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我们 论坛帮助    登录 注册 搜索

珞珈山水BBS → 社会信息 → 珞珈论坛 → 原作区文章阅读

原作区文章阅读 [返回]
发信人: cdy135246 (AliAl·火商), 信区: WHU 标  题: [转贴]打破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院系调整 发信站: BBS 珞珈山水站 (Mon May 26 15:42:04 2008) [转贴]打破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院系调整 文章提交者：大中至正 加帖在 文化散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打破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院系调整 ——以中国现代科学家于院系调整前后在高校的分布为解读 沈登苗 提要：上世纪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时，在高校的中国现代科学家有四分之三被调离本 校，品牌的综合性大学无一不伤筋动骨。院系调整的实际振荡远比已公示的文档或解读的 史料大得多。 此举的政治目的是为了打破民国遗留下来的高等教育体系，为新政权确立在高校的实际权 威，以及全面学习苏联、建设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扫清道路。 由于把“院系调整工作的好怀”上升至“是检验思想改造成绩的标准”的维度，这等于向 高校教师做出了近乎涉及生存底线的“摊牌”；高校教师以知识求生存的本能选择是院系 调整 “三下五除二”解决的秘诀。 此番调整与所谓的改变高校地理分布不合理的动机无关；调整在整体上反而加剧了重要学 校、尖端人才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平衡性。 若以大学毕业的年代论科学家的生成，则1952年后就产生了“断裂”。上世纪中叶，在国 内修业的大学生后来成为现代著名科学家的人数及其概率大致是一代不如一代。 代表20世纪下叶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既不是1949年后在国内土生土长的科学家，也不是 在前苏联及东欧学成归国的科学家，而是院系调整前在国内大学毕业、大都有留学欧美背 景的科学家。这一状况至今似乎还末得到根本性改观。 院系调整造成了我国高校长期积累形成的、看家的大学及其院系、学科、课题的大面积断 裂。这是影响当代中国为何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为何难出大师的原因之一。 1952年是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的分水岭。 文章最后附录314位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与追踪线索，供学界参考。 近期，笔者在研读《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科学出版社，1991-1994年，全6集，以下该 书简称《传记》，引自该书的资料，不再说明）时偶然发现，上世纪50年代初的“院系调 整”时，在高校的中国现代科学家，即大都时为著名的理、工科教授有四分之三被调离本 校，品牌的综合性大学无一不伤筋动骨。学术的嗅觉与良知促使我尽快把散见于《传记》 的零星记载整理成可供分析的资料，弥补院系调整研究的史料之不足，并寻求研究视野、 方法与观念的突破。 一、中国现代科学家院系调整前后在高校的分布 《传记》是由中国科学院主持领导下完成的，她比较全面、可靠地反映了中国现代科学家 的生平与事迹。同时，经历院系调整的现代科学家，也基本上能代表当时中国高校的教学 与科研水准。因而，撷取这一群体，相对于时在高校的中国现代科学家来讲是比较完整与 权威的；而对于解析院系调整来说又是核心与典型的。 《传记》收录中国现代科学家679人。至1952年，已逝世的24人，在台、港和侨居海外及外 籍华裔56人，在中国大陆（含1952年及此后留学归国的）的599人。再从其中析出时在中国 科学院等高校以外系统工作的183人，在校学生和1952年的大学毕业生及初次分配的研究生 34人，1952年(含)后从海外学成归国的学者51人，由外系统调入高校的17人，退休的1人， 同时，加上1950年由大陆转香港去美国的李景均1人，则本文讨论的涉及院系调整工作的研 究对象为314人，占当时中国大陆（含特例李景均）现代科学家总数514人的61%。 无意之中，我们获得了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宏观信息：建国初期著名科学家在高校内外的分 布是61：39，简约地说是“**开”。据笔者对《传记》的观察，这一比例基本上保持了民 国的水准，也与现代科学研究从业人员的分布特征一致——大学是科学研究的主力军。 为便于分析，我们把中国现代科学家院系调整前后在高校分布的概况制成表1与表2。    表1：院系调整前后中国现代科学家在高校(以原著名大学为中心)的分布 大学名称 调整前总人数 调出人数 留校人数 调进人数 调整后总人数 清华大学 65 52 13 1 14 北京大学 52 41 11 20 31 南京大学 27 18 9 3 12 浙江大学 26 24 2 0 2 协和医学院 15 2 13 1 14 交通大学 13 9 4 3 7 上海医学院 10 3 7 0 7 中山大学 8 8 0 1 1 北洋(天津)大学 8 6 2 4 6 同济大学 8 6 2 0 2 南开大学 7 4 3 1 4 山东大学 6 5 1 1 2 岭南大学 6 6 - - - 重庆大学 5 4 1 1 2 武汉大学 5 3 2 0 2 金陵大学 5 5 - - - 北方交通大学 5 4 1 0 1 小  计（所/人） 17/271 17/200 14/71 10/36 15/107 其他大学(所/人) 32/43 25/32 8/11 53/139 58/150 总  计（所/人） 49/314 42/232 22/82 63/175 73/257 资料来源：基本资料采自《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科学出版社，1991-1994年，全6 集；若干细节由互联网等补充。 说明：1、岭南大学、金陵大学调整后被取消，北方交通大学后分为唐山铁道学院、北 京铁道学院。 2、调整前的“其他大学”中，拥有2-4个中国现代科学家的大学分别是：燕京大学、大 连大学各4人；北京师范大学3人；厦门大学、西北大学、震旦大学各2人。拥有1个中 国现代科学家的26所大学详见附录。 3、在调进人数中，含高校外系统调入的17人。 表2：院系调整后中国现代科学家在高校的分布 大学名称 人数 大学名称 人数 大学名称 人  数 北京大学 31 北京农业大学 11 北京航空学院 6 清华大学 14 复旦大学 10 南京工学院 5 协和医学院 14 交通大学 7 - - 北京地质学院 14 上海医学院 7 小计(所/人) 14/156 北京医学院 13 北京师范大学 6 其他大学(所/人) 59/101 南京大学 12 天津大学 6 总计(所/人) 73/257 资料来源：同表1。 说明：1、拥有2-4个科学家的大学分别是：南开大学、上海第二医学院、华南农学院、 北京石油学院、东北人民大学各4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地质学 院、华南工学院、第二军医大学、第五军医大学各3人；浙江大学、同济大学、武汉大学、 山东大学、重庆大学、厦门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林学院、西北农 学院、四川医学院、华南医学院、天津医学院、华东化工学院、华东航空学院各2人。拥 有1个科学家的33所大学详见附录。     2、复旦大学调整前只有一个现代科学家，时已被调出。 由表1、2可知，院系调整对时在高校的中国现代科学家的调动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一)调整幅度大，且大量的科学家被调离高校系统 院系调整后原在高校的314名科学家留本校任教的仅82人，只占总数的26%；调离原校的有 232人，占总数的74%。即在高校的科学家有近四分之三被调离本校。如此的调动幅度恐怕 在世界科学史、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其中，在调动的科学家中又有74人，即近三分之 一被调离高校，去中国科学院等单位工作。而同一时期由外系统调入高校的不足调出的四 分之一。这样，调整后在高校的科学家比调整前少了近五分之一，科学家在高校内外分布 的比例正好由调整前的“**开”被降至“对开”。随着1952年后留学归国的科学家及新毕 业的大学生、研究生分配向研究、建设、军工等部门倾斜，事实上，院系调整后科学家在 高校内外的分布重心已经颠倒。这是新中国在科学研究人力布局上向苏联学习的结果，与 打破民国高等教育体系、排斥欧美科学研究的组织理念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也是一个 在现、当代中国科学史、教育史上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 (二)一流大学首当其冲，品牌的综合性大学无一不伤筋动骨 由表1可见，院系调整时，无论是综合类的大学还是单科性的学院，主要由民国时期形成的 品牌高校都出现著名教授被调出、总数被减少的现象。其中，除了两个专业特殊的、单科 性的医学院，被保留的那12个重要的综合性大学的理工类骨干教师被调出的比例竟达60%- 100%！可见，当时办得较好的综合性大学院系调整后无一不大伤元气。这对于新中国高等 教育发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三)化整为零，拆强为弱，基本上是单向分流的操作使调整成了“拆分” 院系调整前，314个科学家分别分布在以公立学校为主体的49所高校，这些高校平均拥有6 .4个科学家。其中，前13所大学拥有科学家251人，即占6%左右的名校占据了总数80%的科 学家。我们应该知道，名家高度集中在十几所大学，这本身就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某一 时段办学特色的一个重要指标，若以教育学的角度看，这便是院系调整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的一个基本参数。 我们从表1看到，与形式上的院系整合、各系科“你来我往”不同，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不 仅大多被调出，而且基本上是单向分流。如17所名牌大学被调出的著名教授或学术新秀有 200人，可调进的仅36人，平均调出与调进的比率不足5：1。除了特别栽培的北京大学与较 早更名、提前合并的天津大学，其他被保留的13所著名大学被调入的平均不到1人。其中， 浙江大学、上海医学院、同济大学、武汉大学、北方交通大学等5所大学都“颗粒无收”！   按理说，院系调整后在高校的科学家少了，大学的数量也少了，则科学家分布的大学也应 该少了。可单向调整的结果相反，拥有科学家的院校由调整前的49所增加到73所，由原平 均占有6.4人，下降到3.5人。若拿实力最强的几所大学比，相差更悬殊了。如原排名在前 的5所大学拥有科学家185人，平均37人，调整后同样名次、数量的大学共有科学家86人， 平均只有17人了。 从高校科学家分布的化整为零和调整倾向上基本是单向分流的结果而言，与其说“调整” ，倒不如说“拆”与“分”更接近事实。 著名教授在高校集中到何种程度更有利于一个国家教育与科学的发展，这同样是一个值得 玩味的教育或科学理念。 二、打破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院系调整 院系调整是新时期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①。尽管争鸣还在继续，但对其的若干反思 已基本形成共识：忽视了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理工分家与专业设置狭窄；历史悠久的名 牌大学拆散，使作为现代教育轴心的综合性大学严重削弱，导致我国大学与世界一流的距 离渐行渐远；私立大学的取消，既中断了民间办学的传统，又增加了国家的负担，其中， 教会大学的消亡失去了教育界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天然联系。 笔者同意以上观点，也倾向于朱九思的“国立大学，若能冷静思考，是可以不调整的”② (按：“国立大学”是主体，即朱老的观点实际上是主体否定)、任一明的“这次调整是不 必要的，因为它违反了高等教育的一般规律”③、陈平原的院系调整“弊大于利”④等的 见解。 然而，所有这些观点与思考大都是从今人的眼光去审视的，尽管从中吸取教训是非常有益 的，但不能由此推知当时的决策有明显的失误。正如邱雁在分析理工分家时说的“在当时 条件下，这并不是一个重要问题……苏联高等学校也有很长一段时期理工不在一起，但他 们的教育科学事业并没有因此受到严重影响”⑤。开国初期，人们大都认为苏联的科学是 世界上最先进的，跟着“老大哥”走是新中国发展科学、教育的一条捷径。故随着时间的 延伸觉察到院系调整的决策有问题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做出的决策本身是否失误，不是 同一回事。 执政者的思想及其决策形成不能超越历史与条件。我们对当时教育上 “一边倒”的倾向并 不苛求，因为这是“二战”后社会主义陈营中的一大趋势⑥，更是朝鲜战争后年轻共和国 的无奈选择，充其量是对教育规律的认识有限，在主观上不存在明显的过错。 为了减少一时解决不了的争论，求得尽可能的共识，本文的思路是在假设上世纪五十年代 初的院系调整在决策层面是十分必要、非常及时、完全正确的前提下，从这两方面展开讨 论：一是调整的方针与政策说的和做的是否基本一致？另是在“一边倒”的大局下，有否 遵循教育的普世理念和人事调动的基本原则，即主管部门与执行层面有否违反常理与常识 ？若没有做到言行一致或违反了常理与常识，这又出于何因？ (一)重要的综合性大学取舍不当 现代高等教育史表明，重要的综合性大学对一个国家的教育与科学的发展影响深远。故是 否科学地确立与扶植几所综合性大学，应是院系调整首先要解决的命题。 虽然把原来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变为文理两科的所谓的综合性大学是学习苏联经验的结 果。但由谁来担纲这样的综合性大学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应与他国无关。根据专门学院的 任务是“培养各种专门的高级技术人才。综合性大学的任务，主要是培养科学研究人才和 中等学校、高等学校的师资”的性质分工⑦，可知院系调整后的综合性大学仍是最重要与 最高层次的大学。既然如此，把当时最好的大学确定为综合性大学是最正当不过的事了。 那么，“四大名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与浙江大学进入综合性大学的序 列应是没有悬念的。可遗憾的是，当局把其中的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以及其他优秀的大 学如交通大学、同济大学、重庆大学等都排斥了，同时，把当时不这么样的复旦大学设为 综合性大学，这些是没有多少道理的。 1、最牛的清华。院系调整前，清华大学的现代科学家首屈一指，占全国高校的五分之一强 ，且其人文学科的力量也不弱。如果说，在人文学科占相当比重的解放前，北大与清华的 办学实力难分仲伯的话，那么，1949年后在人文学科边缘化的格局下，以理工科见长的清 华应比北大更具发展的优势，理当是国内最牛且应被最看好的大学；即使域内只保留一个 综合性大学，她也是最有力的竞争者之一。可清华还是被排斥了，且与浙大一样，大学校 名被保留还算幸运的。 2、巅峰的浙大。浙大在抗战时期曾有“东方剑桥”之美誉。可依我来看，她的巅峰期却却 是院系调整前的那几年。首先，教授阵容强大。开国初年，浙大集合了苏步青、陈建功、 王淦昌、贝时璋、吴征铠、淡家桢、蔡帮华、束星北等著名教授，师资队伍整齐又强大， 尤以理学院论，“是全国第一流的” ⑧。其次，学生一流。由表3可见，1949-1952年由国 内大学培养的大学生后来成为现代科学家的全国共23名，由浙大走出去的就有5名，全国第 一。又据李佩珊的相关统计，也印证了1949-1952年这时段浙大办学的辉煌⑨。怪不得，当 时浙大的学生转入复旦后才有底气甩出“浙大理学院哪个系也是全国第一” ⑩的恨话。然 这样处于巅峰状态的浙大，不但没有她应有的位置，而且不久被肢解了。之后，浙大没有 产生一个“现代科学家”！ 如果说把清华排斥在综合性大学之外，尚有苏联的一个城市只设一个综合性大学的“清规 ”⑾，那么，浙大没有进综合性大学的“戒律”呢？没有！ 3、 “空白”的复旦。假设当时全国只设五个综合性大学，除了“四大名校”，另一个应 放在我国高校重镇之一的上海。上海最具竞争力的大学无疑是交大或同济。可除了京城以 外，这个最具战略地位的综合性大学却花落复旦，这同样不能令人信服。 复旦大学在民国高校中算不上一流。1952年院系调整时，随着农学院的迁出与钱崇澍的外 调，原复旦大学在自然科学方面似乎没有一个重要的学科与教师。但就是这样一个当时现 代科学家缺席的大学，在理工科独步天下的1950年代的院系调整中被定为综合性大学，许 多强校的优势学科、著名学者都要弄往复旦，这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因为，无论是企业 的兼并，还是学校的重组，一个自然的选择总是以大吞小，以强吸弱，这符合当事人的心 理需求，更便利日后的正常运行。如最近一次的高校合并，就是规模小的大学或二、三流 的大学并入规模大的或一流的大学，而不是相反。假如今日的复旦，并入上海的一般性高 校，岂不成了笑话？可当时的确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不过，这一貌似“外行”的举措实则 是精心设计的，堪称院系调整中的一个经典。因为，作为华东高校的新科状元，上海、浙 江区域唯一的综合性大学，复旦可名正言顺地把沪、浙两地的高校名流尽收麾下；同时又 阻止了浙大、交大、同济等名校的名师在其中的任一本部的“会师”，大大方便了今后的 治理。只要便利自己的驾驭，几乎可以不考虑其他，这是院系调整的一大特征；设综合性 大学时弃浙大、交大而取复旦，便是一例。 这样，若从教育学专业判断，假设中的五个最重要的大学的取舍有三个是不适当的，且清 华的综合性大学的取消，又使北大“唇亡齿寒”。因为，1952年前后的调整主要在各大行 政区、甚至一个城市内进行，作为中国高校的“双子星座”，在北京、乃至华北地区真正 有资格替北大“换防”的，唯有清华。故鼎革后，作为多科性的专门学院的清华，其“培 养各种专门的高级技术人才”或“工程师摇篮”的角色定位，不仅使她难逃拆分的命运， 也为北大的脱胎换骨创造了人事条件。换句话说，若清华也添列新型的综合性大学，则北 大就难以“大换血”！同时，清华、浙大的“搞惦”与复旦的走运，为其他地区、不同层 次的高校“排位”与整合提供了样本。 这几个重要的综合性大学的取舍是院系调整中最厉害的招数之一，其合理、合情与否也将 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改革的得与失。 (二)不仅仅是理工分家或“专业”调整的问题 在涉及院系调整的相关论著中往往有如下的叙述：中央教育部决定，把北京大学、燕京大 学的工学院并入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理学院并入北京大学……⑿。屈指算来 ，院系调整后的北大、清华仅仅是专业分工的不同，两校的师资力量不仅没有削弱，反而 增加了。因为也是著名学府的燕京大学融入其中了。可问题并没有如“2＋1＞2”那样的简 单。正如陈平原读了《北京大学纪事》后一眼所看穿的：“被‘调整’的不仅仅是专业”  ⒀。 如果说综合性大学与专门学院性质的确定是各大学理工分家的前提，那么，理工分家后接 下来要干的就是从中“抽分”各骨干科系与教师。前者是策略，后者是实质。教师的抽调 方法，一种是在学校之间进行，尤其是原综合性大学向新组建的专门学院迁移；另一种是 由学校调往外系统。虽然，一部分调整是“专业”与实际的需要，但相当部分是为了调动 而调动。往往是甲大学A专业的教授调入乙大学，乙大学A专业的教授调入丙大学或外系统 。现以北大为例，做一简要说明。 北大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解放后一直得到政府的依重。但在院系调整时北大也无例外地 进行了“大换血”。当包括18位科学家(其中数理化专业12人)在内的清华大学的186位教师 喧宾夺主，进入燕园时，北大的八成科学家却告别了“红楼”。即使那按调整方针可以留 校的20位数理化专业的科学家，也各有6位被调往外校或外系统，北大自己仅留了8位，比 原藉清华的还少。北大理学院地质系的7个科学家1个也没留。而与此同时，新北大地质地 理系的教师一度曾是清一色来自清华园的⒁。那么，我们是否有理由问： 1、既然调整后的北大，清华藉的科学家在数量上取代了原北大的(18：11)，如同复旦理学 院成了“浙大的理学院”一样，北大理学院成了“清华的理学院”，这似乎说明清华的科 学家更适合在综合性大学任教，那么，为何不保留清华的综合性大学的资格呢？ 2、既然北大定为综合性大学，并成为新中国高校的龙头，她的本该留下的主力——理学类 科学家为何要大部分调走呢？ 3、固然其他学校或外系统需要理学教师的支持，那么，把调往北大的清华理学院的老师直 接调往这些学校而留住北大的教师不就得了？ 北大不仅进行了“大换血”，而且调整后其拥有的科学家也仅仅达到调整前的六成。1952 年后，几乎一枝独秀的北京大学的损失尚如此惨重，更不要说那些科学家被抽光或少得可 怜的其他综合性大学了。那么，调整的基本方针之一——“加强综合性大学”至少在理学 层面该从何谈起呢？(按：几乎一夜之间组建的复旦理学院当别论)。 (三)对若干大学及地方做得大绝了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教育界人士已对院系调整中把一些重要大学拆散、优势学科连根拔 掉的做法作了自我批评，如明确承认“浙江大学”是“不该调整的”⒂。本文的研究表明 ，院系调整时出现了几乎所有的名牌大学都有理、工类重点科系被调离本校、若干一流大 学的优势学科几乎都连根拔起，甚至发生对某些高校、某些地区过不去的、近乎“株连” 的现象。下面我们以清华、浙大及浙江为例进行讨论。 1、几“剃光头”的清华。中央教育部虽然对清华与北大作了理工分家、合并的决定。但同 时为了满足学校提出的“照顾”， 1951年11月15日《中央教育部党组关于北大、清华、燕 京三大学调整方案的报告》明文答复：“北大和清华的理学院基本上可不动，仅作个别调 整” 。按此精神，清华理学院的教授大多可留下。随着北大、燕大工学院的加盟，那清华 不就成了院系调整的极大受益者？也许睹此蓝图，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张奚若才情不自禁 地高呼“中央教育部院系调整成功万岁” ⒃。可事态的进展与文件的承诺大相径庭。以清 华的现代科学家来说，除了行政缠身的钱伟长和一个66岁的张子高，其余25位理学(含地质 )专业的科学家悉数外调。形式上保留的工学院，其航空、化工等块状的著名教授也基本上 出走。拿清华自己的话说，是“泻了肚子” ⒄。这个曾经是科学家最密集、专业较全的大 学，调整后除了电机系还有7个科学家，找不到第二个拥有2个及以上科学家的专业。即使 唯一保留下来的实力强大的电机系，还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故事。在教育部的苏联顾问提出 的方案中，清华电机系只保留电力组，而将电信组划给他校。是孟昭英、常迥(他们不久都 打成“右派”)俩位教授的激烈反对、据理力争，才得以保留电信组，并在后来主政清华的 蒋南翔的力挺下，组建了新兴学科——无线电系及半导体专业。否则，清华大学电机系有 可能至少还要出让孟昭英、常迥和吴佑寿这三位科学家，则清华大学对我国无线电电子学 的奠基性贡献可能无从谈起，电机系作为清华大学“重型工作母机”的作用也要大打折扣 。也就是说，根据原调整方案，清华大学的优势学科几乎要“剃光头”了。这仅仅是“个 别调整”、“适当的调整”吗？这也说明，实际操刀者既对大学文明的传承缺乏起码的尊 重，也对当代科学的发展趋势鲜有了解与前瞻。 2、肢解的浙大及受损的浙江。院系调整中肢解的大学远非浙大一家，但浙大却成为整顿的 一个缩影，这主要是因为浙大不仅“改造”得最彻底，而且，与众不同的是，作为一个文 化大省的“独生子女”，浙大的主要院系与骨干教师大都调离本土后，势必制约整个浙江 地区社会的正常发展。 院系调整前的浙江大学有文、理、工、农、法、医、师范等7个学院，30 个系所组成，是 一个名副其实的综合性大学。院系调整时，浙江大学的主力分别调往复旦大学、南京工学 院、厦门大学、浙江师范学院等省内外的18个学校，本校仅存原工学院的机械、电机、化 工、土木4个系和理学院的“挑剩”部分⒅。相对于院系，浙大调出的骨干教师更多。以2 6位现代科学家来说，被调离本校的有24位，其中的半数，即12人调往中国科学院等单位。 故在四个科学家最多的大学中，浙大既成为调出科学家比例最多的大学，也是这次教改中 科学家调任外系统最多的大学。 如果说，“山西省高等教育的院系调整，实际上主要是山西大学的院系调整”，是山西大 学的取消与拆分⒆，那么，浙江的院系调整，实际上主要就是浙江大学的院系调整，是浙 江大学的肢解。所不同的是，虽然山西大学的部分院系也调出三晋，如财经学院划归中国 人民大学、工学院的冶金工程系并入北京钢铁学院，但山西大学主要是就地拆散，又就地 组建，拆散后的主体还在山西。可浙大却是就地拆散，异地支援，精华部分尽遣省外。 如果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改组后调出的科学家主要去向是坐落在首都的大学和中国科学 院，北京板块高级人才的整体实力并没有削弱，那么，浙江大学拆散后，其调出的24位科 学家有22位，即九成以上去了沪、京、苏等省外。浙江大学成了向省外调出科学家最多的 大学；浙江省也成了向他省贡献科学家最多的省。 而同一时期，由外省调入浙江的仅是1个年届六旬的医学家，出入比是22：1。至此，浙江 全省的科学家由调整前的26个，急剧减少到仅存5个，降幅全国第一。如同调整后的浙大由 全国一流沦落为不入流一样，南宋以降一直是全国人才大户的浙江省，一下子跌入了历史 的深谷，首次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地区，拖了浙江经济、文化前进的后腿。 人才的类型与出产是有很强的地域性、时段性与继承性的，浙江这个长期来全国出学术人 才概率最高的地区⒇的教育遭此“千年未有”之重创，损失的难道仅仅是浙江吗？在地方 性大学中最不该拆散的浙大却被拆的体无完肤，今天想来，有点不可思议。 (四)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调整使高校的区域分布趋于合理 建国之初，我国高校集中分布在沿海或接近沿海的大城市，内地和边远地区很少。高校的 区域分布不平衡是1950年代高校改革的原因之一。较早评估调整使高校的区域分布趋于合 理的，是《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关于一九五三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的总结报告》 〔21〕。该报告在结论部分称：调整“结束了院系庞杂纷乱、设置分布不合理的状态”。 此后，不仅主流观点一直认为院系调整后高校区域布局得到了改善〔22〕，就是对院系调 整颇有微词的学者，也以为“1952年院系调整后，高校的地区布局有了一些好的变化”〔 23〕。国外做专门研究的也认为“通过院系调整，高校分布不合理的状况也得到很大的改 善”〔24〕。可事实并非如此。这是人们误把1956年前后的高校分布战略调整的结果当成 1952年前后院系调整的业绩，或被若干表面的数据迷惑所致，有必要加以澄清。 前面说过，1952年前后的调整主要在各大行政区、甚至一个城市内进行，因此，改革不至 于会影响整个布局。与人们的想象相反，也与把原综合性大学化整为零有别，调整中凡涉 及到跨越较大行政区的科系，一般是中小城市、边缘城市调往大城市、中心城市；内地调 往沿海。走的是“大鱼吃小鱼”的常规路子。如果说调整前我国高校主要分布在沿海或接 近沿海的大中城市，那么，调整后重要的院校、科系由沿海或接近沿海的“一线”，集中 到沿海或接近沿海的上海、南京、北京等几个“点”。如因高校集中导致众口之矢的上海 ，“经过1952年的调整……从数字上满足了减少上海高校数量的要求”。可“在现存高校 中，调入的外地系科远比调往处地的系科多”〔25〕。即整合后，上海地区的办学实力“ 明降暗升”。有趣的是，一些不明就里的学者，至今仍把华东地区高校调整前后学校个数 的变化(其实主要是上海的减少)，当作区域调整成功的典型例子来举隅。又据本人观察， 北京“吸纳”的科系恐怕也比“吐出”的多。关于这一点，虽然“从推进高校地理分布的 均衡化解释似乎有些矛盾”，但(日)大塚丰教授也认承“华北的中心城市北京和天津地处 沿海，集中了大批高校”〔26〕。 如果说调整前内地和边远地区高校很少，那么，调整后把那本来就不多的高校及其重要的 科系由内地和边远的诸多城市迁往武汉、重庆等几个位于中西部的核心城市。如“整个中 南地区里最好的工程技术系都并入了华中理工大学(当时名华中工学院，在武汉——引者注 )”〔27〕。质言之，调整后高校实际分布不平衡有增无减的趋势，不仅表现在全国，也反 映在各大区内部。 再据笔者对涉及院系调整的331位科学家调整后的所在地区的追踪，除了有特殊政治、军事 、经济背景的东北地区科学家有较多增加外，全国分布总的趋势也呈“马大效应”。如本 来已是科学家麋集的京、沪两地，调整后反而净增了近二成。这些都意味着，接下来进行 的带有战略转移性质的高校区域调整，也包含了对前期院系调整工作的修正。也可以说， 建国初期“绝大部分学校畸形地集中在沿海大城市”之成因，不能全归结为“旧中国”〔 28〕。 不过，本人倒觉得，在工业化的初期，把重要高校与系科及知识精英集中到几个条件较好 的地区与城市，展示了开国领袖们的比较明智与务实的作风。只不过，今天，我们不能把 事实上的高校地区分布由“面”到“点”的收缩，硬说成与结果相反的由“点”到“面” 的扩张；应该透过六大行政区高校分布的表层(目前，学者们经常引用的关于六大行政区调 整前后高校个数变化的数据，根本不能说明问题)，弄清事物的原委。 论证了此番调整不仅与改变高校的地理分布不合理的动机无关，而且，略现了调整反而加 剧了重要学校、专业及高级人才在空间分布上的不平衡性，这就宣告了积极评估调整意义 的一个重要论证的破产。则本轮教育改革非“把各个大学都弄得支离破碎”〔29〕不可的 做法就更值得反思了。 综上，我们可以把这次高等学校大规模撤并在组织上的思路与执行路径归纳于下：最大限 度地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包括取消教会大学与私立学校)、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国留下的大 学各科系、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各科系的教师，尤其要拆散各名牌大学、重要 科系及其骨干教师〔30〕，“割断了各大学与解放前的历史联系”〔31〕，或者说“基本 割断了原来教授与学校的历史联系”〔32〕，从而达到为新政权确立在高校的实际权威的 政治目的和便于驾驭的组织功能、为接下来的真正的高校区域战略调整，以及全面学习苏 联、建设新型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扫清道路。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态下，认为苏联的科学、教育已 取代欧美，民国高校几无是处的价值判断中，把有特殊历史渊源的清华、浙大等采取釜底 抽薪式的变革是为了凸现执政者彻底改造旧大学，决裂欧美教育的决心、胆魄及其示范之 意——拆分清华、浙大尚在所不惜，毫不心软，更遑论其他大学了。 当然，我们得出院系调整首先是为了在组织上打破民国遗留下来的高等教育体系的结论〔 33〕，丝毫不否认新中国缔造者们这样做的主观愿望是为了“向着工行化的道路迅速迈进 ”而培养足够的建设人才。这主要是教育理念的问题，或者说，是主政者把党内、干部、 军队等人事工作的成功经验应用于教育的尝试。事实上，人事‘摆平”、理顺后，对“泻 了肚子”的清华等学校也是大力扶植的。只是教育这个东西，打碎、断裂、破坏、停滞易 ，凝聚、传承、建设、发展难罢了。 三、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的分水岭 “院系调整结束，明明白白地宣告：一个从未有过的教育时代已经到来”〔34〕。本文要 追寻的是这个“时代”为何来得如此突然？它对20世纪下叶中国的教育与人才，尤其是科 学家的造就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一)近乎生存底线摊牌的思想改造使院系调整中高校教师毫无退路     把主要针对教师，尤其是高校教师的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放在本节讨论，这 主要是因为思想改造不仅直接促成了院系调整，洗礼了那一代的教育工作者，而且影响了 嗣后整整几代大陆知识分子的命运。     彻底改造旧教育是建国之初的既定方针。但改造是分轻重缓急的，是有步骤的，诚如 教育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钱俊瑞所强调的：“坚决地和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教育的课程 、教材、教学方法和制度”〔35〕。尽管各种文件、讲话的措词不尽一致，但课程改革“ 是建国初期改造旧高等教育的首要内容”〔36〕，这一点是没有异义的；院系调整或区域 调整笼统地作为“制度”的一部分，相对处于次要、后移的位置；苏联“专才”的成材模 式并不是一上来就取代了欧美的“通才”教育。 笔者所见较早提出变更教育改造工作步骤的，是倡导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北大校长马寅初 。他在《北京大学教员的政治学习运动》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为了推进高校改革，“必 须按照国家的需要，彻底的调整院系，改革课程，改进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而要达到这 一目的，一个最主要的关键，就是要……自觉自愿地进行了思想改造” 〔37〕。以上话语 中有两点应引起后来治史者的注意：一是较早明确地提出“思想改造”与“调整院系”的 因果抑或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二是改变了教育改革的步骤，较早明确地把“调整院系”列 为教育改革的首要任务。直截了当地说，“思想改造”是为教育改革，并首先是为“调整 院系”服务的〔38〕。那么，是不是“课程”等改革工作已经初步结束了呢？不是。直至 1952年1月号的《人民教育》上，时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长的张宗麟，在他的《改革高 等工业教育的开端》一文中，还坦言相关的改造无多大进展，甚至抱怨“课程改革”“实 际上几乎还没摸着边”。那么，为什么要急于调整改革步骤呢？还是实际主政教育部的钱 俊瑞一语中的：“如果高等学校的教师们还是服膺着英美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还是固执 着自己的个人主义，客观主义和宗派观点，而得不到确实的改造，那么一切高等教育的改 革工作，诸如院系的调整、课程的改革、教学法的改进等等，都是难于进行和贯彻的，一切关于� 母锔叩冉逃�的决定和规章就难免不成为具文。两年来极大多数高等学校改进得如此之慢� 腿绱酥�少，还不够证明这一点么？”。而不是尽快地改变这种状况，“新中国的高等教� �”要完成“为国家培养大批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建设人才的臣大任务”“是� �分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39〕。 由此可见，在新政权日益巩固的政治氛围下，在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并即将开展有计划、大 规模建设的经济前提中，作为人才培养主力的高等教育改革却出现了滞缓现象〔40〕。要 迅速扭转这种被动的局面，这就不仅要有“思想改造来推进”，而且还要调整推进的具体 步骤。即把原教育改造中的先“课程”、“教材”等教育内容、业务的改造，让位给“制 度”，也可以说主要是中共驾轻就熟的“人事”的改造。这一工作重心转移的过程，用官 方稍后总结的经验来反映，就是一个对首先“必须粉碎”“旧教育的思想体系”的认识〔 41〕，调整到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规章制度、组织领导等……教学改革以前，首先 必须将旧的大学加以彻底改组”的过程〔42〕。而要对大学“人事”进行“改组”，仅靠 灵魂的荡涤是不够的。事实上，1949就开始的对高校教师急于求成的“思想改造”本身， 也遭遇抵触〔43〕。故要收思想改造之实效，还需借鉴“延安整风”的经验，用“组织清 理”来“护航”。于是，几乎同时，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 清理工作的指示的通知》〔44〕。不过，这次的“组织清理”相对日后的政治运动还属象 征性、轻量级的，主要是起威慑的作用；不能过关的，仅占“百分之二左右”〔45〕。至 于更多的教师是用院系调整的形式来疏离的，藉此在组织上切断他们与原学校及部分教师之间的关� 怠６�当时苏联教育的“专才”模式，正好与欧美“通才”教育的模式，也即旧中国的教� �模式相向，且取得较大的成功，这就为新中国的教育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样板，� 灾辆霾哒呒嵝牛�院系调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唯如此，人才的高出产就可立� 图�影，高等教育改造中的其它困难也可迎刃而解。这就是院系调整上升为教育改造的头� 却笫拢�并需要迅速完成的时代背景。教育模式上的“一边倒”，也是这些条件下合乎逻� �的选择。我们应该尊重那段艰难的摸索历程，对院系调整的决策出台本身不该有多大的� 冈稹Ｎ侍庠谟谥葱泄�程中的“一刀切”与走过头，而这又不能不归结为思想改造中的粗� ┯牍�左。 院系调整的大功，无疑是思想改造告成的；后人也不难想象，前者的推行不无后者的强制 因素。但问题在于今天，我们能否揭示两者之间的关系对应到何种程度？在思想改造配合 下的院系调整有否给当事人产生心理上的压力，抑或是恐惧？直接地说，思想改造在院系 调整工作中的“底线”在哪里？遗憾的是，无论是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那段名 言，还是部长们的“思想改造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将旧的大学加以彻底改组” 等 话语都毕竟宏观大略；“清理学校‘中层’工作是改革高等学校的重要关键”〔46〕的提 法，尽管已比前面的措词更进了一步，但作为个案仍难把握。长期来，我们对当时具体的 、对口的指导思想，似乎只能意会而不见言传。也许是我孤陋寡闻，稽查相关的文件、报 告或讲话，没有看到若不接受院系调整要承担何种后果的说法；游览收集的近百篇(部)、 数百万字的研究论著，似乎也不见能直接挑明其利害关系的素材或线索。而一些过来人的 回忆，虽有若干生动的描述〔47〕，但不够格当主要的依据。考察这一重大的、至今仍觉 得有点“敏感性”的课题，非在主流媒体、正统话语中找到第一手资料是难以有所突破的 。好在凡历史总会有痕迹的。发表在《人民教育》1953年第3期上的广州区院系调整委员会 的《广州区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初步总结》，内有一段看似不经意的文字，却为我们揭开了史� 耷袄�的院系调整何以超乎寻常的速度、出乎意料地顺利完成的“谜底”。 该《总结》称：“在各种工作会议上，我们也反复强调院系调整工作的好怀，是检验思想 改造成绩的标准”。这里，虽然仍没有明确不接受院系调整会怎样？更没有直说不接受就 是反对思想改造。可众所周知，当时每个知识分子都唯恐思想改造通不过；“一旦过关， 往往如蒙大赦”〔48〕。那么，现在公开把“院系调整工作的好怀”上升至“是检验思想 改造成绩的标准”的维度，根据我们熟悉的思维，等于在明显地暗示：谁不配合院系调整 ，谁的思想改造就过不了关，那么，谁不仅仅是能否在高校立足的问题了。因为，严峻的 现实是，在私立学校、教会学校和其他民间文化机构取消，国门关闭的时代，谁离开了学 校、体制，谁就难以以知识为生，本人及家人的生计就会成会问题。脱离“庙堂”，和平 时期知识分子难以用自己的长处养活自己的尴尬处境，这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可曾有过 ？这是历经战乱，留下来，以万分热忱拥抱并参于新中国建设的知识分子可曾料到？人们 不难体会，“院系调整工作的好怀，是检验思想改造成绩的标准”的说法，等于是触及到 高校教师生存底线的摊牌，使他们毫无退路：你愿意，调整；不愿意，也得调整；否则， “去”、“留”，“悉听尊便”。民以“食”为天，知识分子也不例外，一旦生存受到威 胁，活下来就是人的本能反映了。而另一方面，当时国家急需知识分子，特别是学自然科学的，只� �无条件服从，“跟着说”或“照着做”，大都能得到重用，除了专业基本对口外，他们� 恼�治与经济待遇更是令人羡慕的。如本文涉及的科学家，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头衔的� 芷毡椤�50年代在体制内正常工作的多数高级知识分子的经济收入，也是很高的。在现实世 界的“地狱”与“天堂”之间，有多少人会选择前者呢？此后数十年间，中国有头有面的 知识分子就大多在“金丝笼”与“牛棚”之间迂回〔49〕，孕育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 土壤已基本不存在了。 《人民教育》是教育部的机关刊物，“广州区院系调整委员会”是院系调整时相当级别的 专门机构。故该文的真实性、专业性、权威性及政策把握的适时、适度性，不用怀疑。人 们还可透过“在各种工作会议上，我们也反复强调”等文字的背后，探视到全国各地、各 个层面都是不厌其烦地这样搞的，广州地区只不过也贯彻、推行这种模式而已。 如果说思想改造使切断了“尾巴”的知识分子低下了高昂的头，那么，院系调整使高校教 师不得不掂量自己与家庭如何在新社会立足了，以知识求生存的自然选择，使原来“难于 进行和贯彻”的院系调整几乎设有遭遇公开的阻力，“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50〕。 这就不难理解，那一代既受过传统文化熏陶，又沐浴过欧风美雨，主张学术自由、思想独 立，曾经是多么高傲不阿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何这么快地改变了自己，甚至不认识自 己了。也不难领略，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前，把私立学校先予取消的 计划之周全、决策之艺术了。 又由于《总结》中的那段话，不仅仅适用于教师之个人，同样也适用于各学校、院系之单 位，更裹挟着操作者的政治生命。以至在践履中，操作者常常比决策者更左；在执行层面 ，下级往往又比上级更激进。于是，出现了时在高校的著名教授该调的坚决调走；可调可 不调的基本调走；不该调的也尽量调走之结局。 窃以为，几乎所有的名牌大学都出现了理、工科类重点院系被调离本校、若干一流大学的 优势学科几乎都连根拔起，甚至发生对某一地区、某些高校过不去的、近乎“株连”的现 象不一定是决策者的初衷。或者说，拆、调得如此彻底，以至执政者失去应有的风度，最 高层不见得一清二楚；很可能是执行者在激进、狂热、无奈、揣摩、意会中走过了头。是 否可以这么说，把最好的大学统统拆散，把高校的名流调得“七零八落”，很可能是操作 层面实施“宁左勿右”措施的结果？ 今天，想想也有趣。本来，思想改造是为院系调整服务的，结果，院系调整反成了判断思 想改造本身有否做好的标准；而院系调整的超速推进，又成了思想改造雷厉风行的组织保 障。正如广州区院系调整委员会所总结的，院系调整的“工作过程，实际上是华南教育工 作者具体的思想改造的过程”，两者互为因果，且在互动中神奇地完成了历史使命。 (二)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的分水岭 对院系调整功过得失之评估，因时间的不同和角度的转换而异。我们的总体看法是，从时 局的、经济的、“工匠”的、“利禄”的、短期的效果看，其利大于弊。由于这方面的评 述已很多〔51〕，本文不再重复。但从教育的、学术的、学者的、“哲学”的、长远的角 度分析，其弊大于利。笔者择要从“学术的、学者的”视角进行探讨，并以20世纪下叶中 国代表性的科学成就及其人物为参照，论证1952年是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的分水岭命题之 成立。 一个国家的教育，尤其是名牌大学及其优势学科是靠长期的经营与积累形成的，其进一步 发展也受内在规律所支配。如同民国教育不仅仅属于民国一样，新中国的胜利者们应该以 文明传承者的心态接管旧时代的教育遗产，并首先也必须是在此基础上发展教育，而不宜 基本否定，另辟蹊径。教育不像国家机器中的专政工具，可以“彻底粉碎”、“彻底改组 ”。可“我们从1952年以后，把中国近代的也就是20世纪初期的原来一个伟大的、本来和 国际上最好的大学的体制接轨的这么一个主流的大学的传统基本上给中断了”。把所有的 “膀子”、“大腿”、“小腿”都砍下来重装后，“严格意义上的大学根本就没有了” 〔 52〕。 “严格意义上的大学” “终结”后〔53〕，“非常杰出的教师和非常杰出的学生 ”在“1952年后就基本上看不到” 了〔54〕。 同时，作为院系调整前提的思想改造运动，基本统一了高校知识分子的思想，“最终达成 了预期目标。但由于要求‘过高过急’，加之方法上简单粗暴，这都不可避免地对高校知 识分子人格、心理、学术、道德等方面产生消极后果”。“加速了高校知识分子学术生命 的萎缩和扭曲” 〔55〕。 不过，以往的研究，无论是这场“给知识分子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政治运动” 〔56〕，还是 脱胎换骨的院系调整，对其负面影响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知识分子一面，论 及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家的不多。可本文的研究表明，这两件事对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家 的影响也不小，且从某种意义上讲，院系调整的实际负面影响恐怕是理工科比文科大、自 然科学家比社会科学家大。因为，对后者来讲，是否调整或调整的幅度如何？结局大同小 异；说得消极点，不削减文科，不分流人文学者，可能在接下来的政治运动中会增加几万 “右派”，多一些家破人亡。而比较完整地保留几所综合性大学的理学院或多科性的工学 院及其名师，则中国大学及其学术在世界上的位置可能不会像今天这样的尴尬。 1、《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中出现的“断裂”现象 入选《传记》的科学家的名单是1990年前后圈定的，它基本上集成了20世纪中国科学界的 代表人物〔57〕。我们从表3及附录中就能比较清楚地看出，若以大学毕业的年代论科学家 的生成，则1952年便是转折点，此后“现代科学家”减少的趋势远甚于因工作年龄缩短对 他们出成果的影响。我们提出“1952年”之概念〔58〕，这不仅仅是院系调整主要在这年 实施，还在于1953年的多数大学生提前一年毕业，三年制的毕业生享受与四年制相同的待 遇〔59〕，则至1952年，由1949年前入学的大学生基本上都走出了校门，表示着一个教育 时代画上了比较完整的句号。历史的巧合与重塑在此际会，使1952年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 显得更为特殊；事物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吸引后学为此解构。 从1953年开始到“文革”爆发的1966年，共有14届受过比较正规、系统、完整教育的大学 生走向社会。这批学生的总数为1.605.403人，是1949-1952年毕业的大学生总数89.674人 的17.9倍〔60〕，是民国时期的毕业的大学生总数255.000人的6.3倍〔61〕，也是从民国 到1952年毕业的大学生之和的5.0倍。又假设大学生毕业时的平均年龄为25岁，那么，至1 990年，这些大学生的年龄大致是49-62岁，几乎都超过了出成果的高峰期。这里，我们免 谈成诺贝尔科学奖得主时李政道31岁、杨振宁35岁，也不与丘成桐收获其最重要的成果— —解决卡拉比猜测的证明时才27岁，以及另一位华裔数学家陶哲轩31岁获菲尔兹奖  做比 较，就说说原子弹爆炸时功勋科学家们的年龄吧。11人中最小的周光召35岁，最大的王淦 昌57岁，平均45.4岁。而这些共和国的英雄们基本上是“半路出家”的，是祖国的需要才 使他们选择科研转型的。再如，孙家栋38岁担任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技术总负责人。这些 都说明，1949年后，虽然受严重的政治干扰，我国科学家总的趋势是晚成，但最优秀者还 通常是40岁左右就站到了前台，50岁左右已取得骄人了的成绩。又从实际工作的年限讲， 一般地说，大学毕业十年后能进入学界前沿，即使除去十年“文革”的耽误，到1990年， 这些大学生也有14-27年的工作经验，具备了冲刺的实践积累。因此，无论是年龄还是工作经历，如 果确实是出类拔萃的话，到1990年，除了若干隐姓埋名的国防功臣，凡能冒尖的就基本上 该出来了。加之《传记》确定被立传的原则是“科学成就第一”。故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科 学家在《传记》中应该占相当的比重，譬如三分之一或更多。可从表3看，从1949年后大学 毕业成为现代科学家的总数才43人，仅占大陆科学家总数603人(1949-1952逝世的4人)的7 .1%。其中，1949-1952年的23人，1953年以降的20人，也即后14年的比前4年的还少3人。 1953年后大学出来后成为现代科学家的仅占“大陆科学家”总数的3.3%，如此寒酸的比例 远远不是国人所希望看到的。人们不禁要问：1949-1966年毕业的大学生成为现代科学家的 人数与概率仅是民国的几分之一？1953-1966年培养的大学生成为现代科学家的概率又仅是 1949-1952年的几分之一？ 表3：43位1949年后在国内大学毕业的中国现代科学家分布名录 姓 名 生年 毕 业 大 学 专业 姓 名 生年 毕 业 大 学 专业   名  称 时间    名  称 时间  于  敏 1926 北京大学 1949 数学 彭志忠 1932 清华大学 1952 地学 叶叔华 1927 中山大学 1949 天文 陈景润 1933 厦门大学 1953 数学 吴  旻 1925 同济大学 1949 医学 郭仲衡 1933 清华大学* 1953 数学 陆启铿 1927 中山大学 1950 数学 管惟炎 1928 清华大学* 1953 物理 胡海昌 1928 浙江大学 1950 数学 汤钊猷 1930 上海一医 1954 医学 唐稚松 1925 清华大学 1950 工程 陈中伟 1929 上海二医 1954 医学 夏道行 1930 山东大学 1950 数学 陈可冀 1930 福建医学院 1954 医学 潘家铮 1927 浙江大学 1950 工程 郝柏林 1934 北京俄专* 1954 物理 吴人洁 1927 同济大学 1951 工程 巢纪平 1932 南京大学 1954 地学 沈允钢 1927 浙江大学 1951 生物 杨芙清 1932 北京大学 1955 工程 周光召 1929 清华大学 1951 物理 梁栋材 1932 中山大学 1955 生物 席泽宗 1927 中山大学 1951 天文 曾庆存 1935 北京大学 1956 地学 顾诵芬 1930 交通大学 1951 工程 潘承洞 1934 北京大学* 1956 数学 黄文魁 1928 交通大学 1951 化学 曲钦岳 1935 南京大学 1957 天文 丁国瑜 1931 北京大学 1952 地学 姜伯驹 1937 北京大学 1957 数学 干福熹 1933 浙江大学 1952 工程 甘子钊 1938 北京大学 1959 物理 王  元 1930 浙江大学 1952 数学 张恭庆 1936 北京大学 1959 数学 王梓坤 1929 武汉大学 1952 数学 陆家羲 1935 东北师大 1961 数学 刘光鼎 1929 北京大学 1952 地学 张广厚 1937 北京大学 1962 数学 宋  健 1931 哈工大* 1952 工程 杨  乐 1939 北京大学 1962 数学 倪嘉缵 1932 大同大学 1952 物理 钟家庆 1937 北京大学 1962 数学 曾  毅 1929 上海医学院 1952 医学      资料来源：同表1。 说明：“*”表示肆业。 若再细究，1961年左右又是一道坎。在1953年后毕业的20人中，在1961年前毕业的17人； 1962年毕业的3人。但这3人的本科学期很特别——六年制，假如这3个也按通常的四、五年 制计，那么，1962年后毕业的大学生一个也没有了。换句话说，虽然 1962-1966年这5年毕 业的大学生有906.699人，是此前9年毕业的大学生总数698.704人的1.3倍。但其中能成为 科学家的，又不能与1953-1961年的相提并论了，尽管这90万大学生到了1990年大都已进入 “知天命”的年龄了。更坦率地说，虽然“文革”前5年毕业的大学生的总数接近了此前5 0年总和的九成，但几乎没有贡献现代科学家。而在人们的眼中，这五年的教育质量也是不 错的呀。说句不中听的话，上世纪中叶的大学生成为现代著名科学家的人数及其概率大致 是一代不如一代。“文革”前十七年的几个阶段，高等学校招生的数量与日后成为科学家 的人数与概率成反比；与每次超常规增长相对应的，便是制约优秀人才出现的一道道坎。 1950-1952年的“小跃进”如此；1956-1958年的“大跃进”〔62〕更是如此。中国高等教 育靠跳跃式的思维来发展？还是几个人的“拍板”由整个民族、几代人来共同埋单？历史 自有公论。今天——在缺少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国度，在一个热衷于歌舞升平的时代 ，我辈所能为的，只有祈祷苍天：这次的“超大跃进”能给苦难的中国高等教育带来奇迹而不� 窃帜选Ｒ灿跚虢逃�决策层，多听听业内专家的意见〔63〕。 2、23位“两弹一星”功勋没有一个“52后” 20世纪下叶中国的尖端科学技术主要是归国的留学生创造的。其中，50-60年代留苏(含东 欧)归国的18000学子，“成为后来发展工业和全面建立科研体系的骨干力量”〔64〕。“ 但是，他们不是在现代学术制度下产生和成长的，他们多是工程技术方面的佼佼者，不是 现代科学理论上的先行者。可以说，如果没有留学生，特别是如果没有第四代的庚款留美 学生和“自助”留美生，就设有今天的中国现代科技事业”。如以1955-2001年当选的中国 科学院院士为例，曾留学西方的院士占留学专家的80%以上，留苏的仅占13%〔65〕。 1950年代，中国重要的科学技术带头人和重大贡献者，几乎都是由“52前”大学毕业的科 学家创造的〔66〕。按照一般的成材规律，到了六、七十年代，“52”前后毕业的大学生 应该共同分享尖端的科研成果，并逐步交替、过度了。至八十年代，主要在民国时代成长 的科学家大都已步入老年，在最前沿的科学家团队中，理当是“52”后唱主角了。可遗憾 的是，事物的发展出乎人们的意料。下面，以代表20世纪下叶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两弹 一星”〔67〕的制造英雄们来做个比较吧。 表4：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学历概况 姓 名 生年 毕 业 大 学 留学国 姓 名 生年 毕 业 大 学 留学国   名  称 时间    名  称 时间  王淦昌 1907 清华大学 1929 德 屠守锷 1917 西南联大 1940 美 赵九章 1907 清华大学 1933 德 程开甲 1918 浙江大学 1941 英 郭永怀 1909 北京大学 1935 美 杨嘉墀 1919 交通大学 1941 美 钱学森 1911 交通大学 1934 美 王希季 1921 西南联大 1942 美 钱三强 1913 清华大学 1936 法 姚桐斌 1922 交通大学 1945 英 王大珩 1915 清华大学 1936 英 陈能宽 1923 唐山交大 1946 美 任新民 1915 重庆兵工 1940 美 邓稼先 1924 西南联大 1945 美 彭桓武 1915 清华大学 1935 英 朱光亚 1924 西南联大 1945 美 陈芳允 1916 清华大学 1938 英 于  敏 1926 北京大学 1949 - 黄纬禄 1916 中央大学 1940 英 周光召 1929 清华大学 1951 - 吴自良 1917 西北工学院 1939 美 孙家栋 1929 苏联留学 1958 苏 钱  骥 1917 中央大学 1943 -      资料来源：樊洪业：《“两弹一星”人才的教育背景与启示》，《民主与科学》2005年第 4期；《传记》等。     由表4可知，23位功臣，除了1951年毕业的周光召和前苏联的留学生孙家栋2人，其余 21个都在建国前在国内读完大学，其中有19人留学欧美，占总数的83%，内有14人获博士学 位。“两弹一星”不仅是新中国地位最重要、影响最大、涵盖面最广、鉴定最权威的科技 成果，而且至少还有以下几个特点：①成果跨越时间长，从1960年我国仿制的近程地地导 弹首次发射试验成功，到1999年“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卫星，历经整整四十年，而 以30多项“首次成功”来讲，六、七十年代与八、九十年代的成果大致相等〔68〕；②“ 两弹一星”的实验性、操作性很强，许多人又在艰苦的西部军营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下作业 ，应更适合年轻人，尤其是留苏归国的那代人的拼博；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事国防事业 的是新中国最优秀的大学生；④年轻人在“文革” 中遭受的非难与打击要小于老一辈科学 家。总之，在“两弹一星”的龙虎榜上，“52后”与“52前”平分秋色也不为过；若与钱 学森那代比，“77/78级”的折桂也不意外。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23位功勋科学家竞没有 一个1952年后在国内完成学业的大学生！ 3、新世纪的再尴尬：最高科学奖得主的主体仍不是“52后”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授予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者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有卓 越建树……的科学技术工作者”。这一定义意味着获奖者的年龄不限、出成果的时间不限 ，只要能反映或代表当代——从理论上讲也包括当年国内最高水平的科学技术成就都能获 得。那么，尽管2000年至2007年获奖者的成果主要是上世纪末完成的，但这些成果也代表 着新世纪中国的学术水平；获奖者也就成了新世纪初中国最重要的科学家。 由表5可见，12个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有9人是1951(含)年以前大学毕年的，占总数 的四分之三，“52”的“门槛”仍没有跨越；1953-1958年大学毕业的仅3人，又被阻档在 “61前”。也即时至公元2007年，无论是“两弹一星”还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上 世纪六十年代后大学毕业的科学家都与当代中国代表性的科学成就奖绝缘！尽管那代大学 生里有相当多的人已进入“古稀”。再分析获奖者获奖时的年龄，最小的王选64岁，最大 的吴征镒91岁，平均年龄79岁。由此反映的一流科学家年龄结构的单一性、老化性，不仅 仅体现了“文革”造成了断层，也不仅仅体现了“文革”以前已产生了断裂，让我们更为 不安的是，“文革”后再断裂的危险依然存在！因为，被誉为天之娇子的“77/78级”，他 们在今天的年龄多数已在50-60岁之间，几乎都超过了出自然科学成果的高峰期；从“文革 ”后第一代大学生中涌现大批世界级科技帅才的期望已基本落空。 表5：历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学历概况 姓 名 生年 获奖时间 获奖年龄 毕 业 大 学 留学国家 姓 名 生年 获奖时间 获奖年龄  毕 业 大 学 留学国家     名  称 时间      名  称 时间  吴文俊 1919 2000 81 交通大学 1940 法 王永志 1932 2003 71 北航(肆业) 1955 苏 袁隆平 1930 2000 70 西南农学院 1953 - 叶笃正 1916 2005 89 西南联大 1940 美 王  选 1937 2001 64 北京大学 1958 - 吴孟超 1922 2005 83 同济大学 1949 - 黄  昆 1919 2001 82 燕京大学 1941 英 李振声 1931 2006 75 山东农学院 1951 - 金怡濂 1929 2002 73 清华大学 1951 苏 闵恩泽 1924 2007 83 中央大学 1946 美 刘东生 1917 2003 86 西南联大 1942 - 吴征镒 1916 2007 91 清华大学 1937 - 资料来源：http://baike.baidu.com/view/33370.htm-2008-04-14；《传记》等。 本文所举的仅是自然科学家，至于院系调整后培养出来的人文学者，更不能与潘光旦、费 孝通、钱钟书、季羡林等泰斗比肩为伍了。 总之，我们曾把民国教育几乎看得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把那个时代过来的“中国知识界 的代表人物”非自贬得“对祖国和人民并没有什么贡献，反而不过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 ”不可〔69〕；把建国头几年渐进式的教育转型改弦易辙。但不堪回首、难以启齿的是： 对20世纪下叶中国的科学技术起领军或举足轻重作用的，既不是1949年后在国内土生土长 的科学家，也不是在前苏联及东欧学成归国的科学家，而是院系调整前(主体是1949年前) 在国内大学毕业、大都有留学欧美背景 (包括调整后回国的) 的科学家。这群中华民族千 、百年来薪火相传、玉汝于成的少年早慧、青年成才、中年负重、壮年坎坷、老骥伏枥， 以国家崛起为己任的绝代天骄〔70〕，实际担纲了数代人的历史使命〔71〕。“隔代遗传 ”的“密码”无情宣告政治折腾打造不出知识精英；而靠金钱堆积同样难以触摸科学高峰 。也说明至少自然科学是没有阶级性的，那代大多既是“剥削阶级”出身，又是从资本主 义国家学成归国的科学家，为人民服务的也不是很好吗？ “出水才看两腿泥”。一个时代的教育好坏，毕竟要看其代表性人物的水准。 也许有人会说，这都是“文革”惹得祸。是的，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若无那场惨无人道的革 文化命的“革命”，打断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固有进程，那么，我们的经济实力会大大加强 ，文化、教育、科学的国际竞争力也会稳步提升。但是，在上世纪下叶要涌现大批世界级 的科学成果和领军人物的可能性仍然不大。因为，“文革”，甚至“反右”以前〔72〕， 一些不利于大师造就与施展的决策已基本上出台了〔73〕。“文革”只不过是把其推到极 端、荒唐而已。对此，本人正在进行中的研究，也可以说是本文的母题，将从技术的层面 做一比较系统的疏理，努力给读者一个比较满意的交待。 院系调整造成了我国高校长期积累形成的、看家的大学及其院系、学科、课题的大面积断 裂。这是影响当代中国为何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为何难出大师的原因之一。 1952年是20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的分水岭。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我们应该在高等教育发展的质量与数量、规模与效益的天秤上，做 出比较务实的判断与明智的选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决定中国教育与人才高地的是决策 、学风而非体制与经济〔74〕。与其问当代中国为何缺少大师，倒不如反思我们这样也可 大师辈出？ （本文研究的对象的绝大多数在院系调整时已是成名的教授、副教授，但还有少数人仅是 讲师、助教，严格地说，这部分人应叫学术新秀，但为引文为便，一般都称科学家或教授 。） 注释： ①其代表性论文有：邱雁：《关于一九五二年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问题》，《天津师院学 报》1982年第2期；邱雁：《解放初院系调整大事记(1949-1953)》，《辽宁教育研究》19 82年4期；苏渭昌：《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中国高教研究》1989年第4期；张藜：《 五十年代初院系调整对我国高等化学教育的影响》，《自然辩证法通讯》1992年第2期；朱 九思：《历史的回顾》，《高等教育研究》1992年第4期；李琦：《建国初期全国高等学校 院系调整述评》，《党的文献》2002年第6期；李杨：《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与社会变迁— —院系调整研究之一》，《开放时代》2004年第5期；李刚：《20世纪五十年代初期“院系 调整”的历史考察》，《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王立诚、管蕾：《建国初期上 海高校的院系调整研究》，载吴景平、徐思彦主编：《复旦史学学刊》(第二辑)，复旦大 学出版社，2006年，第233-259页；彭金涛：《丁学良：中国大学的体制弊病》，《董事会 》，2007年第8期。专著(含重点涉及)有：(日)大塚丰著，黄福涛译：《现代中国高等教育 的形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加)许美德著，许洁英主译：《中国大学(189 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胡建华：《现代中国大学 制度的原点：50年代初期的大学改革》，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于风政：《改造》 ，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杨东平主撰：《艰难的日出——中国现代教育的20世纪》， 文汇出版社，2003年；李涛：《借鉴与发展——中苏教育关系研究(1949-1976)》，浙江教 育出版社，2006年。 ②〔23〕朱九思：《历史的回顾》。 ③任一明、熊明安：《新中国成立50年间高等学校几次重大调整简论》，《西南师范大学 学报》，1999年第5期。 ④⒀陈平原：《1952年，院系调整与北大迁校》，载陈平原：《大学何为》，北京大学出 版社，2006年，第199页。 ⑤邱雁：《关于一九五二年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问题》。 ⑥可参见《人民教育》1953-1954年的相关文章。 ⑦《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基完成》，《人民日报》1952年9月24日。 ⑧这是曾接管浙大的军代表林乎加借用当时的浙大教师的议论而说的。转引自《浙江大学 简史》(第二卷)，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324页。 ⑨李佩珊：《1949年以后归国留学生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自然辩 证法通讯》，1989年第4期。 ⑩〔25〕〔32〕王立诚、管蕾：《建国初期上海高校的院系调整研究》，载吴景平、徐思 彦主编：《复旦史学学刊》(第二辑)，第256、249、251页。 ⑾(苏)A·n·阿尔辛节夫：《从苏联高等教育的经验略谈几个问题——苏联专家A·n·阿 尔辛节夫一九五0年六月八日在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发言》，《人民教育》第1卷 第3期(1950年)；(苏)A·A·福民：《苏联高等教育的改革——在京津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座 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教育》1952年9月号。 ⑿许多人，包括多数做专题研究者把调整的了解与陈述停留在这一层面；对史料挖掘的深 浅如何，势必影响到对事物本质的判断。 ⒁王学珍等：《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57-459页。 ⒂张宗麟：《关于高等教育成就和几个问题的商讨》，《人民日报》1956年9月4日。 ⒃〔21〕《建国初期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文献选载》，《党的文献》2002年第6期。 ⒄吴佑寿：《深切缅怀清华无线电系的创建人孟昭英院士》，http://news.tsinghua.edu .cn/new/news.php?id=14525-2008-03-21 ⒅季啸风：《中国高等学校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60-561页。 ⒆赵存存、柳春元：《五十年代初山西高等教育的“院系调整”及其影响》，《高等教育 研究》2002年第3期。 ⒇沈登苗：《南宋以形成苏-杭人才轴线了吗？——也淡苏-杭人才轴线的形成及其影响》 ，《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22〕邱雁：《解放初院系调整大事记(1949-1953)》；齐鹏飞、杨凤城：《当代中国编年 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1页。 〔24〕〔26〕大塚丰：《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形成》，第112、111页。 〔27〕〔29〕〔31〕许美德著，许洁英主译：《中国大学》，第205、6、6页。 〔28〕《高等教育飞快发展》，《人民日报》1957年10月1日。 〔30〕即使被肢解的浙大，著名教授被抽调的概率也是大于一般的教师。参见《浙江大学 简史》(第二卷)，第325-326页。清华、北大也大致如此。 〔33〕李涛早已明确提出：院系调整的“首要任务是要打破旧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 。见李涛：《借鉴与发展——中苏教育关系研究(1949-1976)》，第160页；谢泳在《中国 大学：当传统中断之后》(《同舟共进》2007年第5期)一文里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本文只 不过是在他们等的基础上做专题罢了。 〔34〕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三联书店，1995年，第54页。 〔35〕《钱副部长在学联执委会扩大会议报告》，《人民日报》1950年2月26日。 〔36〕董节英：《建国初期高等学校的课程改革》，《教育史研究》2008年第1期。 〔37〕马寅初：《北京大学教员的政治学习运动》，《人民日报》1951年10月23日。 〔38〕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的《认真展开高等学校教师中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短 评，似乎还没有真正领会教育改革工作重心即将转移的思路。也是这一天，毛泽东在《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开会词》上，提出“思想改造，首先 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 条件之一”的口号。结合当时 “毛泽东对教育工作领导不力的不满” (于风政：《改造》 ，第204页)的分析，则吴中杰关于马寅初的思想改造的倡议，可能“本来就是上面授意提 出的”(吴中杰：《复旦往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页)怀疑，并非空穴来 风。而于风政就断言：“思想改造运动实际上是由毛泽东发动的”(于风政：《改造》，第 208页)。 〔39〕钱俊瑞：《高等教育改革的关键》，《人民教育》第4卷第2期(1951年)。 〔40〕在1950年6月召开的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前后，由于受有欧美留学背景的大知识分子的 集团性抵制，使第一次院系调整计划流产，教育部领导既对欧美派高级知识分子产生了恼 怒，又感受到了来自顶端的压力(于风政：《改造》，第126、203-204页)，这使得本来已 很“左”的“钱俊瑞们”，只好比毛泽东更“左”；读钱俊瑞们发表在早期的《人民教育 》上的若干文章，文风与“文革”时的大字报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也从侧面说朋“文革” 发生的必然性。 〔41〕柳湜：《为建设新中国人民教育而奋斗——发刊辞》，《人民教育》第1卷第1期(1 950年)。 〔42〕曾昭抡：《在前进中的高等学校教学改革》，《人民教育》1954年第10期。 〔43〕《纠正思想改造中的过急偏向……》，《人民日报》1950年11月12日。 〔4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526页。 〔45〕〔46〕《中共中央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清理“中层”的指示》， 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75、177页。 〔47〕如祖庆年在回忆告别南京大学时刻画的“在思想改造的余威下，谁敢有半点的‘异 心’”的心理，表达的 “弹泪登途”等细节，使哲学系取消后教师们任人宰割的无奈情态 跃然纸上。转引自李刚：《20世纪五十年代初期“院系调整”的历史考察》。 〔48〕〔49〕〔69〕笑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说微》，《文史精华》2002年第8期。 〔50〕吴中杰：《复旦往事》，第4页。 〔51〕可参阅注①的相关论著。 〔52〕〔54〕彭金涛：《丁学良：中国大学的体制弊病》。 〔53〕李刚：《大学的终结——1950年代初期的“院系调整”》，《中国改革》2003年第 8期。 〔55〕李长伟、吴海光：《试析建国初期思想改造运动对高校知识分子的影响》，《山东 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56〕谢泳：《思想改造》，《南方文坛》1999年第5期。 〔57〕《传记》的人物取舍虽有不周之处，但总的来讲是相当客观、公正、科学的。如曾 令中共难堪的生物学家李景均也收入其中，可见编者之趣向。 〔58〕由于社会运动的惯性和大学学业的周期，以及院系调整的过程，本文的“1952年” 也可理解“1949-1954”这一时段。 〔59〕《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54页。 按：教育部作出的1953、1954年应届毕业的大学生提前一年毕业的决定，其“以适应国家 工业建设的急需”的理由恐怕不是唯一的，似乎可以看作院系调整的产物，值得专门研究 。 〔60〕〔62〕《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3)》，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第50页 。 〔61〕1912-1947年的数据采自霍益萍：《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年，第285-288页；1949年的数据引自《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3)》，第50 页；1948年的数据取1947、1949年的平均数。 〔63〕笔者曾初步分析过，在参与此轮高校超常扩招、尤其是重点大学超常扩招讨论的人 物中，支持者以在职官员、非教育学专业的专家和年青学者为主，反之则以退居官员、教 育学专业的专家以及资深学人为主。故高校猛烈扩招的过程，也是权力、“外行”、激情 战胜经验、内行与“保守”的过程。 〔64〕宋健：《百年接力留学潮》，《纵横》2003年第5期。 〔65〕白云涛：《留学生与中国院士的计量分析》，《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66〕姚蜀平：《留学教育对中国科学发展的影响——兼评留学政策》，《自然辩证法通 讯》1988年第6期；李佩珊：《1949年以后归国留学生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中的地位和作 用》。 〔67〕遗憾的是，“同样是这个能制造‘两弹一星’的国家，科学技术并设有达到她拥有 如此一支科技队伍所应有的水平，也没有很多发明和创造。这样一个貌似离奇实则必然的 现象只能说明我们的科学家更多地被当作能工巧匠和驯服工具去完成特定的任务了，他们 的特殊才能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有的甚至受到抑制”。引自姚蜀平：《留学教育对中 国科学发展的影响——兼评留学政策》。 〔68〕《我国“两弹一星”大事记》，《人民论坛》1999年第9期。 〔70〕最令笔者高山仰止的是那一代人对祖国、民族、人民无私的奉献精神。反观当下中 国精英的言传身教，在整体上，何时再现钱三强、邓稼先那代人的道德风貌，恐怕还是个 未知数。故是否大师辈出不仅仅是单纯的智力教育与经济投入的问题，可看成一个国家、 地区较长时段社会综合发展的一个缩影。 〔71〕也许是天佑中华，这代历经浩劫的科学家的寿命却大多出奇地长，详见附录。 〔72〕“反右”前夕，著名数学家傅种孙曾发出了“我想不起来有哪一个兴朝盛世是这样 槽蹋知识分子的……”感慨。傅种孙：《中共失策之一》，载牛汉、邓九平：《六月雪— —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443-444页。 〔73〕正是我们没有把“文革”前走的弯路缺乏比较深入的检讨，这已成为改革开放三十 年后仍大师难觅的原因之一；当今中国大学的“积重难返”与“非常槽糕”(丁学良语)， 若干原因是与此前的近三十年相似，如“急功近利”与“好大喜功”。 〔74〕因为体制改革涉及诸多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最革命者也不愿把“命”“革”到自 己的头上。本人总觉得中国的许多事情归结为体制，这的确是一语中的，但有时似乎又等 于没说，回到了问题的原点；若等体制理顺了再来解决今天的问题，就会失去机遇。而教 育决策主要是理念问题，是对教育规律的把握与尊重的问题，与经济也无面上的直接关系 。 附录： 今天，经历过院系调整的中国现代科学家留世的已不多，健在的也都是耄耋老人，他们不 仅是共和国科教领域的功臣，也是能比较全面地描述院系调整的过程、客观评估其利弊得 失的权威。为此，笔者提醒社会各界应高度关注这一群体，包括组织力量进行人物访谈， 截取可能被埋没的历史真相，留住一代人的历史记忆，并从中吸取经验与教训。 为此，文章最后附录314位研究对象的基本信息与追踪线索，供学界参考。 表6：院系调整时158位校际之间调动的中国现代科学家分布名录 集/页 姓 名 生卒年 调 整 前 调 整 后 时间 备  注 1/42 闵嗣鹤 1913-1973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1952 数学类，下同 1/48 段学复 1914-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1952  1/57 程民德 1917-1998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1952  2/6 姜立夫 1890-1978 岭南大学 中山大学 1952  2/29 柯  召 1910-2002 重庆大学 四川大学 1953  2/64 王湘浩 1915-1993 北京大学 东北人民大学* 1952 *现吉林大学 3/1 杨武之 1896-1973 清华大学 复旦大学 1950  3/10 苏步青 1902-2003 浙江大学 复旦大学 1952  3/28 陆士嘉 1911-1986 清华大学 北京航空学院 1952  4/11 陈建功 1893-1971 浙江大学 复旦大学 1952  5/6 朱公谨 1902-1961 光华大学 交通大学 1952  5/25 谷超豪 1926- 浙江大学 复旦大学 1953  6/111 周毓麟 1923-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1952  1/132 王竹溪 1911-1983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1952 物理学类，下同 2/141 胡刚复 1892-1966 天津大学* 南开大学 1952 *原北洋大学 2/166 周培源 1902-1993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1952  3/74 叶企孙 1898-1977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1952  3/100 马大猷 1915- 北京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1952  4/101 余瑞璜 1906-1997 清华大学 东北人民大学* 1952 *现吉林大学 5/133 张宗燧 1915-1969 北京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1952  5/139 程开甲 1918- 浙江大学 南京大学 1952  6/153 郑华炽 1903-1990 北京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1952  2/210 王  进 1888-1966 浙江大学 浙江师范大学 1952 化学类，下同 2/233 朱子清 1900-1989 交通大学 复旦大学 1952  2/247 王  序 1912-1984 北京大学 北京医学院 1953  2/252 吴征铠 1913-2007 浙江大学 复旦大学 1952  2/255 唐敖庆 1915- 北京大学 东北人民大学* 1952 *现吉林大学 3/155 黄子卿 1900-1982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1952  3/165 傅  鹰 1902-1979 清华大学 北京石油学院 1952 1954年调北大 4/172 蔡镏生 1902-1983 燕京大学 东北人民大学* 1952 *现吉林大学 4/178 李方训 1902-1962 金陵大学 南京大学 1952  4/209 黄文魁 1928-1982 交通大学 复旦大学 1952  5/236 张青莲 1908-2006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1952  5/261 冯新德 1915-2005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1952  5/274 唐有祺 1920-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1952  6/201 戴安邦 1901-1999 金陵大学 南京大学 1952  6/225 顾翼东 1903-1996 东吴大学 复旦大学 1952  1/280 戴文赛 1911-1979 燕京大学 北京大学 1952 天文学类 1/322 冯景兰 1898-1976 清华大学 北京地质学院 1952 地学类，下同 1/336 夏坚白 1903-1977 同济大学 武汉测量制图学院* 1955 *筹 1/394 王之卓 1909-2002 交通大学 青岛工学院 1952  1/403 陈永龄 1910-2004 岭南大学 华南工学院 1952  1/412 候仁之 1911- 燕京大学 北京大学 1952  1/427 王鸿祯 1916- 北京大学 北京地质学院 1952  2/357 李春芬 1912-1996 浙江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1952  3/257 袁复礼 1893-1987 清华大学 北京地质学院 1952  3/308 谭其骧 1911-1992 浙江大学 复旦大学 1950  3/320 苏良赫 1914- 天津大学* 北京地质学院 1952 *原北洋大学 3/340 谢义炳 1917-1995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1952  3/347 池际尚 1917-1994 清华大学 北京地质学院 1952  3/378 文圣常 1921- 广西大学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1952 旋调山东大学 4/323 陈国达 1912-2004 中山大学 中南矿冶学院 1952  4/368 马杏垣 1919-2001 北京大学 北京地质学院 1952  4/383 郝诒纯 1920-2001 北京大学 北京地质学院 1952  5/448 潘钟祥 1906-1983 北京大学 北京地质学院 1952  5/462 董申保 1917- 北京大学 东北地质学院 1952  5/485 张炳熹 1919- 北京大学 北京地质学院 1952  5/490 曾昭璇 1922-2007 广东文理学院 华南师范学院 1952  6/354 袁见齐 1907-1991 北方交通大学* 北京地质学院 1952  6/375 杨遵仪 1908- 清华大学 北京地质学院 1952  6/387 林  超 1909-1991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1952  6/403 李旭旦 1911-1985 南京大学 南京师范学院 1952  6/450 陈光远 1920-1999 清华大学 北京地质学院 1952？  1/469 陈  嵘 1888-1971 金陵大学 南京林学院 1952 生物学类，下同 1/474 丁  颖 1888-1964 中山大学 华南农学院 1950  1/483 戴芳澜 1893-1973 清华大学 北京农业大学 1952  1/489 金善宝 1895-1997 南京大学 南京农学院 1952  1/540 谈家桢 1909- 浙江大学 复旦大学 1952  1/549 李景均 1912-2003 北京大学 北京农业大学 1949 51年由港去美 2/509 张作人 1900-1991 同济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1951  2/530 郑  集 1900- 南京大学 第四军医大学 1954  2/541 刘承钊 1900-1976 华西大学 四川医学院 1953  2/547 俞大绂 1901-1993 北京大学 北京农业大学 1949  2/558 郑万钧 1904-1983 南京大学 南京林学院 1952  2/563 候光炯 1905-1996 四川大学 西南农学院 1952  2/569 石声汉 1907-1971 武汉大学 西北农学院 1951  2/577 蔡  旭 1911-1985 北京大学 北京农业大学 1949  3/413 唐  钺 1891-1987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1952  3/420 陈  桢 1894-1957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1952 旋调中科院 3/426 朱元鼎 1896-1986 圣约翰大学 上海水产学院 1952  3/463 邓叔群 1902-1970 沈阳农学院 东北农学院 1950  3/510 娄成后 1911- 清华大学 北京农业大学 1949  3/534 赵善欢 1914-1999 中山大学 华南农学院 1952  4/440 刘崇乐 1901-1969 清华大学 北京农业大学 1949 旋调中科院 4/463 汤佩松 1903-2001 清华大学 北京农业大学 1949 旋调中科院 4/470 李连捷 1908-1992 清华大学 北京农业大学 1949  4/489 裘维蕃 1912-2000 清华大学 北京农业大学 1949  4/495 蒲蛰龙 1912-1997 中山大学 华南农学院 1952  4/507 李竞雄 1913-1997 清华大学 北京农业大学 1949  4/533 朱祖祥 1916-1996 浙江大学 浙江农学院(筹) 1952   5/509 李继侗 1897-1961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1952  5/529 蒋  英 1898-1982 中山大学 华南农学院 1952  5/594 陈华癸 1914-2002 武汉大学 华中农学院 1952  6/495 高觉敷 1896-1993 金陵大学 南京师范学院(筹) 1951？   6/527 唐仲璋 1905-1993 福建协和大学 福建医学院 1951 旋调福州大学 6/534 赵以炳 1909-1987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1952  1/571 马文昭 1886-1965 北京大学 北京医学院 1952 医学类，下同 1/578 薛  愚 1894-1988 北京大学 北京医学院 1952  1/606 臧玉淦 1901-1964 北京大学 北京医学院 1953  1/675 吴阶平 1917- 北京大学 北京医学院 1952  2/605 林宗扬 1891-1988 北京大学 北京医学院 1952  2/683 刘思职 1904-1983 北京大学 北京医学院 1952  2/713 黎  鳌 1917-1999 南昌医学院* 华中医学院 1949？ *中正医学院 2/722 史济湘 1921- 震旦大学* 上海第二医学院 1952 *附属广慈医院 3/590 魏  曦 1903-1989 上海医学院 大连医学院 1949  3/605 叶恭绍 1908-1998 北京大学 北京医学院 1952  3/626 王志均 1910-2000 北京大学 北京医学院 1952  3/644 姜泗长 1913-2001 南京大学 第五军医大学 1952  4/560 蔡  翘 1897-1990 南京大学 第五军医大学 1952  4/579 谢志光 1899-1967 岭南大学 华南医学院 1953？  4/586 李  涛 1901-1959 北京大学 北京医学院 1952  4/592 毛燮均 1901-1979 北京大学 北京医学院 1952  4/605 杨铭鼎 1902- 同济大学 第二军医大学 1951？  4/613 吴执中 1906-1980 湘雅医学院 沈阳中国医科大学 1951  4/660 张涤生 1916- 同济大学 上海第二医学院* 1956 *附属广慈医院 4/667 陆宝麟 1916-2004 北京大学 北京农业大学 1949  5/652 梁伯强 1899-1968 中山大学 华南医学院 1952  5/678 邝安坤 1902-1992 震旦大学 上海第二医学院 1951  5/735 郭祖超 1912-1999 南京大学 第五军医大学 1953  6/615 胡传揆 1901-1986 北京大学 北京医学院 1952  6/641 陈志潛 1903-2000 重庆大学 四川医学院 1952  6/680 谢  荣 1921- 北京大学 北京医学院 1952  1/759 苏元复 1910-1991 交通大学 华东化工学院(筹) 1952 工程类，下同 1/844 梁守槃 1916- 浙江大学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1952  1/854 慈云桂 1917-1990 清华大学 大连高等海校 1950 旋调哈军工 1/865 屠守锷 1917- 清华大学 北京航空学院 1952  1/872 黄玉珊 1917-1987 南京大学 华东航空学院 1952  2/750 黄文熙 1909-2001 南京大学 南京工学院 1952 旋调水利学院 2/760 严  恺 1912-2006 交通大学 华东水利学院(筹) 1952  2/767 陆钟祚 1913-2001 南京大学 南京工学院 1952  2/771 朱亚杰 1914-1997 清华大学 北京石油学院(筹) 1952  2/780 武  迟 1914-1988 清华大学 北京石油学院(筹) 1952  2/793 钱令希 1916- 浙江大学 大连工学院 1952  2/860 林为干 1919- 岭南大学 华南工学院 1952  3/704 刘敦桢 1897-1968 南京大学 南京工学院 1952  3/745 杨廷宝 1901-1982 南京大学 南京工学院 1952  3/756 朱物华 1902-1998 交通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1955  3/782 王德荣 1908-1982 清华大学 北京航空学院 1952  3/809 张建侯 1914-1991 南开大学 天津大学 1952  3/824 蔡长年 1916-1994 南开大学 天津大学 1952 旋調“北邮” 3/883 余国琮 1922- 北方交通大学 天津大学 1952  4/757 叶培大 1915- 天津大学* 北京邮电学院 1955 *原北洋大学 4/784 杨  槱 1917- 大连工学院 交通大学 1955  4/846 吴全德 1923-2005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1952  5/814 冯秉铨 1910-1980 岭南大学 华南工学院 1952  5/831 曹本熹 1915-1983 清华大学 北京石油学院(筹) 1952  5/859 林金铭 1919- 武汉大学 华中工学院 1952  5/875 王补宣 1922-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1952  6/732 周志宏 1897-1991 大同大学 交通大学 1952  6/779 张洪沅 1902-1992 重庆大学 四川化学工业学院 1952  6/796 顾毓珍 1907-1968 同济大学 华东化工学院 1952  6/801 魏寿昆 1907- 天津大学* 北京钢铁学院 1952 *原北洋大学 6/815 王俊奎 1908- 北京大学 北京航空学院 1952 曾调华北大学 6/846 季文美 1912-2001 交通大学 华东航空学院 1952  6/854 宁  榥 1912-2002 清华大学 北京航空学院 1952  6/866 时  钧 1912-2005 南京大学 南京工学院 1952  6/902 沈  元 1916-2004 清华大学 北京航空学院 1952  6/945 汪家鼎 1919- 南开大学 天津大学 1952  资料来源：同表1。 说明：1、本文主要考察的是建国初期在高校的著名科学家与学术新人的流动，故参与调整 的科学家 及其单位、年份取舍，以1952年为轴心，上朔1949年，下迄上世纪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止 。下同。 2、因《传记》体例每集分“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学 ”、“生物学、农学”、 “医学、药学”、“工程技术”等八大学科，陆续出版。为便利大家进一步研究，本表也 按八大类汇总，每类以分集前后为序，每集以页次排列；为便于读者检索，在每位研究对 象前标明集/页。下同。 表7：院系调整时82位留任高校的中国现代科学家分布名录        集/页 姓 名 生卒年 留 校 名 称 备      注 1/6 江泽涵 1902-1994 北京大学 数学、力学类，下同 1/15 许宝騄 1910-1970 北京大学  2/21 傅种孙 1898-1962 北京师范大学  3/21 吴大任 1908-1997 南开大学  4/36 钱伟长 1912- 清华大学  5/11 李国平 1910-1996 武汉大学  6/51 庄圻泰 1909-1998 北京大学  1/159 黄  昆 1919-2005 北京大学 物理学类，下同 2/137 饶毓泰 1891-1968 北京大学  3/105 魏荣爵 1916- 南京大学  4/155 冯  端 1923- 南京大学  1/190 杨石先 1897-1985 南开大学 化学类，下同 1/235 卢嘉锡 1915-2001 厦门大学  2/202 张子高 1886-1976 清华大学  3/185 蒋明谦 1910-1995 北京大学  3/211 徐光宪 1920- 北京大学  4/167 高济宇 1902-2000 南京大学  4/187 高振衡 1911-1989 南开大学  5/246 邢其毅 1911-2002 北京大学  1/370 徐克勤 1907-2002 南京大学 地学类，下同 2/316 张伯声 1903-1994 西北大学  2/340 周廷儒 1909-1989 北京师范大学  2/377 任美锷 1913- 南京大学  2/433 黄士松 1920- 南京大学  3/283 赫崇本 1908-1985 山东大学  3/315 郑  重 1911-1993 厦门大学  3/326 郭令智 1915- 南京大学  4/296 孙敬之 1909-1983 人民大学  2/535 陈  义 1900-1974 南京大学 生物、农学类，下同 3/517 汪坤仁 1912-1993 北京师范大学  4/434 李汝祺 1895-1991 北京大学  4/457 谢少文 1903-1995 协和医学院  4/520 郑国锠 1914- 兰州大学  6/490 张景钺 1895-1975 北京大学  6/539 高尚荫 1909-1989 武汉大学  6/544 陈阅增 1915-1996 北京大学  6/568 赵洪璋 1918-1994 西北农学院  1/628 冯兰洲 1903-1972 协和医学院 医学、药学类，下同 1/634 邓家栋 1906-2004 协和医学院  1/643 吴英恺 1910-2003 协和医学院  1/665 宋鸿钊 1915-2000 协和医学院  2/598 颜福庆 1882-1970 上海笫一医学院* *原上海医学院，后改上海医科大学 2/633 张孝骞 1897-1987 协和医学院  2/689 许英魁 1905-1966 协和医学院  3/566 李宗恩 1894-1962 协和医学院  3/574 谷镜汧 1896-1968 上海第一医学院  3/635 顾学箕 1911-2007 上海第一医学院  3/653 曾宪九 1914-1985 协和医学院  3/662 裘法祖 1914- 同济大学  3/679 王世真 1916- 协和医学院  4/599 荣独山 1901-1988 上海第一医学院  4/621 黄家驷 1906-1984 上海第一医学院  5/715 苏德隆 1906-1985 上海第一医学院  5/724 张昌绍 1906-1967 上海第一医学院  6/595 张锡钧 1899-1988 协和医学院  6/602 刘士豪 1900-1974 协和医学院  6/628 林巧稚 1901-1983 协和医学院  6/690 吴孟超 1922- 第二军医大学  1/705 刘仙洲 1890-1975 清华大学 工程技术类，下同 1/810 李国豪 1913-2005 同济大学  1/824 张  维 1913-2001 清华大学  2/809 史绍熙 1916-2000 北洋大学* *后改天津大学 2/823 杨津基 1916- 清华大学  2/852 陈学俊 1919- 交通大学  2/896 黄宏嘉 1924- 北方交通大学  3/729 梁思成 1901-1972 清华大学  3/740 钟兆琳 1901-1990 交通大学  3/769 孟昭英 1906-1995 清华大学  4/706 章名涛 1907-1985 清华大学  4/712 周惠久 1909-1999 交通大学  4/734 张光斗 1912- 清华大学  4/764 常  迥 1917- 清华大学  4/839 何志均 1923- 浙江大学  4/852 徐家福 1924- 南京大学  4/859 吴佑寿 1925- 清华大学  5/792 潘承孝 1897-2003 北洋大学* *后改天津大学 5/796 王国松 1902-1983 浙江大学  5/824 钟士模 1911-1971 清华大学  5/836 张钟俊 1915-1995 交通大学  5/847 王先冲 1917-2007 清华大学  5/866 颜鸣皋 1920- 北京工业学院  6/952 江泽佳 1920- 重庆大学  资料来源：同表1。 表8：院系调整时74位由高校调往外系统的中国现代科学家分布名录      集/页 姓 名 生卒年 调 整 前 调 整 后 时间 备  注 1/24 华罗庚 1910-1985 清华大学 中国科学院 1950 数学类，下同 1/71 冯  康 1920-1993 清华大学 中国科学院 1951  2/93 吴文俊 1919- 北京大学 中国科学院 1952  2/120 陆启铿 1927- 中山大学 中国科学院 1951  3/33 胡世华 1912-1998 北京大学 中国科学院 1953  5/20 庄逢甘 1925- 交通大学 中国科学院 1952？  5/44 万哲先 1927- 清华大学 中国科学院 1950  6/23 钱宝琮 1892-1974 浙江大学 中国科学院 1956  6/33 何  鲁 1894-1973 重庆大学 西南行政工署 1952？  1/108 吴有训 1897-1977 交通大学 中国科学院 1950 物理学类，下同 1/138 王大珩 1915- 大连大学 中国科学院 1951  1/146 彭恒武 1915-2007 清华大学 中国科学院 1950  1/154 胡  宁 1916-1997 北京大学 中国科学院 1952  3/147 于  敏 1926- 北京大学 中国科学院 1951  5/82 王淦昌 1907-1998 浙江大学 中国科学院 1950  5/123 葛庭燧 1913-2000 清华大学 中国科学院 1952  6/147 丁西林 1893-1974 山东大学 文化部 1949  1/205 袁翰青 1905-1994 北京大学 文化部 1950 化学类，下同 3/200 钱人元 1917-2003 浙江大学 中国科学院 1951  5/205 曾昭抡 1899-1967 北京大学 教育部 1951  5/226 王葆仁 1906-1986 浙江大学 中国科学院 1951  5/268 彭少逸 1917- 大连大学 中国科学院 1952  6/232 张大煜 1906-1989 大连大学 中国科学院 1952  1/379 张文佑 1909-1985 南京大学 中国科学院 1951 地学类，下同 1/420 吴汝康 1916-2006 大连大学 中国科学院 1956  1/435 陈述彭 1920- 浙江大学 中国科学院 1950  2/311 许  杰 1901-1989 安徽大学 安徽省委 1949  2/415 周明镇 1918-1996 山东大学 中国科学院 1952  4/252 何作霖 1900-1967 山东大学 中国科学院 1952 旋调地质部 4/341 陈  正 1915-1990 南京大学 华东地质局 1952  5/346 竺可桢 1890-1974 浙江大学 中国科学院（筹） 1949  5/369 孙云铸 1895-1979 北京大学 地质部 1952  5/378 杨钟健 1897-1979 西北大学 中国科学院 1950  5/415 孟宪民 1900-1969 清华大学 地质部 1952  6/296 王竹泉 1891-1975 北京大学 燃料工业部 1950？  6/339 涂长望 1906-1962 南京大学 军委气象局 1949  1/450 钱崇澍 1883-1965 复旦大学 中国科学院 1951 生物学类，下同 1/502 王  绶 1897-1972 金陵大学 农业部 1950  2/445 梁  希 1883-1958 南京大学 林垦部 1949  2/472 潘  菽 1897-1988 南京大学 中国科学院 1956？ 参与调整工作 2/482 刘慎谔 1897-1975 东北农学院 中国科学院 1953  2/501 寿振黄 1899-1964 辅仁大学 中国科学院 1952  3/435 秦仁昌 1898-1986 云南大学 中国科学院 1955  3/454 蔡邦华 1902-1983 浙江大学 中国科学院 1953  3/503 盛彤笙 1911-1987 西北兽医学院 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 1954  4/449 童第周 1902-1979 山东大学 中国科学院 1955  5/544 贝时璋 1903- 浙江大学 中国科学院 1950  5/572 曾呈奎 1909-2006 山东大学 中国科学院 1950  5/598 沈善炯 1917- 浙江大学 中国科学院 1952  6/502 胡经甫 1896-1972 燕京大学 军事医学科学院 1953 建国初曾行医 6/557 吴征镒 1916- 清华大学 中国科学院 1950 参于调整工作 1/563 赵燏黄 1883-1960 北京大学 中国医药研究所 1954 医学类，下同 2/612 洪式闾 1894-1955 江苏医学院 浙江卫生部门 1950  2/654 诸福棠 1899-1994 北京大学 北京儿童医院(筹) 1950  2/675 聂毓禅 1903-1998 协和医学院 解放军总医院 1954  2/705 周廷冲 1917-1996 白求恩医学院 军事医学科学院 1953  2/728 吴  旻 1925- 同济大学 中央流行病学研究所 1954  3/612 朱壬葆 1909-1987 上海医学院 军事医学科学院(筹) 1951  4/572 沈克非 1898-1972 上海医学院 军事医学科学院(筹) 1951  4/639 杨  简 1911-1981 中山大学 中央流行病学研究所 1953  5/648 徐涌明 1890-1991 浙江大学 卫生部 1950  5/692 裘祖源 1904-1988 协和医学院 中央结核病研究所 1954  5/749 张金哲 1920- 北京大学 北京市儿童医院(筹) 1951   1/715 汪胡桢 1897-1989 浙江大学 华东军政委员会 1949 工程类，下同 1/722 张含英 1900-2002 北洋大学 水利部 1950  1/891 夏培肃 1923- 清华大学 中国科学院 1953  2/784 姜圣阶 1915-1992 北洋大学 南京永利宁厂 1950？  2/830 张恩虬 1916-1990 岭南大学 东北科学研究所 1951  3/787 侯祥麟 1912- 清华大学 中国科学院 1952  3/796 刘恢先 1912-1992 清华大学 中国科学院 1952  3/814 邹元燨 1915-1987 浙江大学 中国科学院 1950  5/853 吴自良 1917- 北方交通大学 中国科学院 1951  6/715 茅以升 1896-1989 北方交通大学 铁道部 1951  6/786 张克忠 1903-1954 南开大学 天津市工业试验所 1952  资料来源：同表1。 表9：院系调整时17位由外系统调往高校的中国现代科学家分布名录 卷/页 姓 名 生卒年 调 整 前 调 整 后 时间 备  注 1/215 陈光旭 1905-1987 北平研究院 北京师范大学 1950 化学类 3/264 尹赞勋 1902-1984 全国地质委员会 北京地质学院 1952 地学类，下同 3/289 傅承义 1909-2000 中国科学院 北京地质学院 1953  4/263 胡焕庸 1901-1998 治淮委员会 华东师范大学 1953  4/335 方宗熙 1912-1985 人民教育出版社 山东大学 1953  5/404 乐森寻 1899-1989 西南地质调查所 重庆大学 1953 旋调北京大学 5/442 喻德渊 1903-1971 中国科学院 东北地质专科学校* 1951 *东北地质学院 6/441 业治铮 1918-2003 中国科学院 东北地质专科学校* 1951 *东北地质学院 1/656 任应秋 1914-1984 行医 重庆市中医学校 1952 医学类，下同 2/553 余贺？ 1903-1988 上海生物研究所 上海第二医学院 1952  3/582 朱先彝 1903-1984 行医 天津医学院 1951  5/659 承淡安 1899-1957 中国针灸研究社 江苏省中医学校 1954  5/666 侯祥川 1899-1982 解放军第八兵团 华东军区医学院* 1949 *第二军医大学 5/700 方先之 1906-1968 天津骨科医院 天津医学院 1952  6/652 罗宗贤 1905-1974 中和医院 协和医学院* 1952 *协和医院 1/834 任新民 1915- 华东军区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1952 工程类，下同 6/742 靳树梁 1899-1964 本溪钢铁公司 东北工学院 1950  资料来源：同表1。 提示：表中仅方宗熙1人调往综合性大学，这又说明院系调整后师资力量向专科倾斜。 说明：以上各表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地正确，某些史料有待进一步考证，若干学校、单位 用了简称， 甚至个别取样是否合理也可商榷，但应该不会对阅读与结论产生太大的影响。 2008年5月14日(初稿) 若要看清晰的表格，请点击以下地址：http://xschina.org/xiazai/sdm.doc -- ※ 来源:·珞珈山水BBS站 http://bbs.whu.edu.cn·[FROM: 59.174.92.*]
[返回原作区目录]

武汉大学BBS 珞珈山水站 All rights reserved. wForum , 页面执行时间：47.514毫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