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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whisper (翠羽黄衫·如花), 信区: History 标题: 希腊城邦探源发信站: 珞珈山水 (Fri Jan 22 21:21:16 2010), 站内 By skyeagle@bdwm 希腊城邦探源（《社会权力的来源》读书笔记） “农民形成永久性的集体政治组织是极其罕见的”？那为什么希腊世界中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人群能够建立起一种广泛和自由的参与政治的制度。解决这个问题是本文写作的主要动力。对比斯科特戈登在《控制国家》一书中所列举的希腊化世界同现代民主制度的相同要素。 1，一种世俗的、功利的政府观：政府是一种对普遍利益作出共同选择的工具； 2，一种牢固的宪政秩序的观念虽然是政治组织的固有特征，但它仍然是能够被改变以适应新的环境的； 3，公民广泛参与法律的制定过程； 4，公共舆论在其中起着持续作用的政治制度不会限制政治法规所明确规定的行为（说实话，这条我不懂什么意思，译的不好？） 5，法治有两种含义：一是国家的法律适用于所有公民，一是国家的权力必须通过既定的政治程序行使； 6，一个单个的公民能在独立的、有权作出具体约束力决定的法庭面前为案例辩护的审判制度； 7，一种限制国家公务员擅自使用权力的秩序结构。加上古希腊世界所表现出来的世俗主义、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让我觉得古希腊世界的起源可能同现代社会的起源有某种共通性。众所周知，现代社会起源于一种特殊的历史情景之下（中世纪—极度分裂的政治权威、奴隶制作为一种生产方式不再经济、对早先文明科技遗产的继承），那么希腊世界呢？希腊世界所继承的也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情景。早期灌溉农业提供了大部分的剩余物资，由于缺乏有效的开垦手段，人类的农业经济活动集中在大的河流河谷之中（当然，河谷之外应该也有农业存在，但是同河谷农业比没有经济优势）。河谷构成了一个牢笼，即是对内的，也是对外的。首先，灌溉农业要求集中的管理，这使得河谷人群逐渐统一在一个中央政府之下。其次，由于灌溉农业的经济优势能够提供较多的剩余物资，使得河谷周边都从属于河谷，形成一个同心圆。也就是说，周边地区的商业是从属于河谷地区的。（实际上由于这种从属地位，使得中心人群可以建立起一种阶级制度。首先是中心对周边的，其次是中心内部管理层对其他中心人员的。）另外还加上生产剩余所带来的军事优势，这样，随着历史的发展就形成了上古各支配性帝国。在沿地中海东岸就是就是埃及、赫梯等帝国（迈锡尼人？）在公元二千年前后，采矿和木炭炼铁就在黑海北部出现了。到了公元前一千四百年，铁的生产就远比青铜器便宜。这样工具和武器的大量生产就有可能了。而铁矿在世界各地都丰富存在，治铁技术似乎在西亚地区传播很快。由于铁器的广泛应用，雨浇地上的农业就得以发展起来（砍倒树林、用犁耕翻雨浇土壤都需要强硬度的工具，在铁出现之前，人类的经济活动对树林来说大概是无能为力的），这样，经济权力的平衡就被转移了，从河谷生产者的手里转移到河谷之外雨浇农业生产者的手里，河谷生产者不再享有经济优势。后果也有两条：一，农业组织不再需要集中管理，可以进行分散化经营，从而导致了分权；二，河谷与河谷之外的关系不再是一个同心圆的关系，同心圆被分裂成一块七巧板，铁器的使用使周边国家在经济上可以对抗支配性帝国。不管是由于铁器的出现削弱了支配性帝国对外支配的经济基础，还是由于其他更为特殊和个别的原因，在公元前一千年的时候，在西亚和地中海东岸地区发生了赫梯人和迈锡尼人的崩溃、埃及人退回尼罗河。这一地区出现了权力真空、小国林立。这样就在不同权力之间出现了大量的缝隙。（人类的经济活动和权力一直有一种紧张关系，为了获取经济成果，必须进行集体行动，但是复杂的集体行动又非常容易产生个人权力，从历史上来看，人类一直在逃避组织之网。因为在组织之网意味着长官权力的出现和个人价值和安全感的不稳定，只有在无法逃避的情况下，人类才被组织起来。这样，唯一能允许人类平等自由复杂经济合作（超越血缘范围和抽象的合作，例如银行汇票）而又不至于建立一个非契约权力的机会就只能存在于不同权力的缝隙之间。在支配性帝国同心圆条件下，没有存在太多的缝隙，而在小国林立的时代，缝隙明显增加。实际的情况可以在中世纪看得比较清楚）新的帝国的兴起将不再单纯是在灌溉农业的基础上，而是基于农业的分散之中（使得暴力集团可以各个击破）（铁器的使用首先削弱了原有灌溉型帝国的经济优势，从而带来了各小邦的独立。但是雨浇农业的生产也是分散进行的，同外界的交流不多，这使得暴力集团可以建立起新型的帝国，但是这其中的逻辑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首先，铁器提供了经济剩余为独立做准备，然而大量存在的独立小邦就意味着较大的无政府压力，因为各地区现在有能力彼此伤害了，这为暴力敛赋集团的出现提供了条件。）但是在这样的新帝国兴起之前，还有一段时间使各独立小邦继续作为历史舞台的中心角色。这样正如中世纪是现代社会起源的开始一样，西亚支配性帝国崩溃的特殊历史场景也会希腊世界的出现提供了舞台。说到希腊世界的兴起，不可避免的就要谈到腓尼基人。腓尼基作为海上贸易强国达五百年之久，有效地利用各个缝隙进行贸易，由于当时的贸易主要不取决于劳动分工，而取决于特产的稀缺和交通道路的远近，除了其殖民地迦太基的势力到达北非、萨丁尼亚和西班牙之外，腓尼基人的国家仅仅是个别港口和城邦的自治联合，这样腓尼基人就没有发展成一个即掌握海上力量又掌握陆上强权的国家。这样就不至于对新生的雅典城邦造成威胁而只有贸易上的好处。腓尼基人带来的另外一项好处就是其文字。在古代西亚有许多种文字，例如阿卡德语、苏美尔语、赫梯语、胡利安语和埃及语。早期的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控制的。但在支配性帝国崩溃之后，由于在大大小小的不同部族之间进行翻译的需要，字母表（不理会其意义，仅仅再现语音）就出现了。腓尼基人作为商人发展了这种文字，因为商业的急迫需要，因为原先统一的含义丰富但是极为难学的统一文字在支配性帝国消失之后已经丧失了被强行使用的优势地位。推想起来，字母文字要比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简便好学的的多，是一种商业方便用语。字母文字是一种技术上的进步，因为它使记录和传递信息所需要的成本小得多了。因此它极富政治上的意味。因为一种难于学习和记忆的文字有助于它只掌握在有闲暇的统治阶级手中，从而为统治阶级垄断产品分配和管理提供条件。而新的文字有助于给平民提供一种超脱于政权管理层的组织和交往网络（因为文字是一种比口头更可靠的信用工具），从而扩大了社会互信值，从而蕴含着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因子第三项好处就是金属货币经济。金属货币其实也是一种信用工具，一旦流行就不必反复通过国家权威确认，标志着权威的分散化和个人间的信用。阿拉米人和腓尼基人对推广这些货币起了很大作用。根据公元前八世纪和七世纪的亚述文献，印有标记的金属棒（金属货币）在中东得到了普遍应用。在腓尼基人活动的范围内，文字和金属货币随着贸易的路线传进了希腊世界。文字是在公元前九世纪传过了地中海，前八百年过后不久希腊人使用了它，加上了元音，成为希腊语。希腊语读写的普及在贸易、行政管理、加强公民团结和民主方面的有用性是毋庸置疑的。（在公元前五百九十一年的时候，一项证据表明广泛的读写就在普通的希腊人之中得到实现。在埃及的一个雕像上发现了一群希腊雇佣兵的文字，这些雇佣兵的身份大概都是穷苦的自耕农。而在一些当时的谚语中中有一些讽刺愚人的句子是这样的：“他不会读，他不会游泳。”（这是一个沿海城邦））货币要晚一点，公元前七世纪时在半希腊的吕底亚王国和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国家出现。现在我们可以转到正题上来了，即独具特色的希腊世界的出现。从希腊人所处的地理和历史地位来看，引人注目的首先是它独特的地缘位置（该位置正处在半野蛮的新开垦地带和分裂的古老文明的海上贸易通道上，文明带来了技术上和知识上的好处，但由于文明的分裂造不成任何政治伤害），其次是铁器时代带来的创新和政治权力的转移。希腊世界作为边缘地带的后发优势：在技术上它可以模仿，在制度上则不必受到中心帝国模式的限制。享受到贸易和技术带来的冲击，而无需受到即定政治模式的控制。从具体的地理位置上来看，希腊存在的许多贫瘠的山地和广阔的海岸线使得政治统一在史前时代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我认为是后勤困难，农业不足以支持大批军队也不足以保障军队进行征服时所需的后勤运输。根据计算，在古代军队依靠运输进行活动的运输在九十英里内，超过这一距离，驭兽自己驮运的粮草只够自己食用。因此在古代作战中，九十英里范围内必须存在一个能够供应军队后勤所需的居民点或者是补给点，否则无法前进。而在古代世界非灌溉农业中，我猜很少有地区能够支撑一支征服军队和在周围找到足够的补给。）但是通过海上往来又相对方便。虽然根据生态我们无法预言城邦和希腊世界的出现，因为在一个狭小的地域内在一个狭小的人群中仍然可能出现专制权力，如果我们在某些太平洋的小岛上看到的一样。但是希腊的地形只是阻碍了政治的统一而没有阻碍交通的往来。大量存在互相交流的希腊地方群体造成了大量的缝隙，使得普通民众可以用脚投票，这样我猜想即使在古风时代普通民众仍然有大量的权力从原始社会中遗留下来。（在荷马史诗中在攻打特洛伊的战争中，阿伽门农在一个士兵集体会议上受到了其中一个士兵的斥责。我猜这能够证明国王们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要对基层民众负责，虽然可能只是略具形式而已，但这种形式的保存就是胜利。）铁器时代的来临使得各地方都能生产出一定的经济剩余足以和外界交换，足以消化腓尼基人带来的文字和货币。就这样，贸易就对原有的王政模式进行了冲击。大家都知道，古代希腊也有过王政时代，但是在古风时代的末期，王政衰落，权力转到贵族的手中。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对比大平洋岛上的土著居民的政体发展史来看，哪里只有权力的不断集中而没有削减的痕迹。因此我们可以说希腊的王政衰落是一个相当奇特的例外。也许从权力由王政向贵族的转移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希腊世界的起源所在。而着就蕴含在铁器时代和文明分裂时代的冲击之中。说到这里就有一个诱人的想法，是不是如同在中世纪一样，商业贸易利用分裂的权威形成了一个平行的契约组织精神和网络，作为一种新型政治力量同原有的依附附庸制对抗，利用经济优势瓦解了各国原有的政治组织一样，在古代希腊是不是也发生了同样的一幕？但是考古证据没有明显支持这种猜想。一方面，希腊人对贸易的估价并不高。长途贸易是由职业商人（往往是外国人）组织的，这些人在社会中处于边缘地位。在整个希腊范围内不存在大规模的劳动分工和连续的贸易网络，因此希腊的经济组织并没有深入到政治组织内部。上述猜想是有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希腊人一开始为了寻找金属那样的商品，从一开始就向海外活动，贸易在希腊人的经济生活中又不是一个小因素。按照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说法，他在描述希腊政体更替的原因时说：“古老的政体是世袭君主制，君主有确定的权力和限制。但是因为希腊的势力增加，获得金钱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建立了僭主政治。收入增加，造船事业兴旺，于是他们的野心开始倾向于海上势力了。”因此，上述猜想至少在部分上有可能是正确的，即商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希腊地方权力的考虑，束缚了王权的扩张并有可能削弱之。另外林立的小国所造成的无政府压力也使得各国急需加强内部团结，这样对王权也是一个制约因素。随着铁器农业产生着更大的剩余，希腊世界的人口也得以扩张而超过了土地的承受能力。这样就产生了殖民运动。即希腊人向小亚细亚、西西里、意大利甚至更远的地方的殖民活动。顾准先生引用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的看法，认为抛家弃国，离开原有的血族组织，同陌生人同船共度，就会产生契约意识，希腊城邦因此得以建立。（我不知道是我误解了汤因比和顾准两位先生还是我的记忆有误，但我不认为希腊城邦制度的来源可以仅仅归结到殖民者的同船共命运之上。中国自宋以后也有许多海外移民活动，似乎没有产生希腊人那样的效果。）希腊城邦制度最早确实是在小亚细亚出现的。希腊人殖民地中城邦的兴起的其他可能的因素有：一，当时落后的航海技术导致殖民地和母邦之间的政治联系松散，母邦不可能对遥远的殖民地进行政治控制；二，而打破血缘联系的普通民众面对的是多半报有敌意的当地人，所有的殖民者都要团结起来求生，公民意识在军事形式（民兵而不是先前骑马的贵族部队）中得以诞生；三，根据经验来推算，进行殖民的多半是下层群众，贵族势力薄弱；四，殖民城邦在自给方面大抵会遇上很大的困难，需要同外部频繁交易，因此商业的影响会更大一些。建立在平等和契约上的商业组织很容易和原始社会遗留的血缘民主意识（氏族刚刚解体，平等观和个人权利自然尚存，此时的国家还未被看作是天经地义的压迫者，人们还把政府认为是为血缘团体服务的工具）结合起来，成为城邦的组织形式。这些在小亚细亚建立的城邦为希腊本土提供了一个范本。而此时在希腊本土，铁金属的大量供应和农业经济的成就使得普通民众可以组织成重装步兵部队，而重装步兵部队对当时的贵族骑兵享有军事优势。这样由于各邦的主力部队主要由重装步兵部队构成，而步兵要战胜骑兵依赖的是长期训练得来的纪律和队形，迈克尔曼在《社会权力的起源》中说，“如同所有有效的军事形式一样，装甲步兵产生了它自己的道德形式。”我不知道他这句话能不能够经过实证证明，但他接着说：“装甲步兵，无论它是一个贵族还是一个富有的平民，出于求生和对死亡的恐惧，都委身于城邦国家。城邦国家是他的牢笼，也是他的政治解放。”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尽管我有点怀疑迈克尔曼先生认为装甲步兵是城邦国家成为城邦的主要的最初的动力的说法，我还是认为军事权力的转移使得贵族无法再集权化，只能在城邦的框架下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中产阶级为主体的装甲步兵是对城邦的巩固因素。希腊世界的地理因素使得城邦在出现之初就陷入一个多极格局之中，任何一个城邦都没有财力和物力合并其他城邦（城邦享有其公民的忠诚，因而是强有力的，足以自保）。从而形成了一种持续的无政府压力，这也是希腊城邦继续向民主方向发展的一个因素，也是使城邦制度在整个希腊世界迅速扩展的原因（沃尔兹所谓无政府压力使得所有的国家都变成一个实心球）。希腊城邦发展的另一个阶段就是公元六世纪下半叶后商业的迅速发展，因为已有的城邦制度保障了商业的正常运营而不受到国家的勒索和强行控制，殖民扩张也增加了贸易机会，并且促进了地区专门化。希腊城邦普遍生产两种特殊商品：葡萄酒和橄榄油，以交换地中海其他地区的谷物和奢侈品。商业化和扩展的贸易对海军的要求使得在个希腊城邦中，海军成为一支主要的政治力量。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列举了希腊城邦海军的发展历史。例如第一次海军战役是在两个商业城邦科林斯和科西拉之间的战争。他说道：“海军是各海上强国势力的来源。它们为国家取得收入，是帝国的基础。” 亚里斯多德注意到了海军的发展同民主制之间的联系。简单来说，海军权力的崛起使得贫民也有参与政治的机会。这样，就在贵族、中产阶级和贫民形成了某种政治平衡，最终使得它们都在城邦框架下共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之中写道：“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我认为恩格斯实际上是把希腊世界中的特殊情况推广到世界其他不适于这种定义的地方去了。因为在希腊城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可以清晰分辨阶级（这个阶级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即组织意义上的）的社会，在那里，阶级组织起那并且有了自我意识。之所以恩格斯说国家是一种阶级调和的力量，是因为他看到了希腊的例子。在希腊世界里面，国家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而存在，这是那些有了阶级意识的希腊社会的共识。而之所以存在国家，是因为某一集团没有办法使用暴力来强行推行自己的意志，而只能是在国家框架内与对方打交道，反观在东方，阶级不明显大概是因为有国家的阴影笼罩。那么既然希腊城邦如上所述非常近似于现代国家的起源，那么为什么没有发展成现代国家呢？我简单的猜想是由于三个原因：一是由于希腊城邦制度所采用的政治制度使得城邦始终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面，没有对外扩张的动力，不像现代性有自我扩张的趋势。但希腊城邦采用城邦制度是历史早期的一次不成功试验，可以谅解；二是由于人类社会的科技积累还没有到一定程度；三是由于奴隶制。在那个时代，蛮荒世界的大量存在使得奴隶制还是一件经济实用的生产手段，只要在周围还有大片的蛮荒地带，能很方便的抓到奴隶、奴隶的成本够低，就不能指望城邦制度不采用这种生产方式。而奴隶制的存在使得劳动成为一件不光彩的事情。这样，希腊世界的商业发展实际上就只是建立在一片浮萍之上，而不能做到自我扩张、自我维护，从边缘地位深入社会内部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这就跟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来源截然不同。因此，希腊世界也只是表现出一部分与现代社会的相似性而已。 -- ※ 来源:·珞珈山水 bbs.whu.edu.cn·[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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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希腊城邦探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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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skyeagle@bdwm

希腊城邦探源（《社会权力的来源》读书笔记）

“农民形成永久性的集体政治组织是极其罕见的”？那为什么希腊世界中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人群能够建立起一种广泛和自由的参与政治的制度。解决这个问题是本文写作的主要动力。

对比斯科特戈登在《控制国家》一书中所列举的希腊化世界同现代民主制度的相同要素。

1，一种世俗的、功利的政府观：政府是一种对普遍利益作出共同选择的工具；

2，一种牢固的宪政秩序的观念虽然是政治组织的固有特征，但它仍然是能够被改变以适应新的环境的；

3，公民广泛参与法律的制定过程；

4，公共舆论在其中起着持续作用的政治制度不会限制政治法规所明确规定的行为（说实话，这条我不懂什么意思，译的不好？）

5，法治有两种含义：一是国家的法律适用于所有公民，一是国家的权力必须通过既定的政治程序行使；

6，一个单个的公民能在独立的、有权作出具体约束力决定的法庭面前为案例辩护的审判制度；

7，一种限制国家公务员擅自使用权力的秩序结构。

加上古希腊世界所表现出来的世俗主义、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让我觉得古希腊世界的起源可能同现代社会的起源有某种共通性。众所周知，现代社会起源于一种特殊的历史情景之下（中世纪—极度分裂的政治权威、奴隶制作为一种生产方式不再经济、对早先文明科技遗产的继承），那么希腊世界呢？

希腊世界所继承的也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情景。

早期灌溉农业提供了大部分的剩余物资，由于缺乏有效的开垦手段，人类的农业经济活动集中在大的河流河谷之中（当然，河谷之外应该也有农业存在，但是同河谷农业比没有经济优势）。河谷构成了一个牢笼，即是对内的，也是对外的。首先，灌溉农业要求集中的管理，这使得河谷人群逐渐统一在一个中央政府之下。其次，由于灌溉农业的经济优势能够提供较多的剩余物资，使得河谷周边都从属于河谷，形成一个同心圆。也就是说，周边地区的商业是从属于河谷地区的。（实际上由于这种从属地位，使得中心人群可以建立起一种阶级制度。首先是中心对周边的，其次是中心内部管理层对其他中心人员的。）另外还加上生产剩余所带来的军事优势，这样，随着历史的发展就形成了上古各支配性帝国。在沿地中海东岸就是就是埃及、赫梯等帝国（迈锡尼人？）

在公元二千年前后，采矿和木炭炼铁就在黑海北部出现了。到了公元前一千四百年，铁的生产就远比青铜器便宜。这样工具和武器的大量生产就有可能了。而铁矿在世界各地都丰富存在，治铁技术似乎在西亚地区传播很快。由于铁器的广泛应用，雨浇地上的农业就得以发展起来（砍倒树林、用犁耕翻雨浇土壤都需要强硬度的工具，在铁出现之前，人类的经济活动对树林来说大概是无能为力的），这样，经济权力的平衡就被转移了，从河谷生产者的手里转移到河谷之外雨浇农业生产者的手里，河谷生产者不再享有经济优势。后果也有两条：一，农业组织不再需要集中管理，可以进行分散化经营，从而导致了分权；二，河谷与河谷之外的关系不再是一个同心圆的关系，同心圆被分裂成一块七巧板，铁器的使用使周边国家在经济上可以对抗支配性帝国。

不管是由于铁器的出现削弱了支配性帝国对外支配的经济基础，还是由于其他更为特殊和个别的原因，在公元前一千年的时候，在西亚和地中海东岸地区发生了赫梯人和迈锡尼人的崩溃、埃及人退回尼罗河。这一地区出现了权力真空、小国林立。这样就在不同权力之间出现了大量的缝隙。（人类的经济活动和权力一直有一种紧张关系，为了获取经济成果，必须进行集体行动，但是复杂的集体行动又非常容易产生个人权力，从历史上来看，人类一直在逃避组织之网。因为在组织之网意味着长官权力的出现和个人价值和安全感的不稳定，只有在无法逃避的情况下，人类才被组织起来。这样，唯一能允许人类平等自由复杂经济合作（超越血缘范围和抽象的合作，例如银行汇票）而又不至于建立一个非契约权力的机会就只能存在于不同权力的缝隙之间。在支配性帝国同心圆条件下，没有存在太多的缝隙，而在小国林立的时代，缝隙明显增加。实际的情况可以在中世纪看得比较清楚）

新的帝国的兴起将不再单纯是在灌溉农业的基础上，而是基于农业的分散之中（使得暴力集团可以各个击破）（铁器的使用首先削弱了原有灌溉型帝国的经济优势，从而带来了各小邦的独立。但是雨浇农业的生产也是分散进行的，同外界的交流不多，这使得暴力集团可以建立起新型的帝国，但是这其中的逻辑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首先，铁器提供了经济剩余为独立做准备，然而大量存在的独立小邦就意味着较大的无政府压力，因为各地区现在有能力彼此伤害了，这为暴力敛赋集团的出现提供了条件。）但是在这样的新帝国兴起之前，还有一段时间使各独立小邦继续作为历史舞台的中心角色。

这样正如中世纪是现代社会起源的开始一样，西亚支配性帝国崩溃的特殊历史场景也会希腊世界的出现提供了舞台。

说到希腊世界的兴起，不可避免的就要谈到腓尼基人。腓尼基作为海上贸易强国达五百年之久，有效地利用各个缝隙进行贸易，由于当时的贸易主要不取决于劳动分工，而取决于特产的稀缺和交通道路的远近，除了其殖民地迦太基的势力到达北非、萨丁尼亚和西班牙之外，腓尼基人的国家仅仅是个别港口和城邦的自治联合，这样腓尼基人就没有发展成一个即掌握海上力量又掌握陆上强权的国家。这样就不至于对新生的雅典城邦造成威胁而只有贸易上的好处。

腓尼基人带来的另外一项好处就是其文字。在古代西亚有许多种文字，例如阿卡德语、苏美尔语、赫梯语、胡利安语和埃及语。早期的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控制的。但在支配性帝国崩溃之后，由于在大大小小的不同部族之间进行翻译的需要，字母表（不理会其意义，仅仅再现语音）就出现了。腓尼基人作为商人发展了这种文字，因为商业的急迫需要，因为原先统一的含义丰富但是极为难学的统一文字在支配性帝国消失之后已经丧失了被强行使用的优势地位。推想起来，字母文字要比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简便好学的的多，是一种商业方便用语。

字母文字是一种技术上的进步，因为它使记录和传递信息所需要的成本小得多了。因此它极富政治上的意味。因为一种难于学习和记忆的文字有助于它只掌握在有闲暇的统治阶级手中，从而为统治阶级垄断产品分配和管理提供条件。而新的文字有助于给平民提供一种超脱于政权管理层的组织和交往网络（因为文字是一种比口头更可靠的信用工具），从而扩大了社会互信值，从而蕴含着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因子第三项好处就是金属货币经济。金属货币其实也是一种信用工具，一旦流行就不必反复通过国家权威确认，标志着权威的分散化和个人间的信用。阿拉米人和腓尼基人对推广这些货币起了很大作用。根据公元前八世纪和七世纪的亚述文献，印有标记的金属棒（金属货币）在中东得到了普遍应用。

在腓尼基人活动的范围内，文字和金属货币随着贸易的路线传进了希腊世界。文字是在公元前九世纪传过了地中海，前八百年过后不久希腊人使用了它，加上了元音，成为希腊语。希腊语读写的普及在贸易、行政管理、加强公民团结和民主方面的有用性是毋庸置疑的。（在公元前五百九十一年的时候，一项证据表明广泛的读写就在普通的希腊人之中得到实现。在埃及的一个雕像上发现了一群希腊雇佣兵的文字，这些雇佣兵的身份大概都是穷苦的自耕农。而在一些当时的谚语中中有一些讽刺愚人的句子是这样的：“他不会读，他不会游泳。”（这是一个沿海城邦））货币要晚一点，公元前七世纪时在半希腊的吕底亚王国和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国家出现。

现在我们可以转到正题上来了，即独具特色的希腊世界的出现。

从希腊人所处的地理和历史地位来看，引人注目的首先是它独特的地缘位置（该位置正处在半野蛮的新开垦地带和分裂的古老文明的海上贸易通道上，文明带来了技术上和知识上的好处，但由于文明的分裂造不成任何政治伤害），其次是铁器时代带来的创新和政治权力的转移。希腊世界作为边缘地带的后发优势：在技术上它可以模仿，在制度上则不必受到中心帝国模式的限制。享受到贸易和技术带来的冲击，而无需受到即定政治模式的控制。从具体的地理位置上来看，希腊存在的许多贫瘠的山地和广阔的海岸线使得政治统一在史前时代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我认为是后勤困难，农业不足以支持大批军队也不足以保障军队进行征服时所需的后勤运输。根据计算，在古代军队依靠运输进行活动的运输在九十英里内，超过这一距离，驭兽自己驮运的粮草只够自己食用。因此在古代作战中，九十英里范围内必须存在一个能够供应军队后勤所需的居民点或者是补给点，否则无法前进。而在古代世界非灌溉农业中，我猜很少有地区能够支撑一支征服军队和在周围找到足够的补给。）但是通过海上往来又相对方便。虽然根据生态我们无法预言城邦和希腊世界的出现，因为在一个狭小的地域内在一个狭小的人群中仍然可能出现专制权力，如果我们在某些太平洋的小岛上看到的一样。但是希腊的地形只是阻碍了政治的统一而没有阻碍交通的往来。大量存在互相交流的希腊地方群体造成了大量的缝隙，使得普通民众可以用脚投票，这样我猜想即使在古风时代普通民众仍然有大量的权力从原始社会中遗留下来。（在荷马史诗中在攻打特洛伊的战争中，阿伽门农在一个士兵集体会议上受到了其中一个士兵的斥责。我猜这能够证明国王们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要对基层民众负责，虽然可能只是略具形式而已，但这种形式的保存就是胜利。）铁器时代的来临使得各地方都能生产出一定的经济剩余足以和外界交换，足以消化腓尼基人带来的文字和货币。就这样，贸易就对原有的王政模式进行了冲击。

大家都知道，古代希腊也有过王政时代，但是在古风时代的末期，王政衰落，权力转到贵族的手中。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对比大平洋岛上的土著居民的政体发展史来看，哪里只有权力的不断集中而没有削减的痕迹。因此我们可以说希腊的王政衰落是一个相当奇特的例外。也许从权力由王政向贵族的转移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希腊世界的起源所在。而着就蕴含在铁器时代和文明分裂时代的冲击之中。

说到这里就有一个诱人的想法，是不是如同在中世纪一样，商业贸易利用分裂的权威形成了一个平行的契约组织精神和网络，作为一种新型政治力量同原有的依附附庸制对抗，利用经济优势瓦解了各国原有的政治组织一样，在古代希腊是不是也发生了同样的一幕？但是考古证据没有明显支持这种猜想。一方面，希腊人对贸易的估价并不高。长途贸易是由职业商人（往往是外国人）组织的，这些人在社会中处于边缘地位。在整个希腊范围内不存在大规模的劳动分工和连续的贸易网络，因此希腊的经济组织并没有深入到政治组织内部。上述猜想是有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希腊人一开始为了寻找金属那样的商品，从一开始就向海外活动，贸易在希腊人的经济生活中又不是一个小因素。按照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说法，他在描述希腊政体更替的原因时说：“古老的政体是世袭君主制，君主有确定的权力和限制。但是因为希腊的势力增加，获得金钱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建立了僭主政治。收入增加，造船事业兴旺，于是他们的野心开始倾向于海上势力了。”因此，上述猜想至少在部分上有可能是正确的，即商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希腊地方权力的考虑，束缚了王权的扩张并有可能削弱之。另外林立的小国所造成的无政府压力也使得各国急需加强内部团结，这样对王权也是一个制约因素。

随着铁器农业产生着更大的剩余，希腊世界的人口也得以扩张而超过了土地的承受能力。这样就产生了殖民运动。即希腊人向小亚细亚、西西里、意大利甚至更远的地方的殖民活动。顾准先生引用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的看法，认为抛家弃国，离开原有的血族组织，同陌生人同船共度，就会产生契约意识，希腊城邦因此得以建立。（我不知道是我误解了汤因比和顾准两位先生还是我的记忆有误，但我不认为希腊城邦制度的来源可以仅仅归结到殖民者的同船共命运之上。中国自宋以后也有许多海外移民活动，似乎没有产生希腊人那样的效果。）希腊城邦制度最早确实是在小亚细亚出现的。

希腊人殖民地中城邦的兴起的其他可能的因素有：一，当时落后的航海技术导致殖民地和母邦之间的政治联系松散，母邦不可能对遥远的殖民地进行政治控制；二，而打破血缘联系的普通民众面对的是多半报有敌意的当地人，所有的殖民者都要团结起来求生，公民意识在军事形式（民兵而不是先前骑马的贵族部队）中得以诞生；三，根据经验来推算，进行殖民的多半是下层群众，贵族势力薄弱；四，殖民城邦在自给方面大抵会遇上很大的困难，需要同外部频繁交易，因此商业的影响会更大一些。建立在平等和契约上的商业组织很容易和原始社会遗留的血缘民主意识（氏族刚刚解体，平等观和个人权利自然尚存，此时的国家还未被看作是天经地义的压迫者，人们还把政府认为是为血缘团体服务的工具）结合起来，成为城邦的组织形式。这些在小亚细亚建立的城邦为希腊本土提供了一个范本。

而此时在希腊本土，铁金属的大量供应和农业经济的成就使得普通民众可以组织成重装步兵部队，而重装步兵部队对当时的贵族骑兵享有军事优势。这样由于各邦的主力部队主要由重装步兵部队构成，而步兵要战胜骑兵依赖的是长期训练得来的纪律和队形，迈克尔曼在《社会权力的起源》中说，“如同所有有效的军事形式一样，装甲步兵产生了它自己的道德形式。”我不知道他这句话能不能够经过实证证明，但他接着说：“装甲步兵，无论它是一个贵族还是一个富有的平民，出于求生和对死亡的恐惧，都委身于城邦国家。城邦国家是他的牢笼，也是他的政治解放。”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

尽管我有点怀疑迈克尔曼先生认为装甲步兵是城邦国家成为城邦的主要的最初的动力的说法，我还是认为军事权力的转移使得贵族无法再集权化，只能在城邦的框架下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中产阶级为主体的装甲步兵是对城邦的巩固因素。

希腊世界的地理因素使得城邦在出现之初就陷入一个多极格局之中，任何一个城邦都没有财力和物力合并其他城邦（城邦享有其公民的忠诚，因而是强有力的，足以自保）。从而形成了一种持续的无政府压力，这也是希腊城邦继续向民主方向发展的一个因素，也是使城邦制度在整个希腊世界迅速扩展的原因（沃尔兹所谓无政府压力使得所有的国家都变成一个实心球）。

希腊城邦发展的另一个阶段就是公元六世纪下半叶后商业的迅速发展，因为已有的城邦制度保障了商业的正常运营而不受到国家的勒索和强行控制，殖民扩张也增加了贸易机会，并且促进了地区专门化。希腊城邦普遍生产两种特殊商品：葡萄酒和橄榄油，以交换地中海其他地区的谷物和奢侈品。商业化和扩展的贸易对海军的要求使得在个希腊城邦中，海军成为一支主要的政治力量。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列举了希腊城邦海军的发展历史。例如第一次海军战役是在两个商业城邦科林斯和科西拉之间的战争。他说道：“海军是各海上强国势力的来源。它们为国家取得收入，是帝国的基础。”

亚里斯多德注意到了海军的发展同民主制之间的联系。简单来说，海军权力的崛起使得贫民也有参与政治的机会。这样，就在贵族、中产阶级和贫民形成了某种政治平衡，最终使得它们都在城邦框架下共处。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之中写道：“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我认为恩格斯实际上是把希腊世界中的特殊情况推广到世界其他不适于这种定义的地方去了。

因为在希腊城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可以清晰分辨阶级（这个阶级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即组织意义上的）的社会，在那里，阶级组织起那并且有了自我意识。之所以恩格斯说国家是一种阶级调和的力量，是因为他看到了希腊的例子。在希腊世界里面，国家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而存在，这是那些有了阶级意识的希腊社会的共识。而之所以存在国家，是因为某一集团没有办法使用暴力来强行推行自己的意志，而只能是在国家框架内与对方打交道，反观在东方，阶级不明显大概是因为有国家的阴影笼罩。

那么既然希腊城邦如上所述非常近似于现代国家的起源，那么为什么没有发展成现代国家呢？我简单的猜想是由于三个原因：一是由于希腊城邦制度所采用的政治制度使得城邦始终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面，没有对外扩张的动力，不像现代性有自我扩张的趋势。但希腊城邦采用城邦制度是历史早期的一次不成功试验，可以谅解；二是由于人类社会的科技积累还没有到一定程度；三是由于奴隶制。在那个时代，蛮荒世界的大量存在使得奴隶制还是一件经济实用的生产手段，只要在周围还有大片的蛮荒地带，能很方便的抓到奴隶、奴隶的成本够低，就不能指望城邦制度不采用这种生产方式。而奴隶制的存在使得劳动成为一件不光彩的事情。这样，希腊世界的商业发展实际上就只是建立在一片浮萍之上，而不能做到自我扩张、自我维护，从边缘地位深入社会内部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这就跟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来源截然不同。因此，希腊世界也只是表现出一部分与现代社会的相似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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