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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whisper (蝉鸣的夏季·翠羽黄衫·如花), 信区: History 标题: 吴三桂献山海关过程全览及思考发信站: 珞珈山水 (Wed Feb 3 19:23:31 2010), 站内看了这个标题，众看官大概想：又是一篇翻案文章？非也。不过是作者看了《吴三桂大传》，《李自成大传》，《南明史》一类的严肃书籍后的一个读后感，材料皆是现成，观点是史实的逻辑推断，所以本文实际是交待了一个不是很普遍的历史视角，而绝非又一篇网上流行的翻案文章。我在《可能是中国古代最美的一只花瓶--我所知道的陈圆圆》一文中提及过吴三桂的背景，这里再提一下。吴三桂，籍贯扬州高邮，父亲吴襄为武状元出身，吴氏家族和舅家祖家，在辽东经营数代，形成了一个以家族血缘为纽带的关系网，在与后金长期的残酷战争中，凭借军功，趁机扩充所部实力，终成一方军阀。在洪承畴松山被俘，锦州失守后，明朝在关外再无反攻的能力，仅有的几个据点逐渐被满人吞噬，在孤立无援的形势下，吴三桂的舅父明朝总兵祖大寿第二次投降（第一次诈降逃脱后继续与满军对抗）。明朝覆灭的最后几年，山海关外明军只有吴三桂部。吴三桂不受家族成员纷纷降清的影响，拒绝满清的劝降，凭险拒清入关，使得满清连续几年无法在军事上有突破。实事求是地说，如果不是吴三桂部一直在独力抗清，满清早就攻入北京和中原大地了。客观的评价，1644年3月前，吴三桂有大功于国家。但不否认，吴三桂和明朝末年诸多掌握军队的实力人物（例如左良玉）一样，都是军阀，有拥兵自重的想法。但这个不应归罪于个人，而是明末体制缺陷的恶果。评价吴三桂献山海关，先得看当时的形势。 1644年新年后，李自成兵分两路，从西安出发，李自成亲率一路军，兵力十万左右，渡过黄河后直奔北京。一路上，除了在山西遇到过顽抗，基本上兵不血刃，“在短短的两三个月里，大顺政权凭借兵威和深得民心，迅速地接管了整个黄河流域和部分长江流域的大片疆土，统治区包括了现在的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全境以及湖北、江苏、安徽的部分地方。”连北京城外的显要居庸关，守将明朝总兵唐通率领所部八千兵马不战而降。在土崩瓦解的形势下，明朝辽东军队和官员奉命撤入关内勤王，由平西伯吴三桂、辽东巡抚黎玉田带领于三月十三日全部进关，驻扎于昌黎、滦州、乐亭、开平一带。十九日，北京失陷。吴三桂回师北京的路途中行军速度缓慢，一个原因是他奉旨率领官绅家属和相当一部分辽东百姓进关，速度被拖慢；另外也是害怕与势头正强的大顺军直接对抗，故意拖拖拉拉。结果半途中北京已经沦陷。摆在吴三桂面前的形势是严峻的，他同山海关总兵高第一共只有五万之众，真正能征敢战、装备较佳的兵马只占少数。（《吴三桂大传》中有这么一个细节：崇祯对局势忧虑，召见吴襄，吴襄发豪言：有臣子三桂在，陛下不必忧虑。崇祯大喜，问吴三桂有多少军队，吴襄说有三万，但是很多是虚额，真正能战的只有三千。崇祯立马泄了气。吴襄说，这三千人不是兵，是臣我的儿子，臣子三桂的兄弟。也就是亲兵，平时待遇极佳，关键时候能效死力。这就是明末盛行的“家丁”）“他们局促于关内永平府一隅之地，处于清、顺两大新兴势力之间，继续效忠明室是不现实的，因为朱由检为首的明廷已经不存在，弘光朝廷还没有建立，他们同淮河以南的残明势力相距太远、音讯不通，可走的道路就只有在降顺、降清之间作出选择。” 本来吴三桂已准备归顺大顺。北京城破后，殉国的官员士绅极少（仅仅几十人），而大顺军刚进北京时风气焕然一新，原明朝官员纷纷归顺新朝。但是，大顺军进京后实行助饷政策，没收皇宫、宗室、勋戚、太监的财产，对贪污官僚进行追赃助饷。吴家也不能幸免，吴襄本人也吃了板子。这一来，吴三桂觉得家族利益受到了损害，对李自成的招降也产生了疑问，就此高举反旗，返回山海关，和农民军彻底决裂。总结一下到此时吴三桂的心路历程。作为一个久在边疆的国家重臣，吴三桂无疑对明朝有感情也有功。他是不愿意投降国家的叛逆--大顺的，更不愿意投降一直以来的敌人--满清。但是明朝已亡，吴三桂的资本，周旋的空间有限，他无法游离于顺，清两朝之外。可走的道路就只有在降顺、降清之间作出选择。所以吴三桂起初选择了大顺，从个人的角度讲，投降大顺对他和部下将领的家族利益也有利。但是大顺的政策使得他产生危机感，别无选择，只有投靠满清。如果顺利的话，还有借兵灭农民军，为崇祯报仇，挽救明朝的可能，他自己也有望作为中兴名将而史册流芳的可能。说借兵就是投降，这是不符合历史的，唐朝名将郭子仪就曾从境外请来骁勇善战的回纥骑兵助战，收复长安，洛阳，重建大唐。借外军之力剿灭叛乱之家贼，古已有之，吴三桂独效包胥之哭是效仿古人。石敬塘向契丹借兵消灭对手，甘当儿皇帝，唾手让出雁云18州，这和吴三桂“献”山海关的情况完全不同。事实上，当时朝野几乎没人骂吴三桂是引狼入室，反而把吴三桂当英雄崇拜，后来被视作民族英雄的史可法也大力赞扬吴三桂（史可法在回多尔衮的信中说“。。。。。。忽传我大将军吴三桂假兵贵国，破走逆成。殿下入都，为我先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阙，抚戢群黎，且免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举动，振古烁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该信评论详见拙文《评史可法回多尔衮的一封信》）。吴三桂当然明白自己的实力不足以同大顺政权抗衡。他一面“遣人东乞王师”，一面“遣人绐贼缓师”，“以待本朝大兵”。李自成在获悉吴三桂叛变占领山海关的消息后，一面以吴襄的名义写信规劝吴三桂；一面作好武力解决的准备，出兵平叛。四月十三日晨，李自成、刘宗敏亲率大军向山海关进发。随行的有明朝太子朱慈烺、永王、定王、晋王、秦王和吴襄。然而早就对中原虎视眈眈的满清已经行动了，多尔衮孤注一掷，八旗倾国之兵兵临山海关城下，迫使吴三桂只有接受平西王的称号，与满清合力对抗大顺军。吴三桂本人心理上一定经历了一番挣扎，后来随八旗军南下，舍弃辽东的根，也是他和部下不愿意的。但是，一来，形势所迫，二来，为君父报仇，复兴明朝的希望所在，他别无选择。有人说“吴三桂献山海关并引清兵入关最起码是沟结外鬼,使清的胃口变的奇大.并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一族统治”。但这些吴三桂当时怎么预料得到呢？而2个月后多尔衮早已入主北京，尚且对于自己的实力究竟能够控制到多大的地盘没有把握，下诏把清方准备接管的地方暂限于河北、河南、江淮，即长江以北，并示意“不忘明室”的南方汉族官绅可以“辅立贤藩”，“共保江左”。还有的说“吴三桂，这个人说他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是一点也不冤枉他，很多人还在为他献出山海关辩护，如果这个也能饶恕的话，石敬塘、张邦昌是不是都可以平反？他们也是事出无奈啊！”，“吴三桂如果不选择放清兵入关就等於选择死，因为大顺军破城是早晚的事。不过如果就因为他不这样做就得死於是他这么做就可以原谅的话，那么历史上绝大多数汉奸就都可以原谅了。” 在山海关外的明朝军队撤入关内后，清廷乘机派郑亲王济尔哈朗等收取了关外地区，这年三月，清廷决定大举伐明。四月初，传来了大顺军攻克北京、明廷覆亡的消息。多尔衮决定趁大顺军立脚未稳，迅速出兵“顷日九王（指多尔衮）闻中国本坐空虚，数日之内，急聚兵马而行。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成败之判，在此一举。”四月初九日，清摄政睿亲王多尔衮“统领满洲、蒙古兵三之二及汉军恭顺等三王、续顺公兵，声炮起行”。动员兵力之多连清方人士也说“前后兴师，未有如今日之大举”。清廷这次出兵同崇祯年间三次入口大不一样，战略目的已由掠夺财物子女变为进取中原。因此，多尔衮接受范文程、洪承畴的建议，严格约束军纪，规定“有抗拒者必加诛戮，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军民秋毫无犯”。进军路线则采纳了洪承畴的意见，准备由蓟州、密云破边墙而入，避免顿兵山海关坚城之下。四月十五日，清军行至翁后，意外地遇上了吴三桂的使者副将杨珅、游击郭云龙，携带求援书信，内云：“三桂受国厚恩，悯斯民之罹难，拒守边门，欲兴师问罪，以慰人心。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王以盖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会，诚难再得之时也。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酧，不敢食言。”这封信的内容还是借兵，并非投降。多尔衮当即决定改变进军路线，直趋山海关。他在回信中说：“伯虽向守辽东，与我为敌，今亦勿因前故尚复怀疑。……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山河之永也。”多尔衮是要趁机迫吴三桂投降，并以王位相诱。到吴三桂得知李自成亲统大顺军主力迫近山海关，再次派郭云龙催促清军火速来援时，就请求多尔衮“速整虎旅，直入山海”。四月二十日，多尔衮接信知道形势紧迫，为了防止大顺军占领山海关，下令兼程前进。次日，清军以一天二百里的速度急行军于当晚到达距关城十里的地方驻营。这时，大顺军与吴三桂、高第部关、辽兵正在激战之中。在这种形势下，吴三桂自保尚且无力，多尔衮又兵临城下，吴三桂如果不献关，那么自己先覆灭于农民军，然后满清以优势兵力击败大顺军，和实际的进程结果是一样的。除非吴三桂投顺敌国大顺，而这种可能性在当时已经不存在了。这就是形势比人强的例子。从兵力看，大顺军击破吴三桂部是绰有余裕的，吴三桂部虽是边兵中的精锐，但大顺军士气更高。但加上多尔衮的倾国之兵，李自成败定。山海关之战就这样结束了，也由此决定了此后中原大地的形势走向。如果大顺不是在招降吴三桂的过程中犯下了一系列不可挽回的错误，吴三桂部降顺则满清未必能在争夺山海关的战争中获胜，即使大顺战败，也还能回头巩固北京的防线；吴三桂叛投清方，双方兵力对比和态势就颠倒过来，清、吴联军在数量上也占了优势。大顺政权在政治、军事上的失策，导致了山海关战役的失败和北京、畿辅、山东等地的易手。而吴三桂也在山海关战役结束后率领关辽军民剃发降清，由多尔衮封为平西王。吴三桂目标远大，他在无可选择下，上了满清的贼船。进京后，吴部继续和农民军作战，是为国杀贼，心理上没有罪恶感。客观看，由于满清入关后军事上一帆风顺，汉族官僚，军队，士大夫纷纷归顺，南明小朝廷又不争气，乱作一团，各地纷纷自立为王，本身也不具备继承崇祯帝的合法性。这一切使得吴三桂原先构想的“裂地以酧”，把满清势力逐回关外，无法实现。但吴三桂内心对多尔衮等人的背信忘义，趁人之危，一定是痛恨的，所以后来吴三桂拥兵自重，独霸云南，最终还造清廷的反。可以验证此人当时在山海关是迫于形势。即使他当时杀身成仁，也于事无补。是当时中国一系列的内斗，失政，让满清有机可趁，攻取了山海关。这绝非吴三桂一人的责任. 那么吴三桂献出山海关,我们怎么评价呢?首先我们跳出这个圈子,不去评价吴三桂是否好与坏.我想说的是,吴三桂献出山海关,清兵入关,祖国实现统一,中国版图从此增加了东北三省,台湾岛,西藏,新疆以及库页岛等土地,有心人可以算一下,因为吴三桂献出山海关,我们中国增加了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我们是应该感谢还是怪罪吴三桂呢? -- ※ 来源:·珞珈山水 bbs.whu.edu.cn·[FROM: 211.99.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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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whisper (蝉鸣的夏季·翠羽黄衫·如花), 信区: History
标  题: 吴三桂献山海关过程全览及思考
发信站: 珞珈山水 (Wed Feb  3 19:23:31 2010), 站内

    看了这个标题，众看官大概想：又是一篇翻案文章？非也。不过是作者看了《吴三桂大传》，《李自成大传》，《南明史》一类的严肃书籍后的一个读后感，材料皆是现成，观点是史实的逻辑推断，所以本文实际是交待了一个不是很普遍的历史视角，而绝非又一篇网上流行的翻案文章。

    我在《可能是中国古代最美的一只花瓶--我所知道的陈圆圆》一文中提及过吴三桂的背景，这里再提一下。

    吴三桂，籍贯扬州高邮，父亲吴襄为武状元出身，吴氏家族和舅家祖家，在辽东经营数代，形成了一个以家族血缘为纽带的关系网，在与后金长期的残酷战争中，凭借军功，趁机扩充所部实力，终成一方军阀。在洪承畴松山被俘，锦州失守后，明朝在关外再无反攻的能力，仅有的几个据点逐渐被满人吞噬，在孤立无援的形势下，吴三桂的舅父明朝总兵祖大寿第二次投降（第一次诈降逃脱后继续与满军对抗）。明朝覆灭的最后几年，山海关外明军只有吴三桂部。吴三桂不受家族成员纷纷降清的影响，拒绝满清的劝降，凭险拒清入关，使得满清连续几年无法在军事上有突破。实事求是地说，如果不是吴三桂部一直在独力抗清，满清早就攻入北京和中原大地了。客观的评价，1644年3月前，吴三桂有大功于国家。但不否认，吴三桂和明朝末年诸多掌握军队的实力人物（例如左良玉）一样，都是军阀，有拥兵自重的想法。但这个不应归罪于个人，而是明末体制缺陷的恶果。

    评价吴三桂献山海关，先得看当时的形势。

    1644年新年后，李自成兵分两路，从西安出发，李自成亲率一路军，兵力十万左右，渡过黄河后直奔北京。一路上，除了在山西遇到过顽抗，基本上兵不血刃，“在短短的两三个月里，大顺政权凭借兵威和深得民心，迅速地接管了整个黄河流域和部分长江流域的大片疆土，统治区包括了现在的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全境以及湖北、江苏、安徽的部分地方。”连北京城外的显要居庸关，守将明朝总兵唐通率领所部八千兵马不战而降。在土崩瓦解的形势下，明朝辽东军队和官员奉命撤入关内勤王，由平西伯吴三桂、辽东巡抚黎玉田带领于三月十三日全部进关，驻扎于昌黎、滦州、乐亭、开平一带。十九日，北京失陷。

    吴三桂回师北京的路途中行军速度缓慢，一个原因是他奉旨率领官绅家属和相当一部分辽东百姓进关，速度被拖慢；另外也是害怕与势头正强的大顺军直接对抗，故意拖拖拉拉。结果半途中北京已经沦陷。摆在吴三桂面前的形势是严峻的，他同山海关总兵高第一共只有五万之众，真正能征敢战、装备较佳的兵马只占少数。（《吴三桂大传》中有这么一个细节：崇祯对局势忧虑，召见吴襄，吴襄发豪言：有臣子三桂在，陛下不必忧虑。崇祯大喜，问吴三桂有多少军队，吴襄说有三万，但是很多是虚额，真正能战的只有三千。崇祯立马泄了气。吴襄说，这三千人不是兵，是臣我的儿子，臣子三桂的兄弟。也就是亲兵，平时待遇极佳，关键时候能效死力。这就是明末盛行的“家丁”）“他们局促于关内永平府一隅之地，处于清、顺两大新兴势力之间，继续效忠明室是不现实的，因为朱由检为首的明廷已经不存在，弘光朝廷还没有建立，他们同淮河以南的残明势力相距太远、音讯不通，可走的道路就只有在降顺、降清之间作出选择。”

    本来吴三桂已准备归顺大顺。北京城破后，殉国的官员士绅极少（仅仅几十人），而大顺军刚进北京时风气焕然一新，原明朝官员纷纷归顺新朝。但是，大顺军进京后实行助饷政策，没收皇宫、宗室、勋戚、太监的财产，对贪污官僚进行追赃助饷。吴家也不能幸免，吴襄本人也吃了板子。这一来，吴三桂觉得家族利益受到了损害，对李自成的招降也产生了疑问，就此高举反旗，返回山海关，和农民军彻底决裂。

    总结一下到此时吴三桂的心路历程。作为一个久在边疆的国家重臣，吴三桂无疑对明朝有感情也有功。他是不愿意投降国家的叛逆--大顺的，更不愿意投降一直以来的敌人--满清。但是明朝已亡，吴三桂的资本，周旋的空间有限，他无法游离于顺，清两朝之外。可走的道路就只有在降顺、降清之间作出选择。所以吴三桂起初选择了大顺，从个人的角度讲，投降大顺对他和部下将领的家族利益也有利。但是大顺的政策使得他产生危机感，别无选择，只有投靠满清。如果顺利的话，还有借兵灭农民军，为崇祯报仇，挽救明朝的可能，他自己也有望作为中兴名将而史册流芳的可能。说借兵就是投降，这是不符合历史的，唐朝名将郭子仪就曾从境外请来骁勇善战的回纥骑兵助战，收复长安，洛阳，重建大唐。借外军之力剿灭叛乱之家贼，古已有之，吴三桂独效包胥之哭是效仿古人。石敬塘向契丹借兵消灭对手，甘当儿皇帝，唾手让出雁云18州，这和吴三桂“献”山海关的情况完全不同。事实上，当时朝野几乎没人骂吴三桂是引狼入室，反而把吴三桂当英雄崇拜，后来被视作民族英雄的史可法也大力赞扬吴三桂（史可法在回多尔衮的信中说“。。。。。。忽传我大将军吴三桂假兵贵国，破走逆成。殿下入都，为我先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阙，抚戢群黎，且免剃发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举动，振古烁今，凡为大明臣子，无不长跽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所云感恩图报已乎！”该信评论详见拙文《评史可法回多尔衮的一封信》）。

    吴三桂当然明白自己的实力不足以同大顺政权抗衡。他一面“遣人东乞王师”，一面“遣人绐贼缓师”，“以待本朝大兵”。李自成在获悉吴三桂叛变占领山海关的消息后，一面以吴襄的名义写信规劝吴三桂；一面作好武力解决的准备，出兵平叛。四月十三日晨，李自成、刘宗敏亲率大军向山海关进发。随行的有明朝太子朱慈烺、永王、定王、晋王、秦王和吴襄。然而早就对中原虎视眈眈的满清已经行动了，多尔衮孤注一掷，八旗倾国之兵兵临山海关城下，迫使吴三桂只有接受平西王的称号，与满清合力对抗大顺军。吴三桂本人心理上一定经历了一番挣扎，后来随八旗军南下，舍弃辽东的根，也是他和部下不愿意的。但是，一来，形势所迫，二来，为君父报仇，复兴明朝的希望所在，他别无选择。

    有人说“吴三桂献山海关并引清兵入关最起码是沟结外鬼,使清的胃口变的奇大.并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一族统治”。

    但这些吴三桂当时怎么预料得到呢？而2个月后多尔衮早已入主北京，尚且对于自己的实力究竟能够控制到多大的地盘没有把握，下诏把清方准备接管的地方暂限于河北、河南、江淮，即长江以北，并示意“不忘明室”的南方汉族官绅可以“辅立贤藩”，“共保江左”。

    还有的说“吴三桂，这个人说他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是一点也不冤枉他，很多人还在为他献出山海关辩护，如果这个也能饶恕的话，石敬塘、张邦昌是不是都可以平反？他们也是事出无奈啊！”，“吴三桂如果不选择放清兵入关就等於选择死，因为大顺军破城是早晚的事。不过如果就因为他不这样做就得死於是他这么做就可以原谅的话，那么历史上绝大多数汉奸就都可以原谅了。”

    在山海关外的明朝军队撤入关内后，清廷乘机派郑亲王济尔哈朗等收取了关外地区，这年三月，清廷决定大举伐明。四月初，传来了大顺军攻克北京、明廷覆亡的消息。多尔衮决定趁大顺军立脚未稳，迅速出兵“顷日九王（指多尔衮）闻中国本坐空虚，数日之内，急聚兵马而行。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成败之判，在此一举。”四月初九日，清摄政睿亲王多尔衮“统领满洲、蒙古兵三之二及汉军恭顺等三王、续顺公兵，声炮起行”。动员兵力之多连清方人士也说“前后兴师，未有如今日之大举”。清廷这次出兵同崇祯年间三次入口大不一样，战略目的已由掠夺财物子女变为进取中原。因此，多尔衮接受范文程、洪承畴的建议，严格约束军纪，规定“有抗拒者必加诛戮，不屠人民，不焚庐舍，不掠财物，……军民秋毫无犯”。进军路线则采纳了洪承畴的意见，准备由蓟州、密云破边墙而入，避免顿兵山海关坚城之下。

    四月十五日，清军行至翁后，意外地遇上了吴三桂的使者副将杨珅、游击郭云龙，携带求援书信，内云：“三桂受国厚恩，悯斯民之罹难，拒守边门，欲兴师问罪，以慰人心。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王以盖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会，诚难再得之时也。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酧，不敢食言。”这封信的内容还是借兵，并非投降。多尔衮当即决定改变进军路线，直趋山海关。他在回信中说：“伯虽向守辽东，与我为敌，今亦勿因前故尚复怀疑。……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山河之永也。”多尔衮是要趁机迫吴三桂投降，并以王位相诱。到吴三桂得知李自成亲统大顺军主力迫近山海关，再次派郭云龙催促清军火速来援时，就请求多尔衮“速整虎旅，直入山海”。四月二十日，多尔衮接信知道形势紧迫，为了防止大顺军占领山海关，下令兼程前进。次日，清军以一天二百里的速度急行军于当晚到达距关城十里的地方驻营。这时，大顺军与吴三桂、高第部关、辽兵正在激战之中。在这种形势下，吴三桂自保尚且无力，多尔衮又兵临城下，吴三桂如果不献关，那么自己先覆灭于农民军，然后满清以优势兵力击败大顺军，和实际的进程结果是一样的。除非吴三桂投顺敌国大顺，而这种可能性在当时已经不存在了。这就是形势比人强的例子。

    从兵力看，大顺军击破吴三桂部是绰有余裕的，吴三桂部虽是边兵中的精锐，但大顺军士气更高。但加上多尔衮的倾国之兵，李自成败定。山海关之战就这样结束了，也由此决定了此后中原大地的形势走向。如果大顺不是在招降吴三桂的过程中犯下了一系列不可挽回的错误，吴三桂部降顺则满清未必能在争夺山海关的战争中获胜，即使大顺战败，也还能回头巩固北京的防线；吴三桂叛投清方，双方兵力对比和态势就颠倒过来，清、吴联军在数量上也占了优势。大顺政权在政治、军事上的失策，导致了山海关战役的失败和北京、畿辅、山东等地的易手。而吴三桂也在山海关战役结束后率领关辽军民剃发降清，由多尔衮封为平西王。

    吴三桂目标远大，他在无可选择下，上了满清的贼船。进京后，吴部继续和农民军作战，是为国杀贼，心理上没有罪恶感。客观看，由于满清入关后军事上一帆风顺，汉族官僚，军队，士大夫纷纷归顺，南明小朝廷又不争气，乱作一团，各地纷纷自立为王，本身也不具备继承崇祯帝的合法性。这一切使得吴三桂原先构想的“裂地以酧”，把满清势力逐回关外，无法实现。但吴三桂内心对多尔衮等人的背信忘义，趁人之危，一定是痛恨的，所以后来吴三桂拥兵自重，独霸云南，最终还造清廷的反。可以验证此人当时在山海关是迫于形势。即使他当时杀身成仁，也于事无补。是当时中国一系列的内斗，失政，让满清有机可趁，攻取了山海关。这绝非吴三桂一人的责任.

    那么吴三桂献出山海关,我们怎么评价呢?首先我们跳出这个圈子,不去评价吴三桂是否好与坏.我想说的是,吴三桂献出山海关,清兵入关,祖国实现统一,中国版图从此增加了东北三省,台湾岛,西藏,新疆以及库页岛等土地,有心人可以算一下,因为吴三桂献出山海关,我们中国增加了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我们是应该感谢还是怪罪吴三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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