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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whisper (蝉鸣的夏季·翠羽黄衫·如花), 信区: History 标题: 正本清源《越人歌》发信站: 珞珈山水 (Tue Feb 2 17:37:45 2010), 站内 By earnest 滥兮抃草滥予，昌枑泽予昌州州，饣甚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惿随河湖。怎么样？是不是读得一头雾水？这三十二个字，或者准确的说，三十二个汉字记音符号，就是2000多年前一位在江汉大地的茫茫碧波间撑篙摇橹的越人船夫唱给他爱慕的人——楚国王子子皙的歌，没错，它就是文学史上大大有名的《越人歌》，是楚人或生活在楚国的越人用古汉语音记录下来的原汁原味的越语歌辞，大家也许对它的楚歌体汉语译文更为熟悉：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我们不知道为子皙当场口译的是越人还是楚人，但可以确认的是，这位不知名译者的即兴译诗给中国文学史留下了楚辞体最早的也是最优美的诗篇，他的译品也成为有史可证的第一篇汉语译诗，其文学、语言学和历史价值不可估量。《越人歌》的另一项“第一”也许就不那么著名了，至少在近年以前，学界有意无意的回避了这个问题，那就是——它是现存先秦文学作品中可以肯定为同性恋诗篇的唯一文本。《越人歌》最早收录于西汉刘向的《说苑》卷十一《善说》第十三则“襄成君始封之日”篇。刘向是汉高祖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自幼生长楚地，祖上藏书丰富，家学渊源有自，淹通经史，谙熟掌故，成帝时刘向领校中五经秘书，就是负责西汉皇家藏书的整理，借机通览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最全面的典籍。在校书之余，为了“言得失、陈法戒”，“助观览、补遗阙”，刘向根据皇家所藏和民间流行的书册编著了几部颇具故事性的杂著——《说苑》、《新序》、《列女传》——作为政治教科书呈献给汉成帝刘骜。书中记录了先秦以至秦汉时期许多流行于民间的故事、传说。这些事例的来源和出处，十之八九还可在现存典籍中探讨源流，互相参证；但有一部分却是早已散佚，文献无征，只靠《说苑》等书保留它一点遗文琐语，“襄成君始封之日”便是其中的一篇。需要明确的是，虽然 “襄成君始封之日”篇的原作者已不可知，但可以推断，刘向在记录这则掌故的时候一定参考了其他文献依据，只是可惜前人旧书已经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要格外感谢《说苑》为我们保存了这则在文学、历史、语言学、甚至中国古代性学研究中都具有不可估量价值的故事和故事中的《越人歌》。上面说过了，《说苑》是刘向为汉成帝编著的政治教材，意在借古通今，明君臣之道，其中《善说》一卷收录的都是春秋战国时卿大夫、士人、宾客、孔门弟子等能言善辩进行游说的轶事。所谓“善”主要包含三个因素：一是所说的内容要正确、珍贵；二是说话的人要有辩才、讲求技巧；三是能打动对方的心，使之乐于接受。西汉时期，同性恋风习十分流行，“前汉一代几乎每一个皇帝有个把同性恋的对象，或至少犯一些同性恋倾向的嫌疑。”（见费孝通译霭理士《性心理学》附录《中国文献中同性恋举例》），刘向本人对当时颇为流行的男风并无任何特殊的关注，收录“襄成君”的故事是为了从庄辛说服襄成君的事例中总结辩论的智慧，但在无意间为我们保存了一则有趣的同性恋故事。还有一点要提到，除了襄成君始封之日”篇，《说苑》中还记载了另外几则有名的战国时代同性恋故事——安阳君与龙阳君是最广为人知的两例，前者又见于《战国策?楚策》，后者又见于《战国策?魏策》。就是这首《越人歌》，如果没有同它一起流传至今的本事，似乎很难从字面断言它是两男相悦之词，还是男女相悦之词。但庆幸的是，刘向为我们记录了这段“本事”，为《越人歌》的“性向”确定了可供辨识的语境。故事原文如下：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带玉剑，履缟舄（舄：xi4，古代一种双层底加有木垫的鞋；缟舄：白色细生绢做的鞋），立于游水之上，大夫拥钟锤（钟锤：敲击乐鼓的锤子），县令执桴（桴：鼓槌）号令，呼：“谁能渡王者于是也？”楚大夫庄辛，过而说之，遂造托（造托：上前求见）而拜谒，起立曰： “臣愿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然作色而不言。庄辛迁延（迁延：退却貌）沓手（沓：盥之误字，盥手即洗手）而称曰：“君独不闻夫鄂君子皙之泛舟于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青翰：舟名，刻成鸟形的黑色的船），极（：man2，上艹下两；芘：bi4。芘：不详为何物，疑为船上帐幔之类），张翠盖而检 (检：插上)犀尾，班（班，同“斑”）丽袿(袿：gui1，衣服后襟，指上衣)衽(衽：ren4,下裳)，会钟鼓之音，毕榜枻（榜：船；枻，yi4,桨。榜枻：这里指代船工）越人拥楫而歌，歌辞曰：‘滥兮抃草滥予，昌枑泽予昌州州，饣甚州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惿随河湖。’鄂君子皙曰：‘吾不知越歌，子试为我楚说之。’于是乃召越译，乃楚说之曰：‘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于是鄂君子皙乃揄修袂，行而拥之，举绣被而覆之。鄂君子皙，亲楚王母弟也。官为令尹，爵为执圭，一榜枻越人犹得交欢尽意焉。今君何以逾于鄂君子皙，臣何以独不若榜枻之人，愿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襄成君乃奉手而进之，曰：“吾少之时，亦尝以色称于长者矣。未尝过僇（僇：lu4,羞辱）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后，愿以壮少之礼谨受命。” 意译过来就是：襄成君开始接受封邑的那一天，穿着翠丽的衣裳，腰佩鞘面锒玉的长剑，足登白色细绢缝制的鞋子，站立在流水之岸上，大夫们抱着钟锤围绕着襄成君，县令们拿着鼓槌正在高声呼叫：“谁能济渡君侯过河？”楚国大夫庄辛经过这里，看到襄城君，不由心中一动，就托辞拜见，礼毕起立说：“臣下想握一下君侯的手，可以吗？”襄成君生气地变了脸色不答话。庄辛后退了几步，洗了洗手，回来对襄成君说道：　　 “君侯难道没听过鄂君子皙在新波上泛舟游乐的故事吗？他乘坐着刻有凤鸟纹饰的黑色游船在碧波中荡漾，船上挂着芘纹样的幛幔，张设着翠丽的伞盖，旌旗上插有犀牛尾，襄城君的衣饰斑斓富丽，舟船上钟鼓之声齐鸣。当钟鼓之声稍歇的时候，一位舟子怀抱着船桨歌唱起了歌：‘滥兮抃草滥予，昌枑泽予昌州州，饣甚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惿随河湖’。歌词用的是越语，鄂君子皙说：‘我不懂得越国的歌，请你为我用楚国的话解说。’于是就召来一个越语翻译，用楚国话解说了歌辞：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　　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　　（今夜是什么夜晚啊，我能操桨于此洲流；今天是什么日子啊，我有幸能与王子同舟。含羞怀情啊，不顾诟骂羞耻，心里多么痴迷不止啊，盼见王子。山有树啊树有枝，心里爱慕着您呀您却不知。）鄂君听完楚译之后，扬起长长的袖袂，走过去拥抱了唱歌的越人舟子，还举起绣花的锦被，覆盖在舟子的身上。” 　　 “君侯您知道，鄂君是楚王的同胞亲弟，官职做到令尹（楚国的首席大臣），爵位为执圭（楚国的最高爵位），还能和一个划船的越人交欢尽意。君侯您的地位虽然高贵，又怎会高过鄂君子皙？臣下我的地位虽然低微，又怎会低于一个越人舟子？臣下想握一下您的手，君侯为什么不愿意呢？” 　　襄成君连忙把手递过去说：“在我年轻的时候，也曾因为姿容受到长者的称赞，却从未受到如此突然的羞辱。从今以后，我将以少壮者的礼节，恭谨接受先生的教诲”。楚大夫庄辛倾慕襄成君的美貌，提出了“把君之手”的非分要求，这种要求说明庄辛对襄成君有同性恋的欲望。襄成君的生平不详。而庄辛正是战国后期楚襄王（公元前298年－前264年在位）朝的大臣，与屈原、宋玉是同时代人。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陷了楚都郢，一举占领了楚国的整个西部，襄王仓皇迁都于陈。当时楚军全线溃败，不再作有组织的抵抗。当襄王向庄辛请教如何收拾残局时，庄辛先给襄王打气：“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成语“亡羊补牢”即来自庄辛这句话。随后襄王封庄辛为阳陵君，命他守卫在淮北的楚地。在故事发生的时候，襄成君刚刚接受了楚王的册封，而庄辛还是大夫，还没有封君，故他对襄成君自称“臣”。古代社会的同性恋模式原则上是依照社会地位的高低决定主动或被动的角色，因此庄辛的举动自然冒犯了襄成君的尊严，傲慢高贵的美男子自然不会对庄大夫有什么好脸色。为了说服襄成君，能言善辩的庄辛给他讲了鄂君子皙的故事。听完楚译的歌词，子皙立即领会了“榜枻越人”的情意，并欣然接受了对方的求爱。“于是鄂君子皙乃揄修袂，行而拥之，举绣被而覆之。”根据子皙做出的暧昧动作，我们不难想象他和越人之间发生的事情。讲完故事后，庄辛趁热打铁，进一步诱劝襄成君： “鄂君子皙，亲楚王母弟也。官为令尹，爵为执圭，一榜枻越人犹得交欢尽意焉。今君何以逾于鄂君子皙，臣何以独不若榜枻之人，愿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 如上所述，庄辛对襄成君的爱慕属于同性恋的性质，而且其行为模式属于比较“另类”的身份较低者主动向身份较高者求爱，他不举其他先例而独引鄂君子皙与榜枻越人的故事为自己辩护，说明故事中的情景与正在发生的事情在关键问题上有对应性。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这种关键问题的对应包含三个方面：一，目的的对应，都是为了求爱；二，身份差异的对应，都是身份较低者主动向身份较高者求爱；三，也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性别关系的对应。设想如果榜枻越人是女性，那么鄂君子皙的故事就是一个标准版的灰姑娘故事，这显然不符合“质同才予类比”的逻辑原则，由BG的“此”到BL的“彼”，岂不是驴唇不对马嘴？何况低贱的女子向高贵的男子表示爱慕，从来都不被看作非礼之举，而是不折不扣的“韵事”，浪漫传奇的通例。由此得知，如果越人是女性，这个例证几乎缺乏说服力，襄成君又怎会心悦诚服的接受庄辛的说教？旧时一些学者在谈到《越人歌》的时候，不免先入为主的用异性恋导向解读歌词的含义，如梁启超《中国美文学史稿》云：“《楚辞》以外，战国时江南诗歌《说苑‘善说篇》所载《越女棹歌》，说是楚国的王子鄂君子皙乘船在越溪游耍，船家女孩子拥楫而歌……”我们现在之所以可以断定梁启超对这首诗的 “性向”解释是错误的，就是因为他在解读时，对故事的语境避而不谈。我们无法推断梁任公是忽视了逻辑推理的重要还是明知故错以坚持“性取向的正确”。耐人寻味的是，更多的文学研究者在谈到《越人歌》的时候，并不像梁任公这样“坚定直白”的解释为异性恋情诗。比如朱熹，他一方面对《越人歌》的艺术价值大加赞赏，称其“特以其自越而楚，不学而得其余韵。且于周太师‘六诗’之所谓‘兴’者，亦有契焉。知声诗之体，古今共贯，胡越一家，有非人之所能为者。是以不得以其远且贱而遗之也。”，甚至认为《九歌?湘夫人》中“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君子兮未敢言”一章，“其起兴之例，正犹《越人之歌》。”，把《越人歌》定性为楚辞的渊薮；但另一方面又抨击“其义鄙亵不足言”，至于如何“鄙亵”却不置一词。当代学者的处理方式比较婉转，在赞美辞章之美的同时，含糊的说“这首《越人歌》‘是一首优美的民间恋歌’”（张正明），巧妙地规避了越人是男是女这个烫手的问题。又有学者虽然确认了《越人歌》的情诗性质，“其为情歌，恐怕很难否认”（萧兵），但又进一步推理：《越人歌》“如此柔软娇媚”，歌者应为越女。这个理由实在很无力，为什么柔软娇媚就是女性的专利？何况把《越人歌》的情调说成“柔软娇媚”也并不准确，《越人歌》的风格是融合了清婉隽永和质朴刚健的。还有很多学者开宗明义确认越人是男性，但对歌词的意义却忙不迭地纯洁化，以“谢辞”、“颂歌”目之，绝口不提情歌二字，比如正统文学史就常用这样的调子——《越人歌》反映了楚国人民和越族人民的友谊。其实，古代早有人把《越人歌》视为同性恋的文本。《艺文类聚》卷三十三部十七“宠幸”门录有吴筠《咏少年诗》一首，末四句云：“不道参差菜，谁论窈窕淑。愿君捧秀被，来就越人宿。”这是一首歌咏男色的诗，“不道”两句反用了《关雎》的成句，明显表示对异性恋的否定。后两句以肯定的语气用鄂君子皙的故事，诗人的意思是，希望那个美少年也能像子皙对待越人一样，捧上绣被来与恋慕他的男子同宿。由此可见，越人之为男性，《越人歌》之为同性恋文本，是毫无疑问的事了。众多学者对这个敏感的男男恋故事，或辗转腾挪的百般规避，或明知故错的“纯洁化”，虽理不可原，但情可以恕，毕竟环境如是，过分苛责也是不厚道的。海外汉学家比较少这方面的禁忌束缚，所以更早的明确了《越人歌》的同性恋情歌性质。1982年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了剑桥大学汉学家白安妮女士英译的《玉台新咏》（New Songs From A Jade Terrace by Dr. Anne Birrell），《玉台新咏》是东周至南朝梁代的诗歌总集，历来认为是徐陵在梁中叶时所编。共十卷，收诗769篇，除了一首诗以外，其它诗都是自汉迄梁的作品。这首例外之作就是收入第九卷的《越人歌》。据徐陵《玉台新咏序》说，本书编纂的宗旨是“选录艳歌”，即主要收情爱诗，而不是歌功颂德的庙堂诗。白安妮博士对《玉台新咏》中的同性恋爱性质的情诗格外关注，比如梁简文帝肖纲的《妾童》，还有就是《越人歌》。在汉译英过程中，白安妮女士明确提出《越人歌》是一首同性恋情诗的判断。 1998年旅美学者康正果的《重审风月鉴——性与中国古代文学》一书在国内出版，在第三章《男色面面观》中，康正果对《越人歌》的同性恋性质作了令人信服的解读，上面的思路和言语很多就引自康书。如果说康正果对文本语境的逻辑分析还不足以让所有人信服《越人歌》的同性爱性质，那么自80年代一来，海内外诸多语言学家运用历史比较音韵学的研究成果对此诗32个越语汉字记音符号的释读，不但破译了“蛮夷鴃舌”的古越语，揭开了笼罩《越人歌》2000多年的神秘面纱，，而且无心插柳地从侧面支撑了这首情诗的同性爱性质。前面提到，《越人歌》是以两种歌体、两种文本并存传世的：既有越语的汉语音译，亦有楚民歌体的汉语译文；既是一首越歌原作，又是一首楚译越歌。刘向在记存歌词的汉语译意的同时，保留了生事之当时人们用汉字录记的越人歌唱的原音。西汉到现在已两千多年了，历代文人学者们对《越人歌》的译诗质量、艺术水平以及它对后来的文学作品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数不清的分析和评价，但对于那个尤为难得的“蛮夷鴂舌”的越语原文，却几乎无人过问，更谈不上深入地分析和研究了。未经翻译的越人歌原词为三十二字，翻译成楚歌后变了五十四字，其加工整理的痕迹非常明显。《越人歌》那三十二个字的本来含义如何?原歌的语法结构、音韵格律、艺木风格与楚歌译文有何异同?这些问题都随着古越人历史音响的消逝而成了千古难解之谜。历史比较音韵学的发展为解读《越人歌》提供了新的可能。《越人歌》可以解读，是以这样的认识为前提的：它所使用的语言今天可以追溯，它的篇章结构可以分析，它的字词大体上可以通过历史比较音韵学考得。《越人歌》使用的语言是古代越族的通用语，这是从民族学和语言学研究得出的结论。越族作为一个古代南方土著民族，或散或聚，战国以前，分布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目前学术界比较一致地认为壮族、侗族以及同语族的布依族、傣族、水族、毛南族、仫佬和黎族来源于古越人。也就是说，古越人是今天壮侗语族各民族的祖先。今天的壮侗语族各族语言与古越语在语音、词汇、语法上有着承继关系。“凡有亲缘关系的语言和方言，都源出一个原始的共同体”，这原始的共同体，“我们不如把它叫做‘基础语”。《越人歌》代表的先秦古越语就是壮侗语族共同的“基础语”。 20世纪50年代，日本学者泉井久之助曾尝试用南亚语系的孟一高棉语族的占语和马来一玻里尼西亚语系的古马来语和古印度尼西亚语构拟上古越语语音，解读《越人歌》，虽然不成熟，但草创之功，不可汩没。自80年代以来，随着民族学和汉藏语言研究的进展，中国学者们开始试图解决这个难题。在这方面壮族学者韦庆稳作出了革命性的贡献。他在1980-1982年连续三次发表文章，公布了自己的解读成果。他的方法是根据董同龢的《上古音韵稿》把记音的汉字恢复到上古的读音，然后，与壮语的各地方音(必要时也参考了同语族的其它民族语言)，“逐个进行对照”，“试拟上古壮语及词义”；接着，根据试拟的上古壮语及词义按原歌词序理顺，并参考了楚人古译作了直译，使原歌的古越人词语得到字字落实。稍后白耀天先生也用壮语作了自己的解读。而侗族学者林河、张民、邓敏文等先生在用侗语构拟古越音后，提出了《越人歌》是侗歌的主张。要知道，春秋时期壮侗语族各民族尚未形成，活在楚越交界地方的越人不仅是侗族的祖先，而且也是壮族、布依族、傣族、水族、毛南族、仫佬族和黎族的祖先。因此，《越人歌》不仅可以用侗语、壮语去解释，而且也可以用布依语、傣语、水语、毛南语、松佬语和黎语去解释。与其说《越人歌》是侗族的祖先或壮族祖先所唱，毋宁说《越人歌》是壮侗语族各民族共同的祖先唱的，韦庆稳等先生研究结果正好说明了这一点。下面罗列诸位语言学家的研读结果：越音原文：滥兮抃草滥予昌枑泽予昌州州饣甚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惿随河湖。泉井久之助（根据占语或马来语释读）—— (我)祈祷(您)啊，王子。 (我)祈祷(您)啊，伟大的王子。 (我)认识了(您)啊，伟大的王子。正义的王子啊，尊贵的王子。 (我)真幸福啊，我忠心地服从您。让所有的人都繁荣昌盛吧， (我)长久以来一直敬爱着您。韦庆稳（壮语译读）—— 今晚这是何晚，坐在船正中的是哪位大人? 王府中王子驾临。王子接待又赏识我(小人)感激。不知何日王子与小人再游玩，小人心喉感受。白耀天（壮语译读）—— 今晚是怎么个夜晚咧，〔有幸〕在江里〔给王子〕撑船划舟? 欢快令人眼馋啰，又羞又喜噜！多么贪恋着您啰王子! 前山坳上枝杈长满树咧，您可知道咧王子噜? 张民（侗语译读）—— 是黄昏?还是白天! 偶逢同欢共乐啊! 同舟直取洲中游。觐见王子，承蒙关怀爱戴觉害羞。耿耿惦念于怀已久，树木聚集于山之周。心悦诚服于你啊！你不知。林河（侗语译读）—— 今日兮，我遇何日? 船舱里是什么人啊? 是王府的王爷到了。蒙王爷召见啊，我越人谢谢了。何日啊? 王爷! 同我越人再去郊游，小的我连梦魂都会哈哈笑啊! （或:在下的心里多快乐啊!）韦文将 “随”解释为“心”，“河”解释为“喉”，将末句构拟为“小人心喉感受”，将歌者定为男子。林河将“草”解作“我们”，译作“我”；将“秦”译作“我”。将第一个“昌”解作“舱”，将第二个“昌”解作“府”。将“州”解作“王”。将末四字解作“小弟?魂魄?欢乐?啊”，译作“弟心欢乐”。其他几家的译读也大体如是，他们从不同的民族语言出发，得出的最后结果都基本认定越人是男性（具体分析过程此处从略）。但这些学者的释读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楚译。拿这些解读后的译文同《说苑?善说篇》中所载的楚语译文相比，不论从思想内容、翻译水平和艺术质量等方面，都相差很远，从译文的忠实可信的角度看，可能也不如楚语翻译。因为《说苑》的写作年代毕竟离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更近，而且“榜枻越人”是当着鄂君子皙的面“拥揖而歌”；而鄂君子皙也是当场“召越译，乃楚说之”。当地的越语翻译，毕竟要比几千年之后的人们更加了解当时越人的语言、风土人情和民歌传统等等。有的学者以为不受楚译束缚直接求诸民族语言，是客观的态度；殊不知那样一来两脚踩空，一切都只能是主观猜测而已。古人之译，虽是按楚人歌谣的格式来翻译，属于意译，但译文除按诗歌的修辞格式作必要的反复外，还是忠实于原歌词义的。不拿古译文当作按字译读时的校准器，这样的译读即便不致茫茫无际，也难免偏离本色。很明显的一个漏洞就是：从译读结果看，这首显而易见的的情歌在诸位语言学家的笔下，成了一首“小人”或“小弟”唱的“谢辞”、“颂歌”，这样的译文与深挚缠绵的楚译很不搭调，而且也不吻合故事的语境。试想子皙怎么会拥抱一个唯唯诺诺、谄媚逢迎的低贱船夫，还把绣被披在他身上，“交欢尽意”？庄辛又怎么会引用一首谄媚颂词来为自己的求爱张目？ 1991年，郑张尚芳先生从泰语再次破译了《越人歌》的汉字记音。泰语是泰国的国语，和壮语同属侗台语族台语支。与台语支的其它语言都不同，泰语有使用了七百多年的拼音文字——泰文， “泰文在泰语和其它台语支的语言中有着最古老的经过验证的形式”。因此他以书面泰文为基础，比照记音汉字的上古读音，逐字推敲有关的泰语原意。他在构拟记音汉字的上古音时，使用了自已创制的一套上古音系统。在破译时，和韦庆稳一样把记音汉字分断成五句，但断句的位置和韦庆稳的全然不同。下面是他报告的《越人歌》的新汉译。原文为英文，经孙琳和石峰译成中文后，转载于1997年出版的《语言研究论丛》第七辑第57－65页：夜啊，欢乐会晤的夜晚！我多么害羞啊，我又很能摇船。慢悠悠地摇船横渡啊，满怀喜欢！污秽的我啊，尊敬的王子殿下竟然相识了。藏在心底的，是我始终不谕的思恋。后来，周流溪先生在上述语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特别参考了郑张尚芳的译读，对照楚译文，利用壮侗语言的活材料，并参照其它越族共同语如水语、傣语、布依语等，重新古音构拟，在破译中求得最大数量的古越语词，并借助古汉语的同源词，复原了《越人歌》的全文。这种方法的优势是是单靠一个语言破译无法比拟的。因此，他的释读结果也是比较接近越人歌原貌的。周流溪今译：滥兮抃草滥予， “今夕何夕兮，搴洲(舟)中流?” (今晚在河里掌船，是什么好日子?) 昌枑泽予昌州州，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和哪一位同船?和王子你们) 饣甚州焉乎秦胥胥， “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 (承蒙大人美意赏识见爱，我无比羞愧。) 缦予乎昭， “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 (我多么希望认识王子![今天终于认识了。]) 澶秦逾渗， “山有木兮，木有枝；” (山上[有[树丛，竹木[有]枝梢。) 惿随河湖。 “心说(悦)君兮，君不知。” (您知道吗?我心里对您非常敬慕眷恋。) 我们可以看到，郑张尚芳和周流溪的译读与楚译的面目最接近，特别是解读了楚译中比较难懂的两句：一，“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越语记音：州焉乎秦胥胥），周译为“承蒙大人美意赏识见爱，我无比羞愧”，我们用更直白的话来解释，这一句的意思应该为： “王子这么喜欢我，使我感到难为情。”二，“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这是楚译中最难懂的一句，英国的白安妮与台湾的卢元骏的翻译分别是：“My heart will never fail，for I have known my lord”和“我的内心虽然顽冥，幸而犹未自绝，因为我深深了解王子”。两种译文的出入不大，但读者仍然不明白舟子究竟要说些什么。郑张尚芳在论文中讨论了这一句。郑张译此句为“污秽的我啊，尊敬的王子殿下竟然相识了。”这一句中的记音汉字“缦”字，泰文有“肮脏、褴褛、不整齐”的含意，是歌手对社会地位的自我鉴定。郑张认为，通过这一句歌词，舟子自述身份低微，与王子无法相比，但他并不因此而放弃自已的追求，所以才说“心几顽而不绝”。郑张的分析颇有道理，庄辛后来大发议论，比较襄成君与鄂君、他自已与舟子的地位，这一句歌词正是一条引线。周译为“我多么希望认识王子![今天终于认识了。])”，与郑张译文接近。参照郑张和周的新译，这一句的意思应该是：“虽然我的身份卑贱，却并没有灰心丧气，终于认识了高贵的王子”。好了，我们已经确认了《越人歌》的性向，下面我们谈谈这首诗的其它方面。榜枻越人和鄂君子皙是这首歌的创作主体与这段历史故事的主人公。他们所处的具体地理政治生活环境，是影响他们创作这首歌的重要背景。这具体的地理政治生活环境是怎样的呢? 鄂君子皙是楚人，榜枻越人是越人，二人属于不同的民族。我们知道，楚，是春秋战国时期南方第一大国，越，是先秦时期我国南方一个庞大的族系。楚，一般认为是江汉民族，但其实它不是江汉土著，真正的江汉土著是扬越（粤）人，即榜枻越人的族属。西周春秋之世，江汉之间的鄂国世为扬越人所居，他们是先于楚人生活于古江汉地区的土著。《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西周初年，得周成王赐封子爵的楚先人熊绎，“仍僻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莱，跋涉山水，以事天子。唯是挑弧、棘矢，以共御王事”，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周成王时，王室式微，中原诸侯纷争，终于让楚人等到了另图发展的机会。向何处发展?向北、向东，那里群雄林立，楚量其力不能与之抗礼，向南，一则可避开周王室的箝制，中原群雄的干预；二则江河滔滔，沃野千里，居住其地的异于中原的人群社会尚未充分发展，邑落林立，内聚力小，这是再理想不过的了。楚人选准了主攻方向，施展外交手腕，扩大政治影响，这就是《史记》所说的“熊渠深得江汉间民和”。其时，荆山之西是庸国，势不大却可后院放火、因此，楚从荆山南下掠取江汉扬越和鄂地之先，首行伐庸，以解除后顾之忧；取得扬越和鄂地之后，迅速以其三子分封其处，巩固获得的成果。《史记?楚世家》说:“当周夷王之时(前887 - 858年)，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越，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 楚熊渠兴兵伐扬粤“至于鄂”，并立其中子红为鄂王来加以管制。“至于鄂”，就是说攻打到了扬越人控制的鄂地。接着，熊渠立中子红为鄂王，在这里建立了一个统治者是楚人的地方政权，被统治者主要是世代居住在鄂国的扬越人。扬越(粤)，世多谓“百越”之一。《吕氏春秋?恃君览》载:“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余靡之地，缚娄、阳禺、欢兜之国，多无君。”扬越似即居处于扬水、汉水之南的百越。其实，扬越不止是百越之一，而是先秦时期百越之别称。扬越即百越。熊渠破鄂是在楚庄王三年(前611)，随即在鄂国的废墟上封其次子为鄂王。然而扬越人却没有被消灭或驱逐出鄂境。这或许与楚人对于被其征服的族众采取羁縻安抚、和睦相处的政策有关。熊渠未伐庸取杨越之前“甚得江汉间民和”的“民”，当是居住在江汉一带的扬越人。他们支持了楚人，因此在楚人占杨越之地以后，扬越人可以继续在鄂东故地休养生息，并保留原有的组织、习俗、自由之身和人格自尊，怡然操着自己的语言——越语，自在地横楫逐波或从事其它行业。楚、越的交融互动是十分有趣的文化现象。越人生活的江汉地区温热潮湿，雨量充沛，有纵横交错、星罗棋布的江河湖海，这样的地理环境使得古越人熟谙水性，“善于舟揖”、“利于水战”。《淮南子?原道训》说越人“陆事寡而水事众”，《汉书?严助传》说越人“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越人善于使舟，并多次献舟于中原，帮助中原国家训练水兵。《竹书纪年》中有：周报王时“越王使公师隅来献舟三百”；《汉书?武帝纪》载：汉朝的楼船水师曾大量启用越人为将；《梁书? 王僧辩传》记载：南北朝时，梁朝攻击侯景之部，船上“棹手皆越人，去来趣袭，捷过风电”。《说苑?奉使》说：“(越人)剪发文身，烂然成章以像龙子者，将避水神也。” 众所周知，越族的突出特征就是“断发文身”，越人“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也。”剪发、被发、断发即不同于中原民族的束发。而文身即在身上刺划各种纹样，“以避蛟龙之害”。越人因常与水打交道，难免发生意外，故相信水中有龙和信奉水神。他们担心龙伤害自己，便以其形文身，使彼视己为同类；为祈求神的保护，又信奉水神，并有祭祀水神之俗，而祭祀水神时又用船并将船饰以龙的形象(即所谓龙舟)。所以越人的文化图腾是龙蛇崇拜。从语言上，汉语主要是由华夏族语而来。楚人与华夏的语言有别。汉语为单音节，楚语系多音节，语词多双音，如蟋蟀、蚊子、怂恿、扭泥等等，本是楚语，亦已变成汉语词汇。楚语有发语词“羌”等，有结语词“兮”、“些”等。但总的来讲，楚语和华夏语族操的汉语还属同一语言系统，而且楚国贵族阶层基本上都通晓华夏族通行的汉语。而越人的语言则是一种独立的语言系统，不光与汉语不同，和楚语也有很大差异。越人的语言被中原华夏族称为“鴃舌鸟语”。汉语为一字一音的孤立语，越语则为一字数音的胶着语。越人不仅与华夏人不能通话，就是与近邻楚人也很难通话，所谓“鸟声禽呼，言语不同。”在西汉时成书的《淮南子?修务训》中还记载了越人语言的语音特点：“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谓之駤。越人有重迟者，而人谓之訬，以多者名之。”高诱注云：“訬，轻利急，亦以多者言。訬，善誃者谓之訬”。这说明越人语言多数是轻利急速，故虽偶然有说话重迟的人而外族人仍称为訬，这可能同越语发音习惯有关，所以多数人以訬著称。可见，越语是独立的一个语音系统。楚国吞并鄂国后，通楚、越双语的人在两个民族中逐渐增多，但楚国上层贵族还是流行中原华夏语音，而越族一般平民，比如横楫逐波的舟子，有些也还只操自己的语言——越语。反正翻译人才比比皆是，沟通不成问题。子晰在船上表示听不懂越语，便能有如探囊取物立马召来了翻译，说明其地同时能操楚、越两族语言的人不少。这是楚、越两族人民相杂而居，日常生活频繁需要的结果。与我们想象的落后原始的蛮夷形象不同，断发文身、鴃舌鸟语的扬越人有着极高的文明程度，他们的铜矿采冶、青铜铸造技术远远领先于中原华夏民族。迄今所知我国古代最大的、技术居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的一处铜矿采冶地——大冶铜绿山，便是扬越人的杰作。楚国占领鄂国后，铜矿采冶和青铜铸造的重要工作仍然主要由扬越人担任。与中原礼法不同，未受华夏仪教感染的南方民族——越族秉承的是原始质朴的人格观念，华夏族讲究尊卑贵贱，越人崇尚平等友好、无所尊卑；在恋爱问题上，越人的观念更不同于男女大防甚严的中原礼俗，男女间、男男间行歌坐月，桑间濮上自由交往，是极其自然的，自由的“野合”在越人看来是再正当不过的恋爱模式。越人虽然操持和中原音律不同的“野音”，但实际上他们的音乐素养很高，脱口成诵，发声成歌。词句亦洗炼、清新、隽永；句式随意取势，变化多样；韵律自由，节奏鲜明，错落有致；没有北方四字为句的诗歌方正格式的呆滞感。这也符合他们自由奔放、质朴率真的民族性。在楚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越文化给予楚文化的乳汁之丰是其他任何文化都无法比拟的，从青铜铸造到建筑形式、乐器样式，在楚文化的发展经历中，它所吸收的越文化因子之多，其他任何文化都无出其右。从大体上讲，鼎盛期的楚文化，已包含越文化在内，它与早期的楚文化判然有别。如果说早期楚文化带有明显的华夏文化胎记和原始的南方巫风的话，那么鼎盛期的楚文化“既摆脱了充溢于中原的纯粹理性的束缚，又没有被风行于南方的巫术引向粗野、低级的宗教狂热。而是表现了一种奔放、自由、强烈的情感，并在这种情感中沉淀了深邃的理性思维。楚文化这种追求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浪漫与现实高度结合的重要特征，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 如果说楚文化与越文化有什么差异，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在图腾崇拜上。上面说了，越文化因为是典型的江河文化，所以崇拜龙、蛇；而楚文化则是以凤鸟崇拜为特征。凤一向是楚人最受尊崇的灵物，它是楚人力量的象征。在楚人心目中，欲求魂魄升天，非凤导引不可。所以在舟船样式上，越人喜筑龙舟，楚人则偏爱把舟船雕刻成凤鸟的样子，鄂君子皙所乘坐的“青翰之舟”就反应了楚人崇凤的观念。好了，我们基本上勾画出了先秦时期生活在江汉大地的扬越民族的肖像：文身断发，错臂左衽，便于用舟，善铸铜剑，自由真率，多情善讴。那么我们也可以借此想象一下榜枻越人的模样了：他应该是乱发纷披，葛布短衫，身姿匀称矫健（常年操桨弄舟，在江河湖海讨生活，身材怎会不佳？），棕色的皮肤上纹着龙蛇的图案，眼睛深邃而大，（从人种学上讲，楚人为蒙古利亚南支，越则是海洋蒙古利亚种，“越族肤棕，欧罗巴眼”，比较接近马来人种。）至于他的个性嘛，既然他敢对着楚国的王孙贵族、自己所居地的封君、同时也是自己的衣食父母——子皙当面倾吐爱意，定是性格率真而执着，情感激切而委婉的多情男儿。至于他的身分来历嘛，鄂地是水乡，越人又擅长舟楫，最普通的可能，他就是鄂地的土著越人，被新募来为子皙驾官船，所以第一次看到美丽的子皙，就爱上了他。还有一种可能，我们知道，楚吴、楚越间常发生战争，舟战占一定比例，《墨子?鲁问》便有记载。战俘沦为奴隶更是常事，榜枻越人或属水军，被俘后为官船船手，所以他不会楚语。我比较倾向第一种可能。设想一下下面的画面：在王子大臣、高官显贵的人群之中，于隆重的“钟鼓”国乐刚刚停歇之时，榜枻越人竟按捺不住心中的恋慕，起而续唱，歌声出人意表，以至满座皆惊、倾耳静听，歌意缠绵深情，动心摇神，深深地打动了簪缨鼎食的王子，成就了一段佳话。谈完了榜枻越人，我们来谈谈另一个主人公，作为被追求者的鄂君子皙。从已知的信息看，鄂君子皙是楚王子，楚之鄂邑的封君，楚王的母弟，官为令尹，爵为执圭。子皙所封之鄂邑，当即其先人熊渠伐扬越所至之鄂。鄂也是楚国仅次于国都郢的第二大繁华城市。《九州记》曰：“鄂，今武昌。”《正义》曰： “《括地志》云：武昌县，鄂王旧都。”查“武昌”：“郡名，三国吴置，治武昌县，隋废，故治即今湖北省鄂城”。查“鄂城”：“楚熊渠伐庸、扬粤、至于鄂，立其中子红为鄂王。秦于此置鄂县。三国吴改武昌县，晋时分置鄂县，隋唐以后复入武昌县。公元一九一三年改为寿昌县，次年改为鄂城。”所以，鄂君子皙的封地应该就是今天的湖北鄂州市。至于他是谁，按《春秋左传》、《史记》诸籍记载，春秋时的楚公子黑肱，似与《说苑》所载之鄂君子皙颇合。公子黑肱，字子皙，是楚共王的宠子，楚康王、灵王的母弟，曾敖之令尹，与鄂君子皙名同、官同、王子王弟亲缘关系身份同，或许就是同一个人。据《史记?楚世家》和《左传》的有关记载，楚共王共有五个儿子：子昭、子围、子干(又名子比)、子皙 (或子晰,又名黑肱)和弃疾。公元前559年，楚共王死，子昭继位，是为楚康王。康王死后，由其子员继位，史称郏敖。未及四年，子围便趁其侄生病之际绞而杀之，夺了王位，自号楚灵王。公元前528年5月，子干趁楚灵王驻兵乾溪(在今安徽毫县境)对付吴国之时，与子晰、弃疾结盟，依靠陈、蔡诸国的力量，杀进郢都，除了楚灵王的两个儿子，登上王位，任子晰为令尹，弃疾为司马。可子干一失贤人相助，二无群众基础，三少谋略，四缺德行，五弃疾同床异梦，暗中捣鬼，所以做了楚王之后惶惶不可终日，被迫与子皙于五月十七日夜双双自杀，弃疾继任楚王，史称楚平王。子皙做了十多天令尹，却未能安居郢都(今湖北省江陵县)，而是被子干派驻鱼陂(在今湖北省潜江县西北滨近汉水处)，防备楚灵王沿汉江而下返回都城复辟。鉴此，子皙“泛舟新波之中”，乐“钟鼓之音”的盛典，可能是在他荣任令尹之初，以为大功告成而举行的。其地不是在楚都郢附近的长江面上，就是在鱼陂附近的汉水江面上。十多天后的乙卯夜（公历6月18 日），公子弃疾再次发动了政变，訾敖和公子皙在楚宫中自杀。由于子皙只在这十多天里担任过令尹，而“襄成君始封之日”篇又说他“官为令尹”，许多人据此把《越人歌》断代在公元前528年。但是这种看似吻合的说法细究起来，漏洞不小。子干和子皙的政变，上台的时间很短，“昭王曰：子比为王十余日，子皙不得立又俱诛”。在短短的十余日内，叛军进占楚都，灵王的下落、动向不明，随时有可能带领楚军反攻回来；而公子皙虽然被推上令尹的高位，手中却无可用之兵，控制楚都的叛军全是公子弃疾的亲信部队。在人心背离、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公子皙惶惶不可终日，很难想象会有闲情逸致去河上泛舟。另外，从《左传》中记载的公子皙的事迹推算，公元前528年，他至少已经36岁，早已经不是翩翩美少年，担任被越人舟子暗恋的角色似乎太老了一些。但无论如何，如果庄辛所说的故事属实，公子皙邂逅越人舟子的时间，必定在他自杀之前，即公元前528年6月18日之前。如果说，上面的情理推导还只是猜测，那么下面两条证据则彻底推翻了《越人歌》中的鄂君子皙是秋春秋时的楚公子黑肱的可能。一是何浩先生在对楚封君问题作了系统研究与翔实考证后得出的结论：鄂君子皙为共王子黑肱(子皙)之说是不能成立的。一，楚封君制始于楚惠王之时，楚共王、康王时，楚国还无封君之制。鄂君子皙之封君当不属楚共王、康王时之事，当然自非共王之子、康王之弟，亦非春秋时人。战国时楚始有“执圭之爵”，鄂君子皙“爵为执圭”，当属战国时之事，其人自属战国时人。二，楚康王弟子皙(即公子黑肱)，虽然自杀前当了几天挂名的令尹，但并非封君，而故事中的鄂君子皙是明摆着的封君。何浩先生明确指出：“既为令尹，又是封君的子皙。只能于战国时求之”，进而认为“子皙为威王时的令尹、封君的可能性要大一些”。楚威王在位十一年，即公元前339年至前329年，时当战国中期。鄂君子哲于此时受封、泛舟，则战国中期为《越人歌》产生时间，似大致不差。《越人歌》的艺术造诣及成熟程度，亦说明其应属战国时期之产物。如果鄂君子皙是楚威王（公元前339-329）时人的说法成立，那么《越人歌》故事的发生时间就距离庄辛给襄成君讲这个故事的时间相距不远了。前面提到了，庄辛正是战国后期楚襄王（公元前298年－前264年在位）朝的大臣，与屈原、宋玉是同时代人。还有一条证据可以证明鄂君子皙是战国时人，而不是春秋时人。《越人歌》楚译中有一句“蒙羞被好兮”，而在春秋末期是不可能出现“蒙羞被好兮”这种类型的句子的。因为这里的“被好”是被动式，“好”字是动词，“被”字用做被动标记。历史语法学的研究说明，带“被”字的汉语被动式结构，最早见于战国中后期的古籍，在春秋时期还没有出现。如果《越人歌》的古译产生于楚公子黑肱生活的春秋末叶，“被好”的含意就要另作考虑，这也许是卢元骏先生将 “被好”译成“身披妙好的锦绣”的原因。根据郑张尚芳、周流溪等学者的今译提供的信息，“被好”的意思就是白安妮英译的“I am loved”，确实是一种被动式，那么，这一句歌词的写作时间不会早于战国中期。上面两条证据表明：《越人歌》的创作年代不早于战国中期。鄂君子皙也不是春秋时的楚公子黑肱，而只能是战国中后期的人，楚威王在位时期正好符合了这一时间段。而这一时期，楚国境内已经有大量的越人，兼懂楚、越两种语言的双语人才非常普遍，在贵族士大夫阶层中，通双语的人才也比比皆是，庄辛本人就是这样的楚语、越语皆通的人才，不然，他怎么可能一口气背诵出三十二个古越语记音汉字？《越人歌》是产生于鄂君子皙泛舟新波之中的。新波的“新”应该是一个时间概念，指春汛之期，江湖水涨，新波荡漾。鄂君子皙泛舟时，身着长袖“斑丽褂衽”，且披着五彩斑斓的绣被，亦说明当时正是气温尚冷的三月桃汛季节。这个“新波”的地点嘛，按鄂君所封鄂邑的地望位置来看，应该是梁子湖。梁子湖西周时称樊湖，战国时称鄂渚，今称梁子湖，位置在湖北鄂州市域南部，东与大冶市交界，西与江夏区毗邻。清光绪《武昌县志》云：“鄂清即樊湖”。清张之洞《樊口闸坝私议》考释云：“《楚辞》所云‘鄂渚’，即今樊口内之梁子湖无疑。” “梁子湖属于江汉水系宽浅型湖泊。现总面积369平方公里。江夏以南，通山以北，咸宁以东，武昌(鄂州市)、大冶以西，群山环立。秋冬水涸时，湖面三四百里；春夏水涨时，平衍八百余里。九十里樊川贯通其间，东有樊口与长江相连，西有江夏“驿渚”与江湖相通。鄂君子皙无论从鄂邑西五里的樊口，还是今大冶西畈乡之古鄂主城左近的高河放舟入水，泛游梁子湖新波，都是极其便当的。如果雅兴甚浓，便可东出樊口，或西出驿渚，荡漾于长江之波，乃至远泛洞庭湖，都可畅行无阻，尽兴而游。故《武昌县志》云：‘昔鄂君乘青翰之舟，下鄂渚，浮洞庭，榜人拥节而歌。’” 《越人歌》问世于新波者，乃梁子湖春汛之期平衍八百余里之新波也。鄂君子皙是个美男子，这是毫无疑问的了。那么他究竟如何美法呢？虽然庄辛没有提到，但我们可以从先秦典籍中找到一些讯息。楚国是个非常崇尚美丽浪漫的国家，尤其欣赏带些女性化的美男子。《荀子?非相》中的一段话可以说明楚国的这种审美风尚： “世俗之乱君(俞曰：疑本作“世俗之乱民”)，乡曲之儇子，莫不美丽姚冶，奇衣妇饰，血气态度拟于女子：妇人莫不愿得以为夫，处女莫不悬得以为士，弃其亲家而欲奔之者比肩并起……” “荀子所描述的美男子大概就是(登徒子好色赋中宋玉那样的风流人物，他也长得“体貌闲丽”，他也很吸引女人，比如，住在他家东邻的女子就曾隔墙窥视他达三年之久。一般来说，在一个社会中，社会成员的普遍的特征就是这个社会比较欣赏的特征，将这种普遍的特征推向极端，并将它树为标准，就形成了全体成员心目中的理想美。在谈到中国人的南北差异时，林语堂指出，南方的男人是身体退化、发育不全的男人，与北方的男人相比，他们的身材体魄更短小，体毛和胡须更少，皮肤更细腻，声音更轻柔。所有这些待征都说明，南方男人的普遍特征本来就与女人比较接近，因而理想的美男子自然倾向于女性化。不仅如此，从楚王好细腰到楚人好淫祀，从老子的女性主义哲学到江南大地上品目繁多的香花芳草，总之，从江山到人物，全都蕴含了先天的女性因素。就是在这个方位上处于“阳”的地方，反倒产生了气质上更倾向于“阴”的文化。李渔把南方——特别是福建——流行的男风称为“南风”，这个后起的同性恋用语不但与“男风”好音义双关，而且把男色的风习明确界定为南方特有的风习。我们甚至可以说，与北方宫廷中更偏爱便嬖、谄媚等特征的男色风习形成了显明的对比，源于南方的“南风”更欣赏富有女性美的少男，它好像从南方吹来的熏风，把一股靡丽的气息吹遍了中原大地。”（见康正果《重审风月鉴——性与中国古代文学》第三章《男色面面观》）我们似乎可以猜想，在盈盈碧水间的青翰之舟上，一下子就俘虏了榜枻越人心魂的鄂君子皙正是这样一位姿容秀丽，体态娴雅的美男子。好了，分析完了榜枻越人和鄂君子皙，让我们回到故事的“本事”。鄂君的故事为庄辛的行为提供了有力的根据，也使襄成君改变了原先的态度。他向庄辛伸出手，接受了对方的要求，并且说：吾少之时，亦尝以色称于长者矣。未尝过僇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后，愿以壮少之礼谨受命。按照康正果先生的说法，“这一段话给我们提供了有关嬖臣的史料从未提供的信息，尽管尚无更多的旁证，我们仍不妨以意逆之：原来南方的风俗与拘谨、僵硬的中原礼仪不同，在那里，同性之间的性关系并不严格地按照尊与卑的身分来决定主动与被动的角色，人们似乎更重视长幼之别，这就是说，社会也允许仅凭年龄的差别决定主动与被动的角色，社会地位只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因素。但更古老的风俗是成年男子向年少的美男子求爱。襄成君说得很明确，他年少之时也曾“以色称于长者”，可见楚人不仅欣赏青少年男子的美色，而且以美色见称于成年男子也是年轻人的荣誉。因此，对于襄成君最终向庄辛许诺的“少壮之礼”，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那是自古以来在南方流行的习俗，即年长的男子有权利主动向年幼的男子求爱，在符合礼仪的情况下。年幼的一方也有义务考虑对方的要求。即使双方的社会地位与年龄的差别正好逆反，前者也有可能向后者让步。” 如果康正果的分析成立，依据质同方予类比的原则，我们似乎也可以从庄辛和襄成君的关系逆推出子皙和越人的“攻受关系”：子皙挥舞着长袖拥抱了越人，给他披上绣被，年少的地位高贵的少年子皙向年长的地位卑微的越人行了“少壮之礼”，二人交欢尽意。但是子皙在遇见越人的时候，已经“官为令尹，爵为执圭”，这样看来他应该不会是惨绿少年的年纪了，那他们的攻受关系是如何的呢？这个问题就只能留给我们慢慢的细细的随心所欲的想象了。好了，关于《越人歌》的故事我们就讲到这。希望大家能从这个罗嗦的帖子中得到一个认识——这是一个男人爱上男人的故事，这是一首男人唱给男人的情歌。在春秋战国时代，这本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然而时光移转，风俗变换，男人与男人的爱情“终于”成了讳莫如深的禁忌，《越人歌》的真实含义也成了学界、媒体避之唯恐不及的话题，更糟糕的是，一些“有责任心”的或“纯洁”的学者不遗余力地、先入为主地把它解释成为符合“公序良俗”的异性恋故事，有意无意地误导了大众。这不光是这首美丽情歌的遗憾，是这则传奇故事的遗憾，更是我们了解先人历史的遗憾。 “缠绵的情歌、亲昵的握手、超越权力、身份藩篱的质朴爱情、引入某种游戏规则的求爱过程，浪漫自由的格调，愉悦身心的美男子形象”，这些都使《越人歌》和“襄成君始封之日”的故事具有了特别的魅力，往大了说，这也是南方楚越文化迥异于严谨肃穆的北方文化的魅力所在——自由、浪漫、瑰丽、传奇。直到这篇帖子写完，我也没有听过《夜宴》版的《越人歌》，也许周迅和腾格尔的演绎很出色，但我知道，它绝不会是我心中的《越人歌》。我还是更愿意在脑海中一遍遍勾画自己想象的画面：寥廓的楚天下，星光碎乱的碧波间，曾经驶过一艘 “青翰之舟”，上面有一位多情的船夫，拥着船楫，伴着若断若续的欸乃声，对着高贵的异族王子用家乡话唱出一首美丽的情歌。他那动心摇魂的表白不光打动了王子的心，而且，穿越千年的时光后，依然回荡在我们的耳边。（帖子里面的材料、观点，主要依据的是康正果《重审风月鉴——性与中国古代文学》一书，其他提到的学者的相关论文，有条件的话，请自行查阅cnki数据库。）（完） -- ※ 来源:·珞珈山水 bbs.whu.edu.cn·[FROM: 211.99.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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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whisper (蝉鸣的夏季·翠羽黄衫·如花), 信区: History
标题: 正本清源《越人歌》
发信站: 珞珈山水 (Tue Feb 2 17:37:45 2010), 站内

By earnest

滥兮抃草滥予，昌枑泽予昌州州，饣甚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惿随河湖。

怎么样？是不是读得一头雾水？这三十二个字，或者准确的说，三十二个汉字记音符号，就是2000多年前一位在江汉大地的茫茫碧波间撑篙摇橹的越人船夫唱给他爱慕的人——楚国王子子皙的歌，没错，它就是文学史上大大有名的《越人歌》，是楚人或生活在楚国的越人用古汉语音记录下来的原汁原味的越语歌辞，大家也许对它的楚歌体汉语译文更为熟悉：

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
心几顽而不绝兮，知得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
心说君兮君不知。

我们不知道为子皙当场口译的是越人还是楚人，但可以确认的是，这位不知名译者的即兴译诗给中国文学史留下了楚辞体最早的也是最优美的诗篇，他的译品也成为有史可证的第一篇汉语译诗，其文学、语言学和历史价值不可估量。《越人歌》的另一项“第一”也许就不那么著名了，至少在近年以前，学界有意无意的回避了这个问题，那就是——它是现存先秦文学作品中可以肯定为同性恋诗篇的唯一文本。

《越人歌》最早收录于西汉刘向的《说苑》卷十一《善说》第十三则“襄成君始封之日”篇。刘向是汉高祖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自幼生长楚地，祖上藏书丰富，家学渊源有自，淹通经史，谙熟掌故，成帝时刘向领校中五经秘书，就是负责西汉皇家藏书的整理，借机通览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最全面的典籍。在校书之余，为了“言得失、陈法戒”，“助观览、补遗阙”，刘向根据皇家所藏和民间流行的书册编著了几部颇具故事性的杂著——《说苑》、《新序》、《列女传》——作为政治教科书呈献给汉成帝刘骜。书中记录了先秦以至秦汉时期许多流行于民间的故事、传说。这些事例的来源和出处，十之八九还可在现存典籍中探讨源流，互相参证；但有一部分却是早已散佚，文献无征，只靠《说苑》等书保留它一点遗文琐语，“襄成君始封之日”便是其中的一篇。需要明确的是，虽然 “襄成君始封之日”篇的原作者已不可知，但可以推断，刘向在记录这则掌故的时候一定参考了其他文献依据，只是可惜前人旧书已经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要格外感谢《说苑》为我们保存了这则在文学、历史、语言学、甚至中国古代性学研究中都具有不可估量价值的故事和故事中的《越人歌》。

上面说过了，《说苑》是刘向为汉成帝编著的政治教材，意在借古通今，明君臣之道，其中《善说》一卷收录的都是春秋战国时卿大夫、士人、宾客、孔门弟子等能言善辩进行游说的轶事。所谓“善”主要包含三个因素：一是所说的内容要正确、珍贵；二是说话的人要有辩才、讲求技巧；三是能打动对方的心，使之乐于接受。西汉时期，同性恋风习十分流行，“前汉一代几乎每一个皇帝有个把同性恋的对象，或至少犯一些同性恋倾向的嫌疑。”（见费孝通译霭理士《性心理学》附录《中国文献中同性恋举例》），刘向本人对当时颇为流行的男风并无任何特殊的关注，收录“襄成君”的故事是为了从庄辛说服襄成君的事例中总结辩论的智慧，但在无意间为我们保存了一则有趣的同性恋故事。还有一点要提到，除了襄成君始封之日”篇，《说苑》中还记载了另外几则有名的战国时代同性恋故事——安阳君与龙阳君是最广为人知的两例，前者又见于《战国策?楚策》，后者又见于《战国策?魏策》。

就是这首《越人歌》，如果没有同它一起流传至今的本事，似乎很难从字面断言它是两男相悦之词，还是男女相悦之词。但庆幸的是，刘向为我们记录了这段“本事”，为《越人歌》的“性向”确定了可供辨识的语境。

故事原文如下：

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带玉剑，履缟舄（舄：xi4，古代一种双层底加有木垫的鞋；缟舄：白色细生绢做的鞋），立于游水之上，大夫拥钟锤（钟锤：敲击乐鼓的锤子），县令执桴（桴：鼓槌）号令，呼：“谁能渡王者于是也？”楚大夫庄辛，过而说之，遂造托（造托：上前求见）而拜谒，起立曰： “臣愿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然作色而不言。庄辛迁延（迁延：退却貌）沓手（沓：盥之误字，盥手即洗手）而称曰：“君独不闻夫鄂君子皙之泛舟于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青翰：舟名，刻成鸟形的黑色的船），极（：man2，上艹下两；芘：bi4。芘：不详为何物，疑为船上帐幔之类），张翠盖而检 (检：插上)犀尾，班（班，同“斑”）丽袿(袿：gui1，衣服后襟，指上衣)衽(衽：ren4,下裳)，会钟鼓之音，毕榜枻（榜：船；枻，yi4,桨。榜枻：这里指代船工）越人拥楫而歌，歌辞曰：‘滥兮抃草滥予，昌枑泽予昌州州，饣甚州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惿随河湖。’鄂君子皙曰：‘吾不知越歌，子试为我楚说之。’于是乃召越译，乃楚说之曰：‘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于是鄂君子皙乃揄修袂，行而拥之，举绣被而覆之。鄂君子皙，亲楚王母弟也。官为令尹，爵为执圭，一榜枻越人犹得交欢尽意焉。今君何以逾于鄂君子皙，臣何以独不若榜枻之人，愿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襄成君乃奉手而进之，曰：“吾少之时，亦尝以色称于长者矣。

未尝过僇（僇：lu4,羞辱）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后，愿以壮少之礼谨受命。”

意译过来就是：

襄成君开始接受封邑的那一天，穿着翠丽的衣裳，腰佩鞘面锒玉的长剑，足登白色细绢缝制的鞋子，站立在流水之岸上，大夫们抱着钟锤围绕着襄成君，县令们拿着鼓槌正在高声呼叫：“谁能济渡君侯过河？”楚国大夫庄辛经过这里，看到襄城君，不由心中一动，就托辞拜见，礼毕起立说：“臣下想握一下君侯的手，可以吗？”襄成君生气地变了脸色不答话。庄辛后退了几步，洗了洗手，回来对襄成君说道：
　　
“君侯难道没听过鄂君子皙在新波上泛舟游乐的故事吗？他乘坐着刻有凤鸟纹饰的黑色游船在碧波中荡漾，船上挂着芘纹样的幛幔，张设着翠丽的伞盖，旌旗上插有犀牛尾，襄城君的衣饰斑斓富丽，舟船上钟鼓之声齐鸣。当钟鼓之声稍歇的时候，一位舟子怀抱着船桨歌唱起了歌：‘滥兮抃草滥予，昌枑泽予昌州州，饣甚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惿随河湖’。歌词用的是越语，鄂君子皙说：‘我不懂得越国的歌，请你为我用楚国的话解说。’于是就召来一个越语翻译，用楚国话解说了歌辞：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
　　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

　　（今夜是什么夜晚啊，我能操桨于此洲流；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我有幸能与王子同舟。
含羞怀情啊，不顾诟骂羞耻，
心里多么痴迷不止啊，盼见王子。
山有树啊树有枝，心里爱慕着您呀您却不知。）

鄂君听完楚译之后，扬起长长的袖袂，走过去拥抱了唱歌的越人舟子，还举起绣花的锦被，覆盖在舟子的身上。”
　　
“君侯您知道，鄂君是楚王的同胞亲弟，官职做到令尹（楚国的首席大臣），爵位为执圭（楚国的最高爵位），还能和一个划船的越人交欢尽意。君侯您的地位虽然高贵，又怎会高过鄂君子皙？臣下我的地位虽然低微，又怎会低于一个越人舟子？臣下想握一下您的手，君侯为什么不愿意呢？”
　　
襄成君连忙把手递过去说：“在我年轻的时候，也曾因为姿容受到长者的称赞，却从未受到如此突然的羞辱。从今以后，我将以少壮者的礼节，恭谨接受先生的教诲”。

楚大夫庄辛倾慕襄成君的美貌，提出了“把君之手”的非分要求，这种要求说明庄辛对襄成君有同性恋的欲望。襄成君的生平不详。而庄辛正是战国后期楚襄王（公元前298年－前264年在位）朝的大臣，与屈原、宋玉是同时代人。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陷了楚都郢，一举占领了楚国的整个西部，襄王仓皇迁都于陈。当时楚军全线溃败，不再作有组织的抵抗。当襄王向庄辛请教如何收拾残局时，庄辛先给襄王打气：“见兔而顾犬，未为晚也；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成语“亡羊补牢”即来自庄辛这句话。随后襄王封庄辛为阳陵君，命他守卫在淮北的楚地。在故事发生的时候，襄成君刚刚接受了楚王的册封，而庄辛还是大夫，还没有封君，故他对襄成君自称“臣”。古代社会的同性恋模式原则上是依照社会地位的高低决定主动或被动的角色，因此庄辛的举动自然冒犯了襄成君的尊严，傲慢高贵的美男子自然不会对庄大夫有什么好脸色。为了说服襄成君，能言善辩的庄辛给他讲了鄂君子皙的故事。

听完楚译的歌词，子皙立即领会了“榜枻越人”的情意，并欣然接受了对方的求爱。“于是鄂君子皙乃揄修袂，行而拥之，举绣被而覆之。”根据子皙做出的暧昧动作，我们不难想象他和越人之间发生的事情。讲完故事后，庄辛趁热打铁，进一步诱劝襄成君：

“鄂君子皙，亲楚王母弟也。官为令尹，爵为执圭，一榜枻越人犹得交欢尽意焉。今君何以逾于鄂君子皙，臣何以独不若榜枻之人，愿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

如上所述，庄辛对襄成君的爱慕属于同性恋的性质，而且其行为模式属于比较“另类”的身份较低者主动向身份较高者求爱，他不举其他先例而独引鄂君子皙与榜枻越人的故事为自己辩护，说明故事中的情景与正在发生的事情在关键问题上有对应性。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这种关键问题的对应包含三个方面：一，目的的对应，都是为了求爱；二，身份差异的对应，都是身份较低者主动向身份较高者求爱；三，也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性别关系的对应。设想如果榜枻越人是女性，那么鄂君子皙的故事就是一个标准版的灰姑娘故事，这显然不符合“质同才予类比”的逻辑原则，由BG的“此”到BL的“彼”，岂不是驴唇不对马嘴？何况低贱的女子向高贵的男子表示爱慕，从来都不被看作非礼之举，而是不折不扣的“韵事”，浪漫传奇的通例。由此得知，如果越人是女性，这个例证几乎缺乏说服力，襄成君又怎会心悦诚服的接受庄辛的说教？

旧时一些学者在谈到《越人歌》的时候，不免先入为主的用异性恋导向解读歌词的含义，如梁启超《中国美文学史稿》云：“《楚辞》以外，战国时江南诗歌《说苑‘善说篇》所载《越女棹歌》，说是楚国的王子鄂君子皙乘船在越溪游耍，船家女孩子拥楫而歌……”我们现在之所以可以断定梁启超对这首诗的 “性向”解释是错误的，就是因为他在解读时，对故事的语境避而不谈。我们无法推断梁任公是忽视了逻辑推理的重要还是明知故错以坚持“性取向的正确”。耐人寻味的是，更多的文学研究者在谈到《越人歌》的时候，并不像梁任公这样“坚定直白”的解释为异性恋情诗。比如朱熹，他一方面对《越人歌》的艺术价值大加赞赏，称其“特以其自越而楚，不学而得其余韵。且于周太师‘六诗’之所谓‘兴’者，亦有契焉。知声诗之体，古今共贯，胡越一家，有非人之所能为者。是以不得以其远且贱而遗之也。”，甚至认为《九歌?湘夫人》中“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君子兮未敢言”一章，“其起兴之例，正犹《越人之歌》。”，把《越人歌》定性为楚辞的渊薮；但另一方面又抨击“其义鄙亵不足言”，至于如何“鄙亵”却不置一词。

当代学者的处理方式比较婉转，在赞美辞章之美的同时，含糊的说“这首《越人歌》‘是一首优美的民间恋歌’”（张正明），巧妙地规避了越人是男是女这个烫手的问题。又有学者虽然确认了《越人歌》的情诗性质，“其为情歌，恐怕很难否认”（萧兵），但又进一步推理：《越人歌》“如此柔软娇媚”，歌者应为越女。这个理由实在很无力，为什么柔软娇媚就是女性的专利？何况把《越人歌》的情调说成“柔软娇媚”也并不准确，《越人歌》的风格是融合了清婉隽永和质朴刚健的。还有很多学者开宗明义确认越人是男性，但对歌词的意义却忙不迭地纯洁化，以“谢辞”、“颂歌”目之，绝口不提情歌二字，比如正统文学史就常用这样的调子——《越人歌》反映了楚国人民和越族人民的友谊。

其实，古代早有人把《越人歌》视为同性恋的文本。《艺文类聚》卷三十三部十七“宠幸”门录有吴筠《咏少年诗》一首，末四句云：“不道参差菜，谁论窈窕淑。愿君捧秀被，来就越人宿。”这是一首歌咏男色的诗，“不道”两句反用了《关雎》的成句，明显表示对异性恋的否定。后两句以肯定的语气用鄂君子皙的故事，诗人的意思是，希望那个美少年也能像子皙对待越人一样，捧上绣被来与恋慕他的男子同宿。由此可见，越人之为男性，《越人歌》之为同性恋文本，是毫无疑问的事了。

众多学者对这个敏感的男男恋故事，或辗转腾挪的百般规避，或明知故错的“纯洁化”，虽理不可原，但情可以恕，毕竟环境如是，过分苛责也是不厚道的。海外汉学家比较少这方面的禁忌束缚，所以更早的明确了《越人歌》的同性恋情歌性质。1982年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了剑桥大学汉学家白安妮女士英译的《玉台新咏》（New Songs From A Jade Terrace by Dr. Anne Birrell），《玉台新咏》是东周至南朝梁代的诗歌总集，历来认为是徐陵在梁中叶时所编。共十卷，收诗769篇，除了一首诗以外，其它诗都是自汉迄梁的作品。这首例外之作就是收入第九卷的《越人歌》。据徐陵《玉台新咏序》说，本书编纂的宗旨是“选录艳歌”，即主要收情爱诗，而不是歌功颂德的庙堂诗。白安妮博士对《玉台新咏》中的同性恋爱性质的情诗格外关注，比如梁简文帝肖纲的《妾童》，还有就是《越人歌》。在汉译英过程中，白安妮女士明确提出《越人歌》是一首同性恋情诗的判断。

1998年旅美学者康正果的《重审风月鉴——性与中国古代文学》一书在国内出版，在第三章《男色面面观》中，康正果对《越人歌》的同性恋性质作了令人信服的解读，上面的思路和言语很多就引自康书。

如果说康正果对文本语境的逻辑分析还不足以让所有人信服《越人歌》的同性爱性质，那么自80年代一来，海内外诸多语言学家运用历史比较音韵学的研究成果对此诗32个越语汉字记音符号的释读，不但破译了“蛮夷鴃舌”的古越语，揭开了笼罩《越人歌》2000多年的神秘面纱，，而且无心插柳地从侧面支撑了这首情诗的同性爱性质。

前面提到，《越人歌》是以两种歌体、两种文本并存传世的：既有越语的汉语音译，亦有楚民歌体的汉语译文；既是一首越歌原作，又是一首楚译越歌。刘向在记存歌词的汉语译意的同时，保留了生事之当时人们用汉字录记的越人歌唱的原音。西汉到现在已两千多年了，历代文人学者们对《越人歌》的译诗质量、艺术水平以及它对后来的文学作品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数不清的分析和评价，但对于那个尤为难得的“蛮夷鴂舌”的越语原文，却几乎无人过问，更谈不上深入地分析和研究了。未经翻译的越人歌原词为三十二字，翻译成楚歌后变了五十四字，其加工整理的痕迹非常明显。《越人歌》那三十二个字的本来含义如何?原歌的语法结构、音韵格律、艺木风格与楚歌译文有何异同?这些问题都随着古越人历史音响的消逝而成了千古难解之谜。

历史比较音韵学的发展为解读《越人歌》提供了新的可能。《越人歌》可以解读，是以这样的认识为前提的：它所使用的语言今天可以追溯，它的篇章结构可以分析，它的字词大体上可以通过历史比较音韵学考得。《越人歌》使用的语言是古代越族的通用语，这是从民族学和语言学研究得出的结论。越族作为一个古代南方土著民族，或散或聚，战国以前，分布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目前学术界比较一致地认为壮族、侗族以及同语族的布依族、傣族、水族、毛南族、仫佬和黎族来源于古越人。也就是说，古越人是今天壮侗语族各民族的祖先。今天的壮侗语族各族语言与古越语在语音、词汇、语法上有着承继关系。“凡有亲缘关系的语言和方言，都源出一个原始的共同体”，这原始的共同体，“我们不如把它叫做‘基础语”。《越人歌》代表的先秦古越语就是壮侗语族共同的“基础语”。

20世纪50年代，日本学者泉井久之助曾尝试用南亚语系的孟一高棉语族的占语和马来一玻里尼西亚语系的古马来语和古印度尼西亚语构拟上古越语语音，解读《越人歌》，虽然不成熟，但草创之功，不可汩没。自80年代以来，随着民族学和汉藏语言研究的进展，中国学者们开始试图解决这个难题。在这方面壮族学者韦庆稳作出了革命性的贡献。他在1980-1982年连续三次发表文章，公布了自己的解读成果。他的方法是根据董同龢的《上古音韵稿》把记音的汉字恢复到上古的读音，然后，与壮语的各地方音(必要时也参考了同语族的其它民族语言)，“逐个进行对照”，“试拟上古壮语及词义”；接着，根据试拟的上古壮语及词义按原歌词序理顺，并参考了楚人古译作了直译，使原歌的古越人词语得到字字落实。稍后白耀天先生也用壮语作了自己的解读。而侗族学者林河、张民、邓敏文等先生在用侗语构拟古越音后，提出了《越人歌》是侗歌的主张。要知道，春秋时期壮侗语族各民族尚未形成，活在楚越交界地方的越人不仅是侗族的祖先，而且也是壮族、布依族、傣族、水族、毛南族、仫佬族和黎族的祖先。因此，《越人歌》不仅可以用侗语、壮语去解释，而且也可以用布依语、傣语、水语、毛南语、松佬语和黎语去解释。与其说《越人歌》是侗族的祖先或壮族祖先所唱，毋宁说《越人歌》是壮侗语族各民族共同的祖先唱的，韦庆稳等先生研究结果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下面罗列诸位语言学家的研读结果：

越音原文：

滥兮抃草滥予昌枑泽予昌州州饣甚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惿随河湖。

泉井久之助（根据占语或马来语释读）——

(我)祈祷(您)啊，王子。
(我)祈祷(您)啊，伟大的王子。
(我)认识了(您)啊，伟大的王子。
正义的王子啊，尊贵的王子。
(我)真幸福啊，
我忠心地服从您。
让所有的人都繁荣昌盛吧，
(我)长久以来一直敬爱着您。

韦庆稳（壮语译读）——

今晚这是何晚，
坐在船正中的是哪位大人?
王府中王子驾临。
王子接待又赏识我(小人)感激。
不知何日王子与小人再游玩，
小人心喉感受。

白耀天（壮语译读）——

今晚是怎么个夜晚咧，

〔有幸〕在江里〔给王子〕撑船划舟?
欢快令人眼馋啰，
又羞又喜噜！
多么贪恋着您啰王子!
前山坳上枝杈长满树咧，
您可知道咧王子噜?

张民（侗语译读）——

是黄昏?还是白天!
偶逢同欢共乐啊!
同舟直取洲中游。
觐见王子，
承蒙关怀爱戴觉害羞。
耿耿惦念于怀已久，
树木聚集于山之周。
心悦诚服于你啊！
你不知。

林河（侗语译读）——

今日兮，我遇何日?
船舱里是什么人啊?
是王府的王爷到了。
蒙王爷召见啊，
我越人谢谢了。
何日啊?
王爷!
同我越人再去郊游，
小的我连梦魂都会哈哈笑啊!
（或:在下的心里多快乐啊!）

韦文将 “随”解释为“心”，“河”解释为“喉”，将末句构拟为“小人心喉感受”，将歌者定为男子。林河将“草”解作“我们”，译作“我”；将“秦”译作“我”。将第一个“昌”解作“舱”，将第二个“昌”解作“府”。将“州”解作“王”。将末四字解作“小弟?魂魄?欢乐?啊”，译作“弟心欢乐”。其他几家的译读也大体如是，他们从不同的民族语言出发，得出的最后结果都基本认定越人是男性（具体分析过程此处从略）。

但这些学者的释读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楚译。拿这些解读后的译文同《说苑?善说篇》中所载的楚语译文相比，不论从思想内容、翻译水平和艺术质量等方面，都相差很远，从译文的忠实可信的角度看，可能也不如楚语翻译。因为《说苑》的写作年代毕竟离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更近，而且“榜枻越人”是当着鄂君子皙的面“拥揖而歌”；而鄂君子皙也是当场“召越译，乃楚说之”。当地的越语翻译，毕竟要比几千年之后的人们更加了解当时越人的语言、风土人情和民歌传统等等。有的学者以为不受楚译束缚直接求诸民族语言，是客观的态度；殊不知那样一来两脚踩空，一切都只能是主观猜测而已。古人之译，虽是按楚人歌谣的格式来翻译，属于意译，但译文除按诗歌的修辞格式作必要的反复外，还是忠实于原歌词义的。不拿古译文当作按字译读时的校准器，这样的译读即便不致茫茫无际，也难免偏离本色。很明显的一个漏洞就是：从译读结果看，这首显而易见的的情歌在诸位语言学家的笔下，成了一首“小人”或“小弟”唱的“谢辞”、“颂歌”，这样的译文与深挚缠绵的楚译很不搭调，而且也不吻合故事的语境。试想子皙怎么会拥抱一个唯唯诺诺、谄媚逢迎的低贱船夫，还把绣被披在他身上，“交欢尽意”？庄辛又怎么会引用一首谄媚颂词来为自己的求爱张目？

1991年，郑张尚芳先生从泰语再次破译了《越人歌》的汉字记音。泰语是泰国的国语，和壮语同属侗台语族台语支。与台语支的其它语言都不同，泰语有使用了七百多年的拼音文字——泰文， “泰文在泰语和其它台语支的语言中有着最古老的经过验证的形式”。因此他以书面泰文为基础，比照记音汉字的上古读音，逐字推敲有关的泰语原意。他在构拟记音汉字的上古音时，使用了自已创制的一套上古音系统。在破译时，和韦庆稳一样把记音汉字分断成五句，但断句的位置和韦庆稳的全然不同。下面是他报告的《越人歌》的新汉译。原文为英文，经孙琳和石峰译成中文后，转载于1997年出版的《语言研究论丛》第七辑第57－65页：

夜啊，欢乐会晤的夜晚！
我多么害羞啊，我又很能摇船。
慢悠悠地摇船横渡啊，满怀喜欢！
污秽的我啊，尊敬的王子殿下竟然相识了。
藏在心底的，是我始终不谕的思恋。

后来，周流溪先生在上述语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特别参考了郑张尚芳的译读，对照楚译文，利用壮侗语言的活材料，并参照其它越族共同语如水语、傣语、布依语等，重新古音构拟，在破译中求得最大数量的古越语词，并借助古汉语的同源词，复原了《越人歌》的全文。这种方法的优势是是单靠一个语言破译无法比拟的。因此，他的释读结果也是比较接近越人歌原貌的。

周流溪今译：

滥兮抃草滥予，
“今夕何夕兮，搴洲(舟)中流?”
(今晚在河里掌船，是什么好日子?)

昌枑泽予昌州州，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和哪一位同船?和王子你们)

饣甚州焉乎秦胥胥，
“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
(承蒙大人美意赏识见爱，我无比羞愧。)

缦予乎昭，
“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
(我多么希望认识王子![今天终于认识了。])

澶秦逾渗，
“山有木兮，木有枝；”
(山上[有[树丛，竹木[有]枝梢。)

惿随河湖。
“心说(悦)君兮，君不知。”
(您知道吗?我心里对您非常敬慕眷恋。)

我们可以看到，郑张尚芳和周流溪的译读与楚译的面目最接近，特别是解读了楚译中比较难懂的两句：一，“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越语记音：州焉乎秦胥胥），周译为“承蒙大人美意赏识见爱，我无比羞愧”，我们用更直白的话来解释，这一句的意思应该为： “王子这么喜欢我，使我感到难为情。”二，“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这是楚译中最难懂的一句，英国的白安妮与台湾的卢元骏的翻译分别是：“My heart will never fail，for I have known my lord”和“我的内心虽然顽冥，幸而犹未自绝，因为我深深了解王子”。两种译文的出入不大，但读者仍然不明白舟子究竟要说些什么。郑张尚芳在论文中讨论了这一句。郑张译此句为“污秽的我啊，尊敬的王子殿下竟然相识了。”这一句中的记音汉字“缦”字，泰文有“肮脏、褴褛、不整齐”的含意，是歌手对社会地位的自我鉴定。郑张认为，通过这一句歌词，舟子自述身份低微，与王子无法相比，但他并不因此而放弃自已的追求，所以才说“心几顽而不绝”。郑张的分析颇有道理，庄辛后来大发议论，比较襄成君与鄂君、他自已与舟子的地位，这一句歌词正是一条引线。周译为“我多么希望认识王子![今天终于认识了。])”，与郑张译文接近。参照郑张和周的新译，这一句的意思应该是：“虽然我的身份卑贱，却并没有灰心丧气，终于认识了高贵的王子”。

好了，我们已经确认了《越人歌》的性向，下面我们谈谈这首诗的其它方面。

榜枻越人和鄂君子皙是这首歌的创作主体与这段历史故事的主人公。他们所处的具体地理政治生活环境，是影响他们创作这首歌的重要背景。这具体的地理政治生活环境是怎样的呢?

鄂君子皙是楚人，榜枻越人是越人，二人属于不同的民族。

我们知道，楚，是春秋战国时期南方第一大国，越，是先秦时期我国南方一个庞大的族系。楚，一般认为是江汉民族，但其实它不是江汉土著，真正的江汉土著是扬越（粤）人，即榜枻越人的族属。西周春秋之世，江汉之间的鄂国世为扬越人所居，他们是先于楚人生活于古江汉地区的土著。

《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西周初年，得周成王赐封子爵的楚先人熊绎，“仍僻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莱，跋涉山水，以事天子。唯是挑弧、棘矢，以共御王事”，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周成王时，王室式微，中原诸侯纷争，终于让楚人等到了另图发展的机会。向何处发展?向北、向东，那里群雄林立，楚量其力不能与之抗礼，向南，一则可避开周王室的箝制，中原群雄的干预；二则江河滔滔，沃野千里，居住其地的异于中原的人群社会尚未充分发展，邑落林立，内聚力小，这是再理想不过的了。楚人选准了主攻方向，施展外交手腕，扩大政治影响，这就是《史记》所说的“熊渠深得江汉间民和”。其时，荆山之西是庸国，势不大却可后院放火、因此，楚从荆山南下掠取江汉扬越和鄂地之先，首行伐庸，以解除后顾之忧；取得扬越和鄂地之后，迅速以其三子分封其处，巩固获得的成果。《史记?楚世家》说:“当周夷王之时(前887 - 858年)，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越，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

楚熊渠兴兵伐扬粤“至于鄂”，并立其中子红为鄂王来加以管制。“至于鄂”，就是说攻打到了扬越人控制的鄂地。接着，熊渠立中子红为鄂王，在这里建立了一个统治者是楚人的地方政权，被统治者主要是世代居住在鄂国的扬越人。扬越(粤)，世多谓“百越”之一。《吕氏春秋?恃君览》载:“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余靡之地，缚娄、阳禺、欢兜之国，多无君。”扬越似即居处于扬水、汉水之南的百越。其实，扬越不止是百越之一，而是先秦时期百越之别称。扬越即百越。

熊渠破鄂是在楚庄王三年(前611)，随即在鄂国的废墟上封其次子为鄂王。然而扬越人却没有被消灭或驱逐出鄂境。这或许与楚人对于被其征服的族众采取羁縻安抚、和睦相处的政策有关。熊渠未伐庸取杨越之前“甚得江汉间民和”的“民”，当是居住在江汉一带的扬越人。他们支持了楚人，因此在楚人占杨越之地以后，扬越人可以继续在鄂东故地休养生息，并保留原有的组织、习俗、自由之身和人格自尊，怡然操着自己的语言——越语，自在地横楫逐波或从事其它行业。

楚、越的交融互动是十分有趣的文化现象。

越人生活的江汉地区温热潮湿，雨量充沛，有纵横交错、星罗棋布的江河湖海，这样的地理环境使得古越人熟谙水性，“善于舟揖”、“利于水战”。《淮南子?原道训》说越人“陆事寡而水事众”，《汉书?严助传》说越人“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越人善于使舟，并多次献舟于中原，帮助中原国家训练水兵。《竹书纪年》中有：周报王时“越王使公师隅来献舟三百”；《汉书?武帝纪》载：汉朝的楼船水师曾大量启用越人为将；《梁书? 王僧辩传》记载：南北朝时，梁朝攻击侯景之部，船上“棹手皆越人，去来趣袭，捷过风电”。

《说苑?奉使》说：“(越人)剪发文身，烂然成章以像龙子者，将避水神也。” 众所周知，越族的突出特征就是“断发文身”，越人“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也。”剪发、被发、断发即不同于中原民族的束发。而文身即在身上刺划各种纹样，“以避蛟龙之害”。越人因常与水打交道，难免发生意外，故相信水中有龙和信奉水神。他们担心龙伤害自己，便以其形文身，使彼视己为同类；为祈求神的保护，又信奉水神，并有祭祀水神之俗，而祭祀水神时又用船并将船饰以龙的形象(即所谓龙舟)。所以越人的文化图腾是龙蛇崇拜。

从语言上，汉语主要是由华夏族语而来。楚人与华夏的语言有别。汉语为单音节，楚语系多音节，语词多双音，如蟋蟀、蚊子、怂恿、扭泥等等，本是楚语，亦已变成汉语词汇。楚语有发语词“羌”等，有结语词“兮”、“些”等。但总的来讲，楚语和华夏语族操的汉语还属同一语言系统，而且楚国贵族阶层基本上都通晓华夏族通行的汉语。而越人的语言则是一种独立的语言系统，不光与汉语不同，和楚语也有很大差异。

越人的语言被中原华夏族称为“鴃舌鸟语”。汉语为一字一音的孤立语，越语则为一字数音的胶着语。越人不仅与华夏人不能通话，就是与近邻楚人也很难通话，所谓“鸟声禽呼，言语不同。”在西汉时成书的《淮南子?修务训》中还记载了越人语言的语音特点：“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谓之駤。越人有重迟者，而人谓之訬，以多者名之。”高诱注云：“訬，轻利急，亦以多者言。訬，善誃者谓之訬”。这说明越人语言多数是轻利急速，故虽偶然有说话重迟的人而外族人仍称为訬，这可能同越语发音习惯有关，所以多数人以訬著称。可见，越语是独立的一个语音系统。

楚国吞并鄂国后，通楚、越双语的人在两个民族中逐渐增多，但楚国上层贵族还是流行中原华夏语音，而越族一般平民，比如横楫逐波的舟子，有些也还只操自己的语言——越语。反正翻译人才比比皆是，沟通不成问题。子晰在船上表示听不懂越语，便能有如探囊取物立马召来了翻译，说明其地同时能操楚、越两族语言的人不少。这是楚、越两族人民相杂而居，日常生活频繁需要的结果。

与我们想象的落后原始的蛮夷形象不同，断发文身、鴃舌鸟语的扬越人有着极高的文明程度，他们的铜矿采冶、青铜铸造技术远远领先于中原华夏民族。迄今所知我国古代最大的、技术居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的一处铜矿采冶地——大冶铜绿山，便是扬越人的杰作。楚国占领鄂国后，铜矿采冶和青铜铸造的重要工作仍然主要由扬越人担任。

与中原礼法不同，未受华夏仪教感染的南方民族——越族秉承的是原始质朴的人格观念，华夏族讲究尊卑贵贱，越人崇尚平等友好、无所尊卑；在恋爱问题上，越人的观念更不同于男女大防甚严的中原礼俗，男女间、男男间行歌坐月，桑间濮上自由交往，是极其自然的，自由的“野合”在越人看来是再正当不过的恋爱模式。

越人虽然操持和中原音律不同的“野音”，但实际上他们的音乐素养很高，脱口成诵，发声成歌。词句亦洗炼、清新、隽永；句式随意取势，变化多样；韵律自由，节奏鲜明，错落有致；没有北方四字为句的诗歌方正格式的呆滞感。这也符合他们自由奔放、质朴率真的民族性。

在楚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越文化给予楚文化的乳汁之丰是其他任何文化都无法比拟的，从青铜铸造到建筑形式、乐器样式，在楚文化的发展经历中，它所吸收的越文化因子之多，其他任何文化都无出其右。从大体上讲，鼎盛期的楚文化，已包含越文化在内，它与早期的楚文化判然有别。如果说早期楚文化带有明显的华夏文化胎记和原始的南方巫风的话，那么鼎盛期的楚文化“既摆脱了充溢于中原的纯粹理性的束缚，又没有被风行于南方的巫术引向粗野、低级的宗教狂热。而是表现了一种奔放、自由、强烈的情感，并在这种情感中沉淀了深邃的理性思维。楚文化这种追求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浪漫与现实高度结合的重要特征，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

如果说楚文化与越文化有什么差异，最明显的区别就是在图腾崇拜上。上面说了，越文化因为是典型的江河文化，所以崇拜龙、蛇；而楚文化则是以凤鸟崇拜为特征。凤一向是楚人最受尊崇的灵物，它是楚人力量的象征。在楚人心目中，欲求魂魄升天，非凤导引不可。所以在舟船样式上，越人喜筑龙舟，楚人则偏爱把舟船雕刻成凤鸟的样子，鄂君子皙所乘坐的“青翰之舟”就反应了楚人崇凤的观念。

好了，我们基本上勾画出了先秦时期生活在江汉大地的扬越民族的肖像：文身断发，错臂左衽，便于用舟，善铸铜剑，自由真率，多情善讴。那么我们也可以借此想象一下榜枻越人的模样了：他应该是乱发纷披，葛布短衫，身姿匀称矫健（常年操桨弄舟，在江河湖海讨生活，身材怎会不佳？），棕色的皮肤上纹着龙蛇的图案，眼睛深邃而大，（从人种学上讲，楚人为蒙古利亚南支，越则是海洋蒙古利亚种，“越族肤棕，欧罗巴眼”，比较接近马来人种。）至于他的个性嘛，既然他敢对着楚国的王孙贵族、自己所居地的封君、同时也是自己的衣食父母——子皙当面倾吐爱意，定是性格率真而执着，情感激切而委婉的多情男儿。至于他的身分来历嘛，鄂地是水乡，越人又擅长舟楫，最普通的可能，他就是鄂地的土著越人，被新募来为子皙驾官船，所以第一次看到美丽的子皙，就爱上了他。还有一种可能，我们知道，楚吴、楚越间常发生战争，舟战占一定比例，《墨子?鲁问》便有记载。战俘沦为奴隶更是常事，榜枻越人或属水军，被俘后为官船船手，所以他不会楚语。我比较倾向第一种可能。

设想一下下面的画面：

在王子大臣、高官显贵的人群之中，于隆重的“钟鼓”国乐刚刚停歇之时，榜枻越人竟按捺不住心中的恋慕，起而续唱，歌声出人意表，以至满座皆惊、倾耳静听，歌意缠绵深情，动心摇神，深深地打动了簪缨鼎食的王子，成就了一段佳话。

谈完了榜枻越人，我们来谈谈另一个主人公，作为被追求者的鄂君子皙。

从已知的信息看，鄂君子皙是楚王子，楚之鄂邑的封君，楚王的母弟，官为令尹，爵为执圭。

子皙所封之鄂邑，当即其先人熊渠伐扬越所至之鄂。鄂也是楚国仅次于国都郢的第二大繁华城市。《九州记》曰：“鄂，今武昌。”《正义》曰： “《括地志》云：武昌县，鄂王旧都。”查“武昌”：“郡名，三国吴置，治武昌县，隋废，故治即今湖北省鄂城”。查“鄂城”：“楚熊渠伐庸、扬粤、至于鄂，立其中子红为鄂王。秦于此置鄂县。三国吴改武昌县，晋时分置鄂县，隋唐以后复入武昌县。公元一九一三年改为寿昌县，次年改为鄂城。”所以，鄂君子皙的封地应该就是今天的湖北鄂州市。

至于他是谁，按《春秋左传》、《史记》诸籍记载，春秋时的楚公子黑肱，似与《说苑》所载之鄂君子皙颇合。公子黑肱，字子皙，是楚共王的宠子，楚康王、灵王的母弟，曾敖之令尹，与鄂君子皙名同、官同、王子王弟亲缘关系身份同，或许就是同一个人。

据《史记?楚世家》和《左传》的有关记载，楚共王共有五个儿子：子昭、子围、子干(又名子比)、子皙 (或子晰,又名黑肱)和弃疾。公元前559年，楚共王死，子昭继位，是为楚康王。康王死后，由其子员继位，史称郏敖。未及四年，子围便趁其侄生病之际绞而杀之，夺了王位，自号楚灵王。公元前528年5月，子干趁楚灵王驻兵乾溪(在今安徽毫县境)对付吴国之时，与子晰、弃疾结盟，依靠陈、蔡诸国的力量，杀进郢都，除了楚灵王的两个儿子，登上王位，任子晰为令尹，弃疾为司马。可子干一失贤人相助，二无群众基础，三少谋略，四缺德行，五弃疾同床异梦，暗中捣鬼，所以做了楚王之后惶惶不可终日，被迫与子皙于五月十七日夜双双自杀，弃疾继任楚王，史称楚平王。子皙做了十多天令尹，却未能安居郢都(今湖北省江陵县)，而是被子干派驻鱼陂(在今湖北省潜江县西北滨近汉水处)，防备楚灵王沿汉江而下返回都城复辟。鉴此，子皙“泛舟新波之中”，乐“钟鼓之音”的盛典，可能是在他荣任令尹之初，以为大功告成而举行的。其地不是在楚都郢附近的长江面上，就是在鱼陂附近的汉水江面上。十多天后的乙卯夜（公历6月18 日），公子弃疾再次发动了政变，訾敖和公子皙在楚宫中自杀。由于子皙只在这十多天里担任过令尹，而“襄成君始封之日”篇又说他“官为令尹”，许多人据此把《越人歌》断代在公元前528年。

但是这种看似吻合的说法细究起来，漏洞不小。子干和子皙的政变，上台的时间很短，“昭王曰：子比为王十余日，子皙不得立又俱诛”。在短短的十余日内，叛军进占楚都，灵王的下落、动向不明，随时有可能带领楚军反攻回来；而公子皙虽然被推上令尹的高位，手中却无可用之兵，控制楚都的叛军全是公子弃疾的亲信部队。在人心背离、内外交困的形势下，公子皙惶惶不可终日，很难想象会有闲情逸致去河上泛舟。另外，从《左传》中记载的公子皙的事迹推算，公元前528年，他至少已经36岁，早已经不是翩翩美少年，担任被越人舟子暗恋的角色似乎太老了一些。但无论如何，如果庄辛所说的故事属实，公子皙邂逅越人舟子的时间，必定在他自杀之前，即公元前528年6月18日之前。

如果说，上面的情理推导还只是猜测，那么下面两条证据则彻底推翻了《越人歌》中的鄂君子皙是秋春秋时的楚公子黑肱的可能。

一是何浩先生在对楚封君问题作了系统研究与翔实考证后得出的结论：鄂君子皙为共王子黑肱(子皙)之说是不能成立的。一，楚封君制始于楚惠王之时，楚共王、康王时，楚国还无封君之制。鄂君子皙之封君当不属楚共王、康王时之事，当然自非共王之子、康王之弟，亦非春秋时人。战国时楚始有“执圭之爵”，鄂君子皙“爵为执圭”，当属战国时之事，其人自属战国时人。二，楚康王弟子皙(即公子黑肱)，虽然自杀前当了几天挂名的令尹，但并非封君，而故事中的鄂君子皙是明摆着的封君。

何浩先生明确指出：“既为令尹，又是封君的子皙。只能于战国时求之”，进而认为“子皙为威王时的令尹、封君的可能性要大一些”。楚威王在位十一年，即公元前339年至前329年，时当战国中期。鄂君子哲于此时受封、泛舟，则战国中期为《越人歌》产生时间，似大致不差。《越人歌》的艺术造诣及成熟程度，亦说明其应属战国时期之产物。

如果鄂君子皙是楚威王（公元前339-329）时人的说法成立，那么《越人歌》故事的发生时间就距离庄辛给襄成君讲这个故事的时间相距不远了。前面提到了，庄辛正是战国后期楚襄王（公元前298年－前264年在位）朝的大臣，与屈原、宋玉是同时代人。

还有一条证据可以证明鄂君子皙是战国时人，而不是春秋时人。《越人歌》楚译中有一句“蒙羞被好兮”，而在春秋末期是不可能出现“蒙羞被好兮”这种类型的句子的。因为这里的“被好”是被动式，“好”字是动词，“被”字用做被动标记。历史语法学的研究说明，带“被”字的汉语被动式结构，最早见于战国中后期的古籍，在春秋时期还没有出现。如果《越人歌》的古译产生于楚公子黑肱生活的春秋末叶，“被好”的含意就要另作考虑，这也许是卢元骏先生将 “被好”译成“身披妙好的锦绣”的原因。根据郑张尚芳、周流溪等学者的今译提供的信息，“被好”的意思就是白安妮英译的“I am loved”，确实是一种被动式，那么，这一句歌词的写作时间不会早于战国中期。

上面两条证据表明：《越人歌》的创作年代不早于战国中期。鄂君子皙也不是春秋时的楚公子黑肱，而只能是战国中后期的人，楚威王在位时期正好符合了这一时间段。而这一时期，楚国境内已经有大量的越人，兼懂楚、越两种语言的双语人才非常普遍，在贵族士大夫阶层中，通双语的人才也比比皆是，庄辛本人就是这样的楚语、越语皆通的人才，不然，他怎么可能一口气背诵出三十二个古越语记音汉字？

《越人歌》是产生于鄂君子皙泛舟新波之中的。新波的“新”应该是一个时间概念，指春汛之期，江湖水涨，新波荡漾。鄂君子皙泛舟时，身着长袖“斑丽褂衽”，且披着五彩斑斓的绣被，亦说明当时正是气温尚冷的三月桃汛季节。这个“新波”的地点嘛，按鄂君所封鄂邑的地望位置来看，应该是梁子湖。梁子湖西周时称樊湖，战国时称鄂渚，今称梁子湖，位置在湖北鄂州市域南部，东与大冶市交界，西与江夏区毗邻。清光绪《武昌县志》云：“鄂清即樊湖”。清张之洞《樊口闸坝私议》考释云：“《楚辞》所云‘鄂渚’，即今樊口内之梁子湖无疑。”

“梁子湖属于江汉水系宽浅型湖泊。现总面积369平方公里。江夏以南，通山以北，咸宁以东，武昌(鄂州市)、大冶以西，群山环立。秋冬水涸时，湖面三四百里；春夏水涨时，平衍八百余里。九十里樊川贯通其间，东有樊口与长江相连，西有江夏“驿渚”与江湖相通。鄂君子皙无论从鄂邑西五里的樊口，还是今大冶西畈乡之古鄂主城左近的高河放舟入水，泛游梁子湖新波，都是极其便当的。如果雅兴甚浓，便可东出樊口，或西出驿渚，荡漾于长江之波，乃至远泛洞庭湖，都可畅行无阻，尽兴而游。故《武昌县志》云：‘昔鄂君乘青翰之舟，下鄂渚，浮洞庭，榜人拥节而歌。’”

《越人歌》问世于新波者，乃梁子湖春汛之期平衍八百余里之新波也。

鄂君子皙是个美男子，这是毫无疑问的了。那么他究竟如何美法呢？虽然庄辛没有提到，但我们可以从先秦典籍中找到一些讯息。

楚国是个非常崇尚美丽浪漫的国家，尤其欣赏带些女性化的美男子。《荀子?非相》中的一段话可以说明楚国的这种审美风尚：

“世俗之乱君(俞曰：疑本作“世俗之乱民”)，乡曲之儇子，莫不美丽姚冶，奇衣妇饰，血气态度拟于女子：妇人莫不愿得以为夫，处女莫不悬得以为士，弃其亲家而欲奔之者比肩并起……”

“荀子所描述的美男子大概就是(登徒子好色赋中宋玉那样的风流人物，他也长得“体貌闲丽”，他也很吸引女人，比如，住在他家东邻的女子就曾隔墙窥视他达三年之久。一般来说，在一个社会中，社会成员的普遍的特征就是这个社会比较欣赏的特征，将这种普遍的特征推向极端，并将它树为标准，就形成了全体成员心目中的理想美。在谈到中国人的南北差异时，林语堂指出，南方的男人是身体退化、发育不全的男人，与北方的男人相比，他们的身材体魄更短小，体毛和胡须更少，皮肤更细腻，声音更轻柔。所有这些待征都说明，南方男人的普遍特征本来就与女人比较接近，因而理想的美男子自然倾向于女性化。不仅如此，从楚王好细腰到楚人好淫祀，从老子的女性主义哲学到江南大地上品目繁多的香花芳草，总之，从江山到人物，全都蕴含了先天的女性因素。就是在这个方位上处于“阳”的地方，反倒产生了气质上更倾向于“阴”的文化。李渔把南方——特别是福建——流行的男风称为“南风”，这个后起的同性恋用语不但与“男风”好音义双关，而且把男色的风习明确界定为南方特有的风习。我们甚至可以说，与北方宫廷中更偏爱便嬖、谄媚等特征的男色风习形成了显明的对比，源于南方的“南风”更欣赏富有女性美的少男，它好像从南方吹来的熏风，把一股靡丽的气息吹遍了中原大地。”（见康正果《重审风月鉴——性与中国古代文学》第三章《男色面面观》）

我们似乎可以猜想，在盈盈碧水间的青翰之舟上，一下子就俘虏了榜枻越人心魂的鄂君子皙正是这样一位姿容秀丽，体态娴雅的美男子。

好了，分析完了榜枻越人和鄂君子皙，让我们回到故事的“本事”。

鄂君的故事为庄辛的行为提供了有力的根据，也使襄成君改变了原先的态度。他向庄辛伸出手，接受了对方的要求，并且说：

吾少之时，亦尝以色称于长者矣。未尝过僇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后，愿以壮少之礼谨受命。

按照康正果先生的说法，“这一段话给我们提供了有关嬖臣的史料从未提供的信息，尽管尚无更多的旁证，我们仍不妨以意逆之：原来南方的风俗与拘谨、僵硬的中原礼仪不同，在那里，同性之间的性关系并不严格地按照尊与卑的身分来决定主动与被动的角色，人们似乎更重视长幼之别，这就是说，社会也允许仅凭年龄的差别决定主动与被动的角色，社会地位只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因素。但更古老的风俗是成年男子向年少的美男子求爱。襄成君说得很明确，他年少之时也曾“以色称于长者”，可见楚人不仅欣赏青少年男子的美色，而且以美色见称于成年男子也是年轻人的荣誉。因此，对于襄成君最终向庄辛许诺的“少壮之礼”，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那是自古以来在南方流行的习俗，即年长的男子有权利主动向年幼的男子求爱，在符合礼仪的情况下。年幼的一方也有义务考虑对方的要求。即使双方的社会地位与年龄的差别正好逆反，前者也有可能向后者让步。”

如果康正果的分析成立，依据质同方予类比的原则，我们似乎也可以从庄辛和襄成君的关系逆推出子皙和越人的“攻受关系”：子皙挥舞着长袖拥抱了越人，给他披上绣被，年少的地位高贵的少年子皙向年长的地位卑微的越人行了“少壮之礼”，二人交欢尽意。

但是子皙在遇见越人的时候，已经“官为令尹，爵为执圭”，这样看来他应该不会是惨绿少年的年纪了，那他们的攻受关系是如何的呢？这个问题就只能留给我们慢慢的细细的随心所欲的想象了。

好了，关于《越人歌》的故事我们就讲到这。希望大家能从这个罗嗦的帖子中得到一个认识——这是一个男人爱上男人的故事，这是一首男人唱给男人的情歌。在春秋战国时代，这本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然而时光移转，风俗变换，男人与男人的爱情“终于”成了讳莫如深的禁忌，《越人歌》的真实含义也成了学界、媒体避之唯恐不及的话题，更糟糕的是，一些“有责任心”的或“纯洁”的学者不遗余力地、先入为主地把它解释成为符合“公序良俗”的异性恋故事，有意无意地误导了大众。这不光是这首美丽情歌的遗憾，是这则传奇故事的遗憾，更是我们了解先人历史的遗憾。

“缠绵的情歌、亲昵的握手、超越权力、身份藩篱的质朴爱情、引入某种游戏规则的求爱过程，浪漫自由的格调，愉悦身心的美男子形象”，这些都使《越人歌》和“襄成君始封之日”的故事具有了特别的魅力，往大了说，这也是南方楚越文化迥异于严谨肃穆的北方文化的魅力所在——自由、浪漫、瑰丽、传奇。

直到这篇帖子写完，我也没有听过《夜宴》版的《越人歌》，也许周迅和腾格尔的演绎很出色，但我知道，它绝不会是我心中的《越人歌》。我还是更愿意在脑海中一遍遍勾画自己想象的画面：

寥廓的楚天下，星光碎乱的碧波间，曾经驶过一艘 “青翰之舟”，上面有一位多情的船夫，拥着船楫，伴着若断若续的欸乃声，对着高贵的异族王子用家乡话唱出一首美丽的情歌。他那动心摇魂的表白不光打动了王子的心，而且，穿越千年的时光后，依然回荡在我们的耳边。

（帖子里面的材料、观点，主要依据的是康正果《重审风月鉴——性与中国古代文学》一书，其他提到的学者的相关论文，有条件的话，请自行查阅cnki数据库。）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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