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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whisper (蝉鸣的夏季·如花), 信区: History 标题: 爱泼斯坦的“文革”岁月发信站: 珞珈山水 (Thu Feb 4 10:57:49 2010), 站内　著名记者爱泼斯坦在《爱泼斯坦回忆录———见证中国》中描述了他在“文革”中的经历。　　1966年夏天，我带着孩子们去北戴河休假。妻子邱茉莉回英国探亲去了。她在给我的一封信里问我是不是知道学生“红卫兵”已经在北京上街了，她是从外国通讯社的电讯中看到这一消息的。她好像感到困惑，也有点紧张。我复信安慰她说，西方记者报道“红色中国”的任何事情总会加以渲染，中国的年轻人在继续革命的过程中即使开始时有点越轨，以后是会纠正的。　　我当时的主导思想是：“当历史的火车头急转弯时”，不要让自己从革命的列车上掉下来；也不要像毛泽东所说的像个小脚老太太走路，远远落在英勇前锋的后面。“与革命同步”是我从少年时代以来所作的选择。我决心不落后、不泄气、不要被淘汰。　　在这方面，美国友人寒春和阳早所写的一张大字报对我起了示范的作用。这张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是：　　呼吁有关领导接纳具有革命思想的在华外籍工作人员参加这场运动；对这些外籍人员不要像资产阶级专家那样对待，而要像阶级兄弟那样对待;对这些外籍人员的“子女应该同对中国孩子一样，提出严格的要求”;对这些外籍人员不应再给以“特殊待遇”…… 　　我是公开积极响应这张大字报的第一个“外国专家”，后来别人也纷纷响应。1966年9月8日毛泽东主席作了如下批示：　　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讨论一下，凡志愿的，一律同样做。如何请酌定。　　为了传达和执行这一批示，外交部长陈毅元帅把寒春、阳早和我们几个最早的支持者找去谈话。他强调参加运动必须是完全自愿的，不要施加压力。于是我们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类型的外国人（包括已入中国籍者）组织“毛泽东思想白求恩———延安造反团”。同所有“红卫兵”一样，我们穿着蓝色或灰色的棉布制服，带上红袖章，到处开会。　　很多“红卫兵”组织请我去参加他们的集会或在会上讲话，希望借此显示国际上是同情中国这场革命的。对于这样的邀请，绝大多数我都是接受的，在北京我至少作过20次演讲。在教育界，我出现过的地方有北京大学、钢铁学院、外贸学院、体育学院、部队后勤学院、无线电通讯学校等，还有一些中学。除学生“红卫兵”以外，还有外交部、第一机械工业部、中国人民银行、进出口公司及其他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的“造反派”组织。我还在北京的一些户外大规模集会上以及天津南开大学的一次全市大会上发表过讲话。　　对这类邀请我一般是有请必到，只有一次我拒绝了———有一群“红卫兵”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邀我同去。在游行和集会中，我是跟着大家高喊过反对他和邓小平的口号的，但我觉得不应该用群众行动的方式去揪他。因为对于“揪刘”我有这样的保留意见，来邀请我的“红卫兵”威胁说要揪斗我。在我的工作单位（中国外文出版局和《中国建设》杂志社）也有几个“红卫兵”组织，我（和邱茉莉）属于其中的一个。有时外单位的“红卫兵”组织通过我单位同一派的“红卫兵”组织来邀请我去开会或讲话，只有在这种时候我显示出了一点“派性”，此外我对所有“红卫兵”都是一视同仁的。　　不久，所有外国人都不许与“文化大革命”沾边，有少数人包括我和邱茉莉被捕。我的罪名有两条，一条是伙同他人，阴谋篡夺对外宣传的领导权，另一条是充当国际间谍。邱茉莉也被怀疑是国际间谍。但对我们始终没有正式的起诉，也没有正式的审讯。 -- ※ 来源:·珞珈山水 bbs.whu.edu.cn·[FROM: 211.99.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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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whisper (蝉鸣的夏季·如花), 信区: History
标  题: 爱泼斯坦的“文革”岁月
发信站: 珞珈山水 (Thu Feb  4 10:57:49 2010), 站内

  　著名记者爱泼斯坦在《爱泼斯坦回忆录———见证中国》中描述了他在“文革”中的经历。

　　1966年夏天，我带着孩子们去北戴河休假。妻子邱茉莉回英国探亲去了。她在给我的一封信里问我是不是知道学生“红卫兵”已经在北京上街了，她是从外国通讯社的电讯中看到这一消息的。她好像感到困惑，也有点紧张。我复信安慰她说，西方记者报道“红色中国”的任何事情总会加以渲染，中国的年轻人在继续革命的过程中即使开始时有点越轨，以后是会纠正的。

　　我当时的主导思想是：“当历史的火车头急转弯时”，不要让自己从革命的列车上掉下来；也不要像毛泽东所说的像个小脚老太太走路，远远落在英勇前锋的后面。“与革命同步”是我从少年时代以来所作的选择。我决心不落后、不泄气、不要被淘汰。

　　在这方面，美国友人寒春和阳早所写的一张大字报对我起了示范的作用。这张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是：

　　呼吁有关领导接纳具有革命思想的在华外籍工作人员参加这场运动；对这些外籍人员不要像资产阶级专家那样对待，而要像阶级兄弟那样对待;对这些外籍人员的“子女应该同对中国孩子一样，提出严格的要求”;对这些外籍人员不应再给以“特殊待遇”……

　　我是公开积极响应这张大字报的第一个“外国专家”，后来别人也纷纷响应。1966年9月8日毛泽东主席作了如下批示：

　　我同意这张大字报，外国革命专家及其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讨论一下，凡志愿的，一律同样做。如何请酌定。

　　为了传达和执行这一批示，外交部长陈毅元帅把寒春、阳早和我们几个最早的支持者找去谈话。他强调参加运动必须是完全自愿的，不要施加压力。于是我们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类型的外国人（包括已入中国籍者）组织“毛泽东思想白求恩———延安造反团”。同所有“红卫兵”一样，我们穿着蓝色或灰色的棉布制服，带上红袖章，到处开会。

　　很多“红卫兵”组织请我去参加他们的集会或在会上讲话，希望借此显示国际上是同情中国这场革命的。对于这样的邀请，绝大多数我都是接受的，在北京我至少作过20次演讲。在教育界，我出现过的地方有北京大学、钢铁学院、外贸学院、体育学院、部队后勤学院、无线电通讯学校等，还有一些中学。除学生“红卫兵”以外，还有外交部、第一机械工业部、中国人民银行、进出口公司及其他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的“造反派”组织。我还在北京的一些户外大规模集会上以及天津南开大学的一次全市大会上发表过讲话。

　　对这类邀请我一般是有请必到，只有一次我拒绝了———有一群“红卫兵”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邀我同去。在游行和集会中，我是跟着大家高喊过反对他和邓小平的口号的，但我觉得不应该用群众行动的方式去揪他。因为对于“揪刘”我有这样的保留意见，来邀请我的“红卫兵”威胁说要揪斗我。在我的工作单位（中国外文出版局和《中国建设》杂志社）也有几个“红卫兵”组织，我（和邱茉莉）属于其中的一个。有时外单位的“红卫兵”组织通过我单位同一派的“红卫兵”组织来邀请我去开会或讲话，只有在这种时候我显示出了一点“派性”，此外我对所有“红卫兵”都是一视同仁的。

　　不久，所有外国人都不许与“文化大革命”沾边，有少数人包括我和邱茉莉被捕。我的罪名有两条，一条是伙同他人，阴谋篡夺对外宣传的领导权，另一条是充当国际间谍。邱茉莉也被怀疑是国际间谍。但对我们始终没有正式的起诉，也没有正式的审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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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珞珈山水 bbs.whu.edu.cn·[FROM: 211.99.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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