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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whisper (翠羽黄衫·如花), 信区: History 标题: 探讨张学良发信站: 珞珈山水 (Fri Jan 29 12:33:12 2010), 站内张学良的品格好色无道 “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尽英雄；我虽并非英雄汉，惟有好色似英雄。”这是张学良自题的打油诗。张学良之父张作霖本是东北的土匪，在奉天附近的新民屯抢夺富豪赵氏的女儿为妻，1901年生下了长男张学良。和父亲张作霖有妻妾6人不同，张学良对女色 “用完就扔”。副官朱铁生的姐姐和妹妹、总务长朱光沐的女儿、财务局长沈熊毅的妻子都与其有染，这些人也从中得到了相应的好处；奉天省长翟文选的妹妹被张学良强奸，翟文选敢怒而不敢言，只好出家作了和尚。1928年底张学良易帜后，经常走访南京，喜欢上了当时外交部长王正廷的妹妹，最后王正廷只好将妹妹进呈。张学良将当时的电影明星胡蝶诱拐到北京，电影公司向张学良提出抗议，结果张学良干脆出10万元将胡蝶买了下来，可谓骄横之极。马君武有《哀沈阳》的诗，原文是：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如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张学良1990年上半年曾邀请美藉华裔历史学教授唐德刚在台湾进行过十多次谈话。根据录音，有一次张学良谈到他待人处事上的原则，张学良说：“你怎么待人，人怎么待你，孟子的话说得一点不错，君子视臣如草芥，臣子视君如寇雠。我现在90岁生日，你记住我的话，做事情最要紧两句话：问心无愧。也许我做错了，但是我问心无愧。我这人待朋友、待部下，我除了好色之外没旁的。可是我有个界限，我从来不对部下的老婆、部下的女人，甚至我家都不许她来往，连他的姑娘也不许到我家来玩，为什么招蜂惹蝶，我怕惹事、惹闲话。” 《纽约时报》在张学良去世后刊发的长篇讣告中也毫不客气地指出，张学良虽然有20万东北军，但他沉迷于毒品和女色，是个出名的“花花公子”。他的心思不在抗日，而是在和墨索里尼的女儿（当时意大利驻中国公使的妻子）打情骂俏等社交活动。在张学良恢复自由来美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在被记者重复追问“您和赵四小姐这段深刻的爱情”、“她真的是您生命中不可缺少的支柱吗？”“您觉得她怎么好？”这些读者最关心的问题时，他的回答：“当年她年轻时，也是个很好玩的小姐；陪我这些年也实在不容易。”在91岁高龄时对东北同乡祖炳民说：“赵四小姐赵一荻对他最好，将一生都奉献给他，但不是他最爱的女人，“最爱的女人在纽约”（指宋美龄）。挥金如土张学良掌管北京期间，从故宫搬出数百箱珍宝运到上海拍卖，英国图书馆以12万英镑购入了“王右军快雪时晴图”，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以65万美元购入了“唐寅踏雪寻楼图”。谁是故宫宝物的所有者呢？从法律上讲故宫中的一切财物均为末代皇帝溥仪私人所有，这是中华民国政府正式签订的清帝退位条约中所规定的。然而中国人并不重视法律条文，不知什么时候故宫中属于清帝的私人珍宝已变成国家所有，却忘记了在法律上废除承认清帝财产权的优待条约。（中国人真是毫无法理可言）吸毒曾指挥东北军五个旅团和苏俄军队交手，结果全军覆灭；他指挥东北军陕北剿共，直罗镇、榆林两战，张的两个精锐师两万多人被红军全歼；他指挥热河保卫战，只到前线去过一次，还是为了陪宋子文，汽车每行15公里就得停下来，让他注射毒品。张学良的事迹一．东北沦丧谁之过 1991年5月，在张学良被软禁50多年后首次获准来美国那次，在东北同乡会的安排下，曹长青和李勇、徐松林、刘宾雁等八个东北人在纽约以老乡的名义去看望了他。在长达150多分钟的聚谈中，张学良有意无意地解释了很多问题。世间广泛流传是蒋介石曾有一手谕给张学良，不让其抵抗，曹长青问张学良“到底有没有这个手谕呢？”张学良明确回答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可能要占领全中国，我想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借口扩大战事。我们采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最后不能‘杀不出血’。杀到全中国来了，我们只能拼死一搏。” 1990年12月9日，张学良在台湾软禁几十年后首次接受记者采访（日本NHK电视）时也是这样解释：“当时的中央不是蒋总统，是孙科（蒋那段时间下野，国民政府主席是林森，行政院长是孙科），当时中央给我的指示是，相应处理。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承认那时判断错误。我下令不抵抗是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除了所谓“错估局势”，张学良可能还有不愿直说的原因，那就是东北军根本不是日本关东军的对手，如果抵抗就是全军覆没。包括张学良在内的中国军阀们，都是靠部队多少而存在的，没有了东北军，就没有了张学良的地位。东北深山老林多，盛产土匪。张作霖的东北军其实就是最大宗的土匪，在小股土匪眼里它是“正规军”，但碰上装备精良受过训练的日本关东军，东北军就露出土匪本色。张学良曾为争夺铁路权率东北军和苏俄军队交过手，结果大败，被迫签订屈辱条约。那次惨败，等于向日本展示了东北军不是东北虎，而是纸老虎。1933年3月热河一战，日军仅用128名先头骑兵，几乎兵不血刃就攻占了热河省会承德，可想而知东北军的战力和张学良的指挥能力。汪精卫在918事变时是主张抗日的，他继孙科后出任行政院长，曾多次给张学良发电报，催促他出兵抵抗，责备张学良“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土地，陷于敌手……”但张学良总是推诿说粮饷不足，拒不行动，并还暗指汪精卫无权指挥东北军，结果气得汪精卫辞职出洋，认为这个行政院长没法干了。在日本关东军攻打热河之前，中国有识之士都认为张学良这个当时吸毒成性、沉缅女色的公子哥根本没有能力指挥整个华北的抗日，军政老将宋哲元、商震、庞炳勋等都要求蒋介石亲自北上，指挥抗日。著名知识份子胡适、丁文江、翁文灏三人当时曾联名致电蒋介石，指出华北抗日，不是张学良能够领导的，热河如果再轻易失守，政府责任难逃，吁请蒋介石速来华北亲自指挥。　蒋介石接到胡适等人电报后覆电说，他第二天就北上。然而当天夜里，热河全境就被日军占领。蒋介石后来感叹说：“我估计日本要用六个师团的人，日本国内和台湾（当时在日本手里）都得动员兵力。我们每日都有情报，知道日本没有动员，故料日本不过虚声吓人而已。不料日本对汤玉麟、张学良的军队（能力的了解）比我们知道得多。” 当时进攻东北的日本军队只有几万人，而仅张学良的东北军就有30万部队，但热河就这样轻易失守，对此胡适非常悲愤，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全国震惊之后”一文，认为热河失守，张学良罪责难逃。胡适毫不客气地指出：“张学良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 地质学家丁文江也在同期《独立评论》发表了“给张学良的公开信”，批评张学良既无指挥能力，又不亲赴前线督师，但却恋权不放，陷东北百姓于水火，贻误国家。蒋介石尽管和毛泽东有很多不同，但有一点非常相似，他们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份子，这点从后来他和毛泽东都无论如何要坚持“一个中国”可以看出。蒋介石宁肯中华民国忍辱退出联合国，也绝不放弃大陆版图，更不走台独。而且八年抗战的历史事实已证明，蒋介石不仅坚定抗日，而且领导了整个抗战（国民党部队承担了主要战场，共产党军队仅是敌后打打游击）。据香港学者李谷城的研究统计，八年抗战，国民党军队伤亡340万人，共产党军队伤亡61万人。从牺牲的人数大小也可以看出谁在承担主要的战场和责任。蒋介石并不是不抗日，而是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即抗日之前，先统一内部，清剿红军。这种政策主要出于两个考量：一是当时中国虽结束了军阀割据，但政令难以统一，尤其是共产党不仅仍拥有军队，并割据陕北一方。蒋介石苦心经营的五次围剿红军和共产党，虽然前四次失败，但第五次获得成功，红军被迫进行所谓“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大溃退。溃退到陕北的红军仅剩下几万人，蒋介石多年的艰苦剿共，终于有了眉目，他怎么让它功亏一篑呢。二是以当时中国的国力无法与日本匹敌，必须尽量争取时间，以储备力量。史学家黄仁宇在《从大历史读“蒋介石日记”》一书中说，当时蒋介石“深知两方的实力，如即此仓卒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因此蒋的策略是，尽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发，以争取时间组建更多师团，建造兵工企业，构筑能够对日作战的国家能力。1934年，蒋介石就把为抗日而建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直属蒋直接领导的“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四川、湖北等大后方创建军工厂和重工业。西安事变时落到张学良手里的蒋介石日记中对这些国防设计有详细描述。二．西安事变张学良的动机。利用兵谏逼蒋抗日之后，他就可以在西北联合红军和西北军而割据，不仅洗刷不抗日的污名，而且可与蒋分庭抗礼。事变之后张向蒋提出的条件，不仅有停止剿共立即抗日，还有成立西北联军和西北抗日联合政府等政治要求。张学良所以提出这样的条款，是因为他在共产党人周恩来等秘密接触谈判中，周已表示要在西北建立以张学良的东北军为主、西北军和红军为辅的“三位一体”的西北联军，成立和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西北抗日联合政府”。据大陆新公布的史料，张学良在首次和周恩来密谈时，就给了“见面礼”两万大洋和20万法币，完全是按照土匪之间的规矩做的，显示张学良对共产党的性质根本缺乏了解，他把红军当成西北军一样的地方武装；而周恩来对张学良彬彬有礼，一口一个“张将军”地推崇，也使张学良产生红军和西北军都要推举他为“西北王”的幻想。张学良当时已经看到回东北无望，因此联合红军和西北军建成“西北联军”，并成立以他为首的“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就可以得到苏联和斯大林的军事援助，而在西北割据和称王。当时东北军有近20万部队，西北军3万人，再加上经过长征剩下的2万红军，这支25万人的“西北联军”是蒋介石难以对付的。蒋介石关于对日全面抗战的计划，到1935年华北危机时已经成型。这一年追剿红军使得中央势力达于西南三省，蒋介石即已决定以西南为基地，展开持久抗战。他同时派胡宗南去西北，不仅是为了剿共，更重要的是要确保大西北交通线，因为沿海一旦失陷，西北便成了中国对外交通的生命线。为对付日军在华北方面的进攻，当时计划分为冀察区、晋绥区、山东区，以宋哲元、商震守平津，晋绥军守雁门及娘子关，倘平津失守，宋商退守保定沧州，中央军进至漳河。这些在计划在1935年10月前即已经拟妥，同时已开始在河南修筑防御工事。10月，蒋并派参谋本部次长熊斌前往华北、西北，向阎锡山、张学良、宋哲元等人通报计划。在11月的中央全会上，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讲话，表明了他的方针：中国愿意对日本和平，但绝不再退让。蒋介石发表谈话时，张学良就坐在台下。他对中央的抗战决心，应当是了解的。谁应该对西安事变负责？大陆发表的史料已证实，在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曾秘密和周恩来等共产党人见面会谈，提出“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攻，内外夹攻，把蒋扭过来”的方案。据上述朱永德研究西安事变的论文，“张学良曾认真的要求加入共产党，如今共产国际否决他入党要求之文件也已刊出，足见张与共产党之间所有之关系已非寻常。”因此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等待来自莫斯科的是赞扬和无尽的军事援助。”这位在论文中一口一个“毛主席、周总理”的中国历史教授也承认，当时张学良认为捉蒋、联合红军，苏联就会高兴，给予军援。但完全出乎张学良意料的是，苏联竟闻讯大怒，苏共《真理报》和《消息报》相继发表社论抨击张杨的举动，认为这将导致中国内战，日本坐收渔翁之利。已证实的史料是，事发第四天，苏共给陕北发去电报，要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美国记者斯诺的《红色中国散记》中也说，宋庆龄曾告诉斯诺，这期间她“曾替斯大林转过一封很凶的电报给毛泽东，内容是要求中共必须（对张学良）施加压力放蒋。”张国焘的回忆录也提到当时曾接到斯大林措辞很严厉的一封电报。大陆公布的当时代表共产国际的苏共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日记有这样的记载：“张学良的行动，不论他的意图如何，客观上只能损害把中国人民的力量团结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并会鼓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华谱：《中共党史最新资料》）　　毛泽东、周恩来等本已准备在延安搭台子公审蒋介石，但迫於苏共压力，只得派周恩来去劝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张学良最后释放蒋，也是在众叛亲离，除了杨虎城之外没有任何外援下不得已做的选择。西安事变造成什么后果？其一，红军得以苏生、发展而取得天下。在西安事变爆发前一年，红军在江西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其间兵员损失惨重。在西安事变前夕，另立中央的张国焘又带几万红军出走，毛泽东的陕北红军仅剩下不足两万人，这时围剿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加起来有33万人，红军处于空前的险境。但西安事变改变了这一切。共产党军队不但不再被围剿，而且被正式承认为国民政府军队，建制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八年抗战中，毛泽东实行“三分抗日，八分发展”的内部政策，至抗战结束时，两万人的红军发展到八路军90万，新四军30万，共产党有了120多万军队。当然，没有西安事变，后来抗战爆发，共产党也可能东山再起。但西安事变给了红军一个喘息和幸存机会已是公认的事实。因此胡适说：“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很快就可以消灭了……西安事变对我们国家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其二，蒋介石被迫提前全面抗日。由于仓促，结果只能用中国人的血肉铸成“新的长城”。三．张学良生平事略张学良字汉卿，号毅唐，为张作霖与原配赵夫人的长子。生于一九○一年 (清光绪二十七年) ，病逝于美国夏威夷檀香山，享寿一百零一岁。以下为其生平事略：一九○一年六月三日，生于辽宁省台安县桑子林詹家窝堡。一九二○年，毕业于东三省讲武堂第一期炮 (码交) 兵科。任巡阅使署卫队旅旅长，年底晋升陆军少将。一九二二年，参加直奉战争，挫吴佩孚部队。一九二三年，出任东北航空处督办及航空学校校长。一九二四年，出任东三省空军司令，五月升任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九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任奉军第三军军长，大破直军，一举成名。一九二五年，晋升为陆军中将。一九二六年，任第三方面军军团长，统率奉军。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父亲张作霖出关，至渖阳皇姑屯车站附近，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好的炸弹炸死。继任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长。一九二九年，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一九三○年，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一九三一年，任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九一八事变，不反抗放弃东北。一九三三年，指挥东北军及华北军抵抗日本侵略，至热河失守，引咎辞职并通电下野。赴欧考察。一九三四年，由欧返国，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一九三五年，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主任。四月晋升陆军一级上将。十月就任西安剿匪司令。一九三六年，与共产党有所接触，拒绝蒋中正剿匪命令。十二月十二日挟持蒋中正，史称西安事变。二十五日亲送蒋回南京。三十一日，被判处十年徒刑。一九三七年，国民政府特赦张学良，惟由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在监视下抵浙江奉北溪口雪窦山中国旅行社招待所，开始幽居生涯。后迁往安徽黄山，又移至江西萍乡。一九四六年，时局逆转，年底被遣送至台湾新竹县竹东镇井上温泉。一九五五年，在董显光，曾约农引领下皈基督教。一九六一年，定居北投复兴岗。一九六四年，与赵一荻正式结婚。一九八○年，访问金门，眺望大陆。一九八八年，应李总统登辉夫妇邀请，与夫人前往总统官邸聚晤。一九九○年，六月一日在台北圆山饭店过九十大寿，为西安事变后五十四年来首次公开庆祝生日。一九九一年三月十日，首度赴美国探亲。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五日第二度赴美国探亲。不久转赴夏威夷定居。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在夏威夷檀香山寓所，由近百位来自两岸的近亲故交为其百岁生日暖寿。六月二十三日夫人赵一荻病逝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享寿八十八岁。二○○一年，病逝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享寿一百零一岁。附:　爱国义士孙铭九　　我要讲的这个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孙鸣久，华清池捉蒋的青年英雄、爱国义士。孙铭九，又名孙铭久，1909年生于辽宁，1927年结交张学良之弟张学铭，后入东北军，1928年被选派赴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西安事变时任张学良卫队二营长，乃张氏精心挑选培养的心腹嫡系之一。张学良秘密会见周恩来，身边就带着孙铭九。叶剑英秘密到西安作中共代表，张学良就安排叶住在孙铭九家里。后来更是委孙以捉蒋大任，不难看出张对孙的信任之深，依托之重。　　1936年7月，在与中共约定下西北割据计划的背景下，由中共联络员刘鼎建议，并由中共党员刘澜波策划推动，张学良在东北军中成立了一个专门效忠于他个人的秘密组织“抗日同志会”。张学良亲任主席，孙铭九任行动部长，掌握东北军人事调补、升迁材料，准备将各级军官换上自己人。他创立抗日学兵队，查抄国民党党部，印刷散发抗日小册子，抗日口号喊得震天价响。　　抗日同志会书记应德田，也是个后来做汉奸的人物。然而当时，他可是专门负责给张学良提供抗日意见和理论研讨材料的主儿，张学良的许多抗日战争口号，都出自他手。他编写的《抗日理论与实际》小册子，中共联络员刘鼎赞赏不已，还带了许多去苏区。关于应德田，还有件事儿值得一提：那封至今仍扑溯迷离的蒋介石命张学良不抵抗的电报文字，就出自他的回忆录，据说张学良向他背诵了文字内容，而他就如此记录了下来，云云。　　张学良联共，左手是孙铭九、应德田一干人，右手则是67军军长王以哲和团长高福源。高福源被红军俘虏后，主动要求回东北军做工作，结果就通过王以哲为张学良建立了与陕北红军的直接联系。王以哲配合胡宗南进攻时，故意迟滞行动，误导友军孤军深入，背后却将行动计划、友军位置通报红军，致使胡宗南两个营被包围。尔后当被围部队求援时，王关闭电台，假装电台故障，坐视此二营被歼。　　却说张学良离开西安后，王以哲、何柱国成了东北军实际负责的人物。他们在周恩来的劝告下，决定对蒋介石的步步进逼妥协退让，以避免内战。不料此举惹怒了抗日同志会应德田、孙铭九一干人。1937年2月2日，他们发动第二次“西安事变”，枪杀王以哲军长等人，何柱国则因事先得到消息躲入杨虎城公馆而幸免于难。于文俊举枪对王以哲连发十几枪，王以哲身中9枪而亡。于文俊乃孙铭九所派，就象张学良派孙捉蒋一样，孙派于杀王，事见孙铭久著《西安事变真相》(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第187-188页。事发后，东北军军师长们极为愤怒，要求惩办凶手。2月4日，周恩来命刘鼎将应德田、孙铭九等送入红军苏区暂避。于是，许多军师长们愤而宣布效忠南京，服从中央调遣命令，还有人主动采取清共行动，最早帮张学良接上中共关系的高福源因而被枪毙。至此，东北军作为一个集团土崩瓦解，不复存在。张学良做梦也没有想到，正是他亲手创立抗日同志会，正是他精心培养的中下级军官，最终将他尽心竭力想要保存、为此不惜发动兵变的东北军，送入了坟墓。　　中共为了撇清关系，不愿收留应德田、孙铭九等人，后者不得不离开苏区。孙铭九先是躲入天津租界，后又躲进上海租界，再后来，干脆投靠汪精卫政府做了汉奸。据应德田1956年的交代材料，孙铭九于1943年春在汪政府参赞武官公署任参赞武官，年中任豫北抚安特派员和抚安专员，次年跑到山东任伪保安副司令。中间应德田曾一度投靠他。　　50年代，当年西安事变中的一些军师长们成了中共的座上客，应德田、孙铭九却受到审查。应德田很不服气，他在交代材料中辩解说：“……这些人因为没有做联共抗日工作，也没有营救张先生，一点也没有得罪过蒋介石，因而能跟着蒋介石跟到中国大陆解放的时候，永久是好官，因此他们没有遭到蒋贼的压迫危害，没有沾到敌伪的污水。……孙铭九……如当日不积极做联共抗日运动，随着那些‘聪明人’、‘好人’、‘好官’，随波逐流，无是无非，跟着蒋贼混到解放时，他也许能象那些‘好人’、‘好官’似的反而受到一些西安事变的好处。” 　　这段话里，满腹满腔的委屈，似乎他们做汉奸还很有理由了！！！孙如何？做了政协委员，活到90年代，1990年曾接受日本NHK访问死于哪年，待查。 -- ※ 来源:·珞珈山水 bbs.whu.edu.cn·[FROM: 211.99.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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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题: 探讨张学良
发信站: 珞珈山水 (Fri Jan 29 12:33:12 2010), 站内

张学良的品格

好色无道

    “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尽英雄；我虽并非英雄汉，惟有好色似英雄。”这是张学良自题的打油诗。张学良之父张作霖本是东北的土匪，在奉天附近的新民屯抢夺富豪赵氏的女儿为妻，1901年生下了长男张学良。和父亲张作霖有妻妾6人不同，张学良对女色 “用完就扔”。副官朱铁生的姐姐和妹妹、总务长朱光沐的女儿、财务局长沈熊毅的妻子都与其有染，这些人也从中得到了相应的好处；奉天省长翟文选的妹妹被张学良强奸，翟文选敢怒而不敢言，只好出家作了和尚。1928年底张学良易帜后，经常走访南京，喜欢上了当时外交部长王正廷的妹妹，最后王正廷只好将妹妹进呈。张学良将当时的电影明星胡蝶诱拐到北京，电影公司向张学良提出抗议，结果张学良干脆出10万元将胡蝶买了下来，可谓骄横之极。马君武有《哀沈阳》的诗，原文是：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如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张学良1990年上半年曾邀请美藉华裔历史学教授唐德刚在台湾进行过十多次谈话。根据录音，有一次张学良谈到他待人处事上的原则，张学良说：“你怎么待人，人怎么待你，孟子的话说得一点不错，君子视臣如草芥，臣子视君如寇雠。我现在90岁生日，你记住我的话，做事情最要紧两句话：问心无愧。也许我做错了，但是我问心无愧。我这人待朋友、待部下，我除了好色之外没旁的。可是我有个界限，我从来不对部下的老婆、部下的女人，甚至我家都不许她来往，连他的姑娘也不许到我家来玩，为什么招蜂惹蝶，我怕惹事、惹闲话。”

    《纽约时报》在张学良去世后刊发的长篇讣告中也毫不客气地指出，张学良虽然有20万东北军，但他沉迷于毒品和女色，是个出名的“花花公子”。他的心思不在抗日，而是在和墨索里尼的女儿（当时意大利驻中国公使的妻子）打情骂俏等社交活动。在张学良恢复自由来美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在被记者重复追问“您和赵四小姐这段深刻的爱情”、“她真的是您生命中不可缺少的支柱吗？”“您觉得她怎么好？”这些读者最关心的问题时，他的回答：“当年她年轻时，也是个很好玩的小姐；陪我这些年也实在不容易。”在91岁高龄时对东北同乡祖炳民说：“赵四小姐赵一荻对他最好，将一生都奉献给他，但不是他最爱的女人，“最爱的女人在纽约”（指宋美龄）。

挥金如土

    张学良掌管北京期间，从故宫搬出数百箱珍宝运到上海拍卖，英国图书馆以12万英镑购入了“王右军快雪时晴图”，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以65万美元购入了“唐寅踏雪寻楼图”。谁是故宫宝物的所有者呢？从法律上讲故宫中的一切财物均为末代皇帝溥仪私人所有，这是中华民国政府正式签订的清帝退位条约中所规定的。然而中国人并不重视法律条文，不知什么时候故宫中属于清帝的私人珍宝已变成国家所有，却忘记了在法律上废除承认清帝财产权的优待条约。（中国人真是毫无法理可言）

吸毒

    曾指挥东北军五个旅团和苏俄军队交手，结果全军覆灭；他指挥东北军陕北剿共，直罗镇、榆林两战，张的两个精锐师两万多人被红军全歼；他指挥热河保卫战，只到前线去过一次，还是为了陪宋子文，汽车每行15公里就得停下来，让他注射毒品。

张学良的事迹

一．东北沦丧谁之过

    1991年5月，在张学良被软禁50多年后首次获准来美国那次，在东北同乡会的安排下，曹长青和李勇、徐松林、刘宾雁等八个东北人在纽约以老乡的名义去看望了他。在长达150多分钟的聚谈中，张学良有意无意地解释了很多问题。

    世间广泛流传是蒋介石曾有一手谕给张学良，不让其抵抗，曹长青问张学良“到底有没有这个手谕呢？”张学良明确回答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可能要占领全中国，我想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借口扩大战事。我们采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最后不能‘杀不出血’。杀到全中国来了，我们只能拼死一搏。”    1990年12月9日，张学良在台湾软禁几十年后首次接受记者采访（日本NHK电视）时也是这样解释：“当时的中央不是蒋总统，是孙科（蒋那段时间下野，国民政府主席是林森，行政院长是孙科），当时中央给我的指示是，相应处理。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承认那时判断错误。我下令不抵抗是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除了所谓“错估局势”，张学良可能还有不愿直说的原因，那就是东北军根本不是日本关东军的对手，如果抵抗就是全军覆没。包括张学良在内的中国军阀们，都是靠部队多少而存在的，没有了东北军，就没有了张学良的地位。东北深山老林多，盛产土匪。张作霖的东北军其实就是最大宗的土匪，在小股土匪眼里它是“正规军”，但碰上装备精良受过训练的日本关东军，东北军就露出土匪本色。张学良曾为争夺铁路权率东北军和苏俄军队交过手，结果大败，被迫签订屈辱条约。那次惨败，等于向日本展示了东北军不是东北虎，而是纸老虎。1933年3月热河一战，日军仅用128名先头骑兵，几乎兵不血刃就攻占了热河省会承德，可想而知东北军的战力和张学良的指挥能力。

    汪精卫在918事变时是主张抗日的，他继孙科后出任行政院长，曾多次给张学良发电报，催促他出兵抵抗，责备张学良“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土地，陷于敌手……”但张学良总是推诿说粮饷不足，拒不行动，并还暗指汪精卫无权指挥东北军，结果气得汪精卫辞职出洋，认为这个行政院长没法干了。

    在日本关东军攻打热河之前，中国有识之士都认为张学良这个当时吸毒成性、沉缅女色的公子哥根本没有能力指挥整个华北的抗日，军政老将宋哲元、商震、庞炳勋等都要求蒋介石亲自北上，指挥抗日。著名知识份子胡适、丁文江、翁文灏三人当时曾联名致电蒋介石，指出华北抗日，不是张学良能够领导的，热河如果再轻易失守，政府责任难逃，吁请蒋介石速来华北亲自指挥。　蒋介石接到胡适等人电报后覆电说，他第二天就北上。然而当天夜里，热河全境就被日军占领。蒋介石后来感叹说：“我估计日本要用六个师团的人，日本国内和台湾（当时在日本手里）都得动员兵力。我们每日都有情报，知道日本没有动员，故料日本不过虚声吓人而已。不料日本对汤玉麟、张学良的军队（能力的了解）比我们知道得多。”

    当时进攻东北的日本军队只有几万人，而仅张学良的东北军就有30万部队，但热河就这样轻易失守，对此胡适非常悲愤，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全国震惊之后”一文，认为热河失守，张学良罪责难逃。胡适毫不客气地指出：“张学良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

    地质学家丁文江也在同期《独立评论》发表了“给张学良的公开信”，批评张学良既无指挥能力，又不亲赴前线督师，但却恋权不放，陷东北百姓于水火，贻误国家。

    蒋介石尽管和毛泽东有很多不同，但有一点非常相似，他们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份子，这点从后来他和毛泽东都无论如何要坚持“一个中国”可以看出。蒋介石宁肯中华民国忍辱退出联合国，也绝不放弃大陆版图，更不走台独。而且八年抗战的历史事实已证明，蒋介石不仅坚定抗日，而且领导了整个抗战（国民党部队承担了主要战场，共产党军队仅是敌后打打游击）。据香港学者李谷城的研究统计，八年抗战，国民党军队伤亡340万人，共产党军队伤亡61万人。从牺牲的人数大小也可以看出谁在承担主要的战场和责任。

    蒋介石并不是不抗日，而是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即抗日之前，先统一内部，清剿红军。这种政策主要出于两个考量：

    一是当时中国虽结束了军阀割据，但政令难以统一，尤其是共产党不仅仍拥有军队，并割据陕北一方。蒋介石苦心经营的五次围剿红军和共产党，虽然前四次失败，但第五次获得成功，红军被迫进行所谓“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大溃退。溃退到陕北的红军仅剩下几万人，蒋介石多年的艰苦剿共，终于有了眉目，他怎么让它功亏一篑呢。

    二是以当时中国的国力无法与日本匹敌，必须尽量争取时间，以储备力量。史学家黄仁宇在《从大历史读“蒋介石日记”》一书中说，当时蒋介石“深知两方的实力，如即此仓卒应战，只有自取败亡。”因此蒋的策略是，尽量避免全面抗日的爆发，以争取时间组建更多师团，建造兵工企业，构筑能够对日作战的国家能力。1934年，蒋介石就把为抗日而建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直属蒋直接领导的“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四川、湖北等大后方创建军工厂和重工业。西安事变时落到张学良手里的蒋介石日记中对这些国防设计有详细描述。

二．西安事变

    张学良的动机。

    利用兵谏逼蒋抗日之后，他就可以在西北联合红军和西北军而割据，不仅洗刷不抗日的污名，而且可与蒋分庭抗礼。事变之后张向蒋提出的条件，不仅有停止剿共立即抗日，还有成立西北联军和西北抗日联合政府等政治要求。张学良所以提出这样的条款，是因为他在共产党人周恩来等秘密接触谈判中，周已表示要在西北建立以张学良的东北军为主、西北军和红军为辅的“三位一体”的西北联军，成立和南京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西北抗日联合政府”。据大陆新公布的史料，张学良在首次和周恩来密谈时，就给了“见面礼”两万大洋和20万法币，完全是按照土匪之间的规矩做的，显示张学良对共产党的性质根本缺乏了解，他把红军当成西北军一样的地方武装；而周恩来对张学良彬彬有礼，一口一个“张将军”地推崇，也使张学良产生红军和西北军都要推举他为“西北王”的幻想。张学良当时已经看到回东北无望，因此联合红军和西北军建成“西北联军”，并成立以他为首的“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就可以得到苏联和斯大林的军事援助，而在西北割据和称王。当时东北军有近20万部队，西北军3万人，再加上经过长征剩下的2万红军，这支25万人的“西北联军”是蒋介石难以对付的。

    蒋介石关于对日全面抗战的计划，到1935年华北危机时已经成型。这一年追剿红军使得中央势力达于西南三省，蒋介石即已决定以西南为基地，展开持久抗战。他同时派胡宗南去西北，不仅是为了剿共，更重要的是要确保大西北交通线，因为沿海一旦失陷，西北便成了中国对外交通的生命线。为对付日军在华北方面的进攻，当时计划分为冀察区、晋绥区、山东区，以宋哲元、商震守平津，晋绥军守雁门及娘子关，倘平津失守，宋商退守保定沧州，中央军进至漳河。这些在计划在1935年10月前即已经拟妥，同时已开始在河南修筑防御工事。10月，蒋并派参谋本部次长熊斌前往华北、西北，向阎锡山、张学良、宋哲元等人通报计划。在11月的中央全会上，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讲话，表明了他的方针：中国愿意对日本和平，但绝不再退让。蒋介石发表谈话时，张学良就坐在台下。他对中央的抗战决心，应当是了解的。

    谁应该对西安事变负责？

    大陆发表的史料已证实，在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曾秘密和周恩来等共产党人见面会谈，提出“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攻，内外夹攻，把蒋扭过来”的方案。据上述朱永德研究西安事变的论文，“张学良曾认真的要求加入共产党，如今共产国际否决他入党要求之文件也已刊出，足见张与共产党之间所有之关系已非寻常。”因此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等待来自莫斯科的是赞扬和无尽的军事援助。”这位在论文中一口一个“毛主席、周总理”的中国历史教授也承认，当时张学良认为捉蒋、联合红军，苏联就会高兴，给予军援。但完全出乎张学良意料的是，苏联竟闻讯大怒，苏共《真理报》和《消息报》相继发表社论抨击张杨的举动，认为这将导致中国内战，日本坐收渔翁之利。已证实的史料是，事发第四天，苏共给陕北发去电报，要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美国记者斯诺的《红色中国散记》中也说，宋庆龄曾告诉斯诺，这期间她“曾替斯大林转过一封很凶的电报给毛泽东，内容是要求中共必须（对张学良）施加压力放蒋。”张国焘的回忆录也提到当时曾接到斯大林措辞很严厉的一封电报。大陆公布的当时代表共产国际的苏共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日记有这样的记载：“张学良的行动，不论他的意图如何，客观上只能损害把中国人民的力量团结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并会鼓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华谱：《中共党史最新资料》）　　毛泽东、周恩来等本已准备在延安搭台子公审蒋介石，但迫於苏共压力，只得派周恩来去劝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张学良最后释放蒋，也是在众叛亲离，除了杨虎城之外没有任何外援下不得已做的选择。

    西安事变造成什么后果？

    其一，红军得以苏生、发展而取得天下。在西安事变爆发前一年，红军在江西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其间兵员损失惨重。在西安事变前夕，另立中央的张国焘又带几万红军出走，毛泽东的陕北红军仅剩下不足两万人，这时围剿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加起来有33万人，红军处于空前的险境。但西安事变改变了这一切。共产党军队不但不再被围剿，而且被正式承认为国民政府军队，建制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八年抗战中，毛泽东实行“三分抗日，八分发展”的内部政策，至抗战结束时，两万人的红军发展到八路军90万，新四军30万，共产党有了120多万军队。当然，没有西安事变，后来抗战爆发，共产党也可能东山再起。但西安事变给了红军一个喘息和幸存机会已是公认的事实。因此胡适说：“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很快就可以消灭了……西安事变对我们国家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其二，蒋介石被迫提前全面抗日。由于仓促，结果只能用中国人的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三．张学良生平事略

    张学良字汉卿，号毅唐，为张作霖与原配赵夫人的长子。生于一九○一年 (清光绪二十七年) ，病逝于美国夏威夷檀香山，享寿一百零一岁。以下为其生平事略：

一九○一年六月三日，生于辽宁省台安县桑子林詹家窝堡。
一九二○年，毕业于东三省讲武堂第一期炮 (码交) 兵科。任巡阅使署卫队旅旅长，年底晋升陆军少将。
一九二二年，参加直奉战争，挫吴佩孚部队。
一九二三年，出任东北航空处督办及航空学校校长。
一九二四年，出任东三省空军司令，五月升任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九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任奉军第三军军长，大破直军，一举成名。
一九二五年，晋升为陆军中将。
一九二六年，任第三方面军军团长，统率奉军。
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父亲张作霖出关，至渖阳皇姑屯车站附近，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好的炸弹炸死。继任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长。
一九二九年，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
一九三○年，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
一九三一年，任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九一八事变，不反抗放弃东北。
一九三三年，指挥东北军及华北军抵抗日本侵略，至热河失守，引咎辞职并通电下野。赴欧考察。
一九三四年，由欧返国，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
一九三五年，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主任。四月晋升陆军一级上将。十月就任西安剿匪司令。
一九三六年，与共产党有所接触，拒绝蒋中正剿匪命令。十二月十二日挟持蒋中正，史称西安事变。二十五日亲送蒋回南京。三十一日，被判处十年徒刑。
一九三七年，国民政府特赦张学良，惟由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在监视下抵浙江奉北溪口雪窦山中国旅行社招待所，开始幽居生涯。后迁往安徽黄山，又移至江西萍乡。
一九四六年，时局逆转，年底被遣送至台湾新竹县竹东镇井上温泉。
一九五五年，在董显光，曾约农引领下皈基督教。
一九六一年，定居北投复兴岗。
一九六四年，与赵一荻正式结婚。
一九八○年，访问金门，眺望大陆。
一九八八年，应李总统登辉夫妇邀请，与夫人前往总统官邸聚晤。
一九九○年，六月一日在台北圆山饭店过九十大寿，为西安事变后五十四年来首次公开庆祝生日。
一九九一年三月十日，首度赴美国探亲。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五日第二度赴美国探亲。不久转赴夏威夷定居。
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在夏威夷檀香山寓所，由近百位来自两岸的近亲故交为其百岁生日暖寿。六月二十三日夫人赵一荻病逝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享寿八十八岁。
二○○一年，病逝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享寿一百零一岁。

附:　爱国义士孙铭九

　　我要讲的这个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孙鸣久，华清池捉蒋的青年英雄、爱国义士。孙铭九，又名孙铭久，1909年生于辽宁，1927年结交张学良之弟张学铭，后入东北军，1928年被选派赴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西安事变时任张学良卫队二营长，乃张氏精心挑选培养的心腹嫡系之一。张学良秘密会见周恩来，身边就带着孙铭九。叶剑英秘密到西安作中共代表，张学良就安排叶住在孙铭九家里。后来更是委孙以捉蒋大任，不难看出张对孙的信任之深，依托之重。

　　1936年7月，在与中共约定下西北割据计划的背景下，由中共联络员刘鼎建议，并由中共党员刘澜波策划推动，张学良在东北军中成立了一个专门效忠于他个人的秘密组织“抗日同志会”。张学良亲任主席，孙铭九任行动部长，掌握东北军人事调补、升迁材料，准备将各级军官换上自己人。他创立抗日学兵队，查抄国民党党部，印刷散发抗日小册子，抗日口号喊得震天价响。

　　抗日同志会书记应德田，也是个后来做汉奸的人物。然而当时，他可是专门负责给张学良提供抗日意见和理论研讨材料的主儿，张学良的许多抗日战争口号，都出自他手。他编写的《抗日理论与实际》小册子，中共联络员刘鼎赞赏不已，还带了许多去苏区。关于应德田，还有件事儿值得一提：那封至今仍扑溯迷离的蒋介石命张学良不抵抗的电报文字，就出自他的回忆录，据说张学良向他背诵了文字内容，而他就如此记录了下来，云云。

　　张学良联共，左手是孙铭九、应德田一干人，右手则是67军军长王以哲和团长高福源。高福源被红军俘虏后，主动要求回东北军做工作，结果就通过王以哲为张学良建立了与陕北红军的直接联系。王以哲配合胡宗南进攻时，故意迟滞行动，误导友军孤军深入，背后却将行动计划、友军位置通报红军，致使胡宗南两个营被包围。尔后当被围部队求援时，王关闭电台，假装电台故障，坐视此二营被歼。

　　却说张学良离开西安后，王以哲、何柱国成了东北军实际负责的人物。他们在周恩来的劝告下，决定对蒋介石的步步进逼妥协退让，以避免内战。不料此举惹怒了抗日同志会应德田、孙铭九一干人。1937年2月2日，他们发动第二次“西安事变”，枪杀王以哲军长等人，何柱国则因事先得到消息躲入杨虎城公馆而幸免于难。于文俊举枪对王以哲连发十几枪，王以哲身中9枪而亡。于文俊乃孙铭九所派，就象张学良派孙捉蒋一样，孙派于杀王，事见孙铭久著《西安事变真相》(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第187-188页。事发后，东北军军师长们极为愤怒，要求惩办凶手。2月4日，周恩来命刘鼎将应德田、孙铭九等送入红军苏区暂避。于是，许多军师长们愤而宣布效忠南京，服从中央调遣命令，还有人主动采取清共行动，最早帮张学良接上中共关系的高福源因而被枪毙。至此，东北军作为一个集团土崩瓦解，不复存在。张学良做梦也没有想到，正是他亲手创立抗日同志会，正是他精心培养的中下级军官，最终将他尽心竭力想要保存、为此不惜发动兵变的东北军，送入了坟墓。

　　中共为了撇清关系，不愿收留应德田、孙铭九等人，后者不得不离开苏区。孙铭九先是躲入天津租界，后又躲进上海租界，再后来，干脆投靠汪精卫政府做了汉奸。据应德田1956年的交代材料，孙铭九于1943年春在汪政府参赞武官公署任参赞武官，年中任豫北抚安特派员和抚安专员，次年跑到山东任伪保安副司令。中间应德田曾一度投靠他。

　　50年代，当年西安事变中的一些军师长们成了中共的座上客，应德田、孙铭九却受到审查。应德田很不服气，他在交代材料中辩解说：“……这些人因为没有做联共抗日工作，也没有营救张先生，一点也没有得罪过蒋介石，因而能跟着蒋介石跟到中国大陆解放的时候，永久是好官，因此他们没有遭到蒋贼的压迫危害，没有沾到敌伪的污水。……孙铭九……如当日不积极做联共抗日运动，随着那些‘聪明人’、‘好人’、‘好官’，随波逐流，无是无非，跟着蒋贼混到解放时，他也许能象那些‘好人’、‘好官’似的反而受到一些西安事变的好处。” 　　这段话里，满腹满腔的委屈，似乎他们做汉奸还很有理由了！！！孙如何？做了政协委员，活到90年代，1990年曾接受日本NHK访问死于哪年，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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