我发现越是想弄清楚的事，越是旁敲侧击地探寻就越弄不明白，离真相越远。我本来觉得关于女孩子的事情可以问问燕珍，我想她不至于因此而和我翻脸，可她转学不在了。天空正在转暗，从树梢的间隙里射进一片黄昏的斑影，有的落在树枝上，有的穿向更远的地方，形成一种光影迷离的温暖氛围。我靠在树干上，翘起二郎腿打了个盹。树上的槐角已经变得很干脆，经常自己崩裂，发出“喀吧”的声响。坐在树枝上，我感到迫近的秋天有一些细冷和破碎。一整风吹过来，树叶发出簌簌的声音，一浪浪向槐树林的边缘震荡。新的班主任端庄大方，脸色严肃温和。我想起她第一次在树枝下问我和大鸿要飞盘的情形，那时她冲着我们扮了个鬼脸，就站在我眼前的这块平地上，就像是刚刚发生。上课的时候，燕珍老是扭回头来和我说闲话，她喜欢吃奶糖，喜欢分给我一个，喜欢在做早操时利用“踢腿运动”踢我的屁股。现在，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啦。我拎起扎成一捆的书往家走。道路两旁的平房已经被拆除，正在施工，似乎一夜之间就立起了很多六七层的居民楼。我看着眼前的路面，还是那条破路，有一些杨树叶子落下来，很多卖东西的小贩聚在小田修鞋店门前打牌。在河边的人行道上，有一排露天台球桌。大鸿的二姐从对面走过来——她已经上了职业高中——看来要去树林里找弟弟。我对她说树林里没有人，我们一起向沙街小区走，她身上有一股暖和的奶腥气。她说中学背后的公共厕所有一个不易发现的大坑，叫我尿急的时候千万回学校上厕所，有人掉进去糊了一身的大小便。她又说大鸿不听话，刚刚被她爸爸揍了一顿，让我们少到树上去。她说：“树上到底有什么呀？你们整天爬在上面？”我没有回答她。
吃晚饭的时候，爸爸半开玩笑地问：“高岭同学，今天在中学上的第一课都学到了什么呀？”
“狗急跳墙！”我没好气地回答。
“嘿嘿嘿……”爸爸笑起来。
“看这孩子，都没个人样了！”妈妈在一边插话。
夜里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很多猴子（猿人）在草地上、树丛和山沟里慢腾腾地生活着，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们从一个地域向另一个地域迁徙，寻找可口的食物和水源。途中经过了茂密的森林、参天的大树、高大的山脉和湿漉漉的沼泽。夜里，大家点起篝火取暖、驱逐野兽。天空时而昏暗，时而明亮。一会儿天空乌云密布，大雨瓢泼，雷鸣电闪；一会儿成群的梅花鹿和羚羊在山麓觅食，阳光从缓缓起伏的草地上平扫过来，阴影和亮地交相辉映。最后，大家走到了一个悬崖边上，眼前的世界漫无边际，在悬崖的下边是大片的果林和蜿蜒流淌的河水，一些小兽在草地上晒太阳。我们纵身跳了下去，落地后发现是一个寸草不生、没有铺砖的操场。没有人对这个地方感兴趣。很快，我们又来到了槐树林，呼啸着爬上树去。我和大鸿发现一根树枝在颤动，我们俩埋伏下来观看。原来是小学的语文老师和数学老师在干坏事。我觉得热得慌，下身肿胀、酸楚、无以名状的难过……一阵洪流过闸的感觉穿遍全身，啊——！我醒过来，湿乎乎地出了一身汗。房间里漆黑一片，旁边传来哥哥的鼾声。窗外不时传来一阵汽车行走的声音，发动机混合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形成一种分贝复杂的啸声。我想着刚才的梦境，脑子里浮现出燕珍的影子，想着想着它变成了班主任，模模糊糊地又睡了过去。
星期天我去买商店买了一幅锁扣、一把锁。我把它们装在可以开合的课桌上，这样就可以把书本全部放在学校教室，锁住，省得整天用书包背着。语文老师是个中年男子，听说这家伙没有老婆，但人很可亲，课讲的一般。英语老师姓张，是个戴着一幅硕大眼镜的女老师，个子不高，衣服也硕大，神情十分高傲。我记得她第一次上课就首先教大家学习问候语：她说good morning students，我们就说good morning teacher；她说good afternoon students，我们就说good afternoon teacher。我在练习本上记下来：古的毛宁斯丢的恩特，古的毛宁替车儿；古的阿佛特诺斯丢的恩特，古的阿佛特诺替车儿。这个方法很快被同学们学了去，整个初一一年大家都是这么学习英语的，初二一开始就学习了音标，但这是后来的事情了。政治老师也是个女的，叫李冬梅，长得十分漂亮，长发及臀，身材高挑，举止贤淑，从不打人。同学们都很喜欢她，她是隔壁153班的班主任。生物老师教过我哥哥，叫黄钧，是四中四大天王老师之首，素以打人凶狠闻名，学生们都叫他“皇军”。这个混蛋从第一节课就规定学生在上生物课之前提前3分钟回教室预习功课，每次讲课前都要提问，谁不能回答正确就打手板。他居然把竹板放到花椒、辣椒、红油里熬，打在手上疼如针刺，几小时后青肿，半个月不消。整个一个“戴笠”啊！地理老师是个老女人，没什么特点，兢兢业业，可能是感觉到工作不了几年了，于是每次下课铃声响过之后她都充耳不闻，照常讲课到下一堂课铃声响过另一个老师推门进来，这时候她说下课了，同学们就疯了似的冲出去上厕所。历史老师是个新毕业的大学生，男的，人高马大，留着一头烫发，讲课跑题跑得很凶。体育课安排在周二上午第四节和周四下午第一节，老师姓王，住在苹果园，经常在上学的路上相遇，也在槐树上见过她。小华和红军分到了一个班——147班，他们班主任外号“大头”，过去也听说过，我们班的语文老师也教他们。大鸿很倒霉，他分到了黄钧做班主任的151班了。他们的教室都在二楼，我在一楼。蛤蟆和小五分别到了149和157班。放学后我们依旧一起回家，有时候也在树上讨论一下各自班里的情况。学校的油条大部分与我们有联系，初一年级也没什么有分量的人物。但我们班来了一个外校生，平时很跋扈，韩剑他们都围着他转。据说他的两个哥哥在矿区无人敢惹，是两个老油条。我们商量着首先得把这个家伙镇住，否则我没法在班里做人，我们在学校也没法混。
张海燕也分到了我们班。他与我们在小学的三到四年级是同班的，五年级时她去了6班，我在1班。他比我们大一岁，因为学习成绩差，所以成了留级生。张海燕长得十分漂亮，有一幅白嫩的脸蛋，眼睛黑大，鼻子挺拔，下巴尖尖。在小学的时候，数她会打扮。很多男生都喜欢她。大概是因为原来认识，她对我很热情，但她家住在苹果园，因此我对她不大热情。我觉得她是个破鞋，破鞋通常对异性比较热情。我想问一下她是否真的搞过对象，但没有问。听说她爸爸是个警察，专管地皮无赖的。张海燕整天换衣服，几乎一天一换，女孩子们都羡慕她。这让我很反感，也不知道她从哪来得那么多衣服。大鸿让我把她叫到树上玩，他们都对她很有兴趣。
星期二的最后一节课是体育课。王老师的一贯做法是先跑两圈，然后男女分开活动：男孩子踢足球，女孩子打排球。老师也搅在女孩堆里玩排球——其实就是一群人把排球往头上乱推，连球网都没有。天气已经转凉了，大家跑得浑身是汗。我一个人坐在操场的边上休息，老师也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女生们开始嚷嚷起来，他们聚成一堆对着男生喊叫，要他们把滚到男生手里的排球归还。男生们都忘乎所以地玩起排球来，他们争先恐后地把快要落地的球打得很高，女生们够也够不着。不时地有人冲着索要排球的女生“噢噢”的乱叫。我捡了一块石子冲着他们扔过去，对着那帮人喊：“把球还给人家！”石子正好打在“外校生”的脸上。他转过来，说：“谁打的？”我说：“你大爷！”
韩剑和李雪峰赶忙打圆场：“算了算了，高岭不是故意的，都是一个班的，别闹矛盾。”
“你刚才说什么？你是谁大爷？你再说一遍？”
“你大爷！”
“我操！你他妈再说一遍？”那家伙冲着我走过来，韩剑拉着他。
“你大爷你大爷你大爷。”
李雪峰走过来说：“我是体育委员，看我面子算了。”
“你一个破数学委员横什么——你躲开！你老子今天非教训一下……”
“干啥呢？”王老师的声音打断了“外校生”的话。她走过来，夹在我们俩中间，对着我的屁股踢了一脚，对着“外校生”的屁股踢了一脚，说：“刚来没几天就盛不下了？——把球还给女生！”
下课后“外校生”走到我跟前，冷冷地说：“你等着，咱们下午见。”韩剑向我透漏“外校生”要叫人在学校对付我。我没有放在心上，他是矿区的，我想不至于在四中闹事。我下午照例到学校去上课。第一节课是劳动课，老师要求拿毛衣针线，说是要教大家织毛衣。我在树林里逗留了一会儿，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有一团黑色的旧毛线，两根铝制的银针。树上没有人，我一个人向学校走去。拐过电影院以后，看到了王建国，他正在和王海听单放机，一人耳朵里塞着一个耳塞。我冲他们打了招呼。学校的门口聚集了不少学生，下午上课前校门1：50开，所以每天有很多人都要在门外等待。我看到“外校生”和两个大孩子站在工人宿舍楼边的一堆圆木上，他们盯着我。我心里有些害怕，但是又不能示弱。我径直走路。他们几个走过来。其中一个带着学生帽的对我说：“过来！你。”我走过去：“有什么事？”旁边一个穿这蓝军装灯笼裤的家伙手冲着我的脸扇过来，嘴里说着：“趁逼呀！让你趁！”我赶忙往边上躲。“外校生”趁机踢了我一脚。另一个家伙拔出我的毛衣针，对着我身上乱戳。他们不时地对我骂上几句。一瞬间，校门口的学生全部围了过来。很快，有几个树上的兄弟发现了我，他们拨开人群冲进来，与我共同御敌。但这几个家伙比我们个大，大家有些招架不住。这时候，从圆木的另一侧爬上来几个人，我一看是大鸿和油葫芦等人，他们手里拿着半头砖，冲着几个人猛砸。他们一看架势，停止了抵抗。我把毛衣针抢回来，我们把他们围在里边一顿乱踹，直到他们不再说话。我对着“外校生”踢了几脚，嘴里骂着：“操你妈的！操你妈的！”这时候校门开了，很多学生看架已打完，一哄而散。我们骂骂咧咧的走进了学校。大鸿哈哈哈地笑着给我介绍油葫芦，他拍了拍我的脊背。我给他上了一支：“银象”。
初中都有自习课，下午第二节课后可以休息半小时，通常要打扫卫生。这时候我通常在抓紧时间做作业，好在自习课以前有机会溜掉，如果溜不掉，也可以自在的玩。放学后我从不把作业拿回家去做。大鸿他们经常在自习课的时候跑到树上去玩。我去的少。正在我蒙头写作业的时候，乱哄哄的教室里忽然安静下来。我抬头看了看。门口进来五六个人。“外校生”又带人找上门来了。我操！这下跑不了了。这一次我结结实实地挨了打，双方几乎没有说一句话。他们的人把门堵住了，没有人去通风报信。班里的女生正在擦玻璃，她们惊异地看着眼前的一幕，仿佛从来没有见过。小李钟正好领着一帮人路过，他们在窗户外边看着，嘻嘻哈哈笑个不停，不时地尖叫。人丢大啦！
第二天上午，这一仗很快挽回了。我们去了更多的人，我到教室里把“外校生”叫到了操场后的山坡上，先痛揍了他一顿，又让他领着挨个找到了其他人。有两个是初二的，一个是初三的，剩下三个是初一的，也是秋沟的人。我挨个扇了他们每人十个巴掌，打的手都疼了，右手五指发麻。“外校生”鼻青脸肿的上了一上午课，我心想这事也许还过不去，听说他的大哥和二哥在矿区那边很吃得开。果然，这小子中午放学时对我说：“高岭，咱们下午坡上见，谁不来谁是杂种。”韩剑叫我小心点，最好不要来上课了。看样子这家伙要来猛的，不知道他会叫多人。
我迅速和大鸿取得联系。我们召集人马在树上开了一个会，确定了下午的行动方案。我叫小华通知了初二的刘家凌，大鸿找了小二小，并且照会了小李钟一派，叫他们下午不要插手。史君又临时加工了几根槐树木棒。为了保险起见，小五又把事情告诉了他二哥。如果对方来社会上的，我们也来。这件事情关系到我们今后在中学的声誉和地位。我心里直打鼓，中午连饭都没吃几口。吃过饭后我匆匆赶到了槐树林，那里已经聚集了一群人。大家手里都捏着燃着的银象牌香烟，互相说着信心十足的话，斗志昂扬。看来今天这一驾非打不可了。除了树上的兄弟，此时还聚集了刘家凌找来的红旗区的七八个人。不一时，小二小带着一个鸭舌帽出现了，他身后跟着八九个人，都是初三年级的，大鸿把我介绍给他们，我从衣服里抽出“银象”招呼他们。小二小拍着我的肩膀说：“谁呀？敢动大鸿的哥们，放心！待会儿保准打得那家伙尿裤子。”我点了点头。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从树上跳下来，准备出发。这时候从马路上走过来两个高大的身影，是小五的二哥，另一个我不认识。他远远地冲我们打了个手势：叫我们先走，他们在后面跟着，这件事他们不准备插手，除非对方有社会上的人来。所有的人都配备了槐树棒子，有的人腰里还别了弹弓，裤子里揣着石子。我走在人群的前方，大鸿和小五分在左右，史君断后。路上有不少孩子看到这一幕都聚集在我们身后跟着，女孩子们则远远地躲着。队伍很快就变得浩浩荡荡，首尾相望不见。整个北角的街上都异常活跃。我远远看见“小李钟”一伙已经等在学校门口的水泥平台上，他们想看戏。到了校门口时，队伍分成两支。油葫芦身边站着四五个人，在校门口等我们会合。我率领一部分人从左边走，大鸿率领一部分人从右边走，两路包抄向学校后的山坡走去。拐过街角我看到了山坡上的人，不过区区十几二十个，我有些失望，对手的实力与我的估计相差太远。大家已经把藏在袖筒里的槐树棒子都握在了手里。我听到大鸿方向的人已经喊着向敌人冲过去，马上大喝一声：“上！”一群人挥舞着手中的木棒向山坡的中间地带冲过去。操场上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对方的人马见这阵势早已乱了方寸，在原地茫然地瞪眼等着。当我们冲到了他们面前时，在我和大鸿的手势下，所有的人都静下来。我们没有动手。敌人已经失去了抵抗的勇气。此刻，擒贼只需擒王。我们的人把“外校生”带来的人团团包围起来。这帮人像一群小鸡似的被围在中间，连大气都不出。 “外校生”瑟瑟地走到我跟前，尴尬的笑了笑说：“岭哥，这是个误会！”
我说：“谁是你哥，你叫谁呢？”
“不是，你，你不是我哥，你是我大爷。”
“你大爷！”我大声说。
“去你妈的大爷！”蛤蟆从身后踢了他一脚，嘴里大骂。顺手给了旁边一个穿黑夹克的小子一个耳光，“你也想打呀？”
我对“外校生”说：“你上午说坡上见，你准备怎么样？是不是要打我啊？你打我吧！”
“不，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
“少罗嗦，要打就快点。快打！——你不打我是吧？那我可要打你啦！”说完话，我“啪”地给了“外校生”一个耳光。韩剑和王明走过来，说：“算了，高岭，都是一个班的。”他放低声音对我耳语：“李力青的他哥来了。”我推了他一把：“来了又怎么样？”我回头看了看，果然有几个人在厕所那边站着，他们和小五的二哥一起走过来。人群里闪出一条路。
“算了算了算了。都是自家兄弟，有什么可打的。”小五的二哥发了话：“互相都挨了打，谁也不吃亏。挨打又不是什么好事，到此为止吧。大家互相握个手，认识一下。”他和李力青的大哥认识，是水暖组的工友。由于上头的人物相互认识，下面的人很快变得一团和气，消除了芥蒂和误会。事情闹大了也不好收场。就这样，一场风波过去了。可谓皆大欢喜。后来刘家凌建议把李力青也叫到树上，我没有同意。
回到教室以后，张海燕跑到我的座位旁问：“你叫人打李力青了？”
我对她说：“你的数学作业怎么还没交？陈老师可是让我催你呢！”
“讨厌！你还打架呢！你是个油条。”
“你才是油条呢。你是个女油条！”
“老师来了，别吵了！”坐在我左手的罗颖对我们说。张海燕坐回自己的座位上去，她边走边扭头冲着我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对我来说，数学作业是肯定要收的，这是陈老师布置的任务。陈老师的任务比天都大。张海燕总是拖作业，每次都是她和郭答完不成。想想她和郭答一个水平，我真不想带她到树上。都上初一了，郭答还整天桶着两道鼻涕。放学回家的路上，张海燕在前面走着。我靠上前去，猛不防被后面的蛤蟆推了一把，一下子撞到了她身上。张海燕发出“啊”的一声尖叫，他扭回头来看是我，说：“讨厌！干吗呀你高岭？”我对她说：“郭答呢？”她说：“我怎么知道，你找他干吗？放学了你还追着收作业啊？”我说：“不干吗！你们俩没在一起呀？”她忽然明白过来：“你们才在一起呢！你真讨厌，我不理你了。”我嘿嘿嘿地笑起来，笑得肚子直疼。我对张海燕说：“你不是一直想到槐树上看看吗，今天去怎么样？”她说：“今天我奶奶过生日，改天吧！”
“你的数学作业做完了没有？明天可是最后期限了。”
“哎呀，你就不能不提作业呀？就你喜欢给老师当小兵。”
“哎哎，你老不交作业哪能行，你还想蹲班啊？”
“德性！当个数学课代表了不起啊？你才想蹲班呢！有打人的班干部吗？你要再惹姐姐，我就把你打架的事儿告诉陈老师。”
“告吧。陈老师才不信你呢。”
“你看她信不信，哼！”说完，她伸过细长的手指在我的胳膊上拧了一下。哎呦！疼死我了。蛤蟆在身后喊：“张海燕，建筑工地见！”张海燕破口大骂：“见你姐姐干吗？癞蛤蟆！”说完生气地急急走了。我对蛤蟆说：“你说这个干吗？她都生气了”转而又对他说：“不会是真的吧？”蛤蟆故作神秘地说：“有可能。”我操！
天气已经完全转凉了，很多人已经穿上了毛衣。我们在树上待的时间减少了。树叶已经掉得差不多了，枝干逐渐地裸露出来，槐树林变得光秃秃的，从电影院和沙街两个方向都可以一览无余。整个树林显得空旷而达远。电影院里放起了镭射录像，画报上整天写着港台产的枪战片名。小学的时候学校每年都要组织学生集体看电影，票费很便宜，5分钱。不知道中学有没有这样的事情。集体看电影的时候，诺大的放映大厅黑咕隆咚。大家都不安分守己。没有人踏踏实实看电影。到处都有走来走去的男孩子，有的学生抽着烟，在别的班级里乱坐，捣一阵乱又离开。不时地有老师拿着手电筒来回巡逻。听说红河中学有一个女孩子就在电影院被人摁在椅子下强奸了，不知道是否属实。总之，当好几百号学生归拢到一个黑暗不祥的环境中时，每个人的内心总有些躁动不安。已经上了半个多学期的课，生活基本上波澜不惊。我每天都把数学老师布置的各项任务完成。自从隔开的座位并拢成同桌以后，我天天和罗颖讲话。罗颖梳着一个马尾辫，身材消瘦，皮肤白皙。她平时总是冷冰冰的，对所有人都爱搭不理。她的眼睛尤其大，嘴唇稍显厚，可能是由于瘦的缘故。她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姐姐在读高中，妹妹刚上小学。不知道他们家的计划生育是怎么做的？她们家也住在苹果园。放学后，她就和张海燕搭伴回家。我很讨厌英语老师。别的班都不用每节课对着老师讲“古的毛宁替车儿；古的阿佛特诺替车儿。”唯独我们每天喊。并且姓张的老师总是一幅盛气凌人的样子，好像这帮不可救药的孩子天天耽误她的宝贵时间似的。地理老师我很喜欢，她长了一副南方人面孔，眼睛深陷，颧骨和眉骨突出，嘴唇很厚，年纪大约在四十岁左右。她也喜欢我，我看过不少地理杂志，上课时总是回答问题。大鸿已经变得老实了不少，他被“皇军”打了不知道多少次，已经很少逃课了。
期中考试过后，我把张海燕带到树上去了。那天是星期三，天气灰暗，树上有一些风，添上飘动着一些变幻不定的云彩，一会儿变成马，一会儿变成鹿。在此之前，我已经和她说好，她答应了。我说：“树上的兄弟想见见你，你不是想去吗？再说你们也都认识。”她说：“谁认识你们这帮人呀！”张海燕发育得很好，夏天的时候，可以看得到胸部已经有了两个制高点。很多高年级的老油条经常在路上截他，有几个被她爸爸抓到派出所教训以后不来了。树上的兄弟们都说他是个破鞋，因此十分想把他弄到手。破鞋的意思就是你想沾她便宜的话她不怎么在意。这个逻辑是小华推导出来的。弄到手的意思就是让他成为树上的一员，这样就可以和他朝夕相处，说不定能沾些便宜。那时候和一只破鞋有一些牵挂是很快乐的事情，我想大家想的也就是这些。我们打架的时候骁勇无比，但在两件事情上有一种后天的恐惧症：一是只要面对老师人人都心虚；一是在性意识上强烈而自卑。我记得在小学五年级以前大家都不喜欢和女孩子玩，但这种情形很快改变了。有人说张海燕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被王海等人分别带到拆迁后的平房里干过。我不大相信。在我看来，这件事情不仅难办，而且谁也不会。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到底怎么干？有一段时间这个问题搞得我迷儿吧唧的。我见过张海燕和她的爸爸妈妈在大街上散步，一家三口手挽着手，她居中。那时候我正在树上的房子里犯迷糊，看到这样的情形后觉得不可思议，仿佛看到了爱尔兰都柏林的贵族家庭。为了让她准时完成数学作业，我给张海燕写了一张纸条：“你真漂亮！也很聪明！努力学习肯定全班第一。”这件事做得相当成功。从那以后她整天在放学后缠着我给他补习数学，没事的时候就背单词，说要学习超过我。为此她把留了多年的长发剪得很短，说是要从头做起。我对她说：“你可以叫少林寺啦！”她说：“叫少林寺怎么了？我就叫少林寺。”我学着春节晚会里的宋丹丹说：“一个女孩子家家，叫个少林寺，长大了咋做人呀？”她听了后，哈哈哈地笑起来。那天我们到达槐树林的时候，有一群孩子正在树下玩飞盘。在马路边的土地上，还有一些拍元宝的孩子。元宝是用烟盒子叠的，有正方形和三角形两种。我对这类游戏很有兴趣，我想蹲下来玩一会儿，但小五和小华在树上喊我。他们看到了张海燕，声音变得很古怪，就像吃草时舌头上扎了针刺的小绵羊。我们俩顺着树干往上爬，树干上有一些凹凸，正好利用，但张海燕深怕树皮划了她的衣服，让这件事情变得很难。于是我不得不蹲下来，让她踩着我的肩膀。她踩着我的肩膀却不敢站起来，所以看上去就是摞着两只青蛙。上面的人哈哈哈地笑起来。他们说：“高岭，屏气，蹬腿。”我腰上使劲，腿筋用力，站立起来。张海燕被小五和蛤蟆抓住双手，两脚蹬树，噌噌两下上了树。我拍了拍肩上的土，对张海燕说：“你可真沉！”她嘻嘻地笑了几声，有些不好意思。张海燕穿了一件红色的羊绒衫，蓝色的牛仔裤，运动鞋。我看着她在槐树上站着，被一整风吹得头发飞扬，慌张的钻进了那个破房子。我爬上树去，一屁股坐在了树枝上，我发现李晓霞也在，不知道她怎么从家里出来的。她母亲有一次在树林里给别人做媒，听到了她在树上房子里的笑声，意症了半天，发现天上的女儿后，当场坐在地上哭起来，从此严禁她放学后出家门。大鸿正在忙碌着把准备好的羊肉切成小块。他有一排大牙齿，笑起来像一只恐龙。小华和红军正在另一支树枝上叉腿坐着，我对着他俩说：“小心把蛋磕坏哦！”这时候张海燕扭头道：“什么蛋？给我玩玩嘛！”我们憋了一阵，哈哈哈地笑起来。蛤蟆冲着他们喊：“快把蛋给人家。”大家笑得更厉害了！张海燕大概猜到了一些端倪，一脸疑惑，但很快红透了脖子。我转到另一棵树上，发现放在储藏室里的铁丝不够，今天来的人多，因此要烤很多羊肉串。我和小五商量了一下，下了树冲电影院的方向走去。老二正在斜坡的台阶上招揽生意，这家伙有一幅新疆人的面孔，扣了一个西瓜帽整天卷着舌头喊“羊肉串，羊肉串，新疆羊肉串”。看到小五和我他正了一下歪帽子，说：“你们两个混蛋小鬼干什么？”小五指着他的鼻涕说：“先把面条吃了。”他“哧”的吸了吸鼻涕，笑起来。我说：“来两串。”“两串？不卖！”“不卖！凭什么？你是不卖给我们，还是谁都不卖？”“算了算了，给你们烤两串。”“这还差不多。快烤！”老二用袖子扇起火来，他一边扇，一边猫着腰用嘴“噗噗”地吹。我站到他的右侧，小五绕到他身后从纸盒子里抓了一把铁丝。我们俩拿着铁丝回到树上。张海燕和李晓霞正在窗口趴着遥望远处。火已经点起来了，在一个铁盆里。碳是从生产煤球的厂子里偷的。大家很快围成一圈，拿着啤酒喝起来。每个人的手上都捏着一支“银象”，左右两个耳朵上分别别一支。二鸿到另一棵树上去取来了健力宝，他、李晓霞和张海燕和饮料，其他的人喝啤酒。天渐渐的暗了下来，我们又在房子里点上了蜡烛。看得出来女孩子对这样的聚会尤其喜欢，她们忽然变得不爱说话了，腼腆地吃着肉串，睁大眼睛听着我们的谈话。从树梢的缝隙里可以看到半个月亮，星光点点滴滴地透漏下来。我忽然想起了燕珍，要是她也在该多好啊！
树上的女孩子渐渐多了起来。刘家凌的对象是秋沟的，小五也经常叫班上的女孩来这里，她们经常带自己的伙伴来。张海燕天天都要抄我的作业，我总是叮嘱她要小心，别尽照原文抄。快要到第一个学期的期中考试了。这时候已是冬天，天气变得很冷。
终于下雪了！所有的人都穿了板儿鞋。板儿鞋是夏天穿的，就是通常说的条绒塑料平底鞋，也有平绒的。夏天，穿着这种鞋在干热的水泥地上天天走，会把底儿磨得很平滑，尤其适合在雪地上打滑。一大清早已经有人在电影院门前的水泥斜坡上开始打滑了。清晨的空气里藏着小冰粒，哈出的气也快要结了冰。我笑着看了看光秃秃的树干，离过年还有一个多月，春天一到大家就又会回到树上去了。水泥斜坡的两侧是很宽的台阶，每天有很多人在这个地方上上下下。我在斜坡上滑了几次，急匆匆地向学校走去。第一节课是数学课，陈嘉老师要发作业本，我得提前到她的办公室去取。数学老师的办公室在行政楼的三楼。中学和小学不同，各科老师集中，分门别类；而不是一个年级一个办公室。办公室一看就是过去的教室改的，前面还有一张漫着水汽的黑板。冬天的办公室里有暖气，玻璃和黑板上总是有一层水汽。教师的墙角有一盆君子兰。这里的老师大部分都是女的，因此我每次进来都有些面红耳赤。坐在陈嘉对面的刘老师总是说：“这孩子真腼腆，胆子怎么这么小。”这时候我总是看一眼陈老师，她的脸上不动声色。我走到办公室外，喊了一声：“报告！”里面传来一声“进来”。我推门走进去，顿时感到暖洋洋的。陈老师正坐在椅子上盯着办公桌看，她梳了一个很高的马尾辫，穿着一件红色的束腰皮衣，情绪不高。窗户的对面是实验楼，刚刚粉刷一新，看上去很漂亮。我走到她的办公桌前，拿起作业本要走。这时候陈嘉对我说：“高岭，你先别走。”我停下来，扭头看着她。她用手指敲着桌面上的玻璃，说：“你把你的作业本和张海燕的作业本打开。”我照办了。她又说：“你仔细看一看你们俩的作业，你和她还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我已经面红耳赤，不知所措，就那么站着。
“你别那样斜着脑袋看我。你说说，你这是害她还是帮她呢？”
“害她。”我嗫嗫地说。
“知道害她你还让她抄。好家伙！我昨天才发现，仔细看了看，都快两个月了。你们俩做的还真隐秘。你帮她写作业，你能帮她考试吗？你还是数学课代表呢，你倒是挺会关心同学嘛！你让她抄作业，将来她学习不好耽误了前程，这个责任谁负？”
“她每次都不交作业，我也没办法。”
“那你是说是因为我逼你收作业你才让她抄的啦？”
“不是。我以后不让她抄了。”
“还有，你和她什么关系，怎么她偏偏抄你的作业，一个女孩子怎么不找女孩，非找你呢？你们俩什么关系。”
听到这话我的脸突然变得滚烫无比，估计红透了。她这是故意的！
“你老脸红干吗呀高岭？我原来可是打死也不相信你会脸红的。”
听到这句话我终于醒悟了。这个娘们根本就记得在树林里发生的事，她这一直是暗藏杀机呀！我觉得有些害怕，不知道以后她会给我穿什么小鞋。电视剧里说女人都很小气、记仇，得理不饶人。正在这当间，她说：“行了，你先回去吧！告诉张海燕让他下午下了第二节课来办公室。”我“哎”了一声掉头就走。“哎哎，把作业本拿上呀！”噢！
操场上很多学生在打雪仗，相互追逐，嬉笑。
教室里已经坐满了人，马上就要上课了。大家一哄而上寻找自己的作业本。我走到张海燕的座位旁小声对她说：“陈老师叫你下午第二节课后去办公室，抄作业的事被发现了。”她“哼”了一声，不慌不忙地说：“没事，早料到了。”我操！居然处乱不惊。让我担了半天心。这时候郭答正在后门的窗玻璃上放哨，他转回头来大声说：“老师来了！老师来了！”教室里顿时安静下来。这节课讲的是二次方程式的解法，不少人对二次方程都有些摸不着头脑。因此陈老师经常讲一点，就考一点。她在课堂上出一些题目，让大家撕一页纸快速解。我总是第一个完成。我把解题的纸拿到讲台上去交给她。这时候，老师的手正在讲台后面扣痒痒，正好抓着自己的腹股沟。她看到我，脸涨得通红，生气地说：“做完了？”我赶紧放下纸回到座位上。心里头有一些莫名奇妙的得意。当所有人的纸条都交上去以后，老师开始批改。她忽然大声叫道：“郭答！你给我站起来！”这一声大喝吓得教室里里鸦雀无声。郭答连忙站了起来。他的眼睛非常大，此刻又有些红，战战兢兢地看着老师。
“你这叫解的什么？你这叫解题吗？老师费劲巴拉地讲了一节课就得到你这样的回报啊？你听课了吗？你看看你设的这是什么？设的都是什么？你给我重设一遍！”陈嘉走到最后一排，她发现郭答的个子特别高，说：“低下头，抬着头干什么？”然后抬起腿使劲踩郭答的脚。唉！这节课的后半段又成了郭答的结巴训练课。下课后，她临走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想起她在树下那副鬼样子和那个雨天的情形，现在是冬天，看不大到她的胸部。我很纳闷，不知道那个树下的女孩子怎么一下子成了老师。操场上的黄土都冻实了，就像是板结的盐碱地，走在上面像石头，摔一跤不仅疼得要命，而且扶地的手会被石子划破，青肿不已。刚刚下过雪，女生们都小心翼翼地点着脚尖走路，陈老师也不例外。她左手拿着教科书夹板，右手空着，两只胳膊在空中来回挥舞，掌握着平衡，就那样回到了办公楼。她的腿在雪地里显得细而长，两只高跟鞋奔奔跳跳。张海燕走到我跟前，说：“陈老师怎么说你的？”我说：“打了一顿！估计你也一样。”她生气地说：“胡说！陈老师不打女生，打也是打你这样的小油条。”我对她说：“信不信由你，你等着瞧。”罗颖走过来说：“走吧，别理他！”我说：“好的！”罗颖转头对我说：“谁跟你说了，讨厌！”我嘻嘻地笑起来。她们俩手挽着手走出教室。
电影院的门前已经聚集了上百号的学生，一律板儿鞋。大家三五成群，或者十几个一堆，不停地在那道坡上往下滑。有的单个来，有的连成一串排着队来，整个场面非常有秩序，形成一个首尾相接的队伍。有的人蹲着，有的人侧身站着，到了坡顶的边上加速小跑，或者蹲着任其自然下滑。这样滑冰通常要蹲着。蹲着要求在加速过后于运动中下蹲，有一定难度。大多数人开始滑都是站着：斜侧身，右脚前，左脚后。学会蹲着滑就可以加速到很快，人一下蹲就会消除摔倒的危险。在较大的斜坡上滑冰十分类似于高山滑雪，只是有些短，用板儿鞋代替了滑雪板。从坡顶往下滑的时候有一种飞翔的快感，可谓心旷神怡。最令人兴奋的是串糖葫芦，有一个人当龙头，后面连接十几二十个人一起往下滑，大家高声尖叫，场面蔚为壮观。龙头通常蹲着，后面的人则站着，后一个人扶着前一个人得肩或腰，这样如果有人滑倒的话就可以摞到前面，不会产生突然性的摔倒。树上的兄弟几乎全部到齐了。我异常兴奋，迅速地加入到游戏中去。不到一会儿，我们的龙就成了最长的，大鸿当龙头，我排龙颈，刘家凌、小五、史君和小华在后，然后是蛤蟆、李建军、二鸿、红军、小皮、吴洪刚……很多人都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前后相连，浩浩荡荡。电影院的喇叭里放着刘兰芳的评书《杨家将》。六点半的电影马上就要开演了，人们陆陆续续的从东西南三条路上聚拢过来。很多人不知道斜坡已经被压得很硬滑，从这里走，摔到不少。我们山呼海啸地往下冲，嘴里高声喊叫着“让开让开”，不时地撞倒前面的人，经常闹得人仰马翻。没多久，不知道从哪里冒出四五个带着鸭舌帽的家伙，十分面生，却不遵守规矩，自行插队滑雪。很快与我们的人发生了冲突。当二鸿与其中一个大个子吵起来以后，一场战争不可避免的爆发了。我们人多势众，所以很多平时不敢打架的兄弟也胆子大起来，加入到战斗中。大家你一拳、我一脚，不到五分钟就把那几个人打得落荒而逃。很多来看电影的人在一边围观，觉得有趣。有一些小孩子在旁边扫出来的平地上弹玻璃球。我已经不弹玻璃球了，有时候，看到更小的孩子玩手很痒。槐树林被雪覆盖着，一条条树枝白晃晃的在空中抖动。风一吹就有雪花撒下来。这时候如果有很多人站在树下，就会有人用脚使劲蹬树干，然后迅速躲开，没躲开的人就成了个雪人。中午的游戏结束了，大家一路小跑，边跑边滑，回家吃饭。路边的平房沉浸在雪景中，有几条狗在来回游荡。
下午，我来到学校，教室里已经有很多人了。不少人正在座位上温习功课，这天是星期六，马上到了周末，所有人心情都不错。学校里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星期一——走向深渊；星期二—— 路漫漫；星期三——夜茫茫；星期四——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星期五————归心似箭；星期六——胜利大逃亡；星期天——开国大典。大家已经归心似箭，马上面临大逃亡。我手里抓着一些捏好的小雪球，走到王晓曼的身后，她正扶在桌面上看书。我把手里的小雪球从她的后脖领放进去。啊呀！她跳了起来大声说：“讨厌！谁干的？”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径直走到自己的座位旁。第一节课是历史课，第二节课是政治课。这两门课都比较简单，也不太重要。学生们已经没心思听课了。教室里乱哄哄的。下了第二节课后就放学了，星期六不上自习课。张海燕去了办公室。我留了个心眼，没走。过了一阵她回来了，眼睛红红的。居然坐在座位上哭起来。我心里有些发毛，走到她旁边。她抬起头来大声道：“陈老师太恶毒了！我从没见过这样的老师。”我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闭口不说。难不成老师还真打她了。不会吧？张海燕穿着一件女式的束腰黄军大棉袄，脸蛋白皙，眼含泪珠，楚楚动人。她生气地踢了我一脚，说再也不抄我的作业啦。听到这样的话我隐隐感到有些不快。这时候，大鸿在门口喊我，她冲张海燕打了招呼。我们一起来到操场的东北角，小五和红军正在等着。小五看中156班的一个小米，大家都想见见。她们班还没有放学，我们在窗户上趴着瞧了瞧。女孩坐在靠墙的第三排，身子很瘦，但眼睛异常大，看上去有些邋遢，但又有点动人心魄的地方。我对小五说：“小五，这个米不怎么样嘛！”他说：“有一天我在楼道拐角处和他撞了个满怀，马上就脸红了，你不知道当时他有多好看！”我们来到校门外，在门口等着。这时候有一群女工人起着自行车路过，等她们走远后我们冲着她们的背影高声尖叫了几声。工人宿舍楼后的烟囱正冒着阵阵白烟，在空中形成一条蛇形的线路。天气有一些冷，我们双手插在袖筒里，双脚不住地来回踏地。有一个穿着蓝夹克的学生骑着一辆变速车从学校里出来。我对他大声喊道：“过来。”那家伙返回来。我说：“下来，玩会儿你的车。”大鸿骑着车，我坐在横梁上，小五和红军坐在后坐上，我们在宽阔的马路上来回往返，惹得不少人驻足观看。由于马路上太滑，“蓝夹克”生怕我们摔倒砸坏他的自行车，于是一路在后面小跑跟着，跑得气喘吁吁。“停停停”小五小声叫喊：“出来了。”我们把自行车还给“蓝夹克”。大鸿拍着他的肩膀说：“有事到树上来找我。”“是槐树林吗？”“对。”
一群学生从学校的铁门走出来。我们迅速靠了上去。小五要找的女孩儿跟一个穿绿色登山服的女孩子走在一起，旁边还有一个梳齐耳短发的胖女孩。由于一瘦一胖，看上去有些滑稽。大鸿猛地推了小五一把，他跌跌撞撞地撞在了女孩身上，转回头来说：“谁推的？干吗呢？”然后对女孩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旁边的小胖子嘴里嘀咕：“谁知道你是不是故意的。”我迅速插上去，挤到两个女孩子中间。我对小胖子说：“是我推的他。他确实不是故意的。——你好！我叫高岭。”小胖子白了我一眼，说：“我见过你们，在树上。”我说：“我们那是在采摘中药。”“胡说，你们是在捣乱。”小胖子白白嫩嫩，像个洋娃娃。小五已经和那个女孩搭上了话。我发现穿绿色登山服的女孩用手悄悄地拉小胖子的衣襟，脚下的步子也在加快。我转到她身侧，她躲了躲。我又往她身上靠，她又躲了躲。我干脆挤了她一下，她又往边上躲了躲，脸变得通红。这时候扭头说：“陈黎，我先走了。”然后加快步子向电影院方向跑去。小五已经和那个女孩搭上腔，她叫陈黎。小胖子却没有走，她在秋沟的路上转了方向。我们在通往铁路的岔口上分了手，向电影院方向走去。
电影院的录像厅正在播放《楚留香》，每天三集。天色已经向晚，斜坡上仍然有不少人在打滑。我们在那里玩了半个小时，各自回家。我摔了一跤，裤子的膝盖磨了两个大窟窿，露出了棉裤，被妈妈打了一顿。她说考试不拿前三名，有我好瞧的。
星期一大清早我到了学校，跑到157班打听了一下。“绿色登山服”叫柴莺，是平房那边的女孩儿。中午放学后，我一个人来到电影院左叉路口拐角处，蹲伏着静静等待。人一个又一个的过去。我心里有些激动，盘算着之后的对话。柴莺出现了。我一个箭步冲过去，挡在她的面前。她显然被吓了一跳，差点就叫出声来。看清是我后，她低着头想绕过去。她绕左边，我堵左边；她饶右边，我堵右边。双方僵持了一会儿，她说：“让我过去。”我说：“答应我一件事就让你过去。”
“凭什么？”她说。
“不凭什么，你要不答应，我就不让你过去。”
“那你说吧！”
“下午放学后，到槐树林来。——你叫柴莺？”
“你怎么知道的？——我不去。”
“不行！你不去就不让你回家吃中午饭。”
“你让开。”
“不！”
“你再不让开我对你不客气了！”
“哎呀！那你就别对我客气了。”
刚说完这句话。她突然一个箭步窜到我右侧，左手抓胸，右脚使绊，一发力让我来了个后闪腰。她用右手扶着我的腰，只要胳膊一松我就会应声倒地。我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羞耻感，挣脱出来悻悻地让开。柴莺居然笑了，然后从我身侧走了过去。我望着她的背影，直到她消失在槐树林的深处——在毛茬茬的丛林中一件绿色的衣服渐隐渐逝……这件事情我对谁也没有说。我有些想不通，精神大挫。她可是个“炉柴棒”呀！
第二天中午，小五给我一张纸条：“我下午在槐树林等你，我昨天去了。——柴莺”落款是柴莺，我有些丈二和尚，心情旋即变得激动无比。小五说：“动作不慢呀！”我笑着说：“量米吗！免不了被量。”
“这年头，米都上称了。”
“嗨！”
下午第一节课是体育课。李力青与王义发生了口角，我加入进去。王义上课坐在我右侧，与我关系很股。我对李力青说：“你敢动王义，就是动我。”这小子有些不服气，他最近和157班一帮新近崛起的油条混在一起，其中有何小平的一帮人，看来还想跟我们打一架。放学后我摆脱了大鸿和小五，一个人来到槐树林。他们相约去河边打台球去了，我没去。路上的雪已经融化了一半，由于路面坑洼不平，加上从郊区刮来的黄土和矿区飞来的煤灰，北角大街上泥泞一片，走去路来霹雳啪唧。我把裤腿挽起来，像一个涉禽般躲闪前行，总算到了槐树林。电影院门前的“高山滑雪场”已经消失，有一些破细的小河道在那里流淌。老二又支起了卖羊肉串的铁皮烤台，正在哈着气搓手。这个混蛋有一把气枪，经常打来麻雀烧烤。槐角已经掉光了，有一些乌鸦在工人宿舍楼的上空盘旋，成群的麻雀在树上叽叽喳喳，寻觅食物。我靠在一个旧公共汽车改装的小卖部门前，盯着路上的行人。这时候体育老师王圆圆戴着一个毛茸茸的大帽子走过来，她看到我说：“高岭，不回家干吗呢？”我说：“等人呢，王老师。”她“噢”了一声走了过去。她有一对相当大的屁股，在我看来很不好看。我等了很长时间，仍然不见柴莺的踪影。这时候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两条狗，一条狗的身下伸着一根红通通的肉棍，一抖一抖，很快爬上了另一条狗的背上。我操！居然光天化日下干起了那种事。我蹲在台阶上，目不转睛地看着，直到结束。冬天夜长日短，天慢慢地暗了下来，路上的人已经十分稀少。我猜想时间已经过了七点，于是决定回家。就在我走了几百米的路程之后，我听到身后有一个人的脚步声，若即若离。我一回头发现柴莺正跟在身后。她走到我的身边，说：“我早就来了，就在树林里。”我正要说话她又说：“你要是愿意的话，以后天天送我回家。我家在苹果园11号楼。”我说：“行！”她说：“你不要和我说话，免得被人家看出来。”这时候她忽然憋不住地笑起来，仿佛笑得很痛。我心中十分高兴，满口应允下来——她大概是在笑纳两只狗的事情。我仔细地看了看眼前这个人，觉得越看越好看。从此后，我每天放学后都远远跟在柴莺身后送她回家，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雷打不动，风雨无阻。
陈老师搬到水花街区了，听说她在那里租了一个房子。水花街在苹果园的西边，比我们住的地方都要远。每天放学后，他就骑着一辆捷安特自行车穿过槐树林，这时候我通常躲在树上，我常常在房子里远远的望她。我觉得自己有些不可救药，夜里经常作稀奇古怪的梦。我每天照样远远地跟随柴莺回家，这件事情的内涵仿佛只属于两个人。
临近期末考试的时候，在槐树林里，有一天我和柴莺说话的时候正好被陈老师撞到。她说：“高扬，老师要去粮店买粮，你能帮老师的忙吗？”我跟了上去。她让我坐在后座上，一路狂奔向沙街粮店。
老师骑自行车的时候有些疯，这使我想起她在树下完飞盘的样子。她问我那个女生是谁，我说是小学同学。我心中十分慌张，我想老师感到了这点。从那以后，陈老师隔三差五的在放学后支使我做一些琐碎的事情。她通常拿一张信纸撕成两半，条理清晰地写上要买办的东西，再给我拿一些钱。没多久，她已经不再去粮店，交给我全权处理。我成了老师的免费长工。我经常骑着她的自行车，叫上几个班里的同学去买粮食、土豆、冬储大白菜、河北鸭梨……每一次她都要嘱咐我：“骑车路上小心，注意安全。”
有一天，老师叫我和他一起去买洗衣机。她和我把洗衣机抬到楼上后，叫我把客厅里的地方腾出来。我抱着一大堆的杂物往阳台上移，不知道被什么兜住了脑袋，眼前黑乎乎的，脚下又不能动。老师过来帮我把蒙住脑袋的东西拿开。我问她：“什么呀挂的？”她忽然脸红了，手背在身后一个劲地往卧室退。我笑着说：“老师，你家的阳台上还暗藏杀机呀！”她忽然“哈哈哈”地笑起来。她说：“高扬！你太不老实了！”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有一段时间我有意躲避老师，我不想给她干活。大鸿他们说我快成了老师的马屁精了。柴莺也抱怨说我经常放学后不知踪影。我对他们一律解释为“公干”。没多久我的名字变成了“公干”。早晨，大鸿会在楼下对着我们家的窗户喊“公干，上学去啦！”放学后，在校门口，小屋和红军看到我说：“公干，今天有何公干？”在槐树林里，我总能听到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的“公——干”。这时候我就大声喊道：“哎！谁叫你大爷呢？”这件事情不知道怎么传到了陈嘉的耳朵里。有一天，陈嘉把我叫到办公室，笑嘻嘻地说：“高扬，听说你现在有一个十分响亮的名头啊？是什么，跟老师讲讲。”我说：“陈老师，马上就要期末考试了，您应该抓一抓班里的学习，大家最近没有紧张起来啊！”她说：“那你就更应该发挥你的特长了，帮老师抓一抓，公干吗？”说完自己笑起来。我问大鸿说世界上有这样的老师吗。他说有，就是你们老师。
期末考试来临了，老师组织了几次测试，题目比较简单，班里考得不错。我发现老师的状况有一些异常，他频繁地更换衣服，就像王晓曼一样。李雪峰说他看到老师在公园里搞对象，不知道是否属实。听到这消息我心里酸楚楚的。我认为有几个女的是不能搞对象的——燕珍、张海燕、陈嘉、王晓曼、柴莺……她们应该等我长大，统统把她们娶回家，每人都给我生一堆孩子，年迈之际就围在一起打打闹闹。那时候我老得像个鬼，流着哈拉子对着自己的孙子说：“狗日的，可聪明啦！”就像老家村头的赊成老汉。
考试果真一下子就结束了。所有的人都把成绩、学校、课本、老师忘了个一干二净。人就是这样，无法超越眼前的表象。开学的时候，每个人都无可挽回的认为人生将在学校里度过；放假的时候，又无比兴奋地认为人生是一个长假。
电影院门前的冰层一直保留着，每天都有很多孩子在那里打滑。人民公园的松林里没有偷情的年轻人了，天气很冷，浇灭了人们的激情。
过年的时候，电影院的大礼堂演出晚会，大鸿搞来一些票。李晓霞去叫来了柴莺和张海燕，我们去观看。由于所有的票都是由工会赠送给工人的，因此门口根本就没有人把门，两千多人的大厅活活挤进去三千多人。暖气片漏了气，因此人山人海、嗡嗡呀呀的大厅里弥漫着蒸锅一样的水汽，人们挤作一堆，看上去放映大厅就像煮着一锅粥。很快，与往常一样，发生了打架事件。
我们在厕所的门洞里看到了一幕：几个老油条命令一个带皮帽的家伙爬到了厕所的地面上，地面上有一层粘稠的尿液，散发着刺鼻的陈年臭味。不太平整的水泥地面因为尿液的腐蚀而层层剥蚀，呈现出火成岩的形状。我十分清晰地记得“皮帽”跪在地上时抬起的脸，那张脸上布满了绝望和祈求的神情。在厕所里外密密麻麻的围了很多人，大家津津有味地看着眼前的一幕，直到结束。
我和大鸿从电影院出来时，天已经很黑了，三个女的正在右侧的平台围栏上坐着等我们。看到我们出来，张海燕大声喊：“唉！在这儿呢！”他穿着一件棉军大衣，是女式束腰的。这在我们眼里很罕见，因此看上去她十分漂亮。她们正在嗑瓜子，一起冲着露台下的过道上吐瓜子皮。之后我们到了槐树林，大家在树林的木椅上坐了一会儿，天气太冷了，柴莺提议到树上去烤火。我们一溜烟上了树。大鸿先上树，我在下面托，他在上面拉，把几个女的抬上去。房子里有一些从河滩的废弃仓库里捡来的麻袋，我和大鸿把麻袋铺在木板上，请女孩子们坐下。我到东北角的大树上取锅。那棵树上有一个大洞，是储藏室。我闻到树洞里有股奇怪的味道，用手电一照，发现一支死去的麻雀和卷成一盘的灰纹蛇。根据经验，蛇是无毒的，正在冬眠。我用木棍把那条蛇和死麻雀挑了出来。麻雀已经死去，发出了少许臭味。我顺手在另一个凿出来的小洞里摸了摸，盐巴和干辣椒面都在。我爬到树梢上，从一个斗大的喜鹊窝里掏出一把单刃刀。我从树枝上辗转反侧，像一只长臂猿一样转回到歪脖子树上。大鸿正在树枝上劈腿坐着抽烟，对着天空吐烟圈。几个女孩子席地而坐，地上有一些干枯的槐树枝。我把手里的树枝挑高，悄悄地移到了木房子的窗户里，里面发出一阵尖叫。我哈哈哈地笑起来。大声说道：“怕什么，一条冬眠的蛇嘛！”说完我走进房子，突然被一个麻袋罩在了头上。几个女孩子一哄而上，把我撂倒在地。“操！”我嘴里大喊一声。不知道被谁的手攥住了小鸡鸡。上帝哪！
“看你敢不敢吓人了？”
“再叫你搞突然袭击？”
“咦？什么？——啊！”
那只手猛地松开，不知去向。阿弥陀佛！
由于来得突然，说话的声音混杂不清，我不知道到底是谁抓住了我。接下来我开始支锅，柴莺和张海燕依旧不停地说话，莫非是李晓霞，但声音又不像她。我心里琢磨着这件事，蛇已经被大泓剥皮切块串到了铁丝上，火已经着起来。大家围坐在火盆周围边烤火便烤肉。蛇肉的油很多，很快嗞呲地响起来，直往下滴油。女的开始不愿意吃，她们说蛇肉不能吃，但很快就改变了主意。电视剧里说：“女人就是这么善变”。言之凿凿。没几分钟，一条蛇就成了我们下肚的晚餐。房子里点着蜡烛，生着盆火。大家围坐一团，度过了温暖而浪漫的时光。关于那个寒假，我能够记得起的事情也就是这一件。
过年的时候，父亲已就买了很多花炮，但是我突然对这一切失去了兴趣。我们到大鸿的姐夫家去熬了一个年夜。他大姐和姐夫穿着棉猴大衣到哈尔冰看冰灯去了。那个地方有一家天主教堂改成的养老院，很多老头老太太在门口自演自唱山西梆子，叮叮咚咚地吵了半夜。
平房的过道上有一排高大的槐树，李建军的奶奶就在山坡上的三层楼上住。在楼房的右侧有一座二层的公共厕所，厕所的旁边有无数灰毛老鼠来回走动，旁若无人。我记得我在去厕所的路上摔了一跤，被一个老奶奶扶住了。就是在沙发上吃苹果的当间，电视里发出了新年钟声，主持人在舞台上给我们拜了个年，由此我成为一个十三岁的少年。对于这个转折我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
过了初一过初五，然后再过正月十五。一晃就开学了。
初中的时候，每天中午上课以前唱一首歌，这件事情由文艺委员王晓曼组织。王晓曼的父亲是区上的干部。她很胖，很白，像一个富家小姐。有一次我对王晓曼说：“你真胖！”她戴着一幅塑料框眼镜，生气地说：“你才胖呢！”我说：“你们家人一定也胖，你姐胖吗？”她迅速而坚定地回答：“我姐姐可瘦了！从小就比我瘦！”我说：“那一定是你从小把好吃的都抢着吃光了，你姐吃不上。”说到这里我哈哈哈地笑起来，一旁的罗颖也笑起来。罗颖说：“高扬，你太坏了！你怎么尽挖苦人家王晓曼？”
除了个别独生子女，坐在这个教室里的孩子都是家里的老小，头上都顶着一帮哥哥姐姐。我见过王义的姐姐来找他，十分漂亮。不知道王晓曼的姐姐怎么样，如果不太胖的话，应该姿色还可以。时间不紧不慢地流淌，很快到了夏天，我们已经把不少物资搬运到了树上，放学后，槐树林总有几十号人马在玩耍。黄昏时分大家都聚集到树林里玩飞盘。吃过晚饭后，陆续有人来到树上乘凉，一直到深夜。天天如此。大鸿对我说他和李晓霞亲嘴了，他说：“亲嘴的滋味可真舒服，就和掉到天上一样。”
我没有掉到天上过，不知道那是什么滋味，我很想试一试，但我没有胆子，也不知道找谁做这件事。我想柴莺是可以商量的。我整天为这件事情做着准备。有一天午后，大鸿和史君神秘兮兮地来到我家里。史君从裤兜里掏出一副扑克牌，他说：“高扬，好东西呀！快看！”我瞅了一眼，说：“不就是一个穿这游泳衣的女的嘛！”他们俩激动得不得了，拉着我就往公共厕所跑。
厕所在平房区，到达那里的时候正是人们午睡的时间。一个人也没有，四周静悄悄的，空气里弥漫着热浪。大鸿点着一支“银象”，史君从扑克牌里抽出那张扑克牌。只见大鸿把烟头对着扑克牌慢慢地烤，神奇的一幕发生了，扑克女郎身上的泳衣居然消失殆尽，露出了两个丰满的乳房，女人的私处也一览无余。她大叉双腿，臀部上翘，整个腹股沟明朗地显露出来。一撮黑色的阴毛贴在她的小腹上，能够看得清那个部位的样子，红红的，翻出来两片小肉片，中间显然有个小眼，我猜那就是人们说的逼。一整天我的双眼酸涩，脑袋晕沉，眼前总是晃动着女人的那个部位。很多污浊的词语在我的耳朵里飘来飘去：逼、生殖器、鸡巴、操……我觉得自己快要变成个十足的流氓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告诫自己别想，但总是不行。
我想象扑克牌上的女郎就是张海燕、陈嘉、柴莺、燕珍、体育老师，每一个都与我发生了严重的关系。每一次都是他们主动勾引我，我是被迫与他们干的。一段时间我常常在课堂上莫名其妙的勃起，硬邦邦地顶着裤子，下课后急匆匆地去厕所撒尿。我觉得生活像是在遭罪，不知道是不是永远要这样。脑子里产生了一种恐惧的情绪，希望自己快点长大，娶个老婆做个好人。
同桌的罗颍忽然变得脾气古怪，不再和周围的同学讲话，连每天和她放学后一起回家的张海燕也整天受她的气。我常常放学后在北角大街上看到一帮女孩子围着安慰她，好像大家欠她的钱似的。上自习的时候我也不太爱和她说话了，但她却越长越漂亮，虽有些潜移默化，但已经十分明了。很多学校的男生经常跑到窗户上扒着看她，在放学的路上冲着她吹口哨。虽然放学后大多数时候天都亮着，但陈老师还是叮嘱女生们放学后结伴回家。这说明不仅仅是我进入了一个危险的年龄中。
有一天中午，我来到学校时已经打起了上课铃声，当我跑进教室的时候异常地安静，黑板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
把权力交出来；
长得像头猪还当文艺委员，凭什么；
王晓曼是反革命；把你在铁路上和外校男生发生的是交代清楚；
我们要求更换文艺课代表；打倒王晓曼；凭什么由你的破锣嗓子领唱；你有什么资格当副班长……
全部是声讨王晓曼的话语。我觉得有些不知所措，班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事先一点都没觉察。参加的人很多，看来这件事情的组织者酝酿已久，并且发动了不少群众。
王晓曼正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头伏在课桌上抽泣，仿佛已经伤心到了极点。女生群体中发生了严重的内讧，并且是反对派倒戈一方大占优势。她们要扳倒王晓曼，重新分配权力，建立一个新的班级政权。教室里气氛凝重，除了王晓曼细细的啜泣声，能听到长长的呼吸声。这一节课是语文课，王老师迅速回到办公室与陈嘉取得联系，语文课临时与周记课对调，举行全班临时紧急磋商和班委选举。除了王晓曼，其余的班干部纹丝未动。王晓曼不仅丢掉了副班长的职位，而且丢掉了文艺委员的头衔，从此沦为平民百姓。崔晓维当选为新的文艺委员，从此后每天中午上课前的五分钟就由她来领大家唱一首歌。
我猜这次事件就是崔晓维组织发动的，她小学的时候是校舞蹈队的，长着一张成年女性的风尘脸蛋，平时喜欢拉帮结伙。整个下午王晓曼都在哭泣，她双眼通红，全身颤抖，看样子痛不欲生。我记得冬天的时候我老是把小雪球往她的后脖颈子里放，那时她总是高声尖叫。我猜她知道是我放的，但没有追究。
教室的玻璃窗被太阳晒着，空气中漂浮着一条条灰尘带。教学楼后的水洼里传来了阵阵的蛙叫，乌瓦乌瓦的。天气已经炎热无比，阳光漂浮在粉尘上，恍恍惚惚地笼罩着教室，所有的学生都在打盹。在我看来，中学是一个冬天哈气、夏天瞌睡的年代。学习知识只是不打哈欠、不打盹时的副业，要是考上中专或高中，完全是意外收获。我没有想过在这个年代里发生权力斗争。王晓曼很绝望，但她依旧天天来上学。她和张海燕成了好朋友，开始了比较确切的孤独生活。她从没到树上来过，但我却记得她一直是树上的一分子。我常常想见她那胖乎乎的身子在树枝上来回窜跳的样子，像一个胖鸽子。这个城市里生活着好多鸽子，家养的野生的都有。它们整日在灰蒙蒙的天空中盘旋、翱翔，降落在楼顶、阳台、地面上，却从不往树上落。
崔晓维后来留了级，这件事情在中学很有光彩——她爸爸认识学校的校长；在小学留级就不是这样，基本上相当于丢大人、现大眼。等她走了以后已经没有文艺课代表的职位。听说崔晓维留级到了162班，有一天上课的时候坐在她身后的一个男生假装弯腰捡铅笔，用手抚摸她的光脚丫子，被巡逻的班主任发现，痛打一顿，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早恋可是很危险的呀！
那个夏天我听着教学楼后的蛙鸣整日打哈欠。青蛙从不知道休息。每天下午，我来到学校，在斜坡旁的水管子上喝一顿凉水，抹一把脸，然后到教室里打哈欠，掉着脖子瞌睡。我一辈子都没有那么多觉睡，那么多哈欠打。我常常坐在坐椅上，脑袋下垂，脖子和脑袋形成一个问号。操场上的沙粒隔一会儿就往教室里扑一次。这些沙砾都很快，割破了很多同学的衬衣和皮肤。玻璃窗上挂着很厚的塑料帘子，沉重而叮当作响。青蛙在黄昏时分就停止了叫声，这时候我抬起脸来问一问旁边的罗颍：“几点了？”她就说：“四点了都！”我抹一抹嘴角的口水，站起身来去厕所，放完水后回来和她说闲话。小五已经和陈黎搞上了，整天放学后把她带到树上玩。大鸿和李晓霞的情况大概有些进展，但这小子开始闭口不言他们之间的事。陈老师依旧把我当长工，整天指派我干这干那。中学的课程和小学一样，没什么难的，轻松就能拿满分。有时我坐在电影院门前的石阶上，想着自己的生活，十分沮丧。
有一天，体育馆门前的广场上来了一群杂技演员。这些人唱着歌支起帐篷，搭建舞台，住了下来。他们带着刀、叉、剑、戟、猴子、狗、小白鼠、棕熊、眼镜蛇、长不大的小人儿、可以在上面跳得很高的蹦床、带扶手的滑板、脑袋只有拳头大的怪人、会吐火的演员、吃刀者，用作游戏的赌博机。无数孩子在黄昏时分从四面八方的道路上聚集到这里，用五角钱买一张门票，进去观看各种吓人的表演。通常有一个面目苍老但不足一米的侏儒在卖票，他坐在一把高足椅上，对着顾客露出了两排巨大的牙齿，笑着介绍节目。
我第一次看到那张巨大的蹦床时，有一群孩子正在上面上下翻腾，有的跳得很高，几乎快够到云彩了。还有很多踩着滑板在平地上风驰电掣的男孩。他们右脚踏在滑板上，双手握手柄掌控方向，左腿蹬地，在水泥平地上疾走如飞。帐篷里面有杂技表演：熊走钢丝；猴子骑独轮车；蛇盘老鼠；刀穿手臂；喉咙顶枪头；吞剑……放学后很多人都不再到树上去玩耍，纷纷聚拢到体育馆观看奇怪的表演，听耸人听闻的故事。那里的赌博机招来了其他地区的青年。他们整天蹲在地上摆弄会发声和转动的机器，通过买注来输赢。开始时每个人都称自己赢了钱，但没过多久所有的人都发现自己从来没有赢过一分钱。有一些油条曾经来捣乱，收费，但很快被公安局的人抓了起来。每到中午或晚上吃饭的时候，就会有很多母亲来这里寻找自己的孩子，用手揪着他们的耳朵抓回家去。有一些矿区的工人曾经对帐篷发动袭击，但被拿着刀剑的猴子和棕熊打得一败涂地。大人们联名向政府请愿，要求赶走这帮老侉，但政府宣布他们是合法经营。就这样，马戏团在体育馆的广场下留了下来，直到槐树上空荡荡地只留下我一个人。
我从家里找来了斧头、扳手、钳子，去五金店买了铁钉、卷尺，请求“满意”从矿上偷来了钢丝、尼龙绳和滚珠钢轮，并且从修鞋匠那里借来了工锯和刨头，百般请求后又从陈老师的办公室借到了大号量角器和三角板。在修鞋匠那里我学会了使用所有的工具，并且把滚轮装上了轴承，轴承上是木板，木板和一个直立可以转动的把柄连接。很快，树上的储藏室里出现了五副槐木滑板。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拿着它们在柏油马路上试了试，没多久就掌握了熟练的滑行动作。之后我开始另一项工作。我把钢丝和尼龙绳交叉缠绕在许多平行的树枝上，形成一个巨大的空中蹦床。我发现绳索太松，弹力不够，于是用五号钢丝把蹦床四周的树枝向外拉，然后再把外面一层的树枝向外拉，如此反复。很快，蹦床变得十分坚固、紧凑。
那一天，我站在尼龙绳结成的蹦床上，轻轻一跳，看到了整个城市和远处的村庄。有一些蜘蛛网一样的道路从四周的村庄通向城市，在那些道路上有一些货车和牲口来回移动，人就像若隐若现的黑点。很快，树上的兄弟都回来了。他们疯狂喊叫，在蹦床上上下翻腾，在通向电影院的道路上往返滑行，通宵达旦地在这里玩耍。没有多久，老侉们带着它们的帐篷和动物离开了，唱着歌到下一个城市去赚钱。这时候，槐树已经开了花。我们从蹦床上跳起来，张着嘴伸长脖子衔那些高处的槐花吃。树下依旧有很多挥舞飞盘的孩子，放学后是一派繁荣的景象。
有一天傍晚，张海在蹦床上玩。他没命地往高蹦，高得快要离开地球而去。他说他看到了西山上的平地，他要看看山后的风景。这时候忽然刮起了一阵强烈的西北风，把空中的张海吹到了地上。他抱着脑袋乌娃大叫，痛得站不起来。从此很多大人都严禁自己的孩子到树上来玩，树上很快只剩下原来的兄弟。张海屁股着地，摔断了盆骨。这件事情使我们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从医院回来后，父母对我挥舞起拳头，我夺门而逃，一路狂奔到了槐树林。我爬上树去，坐在树上的房子里，环顾四周，感到惶惑不安，没有多久就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被一阵奇怪的声音惊醒。树上有各种各样的昆虫在夜里蜕化，时常能听到悉碎的声响。我睁开眼，月光从天上垂落下来，穿过树叶的缝隙和枝干，影影绰绰地落在树林里。声音从树下方的左侧传来，好像是两个人在争斗。我慢慢地向事发地点移动，爬到了他们头顶的树枝上。有一张脸仰面朝天，正对着我。我吓得差点大惊失色，喊出声来。那张脸属于我的同桌罗颖。他的两只眼睛大得惊人，直耿耿地瞪着我。转瞬，我发现她并看不到我，只是在仰面看天。夜色已经很深，我在槐树上伏着，借着月光看清了下面的人，那个压在上面的人是罗颖的父亲。我在学校的家长会上见过他，我还记得她和她父亲一起去大鸿父亲的杂货店买东西时的情形——和睦的家庭。
我双腿有些发颤，伏在树上一动也不敢动，犹如芒刺在背。直到下面的挣扎变成无助的喘息和呻吟。这种声音十分奇怪，好像两个人正忍受着难尽的煎熬，几乎要哭出声来……我度过一个不眠之夜。
第二天来到教室，我发现罗颖坐在座位上，和往常一样默不作声。我默默地观察她，有点心虚，像一个贼。眼前的人脸色苍白，身体消瘦，目光迟缓，和平常没有什么两样。她突然转过头来，死命地盯着我，然后笑着和右侧的张海燕讲话。她的行为十分古怪，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有一天入团的学生要求带户口簿来登记建档，团支部书记李玉翻开了她家的户口簿。很多女生聚集在“鲤鱼”的周围，她们叽叽喳喳，好像发现了天大的事情，原来罗颖的父亲不姓罗，姓王。有的人说她是捡来的孩子，有的人说她爸爸暴毙母亲带着她改了嫁。“鲤鱼”对着大家“嘘”了一生，她说：“大家不要再议论这件事情，小心被罗颖听到。”随着这句话的结束教室里传出一声炸雷般的嘶吼。罗颖从门口冲进来，一把抓起户口簿夺门而出。从此所有的人都对此事三缄其口。然而傻子都看得出来大家都小心翼翼的对付罗颖。我想这使她感到很不自在。
另外，那天夜里发生的事情也折磨着我，很长时间在我的肚子里上窜下跳。我曾经多次潜伏在树上等待，但再也没有听到那动人心魄的声音。我开始在学校里注意罗颖，我观察她的一举一动，查看她的数学作业，偷看她的日记本和作文。我注意她的细小行为，捉摸她的心理变化，熟悉她身体的味道。我知道她每个月“倒霉”的日子，发现她喜欢用“尼罗河”香皂，那几天的时候就和张海燕搀着胳膊走路，路过电影院的汽车房小卖部时买两个强力面包。夏天的时候她穿淡蓝色内裤，但不带胸罩，这一点和王晓曼不同。陈嘉把头发剪短了，与我记忆中那个树下的女孩子作了童真的诀别。柴莺逐渐和我疏远了。陈黎叫我去找她玩，但我再也提不起兴趣了。大鸿找来的裸体扑克牌在我手中存留了一段时间后不知道流落到谁的手里了。画面已经快被烤焦了，大家仍然乐此不疲。我的脑袋里晃荡着一些乳房和大腿，每一个夜晚都陷入无边的想象。据说中学一年级的日子马上面临结束了。哦！郭答面临一次大考。每天上自习的时候，郭答就揪着脑袋背课本。他坐在教室最后一排，是一个哨兵。
大鸿已经长得很高，体魄强健，孔武有力。我就不是这样，虽然长高了一点，但一摸一把骨头。有一天，上体育课的时候，王老师教我们做引体向上。她穿着一件十分光亮的黑色蹬腿紧身裤，在单杠上为我们做演示——手握横杠，双臂弯曲，身体一伸一缩，上下浮动。嘴里不停的说：“大家注意我的腰腹，腰腹的挺动和用力是非常重要的。”我往她的小腹上瞧了瞧，在两腿和小腹的相交地带有一条厚厚的长条形凸起镶嵌在腹股沟里。李雪峰对我说：“高扬，王老师肯定来月经了！她带着月经带。”我觉得很有道理，但又不大能肯定。好半天我脑子里捉摸着“月经”这个词，想象女人们在厕所里弯下腰换月经带的样子，想象月经带的材料、质地、防渗性能。
大鸿说月经是一些粘稠的红色液体，闻起来像下水道的味道。我慢慢移动位置，尽量靠近老师的所在，伸长鼻子嗅了嗅，闻到一股甜甜的奶腥气。天气很热，大家穿得很少。我穿着一件蓝布短裤，身上是一件黑色的背心。这时候轮到我做了，我跃身抓住了头顶的单杠，开始努力向上挺。我发现我的臂力不够，因此挣扎了半天也没有完成。王老师走到我跟前，她说：“用腰腹力量，试着摆动身体，腰部有节奏地前挺。”不愧是老师！我按照她说的方法很快就掌握了引体向上的技巧。我的身体在空中有节奏的晃动着，兴奋地做着引体向上，这可是男生的专业啊！老师离我很近，她抬头看着我，脸上洋溢着笑容。我使劲一挺，小鸡鸡重重地从老师的脸上一抹而上。我意识到情况不对头，马上脸红，继而装作累了跳下来休息。我看了看老师，脸红但不恼怒。她对其他人说：“大家先自由练习吧！有什么困难叫老师。”然后到南楼的阴影下休息。
生活就是这样，老开我的玩笑。我依旧每天下午打瞌睡和哈欠，在青蛙停止叫声的时候问一问罗颖时间，然后开始漫长的等待。时间仿佛被加了无数次平方，永远也听不到期末的消息。
星期六的下午，放学后我和大鸿、小五相约来到树林里。这两个家伙蹲在树上，眼睛盯着马路。我说：“瞧你们哥俩，量米都快量得精神失常了！”没多会儿陈黎和李晓霞出现在电影院前的大路上。小五大声对我说：“高扬，‘世上无难米，只怕量米人”，瞧上哪个上呀！老这么旱着不是事儿呀！”我说：“你哥就愿意旱着，旱灾总比洪灾好。”
这时何小平带着一群娃娃兵从路上走过来，他们手里拿着很多洋牌，在地上拍起来，噼噼啪啪溅起一些尘土。我感到口干舌燥，攀援着向西北角的大槐树爬过去。草地上的椅子上有一些老头老太太闭眼打盹。我在他们的头顶走来走去，到达了目的地。我从树顶的一个树洞里摸出一罐健力宝，伸着脖子喝起来。下树的时候我发现有一处树皮有些松动。我轻轻地抠了抠，打开一个小门。树下四处无人。我探头看了看，里面不深，放着一些钱夹子和塑料袋。我伸手进去拿了一个皮夹子，是空的。我又拿了一个，还是空的。我翻了翻剩下的东西，有两个皮夹子里有几张毛票，还有一些身份证，几张公车月票。在一个塑料袋里装着一些奶油色的塑封小袋子，里面装着一些卷起来的白色气球。我拿出一个，展开吹了吹，发现前面有一个奶头。我想起小时候二牛从家里拿出来的一盒“避孕套”，皱了皱眉头把它们放了回去。最底层有一张照片，在一棵白杨树下靠着一个穿天蓝色衬裙的女孩。我盯着她看了看，她正对我微笑。
此时天色正蓝，阳光浓厚，树叶和树枝间小风翻卷，不停地有小鸟在树林里叫唤。我回到歪脖子树上。李晓霞和大鸿、小五和陈黎正靠在房子的木栏杆上凭栏远眺，看样子不甚幸福！他们抓住了一只通体透黑的甲壳虫，正在指指点点，相互探讨。这时候，在通往电影院的道路上跑过来一个人。我们很快认出来是史君，他捂着右半张脸，边跑边回头看。我们迅速冲下树去，奔着电影院的方向跑过去。
“谁呀？”我们大声喊道。
“红二炮。”史君大声回答。操！
“几个人？”
“三个！”
“我操！找死呢！”大鸿先跑到了史君跟前，顺手在地上抄起一块半砖头。又问道：“在哪儿呢？”
“红楼食堂！大概还在。”史君放下捂在脸上的手，露出一张青紫色的面庞。女孩子们这时候气喘吁吁的跑过来。陈黎摸着史君的脸说：“呀！史君，你被人打了？”她们不停地问怎么了，感觉的情况不太妙，跟在我们身后向红楼食堂走去。有些孩子们看出了端倪，一路尾随而至。在电影院的拐角我看到了李建军，我让他去找小五和红军，赶快到红楼食堂来。李建军从水泥地上跳起来，呼啸而去……再走几步就看到红二炮正和几个小孩在食堂大门右侧的花坛边上蹲着抽烟。看到我们，几个人从花坛上站起来。大鸿把手中的砖头冲他们扔过去。嘴里说道：“一、二、三，给老子站住！”几个人显然愣了一阵，我们已冲到了他们身前。大鸿说：“谁是红二炮？”其中一个穿黑色衬衣的诺诺地说：“我！”“啪”的一记耳光——“就是你呀！趁逼！”这时候那个傻逼大声道：“我哥是苹果园的大炮！”我笑着说：“你哥的炮有多粗？”围观的人哄地笑起来。那家伙说：“我们不知道史君是槐树林的！”
“现在知道了吧？”大鸿蹬了眼前的人一脚。又伸手去扇他，躲过去了。
“操！让你躲？让你躲？”大鸿边说边打他。转过身来说：“干吗呀？”我们七手八脚地对着另外几个人打起来。很快把他们逼到了墙角。红二炮从裤兜里掏出两包“银象”，我一把扔到地上，“谁稀罕你的破烟！”这时候，李建军、小五、红军、蛤蟆跑了过来。他们老远就大声嚷嚷：“别让他们跑了。”随着他们的走近，很快形成了围攻之势。末了，我站在一块石板上对着人群大声道：“苹果园的记住了，谁要是敢动树上的人，今天的人就是下场！”
我看到路边的杨树下停着一辆二六自行车，车旁站着一个人，是我的办主任陈嘉——一扭头赶紧跳了下来。她远远地蹬着我，目光如炬，默不作声，推着自行车走了。我觉得脸色发烫，不知所以。
星期一放学后我随老师来到了她在水花街租的房子里，老师让我坐在卧室里，她去洗头发。卧室大概有8平米左右，在朝阳的墙面有一台电视机。我一边喝水，一边看电视。房间里散发出一股淡淡的苹果香味。窗外不停地传来知了的叫声。四周都是六层的楼房和数十丈高的杨柳树，一些梳着短发的中老年妇女正在河边说说笑笑。我听着厨房传来的流水声，心里想想着老师会怎么对付我。事实上我并没有十分直接地参与打架，但我最后时分那顿土匪的发言惹怒了老师。她要管教我。就这个问题而言，我想得不是十分清楚。到此为止，我是一个涉世不深、体毛稀疏、听老师家长话的孩子。我坐在蓝漆皮椅子上，并垄双腿观看电视。这时候厨房传来老师的声音：“高扬，过来。”
我走到厨房。老师正低着头。她用右手扶着耷拉下来的头发，左手握着发根，水正滴滴答答地往下滴。她穿着一件粉色的二股巾背心，猫着腰在脸盆架前站着。从房门的空间通道看过去，她的背心耷拉下来,从宽松的入口印出一道深深的黑暗的乳沟。我走过去，不禁盯着那里发起呆来。我有些目眩头晕，仿佛回到了一年前那个炙热的午后，仿佛这幢宿舍楼变成了一棵宽阔的槐树。我清楚地记得老师的背心里没有胸罩。那件宽敞的背心旨在抵挡胸前背后的凉风，就像码头工人的装束。两个垂下来的乳房掉在那件背心里，在我的视线中呼呼悠悠地灌出一股凉风。我眨了眨眼睛，走进了老师的厨房。那里的气氛凉爽清晰，散发着浓烈的香水味道。
老师说：“高扬，你把我的头发拧住！”我照办了。我有一些先天的知觉，能够揣摩别人的心思和需要。我用手扶住老师的额头，左手轻轻拧她的头发，水哗哗哗地落到了水池里。我第一次看到了一对成熟的乳房，白皙的屋顶顶着一片圆圆的黑斑，在黑斑的顶部有一对粉黑色乳头。
厨房的窗口很小，朝西，此时正有一些金黄色的晚照。白色的墙壁和淡蓝色的玻璃弥漫着一层朦胧的暖色。脸盆里正向上冒着热气。整个屋子像一个通向梦境的狭窄而黯淡的通道。这时候，我右手抓住老师的头发根部，老师用双手拧发稍。水淅淅沥沥地流了一地。这时候老师忽然厉声道：“看什么？”我忙扭转头去。她重重地在我裸露的胳膊上拧了一把，说：“叫你学坏！”
她在拧头发的时候胳膊抬高，宽大的背心可以从领口看到腰围以下。她叫我继续帮她拧头发。水滴不时地溅到我的光脚丫子上，我来回躲闪着，绕着她的身体转动。这时候她说：“郭答的数学成绩太差，你辅导辅导他吧？”我一听连忙说：“不行，我最近学习也很吃力，尤其是英语，连背单词的时间都不够用。”
“那就有时间到街上去打架呀？”
“我哪儿到街上打架去了，我那天没打，就是最后说了几句话。”一脚踩到老师的脚上，她“呀”地叫了一声。“你别老绕着我转圈呀，我的头发快成麻花了。”我停下来，把老师的头发解开。他的头发浓密粗厚、洗水过后乌亮细致、条条缕缕。我摸着老师的头发，站在她的身后编麻花辫，像一个宫廷御侍。老师夸我的手很巧，从小就不安分守己，为了我能走上正确道路，她要不断地纠正我。因此她把家里所有的劳动都分配给我，在学校里像使唤伙计一样派遣我。最后我把一截笤帚尾巴往老师眼前一放：“给，编得可好？”“嗯！”这时候老师睁开闭着的眼睛，在我胳膊上轻轻的拧了一下。然后我们俩坐在一对旧沙发上吃河北鸭梨。天渐渐的暗了下来，她看了看手表，对我说：“好，回家去吧！”我起身离开她的房间，从黑暗的楼梯间下来，穿过苹果园小区一路到了槐树林。市政工人把蹦床拆除了，说是人在这里蹦蹦跳跳，吓坏了每年夏天来这里避暑的候鸟，影响了生态平衡。我静静地蹲伏在树上的房子里，等待。没有人出现。我爬到树顶，环顾四周，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灰色的烟雾中，远处的村庄则黑暗不详。一些蚊虫凶狠地向我扑来，我撤离了。
新发现的树洞里经常会出现一些新的物品：各种型号的钱夹、香烟、证件、精致的小刀、还有一把青铜匕首。这是一个赃物储存室。除了我，树上的人并没有发现它。照片上的女孩子有一股忧郁而祥和的神情，像中国的蒙娜丽莎。我希望见到她。每隔几天我都会到树上悄悄地等待，这件事情像一个不能了结的心愿，时时催促着我。
期末考试来临了，这时候正是六月底，天气把道路烤得像龟裂的龟背。从北角大街的路口向秋沟小区放眼一望，就会感到眼睛辛辣，嗓子干燥、呼吸困难和五内具焚。和红军与小五向中学走去的途中，我想起了燕珍，我想看看她，但不知道去哪里找。
监考的老师都是从别的中学调来的，每个教室里放置两个，前面一个，后面一个。考试科目的顺序依次是数学、地理、历史、政治、语文、生物、外语。前后三天，地理和历史一起考。我的考号是1680，在第四考场，就是147班的教室——小华和红军所在的班。我发现李建军也在这个班，他对坐在我前排的一个男生说：“同学，我们换换座位吧？”然后坐到了我的前面。三天考试下来，每一次都抄袭我的卷子。最后一天考外语，我做完试卷后与他交换，然后帮他做，我们两个一起交了试卷，飞快地跑出教室。这时候监考的胖子追了出来，他“哎哎哎”的叫了几声，示意我们站住。他拿着两张卷子说：“这两张卷子是谁的？”我一看情形不对，低着头说：“老师，我们刚才换了卷子对答案，我们错了。”胖老师看了看我们俩，又低头看了看手上的卷子。摇着头说：“唉！去吧！” 外面是一个大晴天，天空又高又远。我抬头看到很多事情在暑假等待我们。总而言之，一切都是惊心动魄的。
老师给我布置的暑假作业是每个礼拜四去学校的办公室给郭答补课。郭答数学考了27分，他的父亲找到了陈老师，他说：“陈老师，可要好好教我这孩子呀，可不能耽误了孩子的前程呀！”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正好在数学办公室拿暑假作业集。我看到老师瞪着一双大眼，不知所措。郭答的爸爸又高又帅，有一股英雄气概。站在他面前，老师的气势有些逊色。后来，老师说：“高扬，老师每个礼拜四在学校值班，你来给郭答补课，我看着你们，你回头告诉他，省得你整天在街上打架。”
我说“李玉适合给他补课，叫李玉帮助他吧！”
“为什么？让你给同学做点贡献就这么难？”
“不是，不是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吗！”
“那你给贺建华补吧？”
“不不不，我还是负责郭答好了。”
“对了，待会儿你跟我去粮店买粮。”
我说：“哦！陈老师，谁给贺建华补课？”
“王晓曼！”
我说：“她数学不行，叫罗颖给贺建华补吧？”
“也是，你回头告诉他们。”
“每周四都来吗？”
“嗯！”
我从老师的抽屉里拿出她的钥匙，抱着暑假作业回到教室传达老师的指示。学校里已经空空荡荡，很多学生已经提前离开了学校，这是初一后半学期的最后一天，空气中飞着一些小蚊虫，看到黄色的衣服纷纷着陆。
放学后我独自一人来到学校外工人宿舍楼的自行车库，我找到老师的自行车推着回到学校门口。校门上的四个银色大字此时显得黯淡无光。老师出来后，她骑上自行车，我坐在后座上，我们直奔沙街粮店。她跨上自行车的动作十分不雅，在我看来有些龌龊。老师双手握把，推着自行车小跑两步，然后左脚踏脚板，右腿一个临空180度大横跨上了自行车。那个180度后上式大横跨看上去酷似野狗撒尿。天气很热，老师的身上散发出一些香皂和汗腺的混合味道，我对这种味道有些着迷。所以我总是坐在老师身后，她骑我坐。如果反过来，我在前面就不能闻到这种味道。
车子很快到了槐树林，我低下头，竖起衬衣领子。这时候树上传来一阵哈哈哈的笑声。大鸿大声喊道：“高扬，你干吗去呀？”小五说：“讨厌，人家有事情吗！”红军说：“什么事情呀？”一群人回答“正经事！”然后“噢噢噢！”一阵起哄。老师加快蹬速，我们飞了过去。由于暑假到了，大家都很兴奋，正聚在树上欢庆胜利。
我感到茫然若失，仿佛从万里长征的队伍中掉了队，成了敌方的狗腿子。这时候自行车忽然颠了一下，我一下子扑到了老师的背上，慌不择路地抓住了老师的裤腰。她说：“抓紧点。”我松开手，抓住了后座的铁管。这段道路在居民小区里，经常横着一道道半椭圆形的水泥凸起物，这样汽车和自行车不得不减速，孩子们可以四处乱跑和撒野。很多楼房的四周都有人们自己挖掘的菜窖，上面是一些歪歪扭扭的小房子，密密麻麻地圈成一片。这是个属于孩子的世界。小的时候我们经常在菜窖的屋顶活动，大人们从来不上去。我们后来占领了槐树林，发现树上的世界更加有趣，没有人再到菜窖上玩了，更小的孩子替代了我们。
我说：“陈老师，你小时候喜欢玩什么？”
她说：“我们小时候可不像你们现在的孩子，学校里整天发生械斗。”
我认为她这么说是因为嫉妒，女孩子从小就嫉妒男孩子，这是一个积习。比如女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发现男孩子的裆下比她们多一个东西，这使她们有一种天然的逊色感。我理解老师，对此不置可否。
我们来到粮店的时候，正是快要下班的光景。很多人在焦急地排队等待。排队的人有一些已经离开，因为粮店不会在下班后继续营业。我小时候有很多理想，其中有飞行员、警察、摩托车手、炮兵、宇航员、公交车司机、街头最狠的油条，但最向往的还是粮店的服务员。在童年的梦中，我常常胸前挂大白褂，在深约一米七八的柜台后傲慢地询问顾客：“多少斤？白面还是大米？哎你接好了呀！——讨厌！”这时候柜台外面来了熟人，他们热情地与我打招呼。于是我优先给他们登记、装粮食，得到了不尽的尊崇和爱戴。啊！真是时过境迁。谁知没几年粮店居然纷纷关闭，威风的服务员纷纷下了岗……
老师租住的房子是筒子楼，在楼道里有一排用作炒菜和唠家常的天然气罩。楼下左侧有一个公共厕所。我把一袋大米扛上楼后突然感到内中有异，在一个长长的响屁后，匆匆跑到了厕所。陈老师哈哈哈地笑了半天。老师虽然平时严肃认真、一本正经，但遇到开怀大笑的事情就不是这样。她哈哈哈地笑起来，胸脯耸动，大声喘气，极不雅观。
水花街的公共厕所都建立在河道上，如果你蹲在那里大小便，会听到遥远而动人的回声。我蹲在厕所里，发现男厕所对面的水泥墙壁上画着一些不堪入目的图画，写着一些粗俗不堪的语言。蹲在这里，你就会幻想一些奇迹发生。这一天的此刻正好夕阳强劲，黄昏浮动。墙壁上有一幅十分生动的图画，我敢说这是我这一辈子见过的最生动的素描。一个没有脑袋的女人臀部外露，双腿大叉，上身右侧旋转露出了半边乳房，右手紧紧地拔着自己的阴唇。在阴唇的四周有一些黑乎乎的不甚规则的毛茬子，阴唇的下部还有一些点点滴滴的液滴。这些液滴正好落在一根竖着的鸡鸡上。旁边有一句话：“人在人上，肉在肉中。”旁边还有几行字：“手拿秘密文件，横跨长江两岸，前面机枪扫射，后面炮火连天。”我盯着这些东西，拉了一泡屎，感觉自己像一个疯子。
正在我即将起身的时候，进来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一看就是矿上的工人。这家伙走到右侧的墙脚，伸手在墙壁上摸索半天，从墙上起出一块砖来，然后把脑袋凑上去，静静地开始观察。我看着他，简直不能相信。
墙壁的另一面是女厕所，我听到一些淅淅沥沥的撒尿声。大便和小便都落在离此很高的河面上，传来遥远而细微的回声。在我的想象中，这些东西从我的头顶落下来，流到了我的体内，籍此我拥有了这些女人的秘密。在某个月圆之夜或月黑风高夜，我对他们实施了不可饶恕的暴力。我盯着眼前的工人。他用右手掏出了自己那个罪恶的东西，对着墙壁开始犯罪。我悄悄提起裤子，离开了。我回到老师的宿舍对她说：“陈老师，我走了。”匆匆离开了老师的住所。我想告诉老师不要去公共厕所，但是没有讲。
槐树林依然有很多人，我老远看到了树上发出来的灯光。我走到树林的时候，大家正在唱一首特别熟悉但从未听过的歌曲。我对大鸿说：“大鸿，我今天见鬼了。”大伙笑着说：“高扬，你今天都见了什么鬼，给同志们讲一讲吗？”我爬到树上，懒懒地躺到一根树枝上，回忆一切是不是真的。
这一段时间电视里正在播放一个发生在旧上海的电视剧：一个守旧的老头发现自己的女儿正在和别人谈恋爱，于是千方百计的跟踪、侦查、阻挠，结果在满山红叶中看到了一个动人的场景，老头儿“唉呦呦”地用双手遮住眼睛，跑步下山。在我看来，关于这个电视剧的记忆完全压过了在水花街厕所的遭遇。大家听到这个故事后十分激动，这有些超乎我的预料。很快，我们组织了一次长途偷窥的行动。初中以下的小孩被留在了树上。一行数人来到水花街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下来，厕所里没有灯光。我熟练地把那块砖起了下来，女厕所里有一盏灯，但瓦数很低，光线十分昏暗。砖窟窿里几乎什么也看不见。我们轮流凑上去闭上一只眼睛看，大家小声说这话。忽然女厕所传来一声大喝：“哪个挨千刀的在偷看？”
操！暴露了。
我们疯狂向门口冲过去，门外有一个肉墩墩的矮大婶冲了过来，我们像猴子一样迅速攀上旁边的铁栏杆，一溜烟消失殆尽。大家来到另一个厕所，一字排开在厕所里来了个大的，十分扫兴地回了家。老师所住的楼房在西山的山脚下，太阳落山以后格外的黑暗和朦胧。前几天刚刚下了雨，滔滔的蒙河正泛滥着一些黄色的浑水。河面漫过了河床里的庄稼地，把豆角、西红柿以及玉米地刮得片甲不留。郊区的老农正聚集在河岸的栏杆上彼此诉说痛苦。我们疯跑过南桥的时候，发出一连串高兴的笑声。
树上的生活重新进入了热闹的季节。油葫芦和刘家凌来得少了，他们去职业高中去求学，暑假的时候要去外地实习，并且找到了其他地区的女孩子，对我们失去了兴趣。小皮、吴洪刚和二鸿又带来很多小孩子，弥补了他们离去的人员缺口。槐树林向四周的边缘扩展了一圈，覆盖了周边的平房和草地，很多近郊的农户在傍晚的时候牵着自家的牛和羊来这里放牧，远远看上去，就像一个乡村地带。不管什么时候，在树林的中心地带，一些孩子散落在树枝上，高高低低，时而密集，时而稀疏。这些孩子忽然闻声而动，像一群猿猴呼啸着从一片树枝转到另一片树枝，或者集体在树上静止不动、大声歌唱。
有的时候，通常是傍晚或夜幕初降时，我们移到平房的树枝上闻人家厨房传来的炒菜味道，用槐树枝挑人家的玉米和豆腐皮吃。一些远道而来的金毛松鼠在树上安了家，整天上窜下跳、求偶和储藏食物。每个星期天，平房六排四号家里都会出现一个陌生的女人，主人的老婆这一天不在，因此那个开16个轱辘卡车的司机就风流一下。房子里传来吱吱嘎嘎的声音，在单面玻璃的窗户上爆裂，震的躲在窗户外的孩子心砰砰直跳……大鸿家的小卖部比原来扩大了3倍，沙街小区的外围上了砖砌的围墙和月亮拱门，暴露在马路两侧的自由市场搬进了修建一新的四方形建筑内，社区建立了小型的医疗中心，并且安装了更加明亮的路灯。理发店的女老板改变了发型，在那里卖录像带的南方人已不知去向。
星期四，我准时来到学校，走向老师的办公室。这是一间南北通透的大房屋，在四个墙角堆放着很多装粉笔的纸箱和过期的试卷。南墙上凿了三个四方大口子，上面安装着杨木条和长方形玻璃。这些玻璃全部用铁钉和玻璃泥密封起来，屋外刮再大的风也听不到，扬起再多的土也进不来。房屋水泥地的中央有一堆首尾相接的办公桌，老师正坐在那里低头看书，她的背影看上去没有平时那么高大。她知道我来了，但没有回头。老师在学校里保持着很高的威信。平常时候——尤其在教室，她就带着一副黑边塑料框眼镜，不苟言笑。除此之外则另当别论。
我看着老师的背影，觉得生活实在荒谬。在我看来，眼前的这个年龄稍长的女孩子并没有我自己成熟，但我却不得不整天在她面前装孙子。由此我经常产生古怪的念头，希望有朝一日老师落到我的手里。有那么一天，我把老师带到荒无人烟的大戈壁，把她四肢伏地绑在一堆剑齿草上。天气酷热难当，她抬着头，伸出老长的舌头接一瓶悬在空中的水壶慢慢滴出的水滴。水滴得很慢，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她就间歇性地伸舌头，精确地算准了水滴的频率和间隔。老师赤身裸体，臀部和腰部上翘，避免木锯一样的大叶子。在她的头顶是一个绿色的军用水壶。水壶设置在一个钟摆装置上，每摆一次滴一滴水。我从远处的大橡树下走过来，蹲下身，老师对着我媚笑起来，我不太喜欢。老师被太阳晒得像一条红色的蜥蜴。
这时候，老师说：“高扬，怎么不喊报告？”我走到她的跟前，抬脸笑着说：“不是临时补课吗！办公室里又没别的老师。这种时候来办公室谁喊报告呀！”“难道你平时就是做给其他老师看的吗？”“不是不是。”这时候，办公室的门口传来一声清脆的“报告！”郭答站在门口：身上挂着一件二股巾背心，下身是一件黑色的短裤，脚上一双趿拉板。他的脑袋油光滑亮，看样子不仅吹了风，而且上了定型发胶。陈老师没有回头，说了一声：“进来。”她对我说：“高扬你笑什么？郭答同学就比你强，这种时候怎么了？这种时候才体现一个学生的素质。”这时候郭答已经站到了她面前，并且适时地吸了一下快要掉出来的一截稀鼻涕。我看着老师，她撇了一下嘴角，总算没笑出来。
郭答和我坐在老师的对面开始做暑假作业，遇到不会的他问我答。没多久，罗颖与贺建华也来了。她们坐在我们的右侧，也是做暑假作业。
这件事情特别的枯燥，因为老师要求我们定量完成，每天做一页，做完以后由她检查，其目的无非是要看看贺建华和郭答是否掌握了该天所做题目的方法。因此我要在几分钟就完成作业后开始漫长的等待和讲解。陈老师完全不是这样，她坐在一个可以转动的摇椅上——不知道从哪里搞来的——翘着二郎腿看杂志，有时候还叫我出去给她买饮料喝，完全不顾师道尊严。她说：“我小学的时候全班第一，中学的时候全班第一，到了大学全年级第一。现在做老师更不能落后。咱们班这次考试均分全年级排名第二，这是不行的，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谦收益，满招损。满足于第二就不在乎第三，满足于第三就不在乎第四第五。人就是这样，稍一松懈就不知道掉到哪里去。”
下课了，其他人都陆续走了，我留下来。陈嘉把皮包里的钥匙往桌上一扔，自顾自去了厕所。我来到校外的车棚，找到老师的自行车。推车来到校门口等待。学校里空空荡荡，顺着办公楼右侧的一段斜坡往上看，会看到远处的山峦和镶嵌在山腰的村庄。天色有些暗，老师从厕所走出来。操场旁边的水泥台上蹲着一排修葺桌椅教室的工人。他们正端着脸盆吃饭，这时候停下来，目不转睛地盯着陈嘉看。这使得老师很不自在，两条腿好像变成了一对两两相接的木棍。
她来到校门口，对我说：“学校不是有木工吗？干吗还请外包工？”我把自行车推给她。她说：“今天你骑车，我坐后座上。”
“为什么？”
“哎呀！老师今天不舒服。”
她忽然生气地说：“凭什么每次都是我骑呀？我是你的老师，还是女同志。以后就你骑。”我一个野狗撒尿飞身上了自行车，老师做到后座上。学校门前的一段路是下坡路，因此自行车自然飞快的俯冲下去。老师抓着我的衣襟，她说：“高扬，骑慢点！”我来了一个紧急刹车，老师嗵地扑到了我后背上。她在我胳膊上掐了一下。自行车慢下来，就像通常那样。前方是电影院，要拐弯了。我感到莫名其妙地紧张。从电影院旁的水泥地上一拐弯，在两排平房的背后与四周生长着密密麻麻的槐树，树枝高大，四通八达。我加快了自行车的速度，自行车从不太平整的道路上一滑而过。有很多孩子正在树下的草地上玩飞盘。老师说：“高扬，停车。我们玩会儿飞盘吧。”
我说：“不行陈老师，我们又没带飞盘。”
她说：“我带了。”
她居然从他的皮包里拿出一个蓝色的飞盘。她举着在我眼前晃了一下说：“停车！”
我抬头看了看，树上没人。自行车停靠在一棵树上。老师飞快跑到草地的另一头，他扬着头对我喊道：“接着！”蓝色的飞盘像一道光冲我飞过来。我伸手接住。老师的手劲很大，飞盘速度飞快。我故意把飞盘仍的又高又远。陈嘉不得不往返折跑，累得气喘吁吁。她跑起路来十分壮烈，双臂左右大摆，小腿后摆得很高，前胸尽量前挺，好像这样就可以跑得更快、更省力。我看着他来回跑动，觉得很滑稽，手就不太听使唤。
过了一会儿，陈嘉说：“高扬，你就不能轻点，你是故意累老师呢吧？”
我说：“没有没有，我就是随便扔的。”这时候我就把飞盘扔的十分近。
她说：“你扔得这么低，飞都没飞起来，这有什么意思，不玩了。”
我说：“我下回注意，陈老师，再玩会儿吧？”
“不玩了，玩也是你玩我。”
这时候树上传来一阵巨大的“哈哈哈”的哄笑。我抬头看到头顶的树上上上下下蹲着几十个人。有一些人被枝叶挡住了身体，有些人则暴露在外。我兀地满脸通红，感到无地自容。
老师对这树上喊道：“笑什么？”笑声更大了。老师说：“你们不要笑，我都认得你们，也认得你们的班主任老师。”这一招立竿见影，笑声止住了。
我和老师推着自行车走出槐树林。老师说：“你是不是觉得丢人了？”
我说：“没有。”
“你特别想到树上去和他们一起玩吧？”
“没有。”
“跟老师在一起心里别扭，天天想着怎么就摆脱老师是吧？”
“没有没有，我恨不得永远做老师的好助手，天天跟老师在一起。”说完我又觉得这句话十分虚伪和奸诈，自己笑起来。老师在我的胳膊上拧了一把，说：“哎，你急什么？胡说八道！”
“你以为你整天跟他们在一起能有什么好？你是块读书的料，老师是想你规规矩矩做个好学生。不要以为你比别人聪明，再聪明的人也禁不住自由散漫的性格。我不是说你性格自由散漫，但你有这种倾向。我可记得清楚，去年夏天，你还敢在树上笑我。初一开学报道时我就看见你了，认出我就跑了不来报道。以为我不知道呀！我开始是真想收拾你，后来也真是喜欢你。老师喜欢一个学生可不容易，说出来就更难。你应该争口气，好好学习，将来做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听到没？”
“听到了。——陈老师，你以后不要去公共厕所尿尿。”
“什么？”
“厕所中间的墙上有个窟窿，有人偷看呢！”
“噢！老师知道了。”
老师身上有一股迷人的香味，她最近倒霉了。我骑车把老师送回家，像个鬼一样边走边回头，一直到了树林里。树上还有很多人，房子里传来嘻嘻哈哈的打闹声。大鸿和红军坐在地板上。其它依次是小五、小华、史君、二鸿、李建军。大鸿说：“现在大家分头回家吃饭，晚上七点在这里集合。”
我问他：“干吗呀？”
“到钱庄村去偷萝卜和红薯——你去吗？”
我生气地说：“废话，我能不去吗？”
“那晚上见。”
钱庄村位于中学的北侧。在北角大街的尽头右侧有一排猪舍，顺着猪舍旁的小路往前走二百米左右再左转过一座石头拱桥就到了村头的地盘。
夜色下的村庄静悄悄，依稀可辨村头戏台的轮廓。我们没有进村，顺着石头桥的路直走来到了一座丘陵上。远处传来了清晰的狗吠声。运载矿石的火车轰隆轰隆地在夜色中行进。黑夜的空气格外湿润，走在长满野草的小路上感觉有些湿滑。如果是白天，就可以在这里眺望学校的操场和隔着大片工厂的水花街小区；远处，在大片大片的玉米地和松林中间有点点滴滴的红砖瓦房。此刻，除了朦胧的道路和景物，眼前一片灰黑，头顶密密麻麻的星星和半个月亮远远地笼罩着一切。
在丘陵的背后是一片开阔的南坡，土地缓缓地向下延伸，一直到一条常年干涸的小河边。地上散发着青草的清香和南瓜的甜味。附近是一片菜园子，周围是枯死的灌木枝围成的栅栏。我示意所有的人都停下来。他们蹲在地上。大鸿伏在地上闻了闻，对我举起右手。我们静静的蹲伏着。不一时，路边传来细碎的声响。一只獾熊伸着鼻子走过来，它的鼻子伸得很长，左右摆动向前探索，身后还跟着两只小的。一只搭着大的的尾巴，另一只搭着它的尾巴。这支队伍歪歪扭扭地向前走，我们悄悄地跟上去。在菜园子的东北角，几只小东西从一个十五公分宽的口子钻了进去。我们紧随其后，也钻进去。
菜园子里是胡萝卜和红薯。红薯尚未长大，胡萝卜已经可以食用。由于土地湿润，抓着萝卜缨一用力，即可把萝卜连根拔起。我们坐在宣软的土地上，像一群猴子，手捧着胡萝卜一顿乱吃。临走的时候，每个人都脱下外套，背了一包胡萝卜。半路，天上突然传来几声雷声，我们跳着从路边的南瓜地里摘了些南瓜叶子盖在头上，噼噼啪啪地跑回了槐树林。刚到达树林外的水泥路上时，树下迎面跑出来两个人。走近后，我陡然发现是罗颖和她的父亲。罗颖站在溅满水花的马路上，她发现我们就停下脚步。这时候她的父亲从身后拉着她往前走，她扭头看着我，雨水从她的头发和脸颊上流下来，身体一摆一摆地消逝在黑夜的雨水中。这个情形深深地烙在了我的脑袋里，罗颖和她的继父在雨水中流落向茫茫黑夜……
小华对我说：“高扬，那不是你们班的女生吗？”
我说：“我同桌。——和他爸。”
“她怎么不和你打招呼就跑了？”
“谁知道呢？天黑没看见吧？”
我们爬上树，在木头房子里等待。一会儿，雨停了。大家轮流把衣服里的萝卜转移到西北角大槐树的树洞里。此刻已近夜里十一点。我忽然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难过。我对大鸿说：“大鸿，我心里很难过。”
大鸿说：“你为什么难过？”
我说：“我知道一件令人难过的事情，可我对谁也不能说。”说着说着我在树上哭起来。
大鸿说：“有什么事情不能说呀！谁欺负你了，告诉我！你别哭。”
我说：“没有人欺负我。但有人肯定受了欺负。”
大鸿说：“那是谁？你别哭了。”
我哭着说：“我不能跟你讲。”
大鸿说：“那就等你能跟我讲的时候再讲吧！”
我说：“好吧！”说完我们结伴回家。
晚上，我躺在床上辗转难眠，不时想起上课时和罗颖讲话的情形。她的眼睛十分大，说话的时候就盯住对方一动不动。她有些消瘦，面色很白，冬天的时候穿着粉红色小花棉袄，一直都梳着两根小辫子。她的声音清凉，听起来就像是一个没有经过童声期的大女孩。她的鼻子有些翘，何时何地都十分生动。她是班里的语文课代表，老师经常捧着她的日记本给大家念。上自习的时候我经常侧脸躺在课桌上和她讲话，我们俩的脸上被压出一片红印。
我发觉自己是这样一个人：对于过去我很快就会忘记，对于将来我常常未卜先知。因此我是一个生活在纯粹的理想中的人。我的理想常常变成现实。所不同的是，我所预感到的好的理想仍然是其所是，我所预感到的坏的理想成了鲜活的生活。
关于童年我是这样理解的：眼前的一切都硕大无比，比如你得了一个褒奖就感到自己未来一片光明，如果犯了错误，那一定是天大的。因此我的感情、感受，以及由此而来的表达和诉情就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魄。
初一即将结束，初二即将到来，在这个期间有一段时期叫做暑假。在暑假，我的任务呈现出一种条理性。每周四我准时来到学校，在老师的办公室和郭答共度一天时光，其余的时间则生活在树上。办公室还有老师、罗颖、贺建华。我能够理解自己的生活。我有限地喜欢上了罗颖，这个感情的走向具有泛化的倾向。最初的时候，我和郭答在办公室的西南角一张办公桌上，后来就挪到了东南角。罗颖和贺建华就在东北角。每当我与罗颖共处一个场域时就感到来自丹田的酸性反应，这件事情宣布了我对他的感情具有物理性质，或者说有某种力学上的关联。这种关联呈现出反比的效应。如果我离她越近，身体反应越强烈，离她越远，身体反应随之减弱。这有点像万有引力的原理。有一段时间，我试图给这个反应力推导一个精确的方程式。我把我们的身高，体重，出生年月的乘积作为分子，把我们的距离作为分母，在等号的右边加一个常量α，我用了两组数字求解，最后得出α=根号3。事实上这个数字有相当的魔力，多年以后的罗颖身高正好171公分。
星期四我在老师的办公室给郭答讲解二次方程式时，老师就坐在办公桌后面看一本“地球”杂志。这是一本博物杂志，里面有很多稀奇事情。我记得我后来曾经见过一本“环球博览”杂志，与此类似。在那么一个无声的环境中，一本杂志弥足珍贵。我很想看看杂志，而不是对着郭答的鼻涕给他讲题。郭答的父亲是一个卷烟厂厂长，因此他经常能从家里拿出来很多香烟。据他说他小的时候跟着父亲住在厂里的宿舍中，整天闻着收来的烟叶，因此熏坏了鼻腔，得了鼻炎。他说：“其实我不是鼻涕虫。”他想听到我对此表示赞同。但我没好气地说：“你就是鼻涕虫，天下第一鼻涕虫。”这时候郭答抬起脸看着我，脸憋得通红，嘴角抽搐，欲言又止。可以看得出来，他很可爱。我曾经说过，郭答是个卫兵。
老师看杂志的时候，双腿并拢，双手把杂志端放在桌面上，像一个严肃的科研工作者。好像她不是在休闲，而是在受罪。所不同的是，老师没有宽边大眼镜，因而又像一个学生。我对老师的想象仅限于此。事实上她看杂志的时候双腿跷在课桌上，嘴里嚼着红薯条，十分不堪。
这段时间，在街道的角落里，以及北角大街的两侧出现了很多游戏厅。郭答对我说，他要请我去打游戏。我与他来到了电影院的斜坡下，这里有一个铁皮做的小卖部，里面摆放着一台14英寸的彩色电视机。电视机的旁边有一个塑料外壳的扁平物体，连着两条黑色的圆形电线，电线尽头有一个手柄。郭答说，红斗龙是一款大游戏，他要请我玩的正是这个。
当我出现在屏幕上时，我的手里端着冲锋枪，从天而降，郭答紧随其后。在长满绿草的道路旁边，一条蓝色的河流静止不动。敌人及时地从前方的天上空降下来，有的背着黑色的炸药包，有的端着枪弯腰与我们相向而行。他们不仅会对我方开枪，而且会埋伏在掩体后面进行偷袭，在道路的两旁和沟垄的断壁上布置了很多堡垒。从堡垒中伸出的大炮和机枪对着我们不停发射。这时候必须走得很快，在必要的时候弯腰，匍匐，跳下河里。我不仅需要躲避子弹，还要抽空击发消灭敌人。当天空飞来闪着红光的雄鹰时，我要飞到空中，或者呈斜向上45°角不停射击。被击中的雄鹰落在地上，我走过去，于是乎子弹变成了强大的红散弹、巨大的白色气泡弹、激光制导弹。在每一个关口，我都要利用强大的武器不停射击，这样才可以在伤亡较小的情况下打败巨型怪物。我和郭答配合十分默契，在战斗中消磨着美好的暑假时光。
游戏厅的老板也叫“老二”。他是一个大罗锅，有两撇小胡子。
在与郭答打过几次游戏之后，我觉得我们之间有了一些交情，对他说其实他不是鼻涕虫。我说鼻涕虫是一个特指，说的是一些破衣烂衫、流着鼻涕、脑子有病的人，主要是指脑子有病，他打游戏技术一流，不可能是脑子有病的人。但是我转念又想到他的数学成绩总不及格，又犯了难。对他有关于此的询问就此三缄其口。可是这些不能妨碍我们的友情发展。谁叫他十分可爱呢。
我记得刚上中学的时候，有一天上语文课。老师叫大家背诵一段课文。这段课文不仅很短，而且好背得很。不巧的是，老师叫郭答起来背诵。郭答站起来，他明晰地背出了两句话，后来嘴里发出了一系列叽里咕噜的声音。那天天色闷热，空气粘稠。大家都有些心不在焉。老师叫郭答坐下。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一阵诡谲的阴风吹过，老师猛然间醒来。他把郭答叫起来，让郭答重新背过。这一次他从讲台上下来，走到郭答跟前，把一只耳朵凑到他脸前。于是郭答那阵叽里咕噜的语言就被老师听的很清楚。老师反复的让郭答重新一句句的背诵那段不知所云的课文，每听一句就叫郭答“翻译”一下。没有多久，差一点把全班的学生笑死。
老师得意地说：“你哼哼唧唧的差点蒙混过去啊郭答！”
“你把老师当傻子耍啊郭答！”
“你还真有语言天赋啊郭答！”
这就是可爱的郭答。如今我想起和他在办公楼里度过的那段时光，时有时过境迁之感。
同样作为被帮教的对象，贺建华和郭答有所不同。贺建华是一个留级生，她爸爸是常驻学校的校警，这也是她所以能够留级的原因。贺建华在办公室里学习的时候总是低着头趴在办公桌上，她有一幅消瘦的身板，梳着很短的头发，就像电视里新文化运动时的女学生的发型。我对她的映像就是笨。在我看来她学习很刻苦，但成绩极差。郭答和她的不同之处在于郭答学习很不刻苦，甚至可以说一点都学不进去。同样的结果带来了不同的前提，所以贺建华是个笨蛋。我自以为无比聪明，就对笨人有一些瞧不上眼。所以我每次在办公室里都要和罗颖讲话，但每次都没有同贺建华讲。我并不知道她由此心生恨意。
我曾经说过，在小学时留级相当于丢大人、现大眼。到了中学，时势变得不同。只有那些有背景、关系硬的人家的孩子才能留级。他们可以多学习很多年，以备将来中考之需。对此我相当不以之为然。直到现在，我对取巧的行为总是嗤之以鼻。这是我犯的一个人生错误，在众多错误之中属于严重的一类。
星期四的下午，我和郭答从学校出来。我带着他来到槐树林。既然我已经认为郭答是我的朋友，就有必要把他介绍给我的其他朋友。槐树上的房子里有很多人，大鸿、二鸿、红军、小五、小华、史君，还有李晓霞和张海燕。大家对郭答的到来纷纷表示欢迎。郭答把衬衣口袋里的中华烟掏出来给每人上了一支。这种香烟有一个大红盒子，很多地方买不到。据他说很贵，是中央领导抽的。由于大家享受到了中央领导的待遇，所有人都显得十分喜欢这个新人。张海燕把郭答招呼到窗口处，请他欣赏黄昏的风景。我转到那棵神秘槐树上视察了一番，发现最近没有什么新的东西。照片上的女孩子依旧躺在树洞里，安详地与我对视。这是属于我的秘密，属于我的照片。
小的时候，我有一个罐头玻璃瓶，里面装满了玻璃球。我把它藏在衣柜的底角，隔一段时间就拿出来数一数。这些花花绿绿的玻璃球是我辛苦赢来的，是我的个人财富。那时的我以为人生的主题就是赢玻璃球，为此魂梦系之。每当冬天来临，我就揣着两个玻璃球向城市的各个角落进发，与所有的玻璃球好手较量，回家时我的口袋里总是鼓鼓囊囊。很多弹球的好手都知道我的大名，喜欢和我一组与别人对抗。
人要是无缘无故聚在一起，就需要为这个聚集寻找一个所在。否则大家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到槐树林来。小的时候大家走到一起是为了弹玻璃球；稍大一些以后是为了打架；眼前迫在眉睫的是去偷吃人家地里的东西。电视里的知青说：“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同一个目标走到一起。”
吃过晚饭以后，我来到槐树林。很多人已经在树底下等待。等所有的人到齐以后，我们向钱庄村进发。谁都知道，胡萝卜的成熟期已到，如果再等两天，地里的萝卜就全被庄户收拾回家啦。
这一天正直满月，田野和山岗，以及远远近近的房屋显得影影绰绰，不甚明了。很多平时看不到的夜景此刻异常清晰。就连平时懒得叫得狗也吠了几声。正因为黑夜不很寂静，人就显得亢奋异常。仿佛我们的所干不是偷鸡摸狗的勾当，而是在进行一项正义的战斗。郭答跟在我的身旁，高兴的气喘吁吁。他以前没有参加过如此壮观的集体活动，从内心感到无比欢欣。
这一段时间没有下雨，空气只有在天黑以后有少许湿意。我们一路过桥翻山，来到位于村头西北角的菜园子。獾熊拱出来的入口有好几处。我们一溜烟从灌木篱笆的底下钻进去。天啊！真是个天堂。菜园子里有西红柿、黄瓜、豆荚、胡萝卜、红薯。黄瓜已经过了旺季，红薯尚没有成熟，豆荚则不能吃，只有胡萝卜是可口的美味。我对这些事情记忆深刻。过了很多年以后，从市场上买回来的萝卜远不如地里的好吃。因为你闻不到菜园子的清香味，因此不能体悟其中的妙处。我想我们之所以喜欢去偷吃人家的萝卜是因为这个东西是长在土里的，不仅好吃，而且有趣。
正当所有人都坐在地里，手捧萝卜进食之际，忽然从四面八方照来了无数手电筒的光。随此而来的是“抓小偷”的大呼小叫，很多大人从菜园子外冲进来，手里牵着狗。当事人都有些发懵，并未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我们成了俘虏。一个黑面大汉一把把郭答从地上拎起来，然后又扔到地上。然后把我拎起来，扔到地上。如此反复。他说：“就你们这群狗崽子呀！”每个人都吃了一个大屁蹲，于是裂着嘴、摸着屁股被带出了菜园。
由于从菜园子通向村里的道路是蛇形小道，我们只能排成一条逶迤的长线行走，看管我们的村户则伴随两侧。很多已经入夜的人家此刻纷纷打开大门口的明灯，出来观看。街道上很快亮如白昼，聚集起不少人。有的全家老少齐出动，最多的是给人家当了媳妇和妈的妇女。这些人老远就在街道两旁相守张望，看到我们以后议论纷纷，可见这件事情已经传遍全村。我记得有一位大妈从家里跑出来时，胸口的扣子尚未系好，露出半片奶来。还有一伟大爷拄着一截拐杖势如疾风从山上跑下来。有一些不通人事的孩子向我们丢碳块，被大人喝止了。过去，在封建社会里，人们就是这么呼呼呀呀地观看斩首示众的犯人的。有的人遭了殃，接受处罚，有的人就如同中了彩，兴高采烈。如今是一个法制社会，偷萝卜这点小事能大到哪里去，值得大家这么高兴？在非洲的一些部落里至今流传着这样的习俗，如果你偷了邻居的牛或马，就要被砍手，哪只手牵的牛马就砍哪只。执行的这一天万人空巷，像一个狂欢节。
我们来到了菜园主人的院子里，黑脸大汉指着右侧的一排兔舍说：“看看，里面都是偷吃红薯的獾熊，你们这些狗崽子就欠和它们一样杀了炼油！”兔舍是砖砌的小房子，朝东一面全部是钢筋焊死的栅栏。里面，一排肥胖的獾熊正在朝我们张望，不知道它们是怎么落的网。
我们被关在一个厢房里，女主人拿来一屉馒头。她说：“你们偷吃了庄稼，就要赔，明天一起到谷地里救苗。吃饱了好好睡吧！”厢房里有一个通炕，上面铺着草席和床单，在墙壁上挂着一排镰刀和镢把。黑脸大汉进来说：“你们这帮兔崽子别想跑，门口有两只狼狗，谁要被咬了活该啊。”大家怔了一下，继续埋头啃馒头，经历了刚才的惊吓，还真饿了。这是一种发酵的两面馒头，吃起来很有粘性，味道香甜。
郭答突然哭了，他说：“回不了家我爸会急死的，要是被他知道我偷东西不打死我才怪。要是被送到公安局就完了。”缓和的气氛经他一提醒顿时紧张起来。夜不归宿是一个问题，大人问起来怎么办？
我对郭答说：“偷吃地里的东西不叫偷，地里的东西很多是公共物品，比如井里的水，山上的红土，地下面的煤矿和钛矿。人们拿去用的时候能说是偷吗？否则全社会都是小偷了。”
红军也说：“你哭什么呀！他们不会怎么我们的。我们就是吃了几个地里的胡萝卜。而且从没偷过东西，就是送到派出所也没有事。”
郭答说：“你们偷过工地上的铁架。”
大鸿说：“我们偷的那都是废铁，废的！我们是帮助工地清理不必要的垃圾。唉？这事你怎么知道的？”
大鸿说：“家里父母问起来，我们都说去龛山后面的红树林里耍时走得太远迷了路，在一个好心的大爷家里过了一夜。”
大家听了纷纷点头赞扬，并表示要彼此作证。紧张的气氛瞬间缓和，我干脆靠在墙根睡着了。人一旦睡着就会忘记自己的处境，做起梦来像往常一样天马行空。我如今记得一个少年时期的梦，想必就是那天做的。我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人只有身处险境才能梦到不可思议之人。这个人其实我认得，是我的小学同窗。
我在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一个相好的女同学，就是燕珍。这一点很多人都知道。那个班里总共有24名女同学，如今我能够数得上名字的只有燕珍、陈雁、王晓丽而已。但我读初中的时候离小学时间很近，一定记得很多。其中有一个女生，长得不好看，个子瘦弱矮小，学习成绩极差，来上学的时候总是带着苹果、犁、花生、糖果之类的零食，下课了就躲在课桌后面低着头吃。而且该女生是个碎嘴婆子，整天和几个同类在一起议论别人的事情。她的门牙有两条很深得嗑痕，说明经常嗑瓜子。我对她的排斥可想而知。
这个人来到我梦中时，我正在一个环境幽深的山谷里溜达，遇到一些人认识，又遇到一些人不认识。谷地里生满了绿色的植物，从上往下依次是塔松、蒺藜、蒿草、火柴花、苔藓。这些植物掩映在一片葱茏的绿意中，加上从山谷上方斜射下来的阳光，产生了光怪陆离的景象。我走在滴着露水的草地上感到恍恍惚惚，仿佛生为另一个人。我的脚上有一双空鞋，也就是城里人所说的塑料凉鞋。我感到小腿肚子上一片凉爽，嘴巴和鼻孔里散发着花香。有一些树叶正在进行蒸腾反应，可以看得到往树顶散发的氧气和被树叶吸进去的二氧化碳。我走得很快，几乎快步如飞，并且东张西望。我的裤子里有一个东西正憋得难受，我在寻找厕所。
在山谷的尽头矗立着我的母校红领湾小学校。它之所以矗立在那里，是因为我需要它。学校有一个可供百人共享的大厕所，就建在环形建筑的东南角，这个厕所的掏粪口暴露在操场的一面，平常用一块水泥板盖着。即便如此，也可以闻到从那里冲出来的闷臭。这种臭味很呛鼻子，很杀眼睛。我从进入小学以后就在那里拉屎撒尿，养成了条件反射，在干净的洗手间里拉不出屎尿来。要是在空旷的山涧野地更是尿道紧锁。洗手间是一个后来的词语，最初听到这个词是在香港的电视连续剧里，那时我以为这是专门用来洗手的房间，未曾想是茅房。我在山村生活的时候，方便的地方叫茅房；到了阳泉变成厕所；如今生活在北京，也开始叫“洗手间”，在饭店内急时就问服务员“洗手间”在哪里。这是一个成长过程，适合追忆。
每当上午第二节课下课，红领湾小学的男厕所里就会在北面的粪池上蹲上一排人，在南面的尿池前站立一排人，加起来有百人有余，光听声音就知道场面蔚为壮观。女生厕所是个什么情形，我不知道。我走向母校的大铁门，老远就看到门外两侧的斜墙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红标语。在这排标语的下方墙角里，蹲着一排兜售小吃、铅笔、小刀的小贩。这些小贩没有生意，就靠在墙上晒太阳。此刻我却忘记自己要做什么，于是径直走向北楼的三层，它的最东侧就是五年级一班的教室。
在那里，我曾经挨过语文老师的板子、数学老师的凿栗，对楼下的小孩吐口水，和燕珍聊天，与王建军打假，被叫到校长办公室，等等。教室里的学生正在进行大扫除。其后事情就急转直下，我前面提到的那个女生出现了。她当然先于我而存在于教室。我们俩说了一些如今很难回忆起来的话，然后教室突然变得空空荡荡，只剩下我们俩个。也不知道是在谁的提议下，我们决定做一做成年人。说白了就是要干一干成年人干的事。我和她分别属于男的和女的，独处一室，双方又都急于感受一下，可以说条件相当成熟。虽然没有做过这件事，但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会让人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愉快。在我看来，她也这么认为。因为她自己脱了裤子，露出那个东西。我虽然没有见过女人的那个地方，但在梦里却看得很逼真，事后又什么都想不起来。她当时脸上出现了一股难以形容的笑意，应该就是淫荡的笑。于是之，我给她一个名字：淫荡的。
“淫荡的”尽量挺起她的胯部，这个动作意味很浅。我站在它的身边，她斜躺在一只板凳上。我们俩脱光了衣服，其目的就是要做成眼前的事。我提着自己的小东西，对着她的那里使劲往里戳，但是不得要领。那个地方看似有一个眼，但干起来实则是一个封闭的堡垒，无论如何都不能进去。“淫荡的”换了一个姿势，她躺在水泥地上，示意我爬上去。结果是我爬上去以后对着她的肚子一阵乱戳。后来我们换了一个地方，到了一个堆满衣物的房间里。事情终归没有做成。“淫荡的”和我都很焦急，我觉得自己那里很胀，可是不得其门而入。这件事就这么没头没脑的结束了。眼前的女孩子虽然淫荡，但长得不漂亮，而且她没有什么与长相无关的魅力。但就是她来到了我的无意识中，或者说（按弗洛伊德的说法）介入了一个少年的性压抑。
人要是进入梦里边，做出来的事情就不顾现实的感受。就是这个无名无姓的女生给了我人生第一个春梦。诗曰：“春梦了无痕。”这可不是说着玩的。
去过农村的人知道，北方的公鸡很勤奋，一般来说在凌晨四五点的时候都会打鸣，早的要在三点钟。偏巧北方的农村家家都养鸡，钱庄村也不例外。我正睡得香甜，被一阵势如天雷的鸡鸣叫醒，然后听到村庄里外远远近近一片鸡鸣……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养了一只大公鸡。这只公鸡通体雪白，胸肌发达。那时候我穿着开裆裤，它就常常鹐我的小鸡鸡。这时候我放声大哭，奶奶就从房里跑出来把鸡骂跑。虽然是一家人，它总是鹐我，而且准鹐一个地方。时间长了我发现红色、黑色、灰色、红黑相间的公鸡都很温顺，白色的公鸡都很凶恶，见到就绕而避之。此公鸡打鸣的时候通常还在鸡窝里，由于夜深人静，鸡的鸣叫有破天荒的气势。如果是白天，它就站在房顶的飞檐上打鸣。鸡脖子往回缩，然后猛然降低又抬起头，随之把脖子伸向天空，这时候发出的声音由底而高，传向千里之外。我记得这只大公鸡经常强奸它视野范围内的任何母鸡，这一点就超出了我们家的范围，常常殃及邻家的母鸡。通常，它突然从山坡上冲下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钟情的母鸡，两只大爪子抓住母鸡的翅根，随之一阵莫名其妙的扑闪。整个过程快的出人意料，见得多了就又在情理之中。当然，别人家的公鸡也不乐意，但打不过它。它对自家的母鸡就不用费太大力。早晨，母亲把挡鸡窝的木板拿开，大白鸡不慌不忙走出来，母鸡们紧随其后冲向食盆。大白鸡没有食欲，它来到某只母鸡身边，支棱着翅膀对着它快速转圈，然后母鸡就会翘起尾巴等待临幸。但是有一点事情非常值得骄傲，每天夜里，公鸡都要等母鸡们全部进窝后才进去，每天早晨要第一个出来。保护的意味就在其中。
我被一阵鸡鸣唤醒，然后发现大家已经坐起来，因为天已经亮了，以为已经是大白天。其实这时候顶多不过四点。我对他们说：“早着呢，再睡会儿吧！”
郭答说：“天都亮了。”
我说：“不知道半夜鸡叫吗？”然后靠在墙边闭上眼睛。不知道过了多久，一阵“咚咚咚”的敲门声传来。门开了，黑脸大汉出现在门口。
早晨没有饭，我们被带到了山脊上的谷地里。好几个黑脸大汉，或者说好几个李奎押着我们。一同来的还有主人夫妇和他们6岁的孩子。这小子名叫黑蛋，在路上不停捉一些蚂蚱送给我们。其实这时不过五点，还不到早饭的时间。我在农村生活过，知道在烈日下劳作的辛苦。夏天，人们通常要赶个大早，趁太阳出山以前干活，然后回家吃饭，等到黄昏以后再到地里。我们就赶上了这个时候，要赶个早班。
山上的谷子已经半腿来高，抽出了半指长的谷穗。此时的谷穗尚不丰满，迎风而立，摇曳多姿。我们三三两两的散落在谷地中央，用小锄锄地里的野草。这种行为在农业上叫做“救苗”。野草的生存能力远强于谷子，任期疯长会满地野草，谷苗因缺乏养分而枯死。此时正值清晨，太阳刚刚从山顶的地平线上抬起头，人已经感到汗流过脖子和背部时的盐蜇。弯腰扶在地里干一件毫无兴致的工作十分累人。大鸿蹲在地上问郭答要了一支烟。那个胖大婶一把夺走，对着它的屁股踢了一脚说：“小小年纪，抽什么烟？现在的孩子成什么了！”
黑脸大汉扭头道：“就是欠练！”
我们看着大鸿，嘿嘿嘿地笑起来。
也就是太阳出来之际，我们往村头赶。大鸿问黑脸大汉：“大叔，我们可以走了吗？”
黑脸大汉说：“不行。”然后瞪了大鸿一眼。没有人再就这个问题问话。虽然过着囚徒的生活，但总还供吃供住。我突然想：要是一辈子都在这里种地也蛮不错的，家里人到处贴寻人启事，电线杆、报纸、电视，这些我都知道，但我不理他们，独自艰苦奋斗，有一天，突然出现在家门口，已然功成名就。
一干人回到黑脸大汉的院子里，然后主人吩咐我们进堂屋吃饭。桌子上摆着绿豆稀饭、葱花花卷、凉拌北瓜。饭很快吃完，胖大婶说：“回去吧！以后可不能来地里糟踏庄稼了，你们祸害了我好多豆角和南瓜苗啊！”然后她从偏房里拿出一个簸箕，里面有一些陈年杏干和黑枣。每人抓了两把，然后风尘仆仆地回家。
星期四，我准时来到学校。老师的自行车孤零零的站在车棚里。学校正在进行施工，操场上堆满了砂石、水泥、红砖。很多建筑工人正在教学楼的顶层砌砖，他们要在那里加两层，这样一来就可以缓解学生增多的压力。一些学生正在学校背后的临时操场踢足球，像风一样跑来跑去。学校的背后有一个古旧的教堂，正对着老师的办公楼。我从楼道的窗口望过去，一群灰色的麻雀噗啦啦从教堂的鼻子里飞出来，一下子不见了。在教堂的周围，有一圈平房，很多没有分到房子的老师就住在那里。平房的过道里散落着很多临时灶台，上面堆放着锅碗瓢盆、油瓶醋罐。这些东西把教堂围得水泄不通，不知道那里面有些什么古怪。有一个女老师正在弯腰铲锅里的饺子。我伸长鼻子闻了闻，饺子是韭菜鸡蛋馅。这时候我突然听到楼上有动静。一个男人压低嗓子说：“你先下去看看。”转弯后我看到了153班的英语老师，她穿着一个极短的裙子，极透明的黑纱半袖衣服，神色慌张。上了三楼我看到初三年级的体育老师，此人有一个酒糟鼻子，他摸了摸自己的酒糟鼻子，疑惑地看了我一眼。他们干什么了？我心想。
办公楼共五层，老师的办公室在四楼。这栋楼在很过去的时候是教学楼，也就是说老师们的办公室都很大，有讲台和黑板。整个年级的数学老师都聚在这个办公室，此外还有一个政治老师，两个生物老师，两个历史老师。我走到办公室门前，轻轻地敲了敲，里面传来老师的声音：“进来。”我推门进去。
办公室里弥漫着一股浓浓的松脂味。办公桌和椅子都用松木做成，如今天干地燥，从缝隙里渗出了松油。夏天，老师们每天都要用肥皂水和鞋刷子清理松油，以便于坐下工作。所以房间里还充斥着肥皂的味道。我从裤兜里掏出一块鹅卵石在椅子上来回磨。老师冲我扔来一个粉笔头。她说：“招呼也不跟老师打进来？”
我放下鹅卵石说：“老师好！”
老师从转椅上挪过来，说：“手里拿的什么，让我看看。”我把鹅卵石递过去。这是一块表里如一的鹅黄石，摸起来十分细腻，却很适合磨砺物品，有松油的桌椅一旦被它蹭一蹭，很快平滑如镜，不再粘人。当然，被我坐过的椅子如今看起来像一个未上漆的原木家具，愣头愣脑。老师拿着我的鹅卵石，端详片刻后对着自己的办公桌腿一阵乱蹭，吹了吹木屑，用手摸了摸，大声说：“咦？不粘了！”她瞪大眼睛看着我说：“归我了。”不容我辩解就装进了自己的抽屉。
这时候门外响起了敲门声。贺建华的声音传进来：“报告。”进来的还有罗颖。她们俩走到东北角的办公桌前坐下。罗颖说：“怎么又出油了？”她从书包里拿出一块棉纱擦了擦，又拿出一块手巾垫着，就这么坐了下去。我想起那个雨夜的情形，看着眼前的人，简直不敢相信。两个女生坐在那里共同做数学题，不时传来罗颖的抱怨声：“怎么还不会呀？……刚才讲的你忘了？……行行，最后再说一遍。……”
这一天可爱的卫兵郭答始终没有来。我对老师说郭答不会来了，她就说在等会儿吧说不定马上来，就这样呆了一下午。
黄昏朦朦胧胧地探进了办公室。老师懒散地跌在转椅中。这把转椅外面包着黑色的漆皮，在经过长时间的摩擦后产生许多褶皱，十分松软。老师大约累了，她的身体仿佛要从椅子里掉下去，双腿把叉，背部低斜，一只手拿着杂志，耷拉在扶手外。我坐在她对面的，没有事做，就盯着老师看。她突然睁开眼，冲我笑了笑。然后伸了个懒腰说：“今天就到这儿吧。”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贺建华和罗颖从座椅上站起来，她们悻悻地走了。我看着老师，她抿了一下嘴唇。我来到自行车库，把老师的脚踏车推出来，站在校门口等待。虽说时间过的异常慢，天却一下子黑下来。空气里飘满了煤灰和一氧化碳，这片天地在黄昏以后基本上是一口黑锅，不管正反面都是锅底黑。此刻，人站在北角大街的路面上只能有限地吸氧，肢体动作十分缓慢。老师从教学楼的木门后走出来时，看上去蹑手蹑脚，她穿了件我从没见过的红色连衣裙，像一个随风飘动的木偶。
老师的所骑是一辆二八自行车，她的个子充其量一米六二。人与物形成一个反照。这种自行车十分高大，设有横梁，老师就用野狗撒尿的姿势上车。她有一对很大的屁股蛋，这个屁股长在老师瘦细的身材上十分扎眼，就如同它的乳房一样。我对老师的非分之想仅限于此。经济学中有一种说法叫社会生产边界，就是说你对某一商品的投入扩大，势必对其他商品的生产投入缩水。我在老师的前方时对他的胸部投入扩大，在她的身后时对她的臀部投入扩大。相应地，另一面缩水。这对我来说又有了博弈论的色彩。我既可以在她身前多站一会儿，也可以在她身后多站一会儿，相应地，对她的两个部位的赏析相对加减，如何使之平衡并得到最大满足就是一个难题。
老师说：“我们到工人文化宫。”
我想了解一下到那里干吗，就问：“到文化宫做什么？”
“你别问了。”我一个野狗撒尿上了车，老师跳到后座上。我是老师的“公干”，继而也是免费长工，然而我内心十分愿意。从学校往俱乐部俯冲下去的道路坑坑洼洼，自行车像是走在一片人工攀岩的墙体上。如我所述，老师有一对大屁股蛋，具有减压功能。我们飞快地冲向了俱乐部，拐弯后穿过槐树林，狂奔向水花街后的工人文化宫。这是一座前苏联风格的灰砖建筑，门前有两个白色保龄球瓶子，门后有一个战士雕塑。在很远的地方，老师叫我停车。她说：“高扬，你远远跟着我，我要到文化宫的乒乓球室见个人，注意保持距离。”
我蹲在文化宫的玻璃窗外，看到老师和一个带眼镜的成年男性站在乒乓球桌旁说话。事实上老师在相亲。这个人个子实在太低，下巴抵在桌面上，不知道是不是蹲着。老师不时向窗外望一眼，看我在不在。如今回想起这件事情我感到莫名其妙，两个人约会干吗到乒乓球室，要知道那里既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更没有看的，完全不浪漫呀！假如是为了避人耳目又究竟是什么原因。
没有十分钟，老师从玻璃门后出来，她把红色连衣裙的腰带解下来，扔给我，说：“见鬼了。”这句话是个不好的兆头。暑假刚过一半，天气象个蒸锅，一条十公分宽的腰带却是累赘。
我对老师说：“陈老师，你会打乒乓球啊？”
她突然莫名其妙地说：“高扬，你觉得老师差劲吗？”
我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指，想了片刻说：“挺，挺好的！”她的脸就拉到了两米长，比肩真正的驴面。她突然说：“你最近好像和那个陈黎联系不多啊？”
我说：“她很久不来找我了。”之后老师奸笑了一声，挥舞着手臂说“走”。
老师说我很复杂，原因是我对她说我和陈黎是普通朋友。她说高扬你可真复杂，还知道“普通朋友”这个词呢。好像我不该知道这个词似的。
老师说接下来的日子她要替教外语的张宁老师值班，每星期四以外还有星期天的下午，她说：“你星期天下午也到学校来。”
我问：“郭答他们来吗？”
“他们不来，你来就行啦。”
午后，槐树林里有一些明亮的光线。树叶浓密地打在地上，形成影影绰绰的斑点。一些野猫在草地上散步，偶尔刮来一股暖风，把它们细软的毛发吹起来。我倚在歪脖子树上回忆许多黑夜的往事。我的双眼定格在某处树叶纷扬的空间，眼前一片朦胧。世界像是一个立体的物体，又像一块平面的花布，挂在槐树上。这时候日头正中，空气里漂浮着蒸汽。我看到一个粉红色的鬼影匍匐在远处的槐树上，她的四肢像壁虎一样灵巧，抓住了一棵生长在地球上的槐树，就那样向上攀登，仿佛要从地狱里摆脱，登上天堂。我睁开眼睛，感到阳光正直射下来，十分刺目，定睛看了看，一片朦胧。
※ 修改:·tigerger 於 Nov  4 09:51:48 2006 修改本文·[FROM: 222.20.226.*]
※ 来源:·珞珈山水BBS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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