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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wwwxx (brid), 信区: WHU 标 题: 李大同：“思想解放部”的启示 发信站: BBS 珞珈山水站 (Wed Jul 16 20:32:13 2008) 中共十七大前后，从中央到各省的领导人，都在不同场合强调“解放思想”，这当然是有 针对性的。很明显，只有那些习以为常的、长期固化的思想、行为方式和制度，才需要解 放，才谈得上解放。笔者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愿意对此谈谈看法。 新闻工作者最关心“表达权” 对十七大报告，中国新闻工作者最关心的提法之一，就是报告首次提出保障人民的 “表达权”——在此之前，最开放的提法是中共十三大报告中的“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 ，这离“人民有权知道”只有一步之遥了。经过多年努力，“知情权”为社会尤其是执政 党接受，而从保障知情权向保障表达权演进，无疑是历史性的进步。 什么是表达权？平头百姓坐在家里发发牢骚、骂骂贪官污吏是表达，几个好友聚在 一起海阔天空评论时局、臧否官员是表达，写篇东西藏在抽屉里是表达……曾几何时，这 些像吃饭喝水一样与生俱来、无须特别保障的权利也被剥夺，日记、私人信件被当作“反 党罪证”；而揭发、告密使亲密关系也变得不可靠，经过那个时代的人对这一切都不陌生 。不过，那个不幸的年代已经过去了。 “表达权”其实是世界所有文明国家（当然包括中国）宪法中规定的“人民享有言 论自由”的权利。这项宪法权利具有一些基本特征：公民的意见是公开表达的，公开的途 径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公民有权对涉及公共利益的广泛事务及任何官员发表评论；公民 表达意见不受任何法律的制裁。 知情权和表达权必须通过一个必不可少的通道，就是公共传媒。在当代社会，公共 传媒的基本使命，就是负责采集一切与公众利益和公众兴趣相关的信息，去伪存真后提供 给公众，同时将公众对这些信息的意见和评论传达给社会。在一个日益多元化的社会，这 种意见反馈也必定是多元甚至是对立的，而公众正是在多种不同意见的比较中获得新的认 知和教益。这是一个完整、良性的传播环境的基本景象。 很明显，如果上述正常的信息传播规律被破坏，社会真实的信息被掩盖，公众真实 的意见被封闭打压，执政党的政策就会发生严重偏斜。由于种种原因，这方面的历史教训 尚未得到认真清理，意识形态领域包括新闻界尤其需要解放思想。 胡耀邦主政中宣部的回忆 谈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解放，不禁想起胡耀邦。曾长期在中宣部工作的郑仲兵先 生，详细记录了胡耀邦在改革开放初期担任中宣部部长时的言行。胡耀邦担任中宣部部长 只有短短一年零三个月，却留下了一笔今天看起来也毫不过时的思想财富，值得我们珍视 。 胡耀邦刚到任，就显示出他的深思熟虑。他说：“我想，当宣传部长可能有个窍门 ，思想问题、理论问题，靠少数人干恐怕困难。意识形态的事，靠少数人裁决、指挥，不 行。”他要求首先恢复党内民主的传统，“按三中全会规定，什么首长指示，统统去掉这 一套。（按：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任何负责党员包括中央领导同志的个人意见，不 要叫“指示”）个人意见嘛。恢复老传统，上下之间，同志之间，互相交换意见。” 分管意识形态，要了解并充分尊重意识形态的规律。胡耀邦毫不含糊地说：“意识 形态方面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容易犯错误。事物发展中矛盾没有暴露清楚，现象与本质不完 全相符，在事物的本质没有完全暴露之前，我们的思想认识上的变化性是大的。所以对做 意识形态方面工作的同志，特别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不要一棍子打死，不要动 不动把人家的意见、创作、言论一下子砍掉……不要搞无限上纲，不抓只言片语、不抓什 么影射。” 作为党的高级干部，胡耀邦对封建专制作风深恶痛绝。他说：“多少年来，我们党 内有那么一些理论棍子，经常打人。我们党内有好几根棍子，不是好棍子，而是恶棍，不 管你什么好文章、好作品，抓住你一点，无限上纲，说你是‘反党小说’，是‘黑画’等 等。谢富治这样的人当公安部长，能不搞冤案？康生打了多少干部，打了多少宣传文艺界 的人！这种恶劣作风不加以清算，百花齐放能搞得好吗？我们反对这种方法。这种方法说 轻一点是形而上学，说重一点是文化专制主义，是特务行径。”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 要从根子上把党内乱打棍子的现象打掉。必须把我们的党风搞好，用讨论的方法、群众路 线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民主的方法。全党宣传战线的同志首先带这个头。” 胡耀邦最不能容忍的是“一个人说了算”，他深知如果在思想战线允许“一个人说 了算”，就不可避免地滑向思想专制。他说：“宣传部门管得很多，当婆婆，要当开明的 ，开明就是当‘双百’的促进派，不当促退派。什么片子、歌曲、小说，文责自负，反党 必究。什么是反党？这也不由一个人说了算，要大家讨论。哪有那么多反党的？不成熟、 粗制滥造的，可能有。要百花盛开、文艺民主、理论民主，要警惕，不要让‘四人帮’的 文化、思想专制主义、理论恶霸作风影响我们。” 对中宣部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胡耀邦也提出明确要求，“要多研究、讨论、发 表一些思想、路线、方针、方法、政策性的东西，不要只停留在发一般通知性、规范性的 文件。”更不要只去做“把关、审稿、砍人家东西”的事。耀邦说：“以后我们不干这个 事，这是过去国民党搞我们的。” 好一个“以后我们不干这个事”！当时干惯了“这个事”的中宣部干部们如雷贯耳 ，深受触动。时任中宣部理论局局长的洪禹说：“建国30年来，中宣部自觉不自觉地成了 意识形态的检查署，中宣部的干部也成了大大小小的思想检查官。似乎中宣部的职能就是 管、卡、压。回首往事，教训实在深刻。我以为，要讲思想理论的拨乱反正，首先要对历 史上中央确定的中宣部的指导思想和方针进行拨乱反正。我们十分有必要把30年来搞的一 次又一次的思想政治运动进行一番认真的清理与总结，并做出像样的拨乱反正工作。现在 耀邦同志来到中宣部，几次讲话，事实上吹响了对中宣部即意识形态工作拨乱反正的号角 。” 什么是“思想解放”？这就是活生生的思想解放。郑仲兵先生回忆，在短短的时间 内，中宣部“换了人间”。各职能局立即行动起来，走出去，请进来，成为宣传系统各条 战线思想解放运动的组织者和推动者。尤其是理论局、新闻局、文艺局，都有出色的表现 。社会上，特别是知识界，也一改旧观。知识界眼中的中宣部成了“思想者之家”、“知 识分子之家”，是最可信赖的组织。 最让笔者感触的是当时中宣部的例会竟“车水马龙”。熟悉党政机关工作流程的人 都清楚，机关所谓“例会”是高度“内部”的，通常只有部领导和司局级负责人参加，可 胡耀邦主政下的中宣部思想解放的名声不胫而走。当时，除中央规定的中宣部联系单位外 ，许多党政部门、经济部门、社会团体都主动要求参加中宣部的“例会”，希望得到信息 交流和新思想的陶冶。当时负责例会工作的中宣部办公厅主任王仲方回忆：“那时各单位 都打破头要求参加例会。人家主动找上门，拒绝是说不出口的。耀邦同志最讨厌衙门作风 ，主张广交朋友，车水马龙，议论风生。结果是原来准备几十人的会，一下子就涨到百把 二百人。” 许多知名学者、作家也主动找上门，要求谈心。中宣部都给予热情接待，耀邦也总 会挤出时间接谈。他们向中宣部同志倾诉衷肠，还提出许多宝贵意见，感人之至。人称这 是中宣部“鼎盛时期”，“最辉煌的日子”，“最有凝聚力、吸引力的瞬间”。中宣部被 誉为“思想解放部”、“思想建设部”。 人们希望这样民主、活跃的盛景能够永远延续下去。中宣部在耀邦同志领导下，可 以成为“思想解放部”，这对今天的思想解放难道没有重要的启示吗？ -- ※ 来源:·珞珈山水BBS站  http://bbs.whu.edu.cn·[FROM: 58.49.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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