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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lEaFhApPy (两片树叶,双份开心), 信区: WHU
标  题: 对话“云南许霆”何鹏:我的案情要比许霆轻zz
发信站: 珞珈山水BBS站 (Mon Apr 14 12:23:56 2008), 转信

2001年,当时是云南公安专科学校大一学生的何鹏,在ATM机上,从余额只有10块钱的农行卡中取出了42.97万元。之后,何鹏以盗窃罪被判无期。

  一个年轻人面对巨额取款的诱惑,他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在狱里呆了7年后,他怎么看待当初的选择?

  当广东许霆案二审改判后,这个和许霆有着同样经历的年轻人,怎样看待这个结果?这个结果会对他有着什么样的改变?我们对话正在监狱服刑的何鹏。

  前天,云南第四监狱,7年的牢狱生活,并没有使何鹏和同龄人有什么明显不同。高高的个子,腕上戴了块运动型手表。

  28岁的他,笑起来的时候会垂下眼睛,拘谨中带了几分稚气。

  因从失控的ATM机里,用余额只有10元的卡取出了42.97万元,何鹏被判无期徒刑。

  重提往事,他努力做出坦然面对的姿态,但会狠狠地抠桌子上的接线板,一下一下。他不会捶胸顿足地说后悔,但偶尔会苦笑。说到以前的日子,他嘴唇微微颤抖,目光挪向别处。

  何鹏一直说,自己是个农村孩子,有着最现实的能端一个铁饭碗的梦想,但是没有承受住金钱的诱惑,做了错误的选择。他说如果让他去偷去抢,一辈子都没有这种胆量。但是突如其来的那笔钱,让他眩晕到失去理智。

  常被家人提起的一件事,是何鹏在初中的时候,看到有人偷钱,主动上前制止并和小偷打了起来。

  何鹏的警察梦想曾经很近,但现在,他疏远了那些公安学校的同学。

  他的梦想变成了申诉和一个无罪的判决。

  取了一书包钱,突然有点害怕

  新京报:现在会常常想起当初取钱那件事吗?

  何鹏(以下简称“何”):我尽量不去想,但不可避免地就会想起来,毕竟这件事改变了我一生。

  新京报:想得最多的是什么?

  何:是当时没有社会经验,一下子看到那么多钱,不知道该怎么办。突然自己就有了贪念,想把那些钱据为己有。

  新京报: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吗?

  何:我拿着卡去查询余额,突然发现卡里有很多0,就想试试能不能取出钱来。结果真的取出来了,第一天取出几千块,开始还想是不是亲戚给我存的钱。

  新京报:第二天,你又去取出几十万,中间经过思想斗争吗?

  何:没有。我第二天很自然地就去看还能不能取出钱来,结果还能取。我就控制不住自己了,换了很多ATM机去取。

  新京报:取钱的时候害怕吗?

  何:开始的时候一点都不害怕,就是一直在拼命地取。但是取到后来,看到满满一书包钱,突然有点害怕。那时候其实还能取,但是我不敢再取了。

  新京报:抱着满满一书包钱,是什么感觉?

  何:我那时根本不知道取了多少,我就想这些钱够了。

  新京报:够干什么了?想过拿这些钱做什么用吗?

  何:够我这辈子花的了。我可以不用家里再出学费,可以干自己想干的事情了。

  那时候还没来得及想怎么花,就觉得自己突然有钱了,有很多很多钱了。

  新京报:听你爸爸说,他经常跟你讲,不是自己的钱不能要?

  何:我知道。之前也从来没有拿过别人的钱,但是看到自己的卡可以取那么多钱,我控制不住自己。

  我们家是农村的,家庭条件也不算好,爸妈为了我读书,很辛苦。我到昆明读书,看着学校里的其他同学有很好的条件,我也想像他们那样。我知道这是攀比心理,我虚荣,我不对,但是我当时真的羡慕那些条件好的同学。

  无期?还不如判我死刑

  新京报:当时为什么想到把钱放回家里呢?

  何:我想不到别的地方,家是我当时唯一能想到并且信任的地方。

  新京报:你没有想到用自己的银行卡取钱,是很容易被找到的吗?

  何:后来想到了,就自己把卡扔了,还让妈妈去挂失卡。

  新京报:有没有想后果?

  何:我当时想,如果银行来找我要,就把钱给他们,把钱全部交了就没事了。如果不来找我要,我就留下。

  新京报:没想到这是犯罪?

  何:没想到,就觉得像捡的一样。

  新京报:那现在呢,觉得自己犯罪了吗?

  何:我在道德上犯了很大的错,我道德感在金钱面前降低了,也给社会造成了危害。但是,我还觉得自己无罪。

  新京报:为什么说当时自己道德感低?

  何:怎么说呢,现在这个社会,金钱对人的诱惑力很大,我没有抵制住,我道德感降低了。

  新京报:警察找到你,你是什么感觉?

  何:我知道事情被发现,不是通过警察。我回学校,有个同学告诉我,系主任找我。我就知道事情被发现了,当时没想有多严重,系主任告诉我先把钱还了。我还问他,能不能继续上学,他还让我不用担心。

  新京报:可是,结果你被抓进去了?

  何:被抓进去之后,我想要被开除了,心里很难受。当警察一直是我的梦想,我当初已经上了本科线,选择这个学校(云南公安专科学校),说的现实一点,就是它包分配,我毕业之后就会在派出所当警察。

  新京报:知道自己被判无期后,什么感受?

  何:无期?我当时第一个念头是既然是无期,还不如判我死刑。

  新京报:为什么?

  何:我那么年轻,就被判了无期。那么多年,我不知道该怎么过。既然没有了希望,还不如直接死刑一了百了。

  新京报:后来这种念头怎么转变了?

  何:家里人不断在劝我,我已经很对不起家人了,不能再让他们担心了。

  新京报:心情慢慢平静了?

  何:我在监狱里心情从来没有平静过,不可能平静。

 
新京报:在监狱里主要做些什么?

  何:刚开始的时候磨钻石,后来做一些统计。现在因为表现比较好,做监督岗,监督其他犯人。有时间的时候,就练练书法。

  新京报:怎么想到练书法?

  何:有时候想到一些事,心里很难受,很浮躁。练练书法,感觉有寄托,能平静心情。

  新京报:会读一些书吗?

  何:我经常看《民主与法制》,还有一些杂文。我希望能多了解一些这方面的东西。

  新京报:在狱里还在继续申诉?

  何:基本上每个月都在写,有时一个月能写好几遍,申诉现在是支撑我的一个信念。我还不断给报社和电台写信,希望他们能帮助我,让我的案子重新审判。

  新京报:自己觉得可能性大吗?

  何:一般终审的案子要重判很难,但是我一定会坚持。我没罪,不应该在狱里呆这么多年。

  新京报:人生最好的几年在狱里度过,这种情绪怎么来排解?

  何:这是一个太沉重的问题,我一般都避免去想,陷到这种情绪里会非常难受。如果实在不能不去想的话,我就看看那些40多岁被判了无期的人,他们的人生比我的还没有希望。

  和许霆案比,我的要轻一些

  新京报:你当初是怎么知道许霆这个案子的?

  何:我是听收音机听到的。那时候许霆一审下来判的无期徒刑,和我一样。我觉得他的案子和我的很像,就一直非常关注,天天听收音机。

  新京报:想到他的案子会对自己的案子产生影响吗?

  何:我想也许会的,毕竟这个案子在审理中,如果二审的结果改变,也许我的结果也能改变。

  新京报:你觉得你和许霆的案子谁更严重?

  何:我的要轻一些。第一,我把钱还了。第二,我没有想过要逃跑。从这两点来说,我比他要轻。

  新京报:前些天听到许霆案子二审被判5年,是什么样的感觉?

  何:说实在话,失望大于兴奋。

  失望的是,为什么我的案子发生在几年前,为什么我的案子发生在云南。如果我的案子也是现在,也发生在广东,我就不用坐这么多年的牢。

  新京报:为什么这么想?你觉得许霆案子最后改判的原因是什么?

  何:我觉得,一是他的案子在广东,那边经济发达,对事物的接受能力快。另外一个,是舆论环境的影响,最终他的案子能够改判。


  新京报:他从无期到5年,是不是也让你看到了希望?

  何:其实5年也不会让我太惊讶。在其他地方也有一个案子,那个人被判了10年,只有我是无期徒刑。有时候会觉得太不公平,为什么偏偏我是无期徒刑。

  新京报:这个案子之后,你还做过什么?

  何:我给报道许霆案子的广播电台写了一封信。信不是为我一个人写的,我把我们三个人的案子都写了一下。我们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都很年轻,年轻的时候难免把握不了。我在信里希望银行能够不要再出这样的错,也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能够以我们为教训。

  新京报:现在你对自己案子重审,抱的希望大吗?

  何:我只能说是喜忧参半。喜是因为许霆案让我这个案子重新被人关注,忧是觉得也许一切没有那么容易改变。

  现在最难熬,希望很强烈却又怕失望

  新京报:你在狱里最难熬的是哪个阶段?

  何:最难熬就是现在。现在知道了许霆案的结果,以前没有那么强烈的希望。现在这个希望越来越强烈,但是又怕会有更大的失望。

  新京报:由于在监狱里表现好,你现在已经从无期减到了14年半,想过出狱以后的生活吗?

  何:出狱以后,我应该会做点小生意,学点法律上的东西。把自己的书法练下去,好好生活。


  新京报:你现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何:出狱以后好好孝敬父母,他们为我吃了很多苦。

  新京报:如果是刑满出狱,还会继续申诉吗?

  何:我会的。我会要一个公正的说法,只不过可能不会像在狱里这样花那么多时间。毕竟,我出去之后还要生活。

  新京报:你妈妈说你是个聪明的孩子。

  何:我一点都不聪明,从那件事情上说,我是一个最愚蠢的人。

  新京报:现在重新回想当时,你是不是宁愿没有去那台取款机?

  何:如果回到当时,我肯定会选择另外一种方法去处理这件事情。我会主动把钱交给银行,这样我不仅不会犯法,还会得到奖励。我是个农村孩子,我需要那种奖励,那对我很重要。

  新京报:这个案子,对你人生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何:刚上大学就发生了这件事,我没有任何社会经验。等我出去,已经30多岁了。我没有机会去接触这个社会,给我最大的人生改变就是,让我失去了这个机会。

  新京报:会想起以前的校园生活吗?

  何:我的同学有的会给我写信,我很少回,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身份。他们当了警察,如果没有出事,我会和他们一样。但是,现在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本报记者 张寒 云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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