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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allah (ft a ft), 信区: Humor 标题: 语言的毒瘾发信站: 珞珈山水 (2004年12月08日11:05:09 星期三), 站内信件前些时我看了电视上的一个科普节目，一位院士只用几句话，就让我明白了我一直搞不清的毒品的机理：毒品的成分是吗啡，吗啡本身并不是坏东西，它是药，能止痛，也能给人快感。人体自身会生产内源性吗啡，一是使饮食男女产生快乐，二是在人病痛时止痛。但有人为寻求额外的快乐，去吸食额外的吗啡，而人体为了平衡吗啡量，不但不再生产吗啡，反而生产“抗吗啡”。因此即使那人后来想不吸了，但时刻一到，抗吗啡达到一定量，就疼的他不想活，于是他只能再补充吗啡，并且还得递增，直到中毒死亡。原本是为了增加一些快乐，失去了控制，就掉进了魔窑。语言好象也有类似的情况。 1958年钢铁放卫星，粮食放卫星，你放一颗，我就放两颗，他再放三颗。语言也跟着加码，有了豪言和壮语。 1958年9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诗，讴歌安徽繁昌县粮食亩产卫星：“刚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繁昌不愧是繁昌/紧紧追赶麻城县。”9月9日《人民日报》又发表这位科学院院长兼诗人的《笔和现实》一文，文章要求将诗更改为：“麻城中稻五万二/超过繁昌四万三/长江后浪推前浪/惊人产量次第传。”郭院长惊叹：我们的笔赶不上生产的速度。果然，几天以后，四川郫县亩产达到82525斤。同日，广西环江亩产达到130434斤。郭诗人和其他大大小小的“诗人”，把语言的革命浪漫主义剂量弄的过大了一些，搞的后来乡下就死了一些人。不是吗啡过量，而是卡路里不够量。语言的瘾到了林彪，就到了顶峰。他先用了一个“最”字，一步到位，到了最高级。后来不过瘾，加剂量：“最最”，把语言学家的眼镜吓得跌了下来。林彪他一个人讲得舒服了，别的人就倒了霉。因为语言的剂量也是不能随便减的，只能加。比如有人用了两个“最”，别人就不敢少用一个“最”，以免被别人说成不忠。果然，后来没多久，我就看见“最最最最”的巨幅标语。这时候语言学家已经没有眼镜可跌——他因为不忠而进了牛棚，眼镜早已在“坐飞机”的时候掉到地下，被人“踏上一只脚”，踩烂了。好在“文革”很快就结束了，不然真不知道要加到几个“最”。不过加不加，反正都已经是世界之最了。我们的语言戒掉了林彪的瘾以后，开始好好说话。但可能有一些人脑子里根本的东西没有变，心瘾难戒。没过多久，在经济领域、思想文化领域和其它一些领域，有人又犯起瘾来。我买了一瓶汽水，上面写着：“不含防腐剂。”过了不久，我又买了一瓶，上面写着： “绝不含防腐剂。”于是我猜想先前那种不带“绝”字的可能有防腐剂。前几天看见一幢大楼，身披巨幅标语：“真正宽频，超值享受。”我立刻怀疑号称宽频，可能到头来还是用电话线上网。走了没多远，又见一幢大厦，赫然大字是：“铁定八月入住”，让人想到别的楼盘没铁定的入住时间，可能有诈。我家楼下有个面包屋，面包纸上总是印着：“绝对当天生产。”说明很多写了“当天生产”的面包，不绝对。当然，也可能恰恰是这个店的面包不绝对。那么，我信谁的呢？瓶装饮用水更好玩，先是“矿泉水”，然后是“天然矿泉水”，后来是“优质天然矿泉水”，最近我看到“珍贵优质天然矿泉水”，相信不久就会有“极品优质天然矿泉水” 。这样的剂量已经不太合理了吧？搞到最后，所有的水我都不敢喝。至于在思想文化领域以及某些日常生活中的比学赶超，我在这里没篇幅说了，反正一些文艺评论一篇比一篇剂量大，让一些人看了产生欣快感，而让另一些人浑身起鸡皮疙瘩。一些思想理论文章，一些大会小会的发言和表态，调子一篇比一篇高，你革命我比你还革命，你积极我比你还积极，剂量轮番加，让人闹不清谁最革命、最积极，就像闹不清谁的面包是当天生产的一样。一种语言要是离开吹嘘、标榜、上纲、赌咒发誓、捶胸顿足，就无法正常表达意思，那正常的人也就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以及该怎么做人了。我上学时有一门课叫《语言学概论》，一上来就学革命导师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革命导师的话我至今也没忘掉：“语言是思维的外壳。”所以，我愿意按导师的理论做一个推导：上述语言问题不仅仅是外壳的问题。或者，没办法，也加一个 “绝”字，当然只加一个：绝不仅仅是外壳的问题。 -- 天底下天之涯谁陪寂寞看浪花一朵浪花一刹那不过如此啊不看她不看她不看昙花看着她静静的傻傻的什么不能忘了啊 ※ 来源:·珞珈山水 bbs.whu.edu.cn·◆ FROM: 202.114.118.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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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allah (ft a ft), 信区: Humor
标  题: 语言的毒瘾
发信站: 珞珈山水 (2004年12月08日11:05:09 星期三), 站内信件

前些时我看了电视上的一个科普节目，一位院士只用几句话，就让我明白了我一直搞不
清的毒品的机理：毒品的成分是吗啡，吗啡本身并不是坏东西，它是药，能止痛，也能
给人快感。人体自身会生产内源性吗啡，一是使饮食男女产生快乐，二是在人病痛时止
痛。但有人为寻求额外的快乐，去吸食额外的吗啡，而人体为了平衡吗啡量，不但不再
生产吗啡，反而生产“抗吗啡”。因此即使那人后来想不吸了，但时刻一到，抗吗啡达
到一定量，就疼的他不想活，于是他只能再补充吗啡，并且还得递增，直到中毒死亡。
原本是为了增加一些快乐，失去了控制，就掉进了魔窑。

语言好象也有类似的情况。

1958年钢铁放卫星，粮食放卫星，你放一颗，我就放两颗，他再放三颗。语言也跟着加
码，有了豪言和壮语。

1958年9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诗，讴歌安徽繁昌县粮食亩产
卫星：“刚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繁昌不愧是繁昌/紧紧追赶麻城县。”9月9日
《人民日报》又发表这位科学院院长兼诗人的《笔和现实》一文，文章要求将诗更改为
：“麻城中稻五万二/超过繁昌四万三/长江后浪推前浪/惊人产量次第传。”郭院长惊叹
：我们的笔赶不上生产的速度。

果然，几天以后，四川郫县亩产达到82525斤。同日，广西环江亩产达到130434斤。

郭诗人和其他大大小小的“诗人”，把语言的革命浪漫主义剂量弄的过大了一些，搞的
后来乡下就死了一些人。不是吗啡过量，而是卡路里不够量。

语言的瘾到了林彪，就到了顶峰。他先用了一个“最”字，一步到位，到了最高级。后
来不过瘾，加剂量：“最最”，把语言学家的眼镜吓得跌了下来。林彪他一个人讲得舒
服了，别的人就倒了霉。因为语言的剂量也是不能随便减的，只能加。比如有人用了两
个“最”，别人就不敢少用一个“最”，以免被别人说成不忠。果然，后来没多久，我
就看见“最最最最”的巨幅标语。这时候语言学家已经没有眼镜可跌——他因为不忠而
进了牛棚，眼镜早已在“坐飞机”的时候掉到地下，被人“踏上一只脚”，踩烂了。好
在“文革”很快就结束了，不然真不知道要加到几个“最”。不过加不加，反正都已经
是世界之最了。

我们的语言戒掉了林彪的瘾以后，开始好好说话。但可能有一些人脑子里根本的东西没
有变，心瘾难戒。没过多久，在经济领域、思想文化领域和其它一些领域，有人又犯起
瘾来。

我买了一瓶汽水，上面写着：“不含防腐剂。”过了不久，我又买了一瓶，上面写着：
“绝不含防腐剂。”于是我猜想先前那种不带“绝”字的可能有防腐剂。

前几天看见一幢大楼，身披巨幅标语：“真正宽频，超值享受。”我立刻怀疑号称宽频
，可能到头来还是用电话线上网。走了没多远，又见一幢大厦，赫然大字是：“铁定八
月入住”，让人想到别的楼盘没铁定的入住时间，可能有诈。我家楼下有个面包屋，面
包纸上总是印着：“绝对当天生产。”说明很多写了“当天生产”的面包，不绝对。当
然，也可能恰恰是这个店的面包不绝对。那么，我信谁的呢？

瓶装饮用水更好玩，先是“矿泉水”，然后是“天然矿泉水”，后来是“优质天然矿泉
水”，最近我看到“珍贵优质天然矿泉水”，相信不久就会有“极品优质天然矿泉水”
。这样的剂量已经不太合理了吧？搞到最后，所有的水我都不敢喝。

至于在思想文化领域以及某些日常生活中的比学赶超，我在这里没篇幅说了，反正一些
文艺评论一篇比一篇剂量大，让一些人看了产生欣快感，而让另一些人浑身起鸡皮疙瘩
。一些思想理论文章，一些大会小会的发言和表态，调子一篇比一篇高，你革命我比你
还革命，你积极我比你还积极，剂量轮番加，让人闹不清谁最革命、最积极，就像闹不
清谁的面包是当天生产的一样。

一种语言要是离开吹嘘、标榜、上纲、赌咒发誓、捶胸顿足，就无法正常表达意思，那
正常的人也就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以及该怎么做人了。

我上学时有一门课叫《语言学概论》，一上来就学革命导师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
言学问题》。革命导师的话我至今也没忘掉：“语言是思维的外壳。”所以，我愿意按
导师的理论做一个推导：上述语言问题不仅仅是外壳的问题。或者，没办法，也加一个
“绝”字，当然只加一个：

绝不仅仅是外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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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底下    天之涯谁陪寂寞看浪花
   一朵浪花一刹那  不过如此啊

   不看她   不看她  不看昙花看着她
静静的   傻傻的  什么不能忘了啊
※ 来源:·珞珈山水 bbs.whu.edu.cn·◆ FROM: 202.114.118.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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